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開南街村

河南臨潁縣南街村豎起了一面堅持毛澤東思想的大旗。無論全社會如何“解放思想”，南街人都繼續堅持學習毛澤東思想不改變，繼續堅持走毛澤東所指出的共同富裕的集體化道路不改變。　　

多年來，隨著南街村集體經濟的不斷發展壯大，許多黨和國家領導人頻頻光顧，那里逐漸變成了“紅色旅游”的圣地之一。　　

十月金秋，南街一游，至今已快一個月了；然情景依舊，歷歷在目。　　

事先，為自己安排了四天行程，因健康原因，第四天的計劃沒能完全實現。我沒能看到南街村的：方便面生產線、巧克力生產線、啤酒生產線、……等等，也沒能數清南街村現在到底有多少家企業。　　

南街村的基本情況，蔡金安不久前曾兩次發文（圖文并茂），進行了很好的介紹，這里不再贅述。另外，在解放軍文藝出版社出版的“一個澳門記者眼中的南街村”一書中，對南街人及南街村的發展、變化、意識形態、理想、目標、…..等，進行過更為詳盡的介紹，差不多解答了人們能夠提出的任何問題。　　

南街人數十年來，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不改變；堅持以毛澤東思想教育、培養人不動搖；因為他們有一個由真正的共產黨員所組成的“班子”，“班長”就是王宏斌。王宏斌所帶領的南街村的領導班子，是以實現共產主義的理想為自己的最終追求目標的；這是南街村區別于其它許多在單干大潮中，堅持集體道路不解散的生產隊的獨特標志。　　

實際上，在大約30年前，如果隨著我國農村集體經濟的繼續發展，當“分工”達到一定的程度的時候，就全國的大多數生產隊來說，倒退為個體農民的“單干”，幾乎就成為了不可能。這里所說“分工”，即隨社隊企業的產生而產生的不同“內容”，如：農業機械化作業隊伍內部的管理員、機修工、拖拉機手、電工、輔助人員（農工、菜農）、電影放映人員、廣播人員等不同分工，學校（幼兒園）里的校長（園長）、教員、管理人員、勤雜工等不同分工，衛生所的所長、大夫、護士、會計、出納等的分工，其它各企業內部的更為復雜的分工，……等等。　　

可惜的是，30年前，在我國的大多數農村，正是“分工”的萌芽剛剛開始發生，還沒有發展、壯大的時期，一場“寒潮”凍死了尚弱不禁風的嫩芽。否則，在全中國的大多數農村，都會發生像南街村一樣的“農村城市化”的變化。　　

現在，在全國各地的農村，堅持集體道路不改變的生產隊，尚存幾十個（也許多達數百個）。這些生產隊的經濟都在持續、快速地增長，村民安居樂業，且始終是周邊農村學習的榜樣。　　

但是，在許多被強制單干的生產隊（現在叫村）里，兩極分化嚴重，出現了新一代的“地主”，新產生的“貧下中農”不得不再次煎熬在“水深火熱”之中。（幾年前，我在“插隊四十年所見農村之變遷”一文中，講述過當年下過鄉的地方在單干前后發生的“變化”。）　　

南街村，在正確路線的指引下，生產關系促進了生產力的持續發展；而在中國的大多數農村，“單干”后的生產關系，卻制約著生產力的發展。這就是中國現在的基本國情，是在兩條不同路線指引下所產生的必然結果。　　

南街村的發展，并非一帆風順。也曾誤入單干的歧途，但他們迷途知返，在“班長”的帶領下，很快撥正了航向。　　

南街村沒有大城市的繁華商業。在供給制占大部分的南街村，人們沒有太多的購買需求，那里的商店，幾乎很難滿足旅游者的購物欲望。外來人若想購物，要去北面挨著的縣城。　　

南街村的干部沒有每四（或五）年一輪的“任期制”。那里的共產黨員，要為共產主義奮斗終生，只要健康允許，會永遠干下去。在那里，勞動是人生的第一需求（否則，可以選擇離開；這一點上，是絕對自由的）。南街人認為“任期制”會導致領導班子沒有長遠打算（或長遠規劃），不利發展。　　

南街村正在發展，發展中存在的問題也應該是正在解決中的。南街村產品已經創立了自己特有的品牌，但是，在北京還沒能見到“南街村”商標的產品。離開南街村后，我仍然帶著一系列問題：　　

南街村的方便面廠到底有幾條生產線？有多少條已經投產？北京人何時能吃到南街品牌的方便面？（他們的方便面既便宜，又沒有添加劑：3元每　250克　）　　

南街村是否生產沒有“代可可脂”的巧克力呢？因為在那里沒能見到純正的巧克力。希望有一天，南街巧克力能在北京打出自己的品牌。　　

南街村的酒廠有多大規模？生產能力如何？何時能具備“燕京啤酒”的規模，讓北京人嘗到它獨特的風味？　　

……。　　

總之，四天之行，問題多多，無法一一弄清。而一直縈繞在腦海中的問題是：如何使全中國的農民都能像南街人一樣過上“衣食無憂”、“以勞動為人生第一需求”的日子呢？　　

雖然已經離開了南街村，但來自五湖四海，相聚南街的許多朋友令我至今難忘。其中，有些是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堅定的共產黨員、大學教授；有些是可以舍棄金錢利益，為國家與民族的未來無私奉獻的非黨志愿者；還有一些是大學畢業的、有理想、有抱負的年輕“鄉干部”。他們中的許多人，并非共產黨員，但愿意為共產主義的理想而奮斗。這使我不由得想起了偉大的共產主義戰士宋慶齡。　　

宋慶齡是孫中　山的　夫人，與舊社會的蔣、宋、孔、陳四大家族有著密不可分的特殊關系。但是，她追隨孫中山，為了祖國和人民的利益，拋棄了個人和家族的一切私利。從孫中山提出“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時候起，她就逐步地轉變為一名無私的共產主義者。孫中山去世后，蔣介石背叛了革命，但宋慶齡卻毅然投身于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革命中，默默地奉獻了自己的一生。她在毛澤東時代，一直不是共產黨員；但是她有堅定的共產主義信念，她對中國革命所做出的巨大貢獻，是不可磨滅的；她永遠是我們應該學習的榜樣！（這也是為什么在新中國成立的時候，宋慶齡當選為國家副主席；在開國大典的前夕，毛澤東會親自到車站去迎接她的重要原因。）　　

與宋慶齡的偉大相比，那些暗藏在共產黨內的叛徒、內奸（漢奸）們，是多么的渺小！是多么的可恥呀！　　

在南街村的參觀結束后的一項活動，是聽取了來自北京的　楊思遠　老師的報告，并參加了報告后的座談會。　楊　老師在報告結束時，提出了兩個討論題：1. 如果王宏斌不在了，南街村道路是否可以持續；2. 南街村的分配方式（30%工資、70%供給，有大鍋飯成分），是否有利于調動積極性？　　

其實，這兩個問題，在“一個澳門記者眼中的南街村”（作者：金運）一書中已經有了n處解答。在此，僅將記者和王宏斌的兩段對話摘錄如下：　　

1.  ……。（問：王書記，問一句不恰當的話，如果你坐車出了車禍撞死了，南街村這條路子還能不能走下去？）　　

我們這里有句土話，叫做“黃泉路上無老少”，不但我坐車可能會出車禍，凡坐車者都可能出車禍。至于說我被撞死之后，南街村會不會按這個路子走，我首先聲明，南街村這條路絕不是我王宏斌的路，而是咱們中國共產黨的路，只要中國共產黨不垮臺，我們會一直堅定不移走下去。　　

也有人建議我們利用村規民約或其它一些制度來保證南街村這條路子的連續性，我們認為這不是根本的辦法，憲法、黨章、法律可以修改，村規和民約就不能修改嗎？要想保證南街村沿著這條路子永遠走下去，只有一條最可靠，那就是信仰。只有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武裝我們的子孫后代，人人都有堅定的共產主義信念，這條路子才能永遠走下去，而且越走越寬闊，越走越光明。　　

上面的對話，是談到“實行個人承包”問題時，王宏斌回答記者的插話，見該書141頁。　　

    2. 問：王書記，社會上一些人把南街村的分配方法看成是“吃大鍋飯”，請問：南街村存不存在“大鍋飯、養懶漢”的問題？　　

答：南街村目前實行的是工資加供給的分配辦法，這并不是吃大鍋飯。從工資這部分講，它本身就體現了“各盡所能，多勞多得”的社會主義分配原則。我們三大班子成員的月工資都是250元，廠（隊）長級的月工資300元左右，技術人員的月工資300～500元，最高達到3000元，一般職工的月工資150～200元，這既不是平均分配，更不能說是吃大鍋飯。　　

供給這一部分，有吃大鍋飯的意思。咱農村有句土話：碗大勺子有標準。我們實行供給制，主要是想通過“按需分配”這種形式，對廣大職工村民進行有形的共產主義教育，讓大家親身感受到共產主義的美好，進一步激發干部群眾大干社會主義的積極性，牢固樹立社會主義思想和共產主義理想，最終都成為堅定的共產主義者。　　

目前我們實行的供給制，始終把握這樣的原則，就是讓每個職工、村民既是南街村勞動成果的創造者，又是南街村勞動成果的享受者。如果誰想做特殊黨員、干部、職工、村民，只圖索取、享受，不愿付出、奉獻，那么他就沒有資格享受集體的一切福利待遇。從實踐效果看，我們實行的工資加供給的分配辦法，調動了職工、村民參與兩個文明建設的積極性，并沒有產生“養懶漢”的負作用。　　

（摘自“一個澳門記者眼中的南街村”一書，第146～147頁）　　

　楊思遠　老師在報告中，分析了幾十年來國際國內的經濟形勢的發展、變化，談到了對南街村的印象，也談到了他這些年對我國農村問題的關注。他提出的希望人們討論的兩個問題，實際上，是大多數來過南街村的人都曾經考慮過的問題（也是澳門記者金運曾“緊追不舍”的問題）。但那天晚上，一些旅友不是在考慮兩個問題的解答，而是對提出問題的　楊　老師產生了非議，認為不該提出這樣的問題。南街村的社會主義道路不是走得好好的嗎？怎么能“有問題”？他們似乎已經忘記了：毛澤東時代社會主義道路不是也走得好好的嗎？毛澤東去世后怎么會出問題？　　

其實，南街村確實是出過問題的，不過已經被以王宏斌為首的領導班子解決掉了。如果看過金運寫的書，大家就會明白的。不論南街村的現在或是以后，都還會有問題，關鍵的是如何去解決問題，是站在什么樣的立場上去解決問題。　　

紅色旅游結束了，討論尚沒有結果，不了了之。

離開南街村后，仍然心存疑問。讀完金運的書，　楊　老師提出的兩個問題已經得到解決。（其實，金運的書中還有許多地方從不同角度對　楊　老師的兩個問題進行了說明。）　　

從金運對王宏斌的采訪結果，以及　從楊思遠　老師報告的內容看，這兩個人在對許多問題的看法上是完全一致的，并無矛盾。他們的共同之處，就是從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理論出發，聯系實際，去解決問題。他們的不同之處，是王宏斌用正確理論指導了南街村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實踐，同時也為我國農村未來的發展提供了榜樣；而楊思遠作為一名教師，向學校的廣大師生，同時也向整個社會傳播著正確的理論。　　

說到這里，還有一個問題，就是為什么一些人在肯定南街村的社會主義方向的同時，卻對楊思遠的報告懷有偏見？　　

因為王宏斌要做的事，除為普通農民指明方向以外，還要能夠與方方面面進行溝通，他有一套對付傳播中的歪理邪說的與眾不同的獨特手段；而　楊思遠　老師，除向一般的知識分子傳播正確理論外，還要直接面對形形色色的歪理邪說（正確的理論始終是在同歪理邪說的斗爭中發展起來的）。那天的報告會，時間有限，楊思遠只能用最簡潔的語言來表達自己對有關問題的看法；大多數聽了報告的人，并沒有弄清他所講述的內容和其中的道理。　　

為什么會有人聽不懂？很簡單：這些同志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理論了解不夠，并因此難辯是非。空喊一些擁護毛澤東思想的口號是很容易的，但毛澤東思想是建立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的基礎上的，不知道什么是馬列主義，就無法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毛澤東思想，也就無法認清修正主義者的丑惡嘴臉。　　

是非難辨，就會敵友不分，就容易上當受騙；文革期間的“武斗”，就是這種情況，使走資派“漁翁得利”。假馬克思主義者“打著紅旗反紅旗”（現在叫做“打左燈向右轉”），借改革開放之名，打著“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旗號，把我國引入“市場經濟”的軌道；又高喊著實行“現代企業制度”的口號，扭轉了社會主義的方向，重建了剝削制度。　　

想當年，“全黨一致”同意開除劉少奇出黨；后來，又“全黨一致”同意為劉少奇平反；孰是孰非？　　

實際上，在毛澤東去世后的幾屆黨的領導人，在理論上都是糊涂的。華國鋒沒能堅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胡耀邦、趙紫陽甚至于連什么是社會主義都不知道了！現在，他們已經不在了，結果也已經看到了。如果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個命題是正確的話，那么，他們的“理論和實踐”都已經得到了“檢驗”。馬克思主義的確是產生在百年之前，難道真的是“沒有用”了嗎？矛盾至今沒能解決。　　

高層領導人尚且如此，底層的“弱勢群體”又能如何呢？如果有更多的向王宏斌一樣的共產黨員和南街村那樣有覺悟的群眾，要想在中國重建剝削制度是根本不可能的。但中國的“國情”恰恰是：缺少南街村那樣的黨員和群眾。這也是多年來許多去南街村參觀學習的人，想學南街村，但根本學不成的道理。　　

客觀地看：毛澤東時代所造就的生產力的極大解放所產生的慣性，一直持續到上世紀90年代初；而在歪理邪說誤導下的“特別是”以后，重建剝削制度對生產力所產生的破壞的慣性，一直持續到現在。前者，曾經被宣傳為“成果”，后者又被已經深受其害百姓（對經濟發展的規律不了解），誤以為是黨政領導的不作為。下面，僅對這前、后兩者之間的關系做一些說明：　　

1983年，山東德州地區改革開放“成果顯著”，我到那里參觀，看到了工農業生產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但當時的地委書記告訴我們：德州農村這些年是比過去有了非常的發展，是因為文化大革命期間，集中集體力量興修水利的結果；這些水利工程，現在開始見效益了；但是，隨著單干的持續，這些水利工程，總有一天會年久失修，未來堪憂。　　

1990年時，得知河南林縣的紅旗渠已經多次被炸。原因很簡單：已經變得自私自利的人們，為了爭水：“我用不到水，你也別想用！”情況如下（摘自互聯網“百科名片”）：　　

紅旗渠工程于1960年2月動工，至1969年7月支渠配套工程全面完成，歷時十年余。它以濁漳河為源，在山西省境內的平順縣石城鎮侯壁段下設壩截流，將漳河水引入林縣（今林州）。在極其艱難的施工條件下，林縣人民靠自力更生，艱苦創業的精神，克服重重困難，奮戰于太行山懸崖絕壁之上，險灘峽谷之中，逢山鑿洞，遇溝架橋，削平了1250座山頭，架設151座渡槽，開鑿211個隧洞，修建各種建筑物12408座，挖砌土石達2225萬立方米。如把這些土石壘筑成高　2米　，寬　3米　的墻，可縱貫祖國南北，把廣州與哈爾濱連接起來。 　　

1990年后，紅旗渠水源減少工程老化極為嚴重。 　7月6日　凌晨4時，紅旗渠總干渠青年洞上游蠶溝渠段被炸，紅旗渠灌區管理局及時組織復修。　　8月22日　凌晨4時28分　，紅旗渠總干渠盤陽段兩處渠墻同時破炸，炸毀長度　33米　，　60米　嚴重裂縫，盤陽村遭到渠水襲擊，損失慘重。中共林縣縣委、縣人大常委會、縣政府、縣政協及縣人民武裝部領導趕赴現場，分頭做群眾工作，組織救災。紅旗渠灌區管理局及時組織搶險，晝夜不停，冒雨奮戰，　9月3日　恢復通水。此事件為建國以來罕見的爆炸破壞水利工程案件，在沿漳河三省（山西、河南、河北）三縣（平順、林縣、涉縣）反映特別強烈。事件震動全國。　　

紅旗渠的故事就說到這里。這故事說明一個什么問題呢？說明：在錯誤理論指導下的錯誤的實踐，不但破壞了生產力，還造就了一批新的罪犯！毛澤東時代，一直在改造罪犯，使他們轉變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而“特別是”的年代，卻是在制造罪犯，使他們轉變為十惡不赦的破壞分子。　　

南街村堅持了在正確理論指導下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實踐，現在是“夜不閉戶、路不拾遺”，沒有犯罪；而在全國范圍內，犯罪率激增（某些大城市內，犯罪率早就超過了美國的紐約）；這是多么大的反差呀！　　

1993年以后，我國經濟發生了問題，通貨膨脹率持續增長，國內媒體宣稱：到1993年截止，我國經濟高速發展的20年結束了。倒推20年，是1973年呀！那是毛澤東還在世的時候呀！　　

1995年以后，通貨膨脹、三角債、國企破產，……，我國經濟真正走到了崩潰的邊緣。美帝的飛機又敢來我國鬧事了，政府也已經沒有了直接應對的辦法。“20年不打仗、集中精力搞建設”的歪理，延誤了我國四個現代化的進程，拉大了與國外的差距，連軍工企業也差點全軍覆沒。“中國適合搞勞動密集型產業”這樣的騙術，已經使國家淪為為帝國主義國家生產低端產品的附屬國（現在已經被國際上稱為“中美國”）。　　

1998年，江澤民開始著手應對“臺獨”問題；1999年，美國炸毀我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后，他又迅速采取措施，挽救了已經瀕臨破產的最后一批中央直屬的國有企業。　　

江主席閱兵時，其實慘不忍睹；遠不及2009年胡錦濤閱兵時的“風光”；可是胡主席的“風光”，源于當年江主席的警醒（敵人打上門了，必須采取措施）。　　

雖然手中多了幾件兵器，又開始有了自己的空間站，許多國人還因此而沾沾自喜，自以為國家是多么的“強大”、了不起；但實際上，近30年來，我們和人家的差距不是在縮小，而是拉大了（毛澤東時代確實是在不斷地縮小差距）。“追及問題”屬小學數學，20年的差距得多少年才能追上，大家都會算。“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是毛澤東早就說過的。　　

由于中國共產黨內部正義力量的存在，國家目前所面對的問題，總會解決，但不可能在三、五年內的短期內解決。已經賣掉的國企，就相當于為人家“下蛋的雞”，能輕易地還給你嗎？東海、南海的主權，如果你不強大，人家能乖乖送回嗎？打仗？我們這一代人都已經在“享受”養老金了，大多數已經“斷子絕孫”；一些人的兒子才剛剛當完兵，孫子輩還大都沒有生出來；現在的年輕人，即將面對“老齡社會”的龐大負擔，還不得不承受帝國主義國家的殘酷剝削；拿什么抗敵？　　

覆水難收的道理，誰都明白；放出去的“魔鬼”很難再收回瓶中。新一代地主、資本家已經產生了，叛徒、內奸（漢奸）到處都有；無產階級隊伍壯大了一些，但還不夠強大，個體農民的大多數仍是“一盤散沙”。中國正處于一個“是非混淆”、“道德淪喪”的怪圈中。　　

怎么辦？那就是，各盡所能，努力學習，弄清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理論，把大多數人團結到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旗幟下。在此前提下，逐步使占人口大多數的個體農民重新走上集體化的共同致富道路，這是王宏斌和他的同志們，帶領南街人走過的已經被實踐證明是正確的道路。在工業領域，應繼續“反腐倡廉”，把已經被走資派占領的陣地一點點地奪回來。雷鋒精神必須提倡，黃、賭、毒必須嚴禁，改造妓女和社會主義工商業改造必須重新進行一次，文化革命也是必不可少。總之，要做的事情和必須解決的問題很多，但前提就是要讓更多的人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理論，把更多的人集合到毛澤東思想的大旗下。只有在正確理論指導下，才可能有正確的實踐！　　

一篇署名“中行”的文章“左派同志應主動提高各方面素養” （烏有之鄉，20111118）中有這樣一段話：“但我們也可以反問：如果我們不學習理論，或者理論基礎不扎實，如何判斷打著馬列毛，打著社會主義旗號的東西是不是真的符合馬列毛和社會主義呢？如果我們不深入學習理論，“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和“社會主義”就只是一個好看的招牌，只是一層皮，誰都是可以拿去用的，難道中國最近30余年的這個“社會主義”，還沒有給我們足夠的教訓嗎”。　　

“中行”的文章中，道理講得非常清楚，建議同志們、朋友們都去讀一讀。其實，階級敵人的臉上是不貼標記的，他們的手中不一定拿槍，他們往往看起來比誰都“革命”，他們不但善于偽裝，還善于對廣大人民群眾進行欺騙。只有真正掌握了革命的理論，才能識破敵人的陰謀詭計。幾年前網上的一篇文章“謊言誘導下的社會變革”，也值得大家一看。　　

最后，希望大家能讀一下“林里夫：政治經濟學講義（完全稿）”（烏有之鄉，20111114）。讀明白了，就知道什么是“資本主義”，什么是“社會主義”，什么是“社會主義的商品經濟”，以及社會主義的路應該怎么走了。“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有了堅定的理論基礎，就會真正認識到“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的重要意義和毛澤東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時的高瞻遠矚。　　

雖然離開了南街村，但在那里認識的來自五湖四海（浙江舟山、上海、無錫、山東臨沂、河北涉縣、石家莊、鄧州、廣州、北京等）的朋友們，令我難忘。南街村的那次討論會上，我沒有發言，因為一言難盡。離開南街村后，寫了這篇文章，算是給同志們、朋友們一個交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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