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思想過時了嗎（一）
-------------大眾民主是毛澤東思想留給我們的政治財富。
題記：
“小康到大同”網友在烏有之鄉發表了一篇《理論創新的時候到了》理論創新的時候到了_烏有之鄉，文章小心翼翼地寫到：毛澤東思想也過時了嗎？你聽誰說的？你是右派或間諜吧？！大家看到這個題目肯定會有這些疑問的。這也毫不奇怪，對于廣大左派朋友來說，毛澤東思想在大家的心目中那是太陽，怎么容得下別人否定呢？ 這個愿望是好的，也說明了大家對理論的看重，但是在下（樓主自已）這里不得不說，真的，毛澤東思想早已過時了，不僅如此，鄧小平理論也馬上要成為過去式了！當然我（樓主）在這里所說的不是其原則，而是其內容。馬克思列寧毛澤東鄧小平的原則是不會過時的，否定這一點才是非左派。但要說他們的具體內容也不過時，不僅矛盾，而且違反他們建立的原則。
上文說明，“小康到大同”網友真的認為毛澤東思想過時了。我曾經和一位不知天高地厚的網友交談過，他也認為毛澤東思想過時了，需要重新創新一套理論，大有毛澤東當年“糞土當年萬戶候”的意思，其精神十分可嘉。但是，我要告訴各位的是，毛澤東思想沒有過時，有的則是你們觀察問題的簡單與幼稚。我不是將毛澤東作為心中紅太陽的人，也不盲目地崇拜他，而是從歷史發展的角度觀察，從現實生存的環境下思考，認為毛澤東思想確實沒有過時，而且還認為當代中國如果沒有毛澤東思想作指導，將要走向崩潰，這不是危言聳聽，是擺在人人面前的現實問題。
為了說明毛澤東思想為什么沒有過時，我寫下了下面這篇文章。
一、大眾民主是毛澤東思想留給我們的政治財富。
大家先來看一段消息：據劉金華網友《廣東民眾走上街頭預示一種新的開始》一文透露：[省內時政] ：廣東海陸豐烏坎，上萬村民走上街頭，和平理性地表達訴求。據介紹：烏坎村有13000余名常住居民，此番游行大約有四千余人參加。游行從上午八點三十分開始，游行隊伍從烏坎村一直行進到陸豐市政府，持續大約三小時。陸豐市代市長邱晉雄在現場接見了游行群眾，并對游行群眾表示將按照其要求對有關問題進行徹底調查。十一點五十分許，游行隊伍散去。整個過程理性平和，未發生任何沖突。
文中透露：這次活動走了申請流程、組織有序、不見絲毫騷亂。 游行隊伍在活動過程中打出了“反對獨裁！”、“懲治腐敗！”、“還我人權！”等標語口號。
此情此景，如果不是游行隊伍所打的橫幅標語不同，所呼出的口號內容不同，熟悉歷史的人還真認為又回到了40年前的文革。此時的烏坎村民游行請愿與40年前的人民群眾參加文革相比，同樣都是反對官僚集團，同樣都運用群眾游行（示威）的手段，同樣都表達了自已的政治訴求，只是因為訴求的內容不同，后者就被陸豐市政府允許，前者則被當今ZF認為非法，以致遭到全盤否定，被打翻在地。前不久，胡德平還召集了兩個座談會，兩次呼吁要黨中央堅守1981年通過全盤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底線，否定文革中人民群眾曾經取得的罷工、游行、示威等權利。
就在前不久，廣東中山市還發生了一起因村民選舉引暴的席卷全村、火燒開發商廠房的嚴重群體騷亂事件。事情起因在于：在村民選舉中，一宗反映前任村長低價變賣土地危及村民利益，并進而暴露出的貪污案件激起村民憤怒，進而引爆一場嚴重的群體性事件。這場事件引起了廣東警方的高壓“維穩”，三千多名警員與村民對峙，現場磚頭橫飛，景像慘烈。當地ZF非但不追究貪腐村長的責任，反而追究騷亂村民的責任。還在前不久，為了開好大運會，廣東深圳還將五萬名農民工作為高危人群進行嚴密防范。在這些事件中，人民群眾絲毫沒有上訴權利，更沒有“和平理性”地“表達自已人權”的機會。那個時期，警察面對游行請愿者不是“開路護航”，而是“全副武裝”，市長也不會親自“接見”請愿者，更不會做出“徹底調查”的承諾。
由此可見，即使在普世價值觀最深入人心，“民主自由”觀念最強烈的廣東地區，那些西方社會普遍存在的公民“罷工、游行、示威、結社”等基本權利是不存在的。而這些權利在新中國的歷史上，只有文革時期，普通的人民群眾才擁有，并且在1975年被寫進了憲法。這是毛澤東同志領導中國人民經過長期奮斗，突破長達幾千年封建專制統治，民（人）權勝官權的一大勝利。而現在“烏坎村村民”還在苦苦追求“人權”，以致“還我”。那么人們必然會問，象“罷工、游行、示威、結社”這些西方社會公民最基本的“人權”，中國人是從什么時候開始丟失的？為什么1975年獲得了“合法”地位，而1982年以后又被認為是非法的，到現在還要成為 “還我人權”的政治訴求？作為思想最開放的廣東，標榜“普世價值”的“模范”地區，為什么不能象西方社會那樣“理性”對待“上訴者”，非要開動警察伺候？作為當地的行政長官為什么象陸豐市的市長一樣早些主動出來接見民眾，并對民眾做出某些承諾。如果認為這樣做有違“維穩”體制之嫌，那么為什么同樣處于“維穩”體制之下的重慶，市委書記都能出來接待罷工的出租車司機，并與他們平等談判，解決問題，而廣東地區非要鬧到警民對立，磚頭橫飛的地步才能收場？到底是誰剝奪了中國人的人權，誰又在對人民群眾進行“獨裁”？
可憐的中國普通群眾已經普遍被西方資產階級教育洗腦，他們著迷似的迷上了西方的“憲政民主”，普遍對中國的“獨裁”統治不滿。以致被有些人認為是“憨老百姓”。他們不知道，在上世紀60年代，毛澤東曾給予過他們最大的“四大”民主權利，還被他們認為是“獨裁”，他們非但不珍惜這些權利，反而將爭取這些權利的“文革”群眾運動認為是毛澤東最大的錯誤。而取銷他們“四大權利”的人又被認為是領導他們“反對獨裁”，“爭取人權”的民主領導者。因為精英們這些似是而非的忽悠，造成普通中國人現在思想極度混亂，遲遲不能為爭取“罷工、游行、集會、示威”等這些最基本的人權而斗爭。以致到現在還要進行“還我”游行，為實際上恢復文革時期毛澤東曾經領導他們取得的那些基本權利而斗爭。
對于烏坎這次“和平”游行示威，有關方面得意洋洋地聲稱：“一旦有組織，要輕而易舉維穩就不那么容易了！”。很顯然，這是廣東某些主張政治體制改革的政治勢力利用群眾上訪維護自已合法權利的心理鼓搗他們上街游行、突破游行示威這個政治禁區的一個試驗。盡管說他們的心理與純樸的烏坎村民想法不同，做著同床異夢，但是這畢竟是一次“游行示威”政治禁區的突破。我贊同劉金華網友的說法，“現在突破了，不管是誰突破的，都是好事情。中國人民的自由民主，中國國家的法制建設，都進了一步”。
我們左派網友，一直主張走大眾民主的政治路線。而真正要實行大眾民主，恢復人民群眾的“罷工、集會、游行、結社”等1975年憲法曾經賦予給人民群眾的民主權利是前提條件。現在這些權利隨著廣東發生的這些事件而得到某種程度的恢復，說明為“文革”正名的日子也不會太遠。
可能是受到今年春上阿拉伯地區民主革命的影響與啟示，不久前還在極力鎮壓普通民眾反抗的廣東資本家，突然轉變了觀念，轉換了斗爭策略。同樣是對待村民選舉事件，前不久中山市發生的事件，便是三千警察伺候，而隨后陸豐市發生的烏坎村游行事件，便是“保駕護航”，大概他們也認識到了一個真理：民心可用。也許他們也從當年毛澤東領導中國人民鬧革命的斗爭經歷中得到啟示，與左派爭取群眾。普通民眾切身利益的維護與他們不可告人的政治企圖相結合，群眾的切身利益上訴要求與他們的“人權訴求”相結合，資本家的華麗轉身與街頭運動的合法化，說明他們的斗爭藝術已經有了相等程度的提高。這些可能都與中共十八大后的政治布局，顏色革命的長期化有密切的關系。
對于他們這些策略的變化，作為中國的左派應當給予相當的重視。并密切關注廣東的變化，運用毛澤東當年階級矛盾的分析方法分析廣東的變化，將普通民眾的經濟利益訴求與廣東資產階級的“憲政民主”政治訴求區分開來，將街頭革命的合法化看作是恢復普通民眾“四大民主權利”的良好開端，深入普通民眾當中，廣泛發動群眾，開展維護自已合法權利的斗爭，使我們一再主張的大眾民主扎實有效地開展起來。而不能一概斥以所謂的“左派帶路黨”，“右派帶路黨”。這樣只會喪失廣大群眾，從而給予右派可乘之機，完成他們街頭革命的政治策略轉變與政治布局。
事實上，我們研究毛澤東思想，發現毛澤東思想理論體系中，既有“為人民服務”的執政理念，也有“造反有理”的“大眾民主”的倡導。其實，這兩種理念是相符相承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說給中國共產黨這個政黨聽的，是教導他們時時不要忘記為人民服務的宗旨，不能脫離人民群眾，把人民的利益放在心中，全面提高執政能力。而事實上，薄熙來在重慶搞的唱紅打黑，五個重慶建設，走“共同富裕”道路，便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理念的恢復，其結果便是全面提高政黨的執政能力，增強凝聚力。而“造反有理”的理念是說給老百姓聽的，是增強人民群眾的主人公意識，叫他們運用自已合法擁有的“四大權利”監督政府，參政議政，使其不能偏離“為人民服務”的執政軌道，全面維護自己利益，同時也維護國家整體利益。而要有效使用這個權利，監督好政府執政，全體國民必須不斷加強學習，更新觀念，提高政治思想覺悟，站在國家與人民的整體利益方面考慮問題。因此，在社會上移風易俗，進行文化革命又是強化群眾監督的重要前提條件。不然的話，群眾整體的政治思想覺悟不高，就象不少村民選舉那樣，僅僅幾十元，幾百元的好處費就能把自己的權利賣掉，那么毛澤東思想中的“造反有理”這個武器又容易被一些別有用心的人所用，成為他們謀取個人利益，打擊政治對手的工具。就象廣東現在一部分政治勢力現在所做的那樣。
有人說，現在中國搞街頭革命，會被中外一些反動分子所利用，變成分裂中國的一種危險選擇。的確有這可能。對于中國搞不搞街頭革命，選擇權不在左派手里，同時也不一定在右派手里。而在普通民眾手里。中國這么大，天天都會發生群體性事件，時時都有街頭革命的可能。而一旦某些掌握政權的資產階級分子悟出道理，與時時發生的群體性事件結合起來，很容易釀成大規模的街頭革命。現在廣東已經出現這樣的苗頭。如果左派不加以注重，天天高喊防止“左派帶路黨”、“右派帶路黨”，呼吁“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都沒用。因為他們遠離了斗爭的一線，也不能領導民眾為爭取自已利益，同時也為爭取民族利益而斗爭，這樣只會失去斗爭領導權，使運動向相反的方向發展。這又不是毛澤東同志生前希望看到的。
在廣東地區，對待民眾上訪問題從“高壓維穩”到“警車開道”，的確說明右派進行顏色革命的斗爭策略發生了重大轉變。也許他們真的從毛澤東當年搞民眾斗爭的實踐中得出了“民心可用”的經驗教訓，這將意味著他們將拋棄“辛亥革命式”的“精英斗爭”模式，轉向“毛澤東式”的“大眾民主”斗爭方式。從反面說明，毛澤東思想并沒有象一些無腦網友所預料的那樣過時，而其所運用過的某些策略正被不同的人所運用，以便達到不同的目的。致于顏色革命最終的結果，不會是資產階級的長期執政，而可能象美國所發生的占領華爾街那樣的事件一樣，成為新時期人民大眾民主革命的新階段。資產階級的好景不會長久。
二、集體主義是毛澤東思想的重要特征（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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