給“有何臉面”的[映潔]也辦一個“學習班”
上午給臺灣[長撟]連長開了個“學習班”，下午發(fā)現(xiàn)[映潔]對這個問題也感興趣，從她的《看看這些，P左們有何臉面提“兩彈一星”！？》感到她有些認認還還比不上臺灣的[長撟]。大于學習毛主席的厚德載物精神，所以不辭辛苦，索性給她也辦一個“學習班”。兩個“學習班” 合而為一，以后簡稱[學習班]。
[映潔]說：相信任何人都清楚，“兩彈一星”，是無數(shù)科技人員和軍人、工人努力奮斗的結果，決不是什么偉大人物一聲號召就能造出來、搞出來、領導出來的。當然，左邊朋友也可能會說，沒有什么領導、沒有什么思想的指導，“兩彈一星”也不可能搞出來。但至少，直接參與并完成這一偉大成就的，是那些得益于歐美學識的科技人員，而不是“階級斗爭”飛滿天的國內政局。更值得深思的是，當年直接參與并完成“兩彈一星”的許多科技人員，在WG中的遭遇令人感傷。
大于比較欣賞[映潔]這段話中的“當然”與“至少”，因為它們比較客觀地表現(xiàn)出她矛盾糾結復雜心理——“當然”的成績無法否定，“至少”也要糟蹋一下，減少一點它的光輝。
問題是，現(xiàn)在具備“當然”這個條件的國家是越來越多了，“至少”伊朗不但領導人有這個思想，還有許多“得益于歐美學識的科技人員”，而且也沒有“階級斗爭”飛滿天的國內政局，民眾為了那個民族自尊還熱烈地支持國家的核計劃，可是是不能搞，不敢搞，因此也搞不成。不但搞不成“兩彈一星”，連開發(fā)核能”也持續(xù)地受到“國際社會”的強力干涉。
更值得深思的是，當年那些“得益于歐美學識的科技人員”，為什么會從“沒有階級斗爭”的西方回到“階級斗爭”飛滿天的中國大陸？而且在那樣艱難困苦的條件下，“至少”還搞出了“兩彈一星”。現(xiàn)在我們國家“得益于歐美學識的科技人員”已經是多如牛毛了，同時還有了基本上不提“階級斗爭”的國內政局，可是，這幾十年來為什么我們與“國際社會”的差距卻越來越大了呢？
在“學習班”上，如果[映潔]弄清了這幾個問題，也許就能夠理解大于說的“好在我們早搞了一點”，也不會對P左們提一提“兩彈一星”就那么歇斯底里了。[映潔]在帖子中說的重點問題是“文革”?！拔母铩笔且粋€非常復雜的歷史現(xiàn)象，其中有許多問題確實應該認真研究。不然糊里糊涂的無法向后人交代。可惜現(xiàn)在還不能放開討論，只能夠讓[映潔]們說什么就是什么。
不過，大于覺得那些直接參與并完成“兩彈一星”的經過文革的許多科技人員可能沒有[映潔]這么“感傷”。例如“兩彈一星”元勛王淦昌，據(jù)說，在“文化大革命”也被戴上了“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的帽子，隨核實驗隊一起被“放逐”到一個偏僻的地方，邊斗私批修邊進行實驗。而在他90歲壽辰的時，得意門生李政道博士從美國專程趕來為恩師祝壽。席間，李政道問恩師：“您一輩子最滿意的是什么？”王淦昌不假思索地回答說：“我這輩子最滿意的有兩件事，一個是我的妻子和兒女，另一個就是我的研究成果核聚變?！?BR>
有篇《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背后的十件大事》的文章，它的結尾是——
原子彈爆炸后，第一時間看到的能量是閃光，科學家把它叫做光輻射，有極強的亮度，但是它怎么能比得上從事我國原子彈事業(yè)的科技人員的內心精神世界的閃光呢？朋友們，請讓我們記住那個年代，因為我們的生活曾是那樣艱辛，那樣忍耐，那樣奉獻，那樣悲壯；那段難忘的人生歷程，讓我們實現(xiàn)了強國之夢。
“有何臉面”的[映潔]們怕提“兩彈一星”，怕的就是我國原子彈事業(yè)的科技人員從內心精神世界發(fā)出的這種“光輻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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