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思想過時了嗎？（四）
----------奉獻精神是毛澤東思想的核心價值觀
前幾年出差路過山西五臺山，友人提議去看一下閆錫山故居。閆錫山是民國時期山西著名的土皇帝，統治山西38年，家鄉就在五臺山下。因為這個緣故，大家相約到五臺山下的河邊村看了一下閆的故居。閆是山西的貴族，有錢有勢，家園也自然修得氣派，豪華。參觀出來后又有人提議說徐向前的故居也在附近，順邊看一看吧。于是大家又相約到了徐向前的故居。令人失望的是徐的故居完全不能和閆家相比，只有三間茅草房。現在人比較世俗，僅以建筑物的氣派程度來對比高下，于是就有人說看徐的故居后悔了。
不管怎么說，我還是從閆徐兩家故居的對比看出了問題。閆家修建的確氣派，但是閆家最終沒有守住他的家業，就在1949年中國人民解放軍打進太原府前夕，閆錫山放棄他當年風風光光修起來的豪宅大院跑到了臺灣，再好的家業同樣不是別人的？徐向前的家業不如閆家的雄厚，可是打下太原、趕跑閆錫山的還不是徐向前？從中受到一個啟示：原先只顧自已利益，打造豪宅大院，表面風光的人不見得能守住他的家業，防止被別人奪去。
無獨有偶。據報道，現在一些中國富人們，放棄在國內的事業與豪宅，紛紛出國，投奔異國他鄉，也如當年的閆錫山一樣，同樣不能守住自已表面風光的家業。至于他們到國外怎么樣，那另當別論。但是對于根在中國的他們來說至少是事業上的失敗。
有人可能會說，他們（當時）沒本事升官發財，得到象閆錫山那樣取得令人尊貴的權勢與地位，為自己撈取大量的財富，過上上等人的生活。從這一方面講，當年有些共產黨人的確不得勢，但是不見得所有共產黨人都不得勢，沒有條件取得象閆錫山那樣的地位。比如說，當年的毛澤東，在很早的時候，就已經是那個時代的風云人物了， 1924年時就已經做到了國民黨中央的代理宣傳部長。如果他也有同時代某些人那樣為個人權勢與家族利益奮斗的心思，也許他就不用著過后半生的艱辛生活了，也可以修起象閆錫山那樣的豪宅供后人參觀，而不是象現在韶山那樣的幾間舊瓦房。相應地，正因為他放棄了自已可能得到的眼前利益，以人民大眾的利益為重，選擇了奉獻中國革命的道路，并且獻出了自己的六位親人，因此，他才獲得了全體中國人民的擁護，帶領成千上萬的“徐向前們”，推翻了擁有豪宅與特權利益的“閆錫山們”，建立起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大家業，并且使獨立后的新中國重新站于世界民族之林，獲了世界人民的普遍尊重。從某種程度上講，他實現了最大的個人價值。
總結毛澤東時代，一個最大的特點就是奉獻精神。這種精神首先表現在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以身作則，起先鋒與模范帶頭作用。現在，社會上講黨史，一講到共產黨人的“模范帶頭作用”的黨性時，就有許多人嗤之以鼻，不相信社會上還真有這樣的人。事實上，當年的毛澤東就真是這樣。
比如說，1950年美帝國主義入侵朝鮮，戰火燒到國門上時，新中國就面臨著應戰美軍的艱難選擇。當時美國是世界上頭等軍事強國，裝備先進，實力雄厚，與美國開戰要面臨極大的政治與軍事風險。為了保衛國家，毛澤東舍小家為大家，毅然將他心愛的長子毛岸英送上抗美援朝戰場，為全國人民帶了一個好頭。因為有了毛主席送子參戰的奉獻壯舉，全國人民踏著毛岸英的足跡，毅然奔赴前線，浴血奮戰。據相關資料介紹，毛岸英犧牲后在前線戰士中引起了極大反響。大家普遍認為，連毛主席的兒子都不惜命，我們怎么又怕死呢?因此，在朝鮮戰場上，視死如歸是志愿軍中存在的一個普遍現象。后來，美軍在總結他們朝鮮戰場失敗的教訓時說，不怕中國軍隊現代化，就怕中國軍隊毛澤東思想化。就是這個道理。
我看過《五星紅旗迎風飄揚》電視劇，得到了一個啟發。一個領導要想管好部下，除了本身素質高，能力強以外，其中還有一個過硬的本領就是以身作則，領導帶頭。中國有句古話叫做，其身正不令則行，其身不正，雖令不行。我們搞企業的，搞管理的，有些人常常抱怨說部下難管，隊伍難帶。其實不是部下難帶，是由于他們（領導人）自身不具有奉獻精神，凡事均從個人利益考慮，做事讓別人先上，得利則自已先行，屢屢違反原則，毛病錯誤一大堆，常常遭到眾人反對，無法取信于人，失去了榜樣與帶頭作用，因此覺得隊伍難帶，工作難搞。而毛澤東同志平時自己則處處以身作則。又比如說，毛澤東自已將個人財產交給國家，設中央特別會計室管理自已的稿費，財產是公開的，收支是透明的，因為有了這個帶頭，當時的共產黨人哪一個敢不公開自家財產？因為有了這個帶頭，在那個時期開展反腐斗爭力度自然是最大的，也是最徹底的？相應地，那個時候，共產黨最清廉。
而現在，由于不少領導人自已忘記了奉獻精神這個宗旨，象民國時期的閆錫山那樣，凡事常常替自已考慮，帶頭貪污腐化，自己身上問題一大堆，自然就難以要求別人。就象官員財產公開這樣在國外最正常不過的事在國內都成為老大難問題，以致到現在腐敗問題積重成堆，危及到執政黨的執行力與凝聚力，并進而關系到它的生死存亡大問題了。因此說，丟失奉獻精神是中國GCD最大的失敗。
也有人說，你說的不對。現在我們也講國際主義，你看我們今天援助這個國家，明天給那個國家捐助校車，特別是我們中國人自已省吃簡用，勒緊褲帶替美國人打工，把我們的勞動成果奉獻給“美國人民”。就連我們自已的官員也帶頭落戶美國，以美國人的利益為重， “社會精英”爭相帶著自已的財富奔向美國，以實際行動支援美國建設，這不是“國際主義”與“奉獻精神”的體現嗎？誰說我們沒有奉獻精神。我們中國也有另一句古話，叫做“認賊作父”，也就是說當兒子的自已分不清好壞，常常將敵人作為自已的父親，雖然說你也孝敬了“山姆大爺”，把自己的外匯專門留給“大爺”享受，可是“山姆大爺”不領情，用你孝敬他的上等佳肴養足了精神后，最后還不是收拾了你。為什么呢？因為你和他不是一家人。是人家處心積慮想收拾掉的“人類垃圾”與“競爭對手”。就連美國總統奧巴馬已明確地指明了這一點。由此可見，講奉獻精神也不能隨便亂講，是有原則的，只能對自己的階級或利益集團或自家人講，而不能對敵對勢力講奉獻。
民國時期，蔣介石也對國內各派軍閥講“奉獻”，他常常派人帶著重金深入敵對勢力營壘，用利益打動對方利欲熏心者，誘引其背叛舊主，投奔新主，瓦解對方營壘，屢試皆爽。他就是用這種方式屢屢打敗試圖反對他的各派軍閥，保持了自已的獨裁統治。但是，他這種方法，對于毛澤東以及他領導的共產黨人就無效。原因在于共產黨人大部分是有信仰的人，他們帶著自已遠大的理想，不會為暫時的利益所屈服，所動搖，出生入死，戰斗下去，只到目標實現。
毛澤東就是這樣的共產黨人。由于信仰的堅定，帶來了崇高的奉獻精神，由奉獻精神帶來了自已先鋒模范帶頭與以身作則，率先垂范的堅決行動。由于他的堅決行動又帶動了越來越多的追隨者與他一道奮斗，革命隊伍就是這樣越來越大。正是他們通過這種帶頭，在當時的革命隊伍中形成了蓬勃向上的風氣，養成了普遍奉獻的精神與意識，打造了一支意志堅定與執行力強大的團隊，極大地增強了戰斗力，戰勝了敵人與困難，只到事業成功。
由此可見，堅定的信仰，奉獻精神，帶頭作用與示范效應是密切相關的。如上所述，這種奉獻只能發生在自己的隊伍與團隊中，其結果只能是增強團隊與組織的凝聚力與戰斗力。但是，正如某西方學者所說，在一個革命團隊中，不見得所有參加隊伍的人都是信仰堅定的人，某些人，特別是某些重要追隨者往往帶著嚴重的個人利益目的參加隊伍。加上中國是個傳統的官文化國家，升官發財往往是某些人的不良動機之一。等隊伍壯大到一定階段，革命取得一定的勝利，他本人的地位與權力達到一定程度，他們的這種欲望就可能復活。1976年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人相繼去世，信仰堅定的人沒有了，自然給那些當年投機者帶來可乘之機，將他們的思想、雜念乘機灌輸給他人，傳播符合大眾心理的利益驅動概念，并啟動了相應的改革航程，扭轉了社會、組織、政黨與國家的發展方式，用他們的理念改造了這個社會，于是出現了今天這樣組織渙散，一盤散沙的局面。
改革開放到今天已經三十多年了，改革的重要特征就是個人主義、私人利益至上，利益驅動、索取風氣盛行與享受意識濃厚。與這種風氣相適應的是集體意識日益淡化，協作與互助精神消失，人與人的關系日益利益化，并且隨著經濟的發展、兩極分化的嚴重而日益惡化。最明顯的特征就是組織日益渙散、索取意識強烈與物質享受濃厚，進取精神消失。
現在，人們都在談論道德敗壞的問題。如上所說，真正道德的敗壞還在于奉獻精神的丟失。這種丟失，不僅僅表現在一個政黨、一個組織、一個企業的領導人奉獻精神丟失，而且整個社會奉獻精神都為之丟失，連普通百姓都有了索取意識，用普通人的話講，就是“只要組織照顧，不要奉獻組織”。比如說，比如黃健網友寫了一篇《農民為什么不合作》的文章，其中說到豫東農民只關心自已的私人利益，弱化集體意識，認為公務管理只是村長個人的事務這樣的情況。說明普通群眾的奉獻意識已經嚴重弱化。這種弱化的結果正如黃健網文所說，農村社會漸成一盤散沙，基層組織不斷弱化，社會治理能力下降，抗災能力嚴重下降，結果導致自已的處境更加惡化。
這種情況當然不能怪農民自己，村干部不帶好頭，或者率先謀取個人利益，可能給農民做了更壞的榜樣。時下農村正在進行村委換屆選舉，一些候選人常常將他們上臺之后可以設法活動上級部門，為新農村建設帶來多少拔款，帶來多少好處作為條件對選民進行承諾。對于農村的關懷與財政傾斜，自然是體現了黨和國家對農民群眾的關懷，是黨和政府送溫暖的表現。如果一些人連這也瞄上了，將“等、靠、要”等作為一種光榮，一種智慧來炫耀，這實在一種悲哀，是索取意識的另一種體現。更有一些地方的群眾，將政府與組織拔款救濟視為當然，政府拔款就好，就是好政府，政府不拔款，不救濟就是壞政府，就是腐敗政府。政府的救助非但沒有增強凝聚力，反而增強了它的離心力。這是社會道德敗壞的一個方面，說明，不僅是樹枝，連樹根也爛掉了。
當前，中國社會有兩種悲哀，一種悲哀是中國普通百姓奴才意識濃烈，甘受資本家的剝削而維權意識淡薄，以致于中國農民工成為國際資本家剝削的對象，導致貧富兩極分化。另一方面，中國人的索取意識也十分強烈。比如前文所說中國豫東某些農村農民的意識與表現。因為有了這些索取意識，大家只關心自已的小家利益，不去關心集體組織的死活，只知伸手向他要錢，不管錢從哪來，只管組織救濟，不管納稅奉獻，并且改開以來中國人還養成了偷稅漏稅的壞習慣，那么我有必要問：政府救濟的錢從何來？現在，人們普遍痛恨腐敗與社會不公，強烈要求共同富裕。那么，如果共同富裕有一天真正成為一項制度與政策，會不會助長大家“等、靠、要”的索取風氣，而至于坐吃山空呢？
有人曾以“懶漢社會”來形容毛澤東時代，說是毛澤東的體制導致人們懶惰，不愿進取，影響社會進步。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看看中國眼前的社會現實就可以輕易地駁倒這些謊言：當年大寨是全國農業學習的典型，改開以后，農業不再學大寨，改學小崗村了。大寨失去了國家的政策支持。可是大寨紅旗不倒，在當年鐵姑娘郭鳳蓮的帶領下又重新站起來，成為當代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典型。南街村、華西村普遍都是毛澤東時代碩果僅存的集體經濟發展模式的典型，普遍走的是自力更生與合作化道路，均不靠國家救濟、政府拔款支持。而新時代全國農民學習的新典型小崗村則是“一夜跨過溫飽線，三十年未進致富門”的狀況。到現在完全依靠國家拔款救濟生存，成為中國農村發展的另一種模式。你說是毛澤東時代的集體農村是懶漢，還是現在改開時代的新典型小崗村是懶漢呢？致于說毛澤東時代自力更生的科技產業典型----中國航天工業在世界上一枝獨秀，與新時期廣東代工廠技術升級無望的對比，更能說明到底誰是懶漢。到底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呢？原因就在于當代的中國人已經失去了毛澤東時代的奉獻精神，只想坐享其成，不愿再做貢獻。
我一直在考慮一個問題。現代的年輕人為何總是說，毛澤東時代如何如何貧困落后，是個可怕的年代，現在的社會如何如何富裕。當然，我也采訪過不少上了年紀，從那個時代走過來的人，雖然他們普遍認為那個時代的確比現在落后，但是他們更愿意向人談論當年他們做了什么貢獻，有哪些成就。為什么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想法呢？今天我想明白了：今天的人只講物質享受，他們的著眼點就在于如何從社會上索取物質，如何過得比他人好，因此，從享受的觀點看，自然只想到現在就比那個時代富裕。毛澤東時代的人講奉獻，他們從貢獻的觀點看，自然要看到他們為這個社會做了些什么，因此有成就感與自豪感。過去的人不知享受是真的，因為他們不知享受，才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給后人創造了可供后人享受的物質基礎。而后人只知享受不知奉獻社會則是一種可怕的意識。因為這個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官僚與資本家都不會無緣無故提供給你可靠享受的物質基礎。你享受建立在你自已的辛勤勞動、父母的積累與前人遺產的基礎上。如果這些財產被你揮霍一空，你又不知勞動，不知奉獻，那么等待你的只有真正的貧窮，而不是其它。
現在的局勢已經很明郎了。官僚們已經掠取了改革開放的絕大部分成果，他們成了0.04%的那部分人之一，資本家也挖空了中國的發展資源，他們要移民了，丟下了的確需要我們必須經過長時間的艱苦奮斗才能恢復的生存環境。無論中國人三十年來做過多少做過發財與享受的夢，現在的確走到了吃空祖上，賠上資源，斷了子孫后代的希望，成為各種“奴”的地步。到現在，面對我們的是失業、物價、環境等各種災難，夢應當醒了。眼下，真正需要大家考慮的是：如何應對這些災難呢？
2008年汶川發生大地震，有一個中國政治名人面對災難說過一句讓所有中國人記憶猶新的話：多難興邦！是的，多難的確可以興邦。但是不知大家是否想過：如果離開奉獻精神的精神支撐，多難又如何可以興邦呢？在目前社會道德普遍敗壞的情況下，如何才能讓奉獻精神重回人間呢？
此情此景，許多人還在思考一個問題：毛澤東思想真的過時了嗎？
五，實踐是檢查真理的標準之一。（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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