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上世紀90年代，我寫過‘團職軍轉干部的遭遇’，苦于沒有地方發表。今借網絡，摘要刊登此文，供大家分享。從我身上，可以以點帶面，看改革派是如何對待軍隊轉業干部的？共同的遭遇能不走到一起嗎？
正文意思摘要
在組織和部隊安排下，于1984年批準轉業，被安排于地方干部沒有人愿去的浙江永康儀表廠任什么副書記。儀表廠當時屬四機部的一個小廠。大家清楚，改革開放電子行業首當其沖，1982年開始走下坡路，1984年已面臨奔潰。
我1984年4月1日到達永康，2日報到，3日上班，夠軍人了吧！一到廠招待我的是，給我一家五口二間空房間，無床.無桌、無.....全空。不得已我一家分睡在水泥地上，是四月天啊！吃飯在街，開水到親戚家討，害我全家感冒一個來月。因當時我的行李等用品都未到。有一天，經委副主任田萬聯到廠發現也覺得對不住。
沒有多長時間，廠更不行了。工資開不出，得向上乞討，有門路的紛紛調出廠。在如此情況，把我推上書記位置。大概1989年三廠合并，領導干部過剩，我被內退，每月107元根本沒有人知道我曾是當兵27年的團職軍官。職工們認為我在廠快不行的時刻調入，最多是連級干部，否則不會被安排到不行的小廠。這樣生活了近十年。
1999年辦了退休，以41年工齡領取職工退休金每月535.36元。我當時問，改革是為了把我們生活降下來嗎？
改革恢復了‘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兒會打洞’的封建世襲觀念，產生了官倒橫行。我被貶安置，又分到無人愿去的小企業。地位從轉業那天起就一落萬丈。在北京時，我一家是寶，是北京五好家庭標兵，又是全國五好家庭，出席在人民大會堂召開的全國五好家庭代表會議，光榮無限。一到地方就被踩在腳下。機關在解決后顧之憂時，子女都安排在好崗位好工作。而我呢？大兒和保送上大學的二兒失業下崗下海，以高分考上大學的三兒，由于‘6、4’風潮，政府以小人之心報復大學生，大學生地位一落千丈而放棄學業，開貨車謀生，買車的錢未還，就失蹤[1992年】。讓我嘗夠了人生二大悲劇之一的失子之痛，一夜間頭發白了，人老了至少10年。
以上是我當兵27年，到地方后悲慘遭遇的簡要。
后話：我的悲慘遭遇發生在共產黨執政的國度里，十分不解。因此，我要吶喊申訴，而被列為重點人上報掛號。飽受了監聽、監視、搜身、傳訊、押解等等待遇。請廣大戰友和社會人士評評，這是當兵衛國27年應有下場嗎？
浙江永康50年黨齡團職企業軍轉干部陳巖良。
陳巖良的遭遇是一個代表，已經成為一個群體，輕重有別，但都是利益被剝奪者，這部分人有93萬，政府也承認為企業軍轉干部。
企業軍轉干部為了國家的法律，中央的政策，中央領導人的承諾上訪、上訴了18年也無結果，有關部門搞了一個解困框架，充分說明企業軍轉干部就是生活在貧困之中。
改革革了不少人的命，工人下崗是革了命。企業軍轉干部也是罷了官，免了職，也是被革了命。這些人在人民軍隊，在無產階級專政柱石中的骨干分子，軍隊有今天是靠這些人來傳承的，他們是軍隊的有功人員，他們是國家的有功人員，他們是純牌的共產黨員，他們的的遭遇是悲慘的，和他們的勞動和付出 是不相稱的。
實行工資待遇雙軌制，是工人下崗的繼續，是對在崗的職工和干部又一次革命，把這些人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降到了和農民差不多，淪為社會最底層，和諧何談？怎么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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