摸著誰的石頭過河

鄧小平同志對中國的社會主義改革的發展問題上，留給了我們一個精辟的總結---摸著石頭過河。而三十年來的改革開放，從不同的層面證明了鄧小平同志這句話的正確以及準確，乃至達到了精確的程度。

不過鄧小平同志似乎忘了提醒我們，到底應該摸著誰的石頭過河了，是摸著自己腳下的石頭一步一個腳印的走過去，還是看別人摸過的石頭自己過去隨便摸一下跟過去，又或者干脆摸都不摸就這么興匆匆的直接沿著別人摸過的路追上去。

依照鄧小平同志穩健務實的風格,想來應該是第一種加上第二種，也就是說在摸著石頭一點一點的過河的同時，也要摸一摸別人摸過的石頭，以便加快過河的速度。不過這并不表示說摸了別人的石頭就可以跑，河要一點一點的過，就像飯要一口一口的吃一樣，沒有一口吃出來的胖子。同樣過河也要穩，一點一點的過雖然慢，但是卻不會因為意外掉到河里嗆水。別人摸著石頭走過去了，可那并不代表人家會告訴你什么地方可以下腳，什么地方不可以立足，更何況我們過河的路和人家的并不相同。河水每時每刻都在變化，深淺快慢一時三變不遂人意。

看看我們現在的媒體，一天到晚的GDP、CPI，就好像有一天不把幾個詞掛在嘴邊就會生病就會死一樣。想想改革開放之初，這些新詞我們幾乎聽都沒有聽過，可改革開放依然順暢的進行，最初的十幾年間政治、經濟、文化、生活哪一樣不是日新月異的變化著。再看看現在GDP、CPI多了，可變化反而不如以前明顯了，這里雖然也有總量增加的原因，可更多的拿來主義卻破壞了我們的自主創新。不是說拿來主義不好，而是我們現在更多的人只喜歡拿來主義，不喜歡把拿來的東西真正的變成適合自己的創新。我們并不反對在沒有經驗的時候把別人成功的經驗拿來借用一下，可別人的畢竟是別人的，人家成功說明適合人家，可那并不代表就完全適合我們，只有拿來了用一用改一改才能在最短的時間內獲得最好的最適合我們經驗。就像GDP、CPI一樣，這是人家用來過河的工具，我們誠然可以拿來用一下濟急，不過那畢竟是人家的東西，是按照人家的情況做的工具，和我們的具體情況還是有一定的差距的，我們如果一味的拿著不改變，早晚有一天會遇到意外狀況的。如果我們想要更快更穩的過河，就要把人家的GDP、CPI改變成適合我們實際情況的GDP、CPI，而不是抱著人家的工具死不撒手沉到河底。說白了，即使找到了適合我們自己國情的定海神針，使用的時候也要謹慎小心，要知道“如意金箍棒”重一萬三千五百斤，雖然可以變化由心，可如果不小心使用也是會砸到自己的。

以這次金融風暴為例，我們拿來最多的金融行業受到的影響也最大，反而是一些最基礎的傳統行業受到的影響最小，甚至是沒什么影響。為什么？這不能簡單的解釋為風險大小的不同，更多的應該是適應性和基礎大小的差異。傳統行業就像一棵種在土壤里的榕樹，盤根錯節不斷生發出新的枝干甚至是新樹，只要土壤和樹根存在就永不枯萎；金融行業則好似懸崖邊上的吊蘭，開花的時候看著龐大絢爛，可不知道什么時候就會因為狂風的吹蕩或者懸崖的崩塌而連根拔起，摘到花的或許可以全身而退，可更多的吊蘭只能葬身谷底做花肥。

向我們這種人口多，重工業基礎薄弱的國家，一味的強調發展工業本來就先天不足，這點我們可以看看毛主席在《論十大關系》中的論述。——一 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的關系 
　　重工業是我國建設的重點。必須優先發展生產資料的生產，這是已經定了的。但是決不可以因此忽視生活資料尤其是糧食的生產。如果沒有足夠的糧食和其它生活必需品，首先就不能養活工人，還談什么發展重工業？所以，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的關系，必須處理好。 
　　在處理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的關系上，我們沒有犯原則性的錯誤。我們比蘇聯和一些東歐國家作得好些。像蘇聯的糧食產量長期達不到革命前最高水平的問題，像一些東歐國家由于輕重工業發展太不平衡而產生的嚴重問題，我們這里是不存在的。他們片面地注重重工業，忽視農業和輕工業，因而市場上的貨物不夠，貨幣不穩定。我們對于農業、輕工業是比較注重的。我們一直抓了農業，發展了農業，相當地保證了發展工業所需要的糧食和原料。我們的民生日用商品比較豐富，物價和貨幣是穩定的。 
　　我們現在的問題，就是還要適當地調整重工業和農業、輕工業的投資比例，更多地發展農業、輕工業。這樣，重工業是不是不為主了？它還是為主，還是投資的重點。但是，農業、輕工業投資的比例要加重一點。 
　　加重的結果怎么樣？加重的結果，一可以更好地供給人民生活的需要，二可以更快地增加資金的積累，因而可以更多更好地發展重工業。重工業也可以積累，但是，在我們現有的經濟條件下，輕工業、農業積累得更多更快些。 
　　這里就發生一個問題，你對發展重工業究竟是真想還是假想，想得厲害一點，還是差一點？你如果是假想，或者想得差一點，那就打擊農業、輕工業，對它們少投點資。你如果是真想，或者想得厲害，那你就要注重農業、輕工業，使糧食和輕工業原料更多些，積累更多些，投到重工業方面的資金將來也會更多些。 
　　我們現在發展重工業可以有兩種辦法，一種是少發展一些農業、輕工業，一種是多發展一些農業、輕工業。從長遠觀點來看，前一種辦法會使重工業發展得少些和慢些，至少基礎不那么穩固，幾十年后算總賬是劃不來的。后一種辦法會使重工業發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會使它發展的基礎更加穩固。（在這里我把毛主席的《論十大關系》貼出來，就是希望大家可以重新看看，同時也是因為這篇文章太過經典，本人實在不知道應該怎樣進行總結。）　　

看完這段文章我不得不說毛主席的預見性實在是太強了，用現在的話來說已經達到強悍的地步了。就像這一句——我們一直抓了農業，發展了農業，相當地保證了發展工業所需要的糧食和原料。這和現在的實際情況何其相似，現在越來越多的農產品被應用于工業生產，具體的例子像乙醇汽油這類的東西不勝枚舉。　　

同樣毛主席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有過這樣的結論：因為工業品特貴，農產品特賤，農民極為貧困，受商人剝削厲害，不得不提倡節儉，借以自衛。在改革開放之初的黃金十年里并不存在這類問題，因為當時的農產品價格雖然不高，但工業品的價格也不高，相比之下現在的農產品和工業品的價差就比較大了。這里我們需要明確一個工業品的范圍，按照毛主席寫《考察報告》的年代，當時所指的工業品應該是日常必需品，而不包括奢侈品；而現在的工業品則應該是普通人都能買得起的非奢侈品。

既然前邊舉了兩個摸自己石頭的例子，那么下面我在舉個摸別人石頭的例子。我想恩格爾系數大家都比較熟悉吧，我找了一下具體的解釋：恩格爾系數(Engel's Coefficient)是食品支出總額占個人消費支出總額的比重。　　

19世紀德國統計學家恩格爾根據統計資料，對消費結構的變化得出一個規律：一個家庭收入越少，家庭收入中（或總支出中）用來購買食物的支出所占的比例就越大，隨著家庭收入的增加，家庭收入中（或總支出中）用來購買食物的支出比例則會下降。推而廣之，一個國家越窮，每個國民的平均收入中（或平均支出中）用于購買食物的支出所占比例就越大，隨著國家的富裕，這個比例呈下降趨勢。　　

簡單地說，一個家庭的恩格爾系數越小，就說明這個家庭經濟越富裕。反之，如果這個家庭的恩格爾系數越大，就說明這個家庭的經濟越困難。　　

國際上常常用恩格爾系數來衡量一個國家和地區人民生活水平的狀況。根據聯合國糧農組織提出的標準，恩格爾系數在59%以上為貧困，50-59%為溫飽，40-50%為小康，30-40%為富裕，低于30%為最富裕。在我國運用這一標準進行國際和城鄉對比時，要考慮到那些不可比因素，如消費品價格比價不同、居民生活習慣的差異、以及由社會經濟制度不同所產生的特殊因素。對于這些橫截面比較中的不可比問題，在分析和比較時應做相應的剔除。另外，在觀察歷史情況的變化時要注意，恩格爾系數反映的是一種長期的趨勢，而不是逐年下降的絕對傾向。它是在熨平短期的波動中求得長期的趨勢。（摘自百度百科）　　

這應該說是一個典型的看外國人摸石頭的例子，在具體應用上雖然我們已經慎之又慎，但我們似乎忽略了一個重要的問題，即人口收入結構。像中國和印度這類的國家，人口中至少有近一半的人是以農業收入為收入來源的，而在西方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中，農業人口則只占總人口的一成左右。這就產生了一個最直接的不同結果，一成人口生產的糧食賣給其余的九成人，和一半人口生產的糧食賣給另一半人，雙方農業人口的收入差異根本就不成比例。而我們現在農業人口的低收入不能說和這些什么亂七八糟的系數、指數沒有關系，而這些系數、指數抑制糧價上不去的同時，化肥農藥等工業品的價格卻不斷的上漲，用量也在逐年加大，這就是的農民的實際收入進一步減少。而這和我們希望共同富裕的目標恰恰是背道而馳的，退一步來說，即使放棄共同富裕這種比較虛無飄渺的目標，僅以社會的穩定繁榮為目標，像我們和印度這類的國家，也應該在計算那些亂七八糟的系數、指數的時候把另一半的農業人口計算進去吧。并不是說以前沒有計算，而是計算的方法不完整，因為農業人口和非農人口的食品來源和收入來源都不同。

下面說一個水淺的地方，我可以看到并且預見到的石頭——農業股份制，首先來解釋一下什么是農業股份制，即以土地為固定股或原始股，農業投入為流通股，農業收入為公司收益的一種農業股份公司，好處是可以統一管理，統一分配，有效利用農村勞動力，公司的進貨渠道進貨價格有保證（指農藥化肥等農資）可以降低農業成本，農民種地得工資，公司收入得分紅。

如果說指數、系數是水里的石頭的話，那股份制就是河對岸伸過來的一條繩子，怎么用能不能用好就在我們自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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