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篇成文頗早，曾投寄《東方早報》，再無消息。于是只好留在博客里。今貼于此，意欲長長中國人的志氣。
劉擎 先生的《“歷史終結論”面對的中國模式》（《上海書評》2009.9.20 以下簡稱“劉文”）一文，對弗朗西斯·福山的“歷史終結論”，進行了評介。
福山的理論，其實不過是鼓吹、頌揚資本主義制度的又一版本。同一切這類的理論一樣，福山的理論，也多有偏頗。僅據劉文所述，試著討論幾個問題：
一、劉文說: “福山的學術底色是‘社會科學家’。他對西方民主必勝的信念很大程度上依賴于經驗證據”。
但是，福山主張的是：“自由主義民主體制之外的現代化模式遲早會面臨民主化的壓力，會遭遇巨大的困境而難于長期維系”，就是說“意識形態的演進到達了其終點：在自由主義民主之外，沒有其他系統的意識形態具有真正的競爭可能”。因為，“市場經濟的發展和人均收入的提高會……最終導致政治制度的普遍化——走向自由主義民主體制”，“因此（自由民主政體）是最具有正當性的政體”。
可見，福山理論的支撐點在于：“當一個國家的人均GDP到達一定水平之后，非民主的政體就很難維系”，認為：由于社會經濟的發展，人類社會的政治體制“最終”將會統一于“自由民主政體”。這里有兩點值得討論：一個是經濟發展決定社會變革的觀點；另一個是什么是“自由民主政體”，這種“政體”在哪里。后者且不論，前者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馬克思主義歷來認為：社會經濟的發展會引起社會的變革，社會的變革也會促進社會經濟的發展。人類的歷史就是這樣走過來的。只講一個方面，難免失之偏頗。再者，決定一個國家政治體制的，并非只是經濟的因素，還有歷史、文化、地理等等因素。認“經濟”決定“政體”，也難免武斷。那么，福山的理論福山是否嚴格遵循了呢？
劉文說：“東亞的轉型對他（福山）有深刻的影響。而1989年東歐陣營的政治巨變以及1991年的蘇聯解體，更強化了他‘政治發展殊途同歸’的信念”，而且，“后來的‘9.11’事件以及南美的查韋斯‘紅色風暴’，都沒有改變他的信念”。
如果說“東亞的轉型”，是經濟發展的結果，那么，東歐和蘇聯的巨變與其說是由于經濟的發展，不如說是由于經濟的不發展；“9.11”事件，誠然不是直接由于經濟的原因，而查韋斯的“紅色風暴”，就不能說與經濟發展沒有關聯。這就說明了，福山并沒有嚴格遵循自己的理論，他所看重的，與其說是“經濟發展”的“決定性因素”，倒不如說是別種制度向“自由民主體制”“轉型”的案例。“他對西方民主必勝的信念”，“依賴于經驗證據”的“程度”并不“很大”。福山的“方法”，就是被黑格爾稱作“經驗主義形而上學”的那種方法；福山雖然自稱是“馬克思主義者”，但他對于馬克思的唯物辯證的方法，卻很“隔脈”。而對于“經驗主義”，黑格爾曾告誡說：“普遍性與一大堆事實完全是兩回事”（賀麟譯:《小邏輯》§39）。
二、福山的理論并非沒有可取之處，例如它的前提：“經濟發展水平與民主進程之間存在著重要的關聯”、“當一個國家的人均GDP到達一定水平之后，非民主的政體就很難維系”、“任何現代化發展都必然需要現代科學技術”、“科學技術的效益最大化模式將導致經濟結構的普遍化”等等，都不僅是“經驗的”，也都是具有“普遍性”的。
中國的古人說“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就已經知道了人的精神需求的提出和實現，必得在基本的物質需求得到一定程度的滿足之后。“民主”和“自由”，說到底乃是人的“精神”的“需求”，特別地是有了文化的人們的精神需求。而狹義的“文化”，從一開始就只掌握在極少數人的手里。只是隨著生產力水平的提高、社會經濟的發展，才有越來越多的人接觸、掌握了文化。到了現代，那些發達國家，之所以有比較高的“民主自由”程度，與其說是由于他們有“民主自由政體”，不如說是因為其國民有較高的文化素質。“經濟發展水平”與民主進程之間的“重要的關聯”是直接的表象，“當一個國家的人均GDP到達一定水平之后”，該國在這個階段上的國民的文化水準，才是“非民主的政體就很難維系”的實質性的原因。
三、“西方現代的政治經濟制度……是現代化普遍進程的方向”，這是福山的“最終結論”。然而卻是靠不住的。
自由和民主，是資產階級在反封建的過程中提出來的口號，當然，它代表了人類先進文明的訴求。資產階級斗爭的結果是建立了資產階級的國家制度，雖然他們把它稱作“自由主義的民主政體”，但是：（1）這種政體是受他們的被時代所限制的對于“民主自由”的認識所局限的；（2）這種國家畢竟是一個階級的政權，它所容許的“民主”和“自由”是很有限度的。事實上，這些國家的民主、自由的程度也是逐步發展、有起有伏的。同“權威國家并不一定具有更強的治理能力（福山的觀點）”一樣，所謂的“自由主義民主政體”也不是真的就最民主、自由。例如美國的“三權分立”就與“畜奴州”和“種族歧視”長期共存；也不允許共產主義意識廣泛傳播等等。所以，所謂“民主自由政體”，并不就是最“自由”、“民主”的政體；“自由民主政體”與民主、自由并不是一回事。因此，所謂“西方現代的政治經濟制度”就是“民主自由政體”，所謂這種制度就“是現代化普遍進程的方向”的論證，只能流于荒唐。
四、或許是一種通病，幾乎所有的“智者”都把他們自以為獨得的那點東西叫做終極的、最后的、最終的真理，可是歷史的發展，總是讓他們落空。福山如果真的期望著驗證他的理論，結果也不會更好。
（1）正像西方的政治制度并非真正的自由、民主的政治體制一樣，“自由市場經濟”也不是“效益最優化”的經濟制度，這是歷史早已提供的經驗事實，比方說，經濟危機。
計劃經濟一經成為現實，就表現出了對自由市場模式的顯著的優越性。它在二十世紀末期衰微了，不僅是因為其先天的不足，也由于其后期的“模式僵化”。只要不是像東歐和蘇聯那樣拋棄它，而是堅持探索——試驗——改革的路子，計劃經濟就總會有完善的那一天。就現在的情勢看，計劃指導（有人稱作“干預”）下的市場經濟，似乎就比自由市場經濟好一些。
（2）“當一個國家的人均GDP到達一定水平之后”，“一系列社會結構和文化價值的變化”，“將逐步改變傳統的政治文化，產生越來越強烈的公民政治參與要求，也就是民主化的壓力”。這誠然是對的。就是說，為因應這種“要求”和“壓力”，國家勢必要進行政治的改革，但是，卻不會必定走向“西方的”“自由主義民主體制”。理由很簡單：西方的政治經濟制度，并不像福山一類人所說的那樣好，那樣萬能，那樣值得向往；世上自有更好的路子等待人們去探索、去實踐。
僅從上述就可以看出，福山的“歷史終結論”有許多悖理的地方；有這么多的硬傷，“歷史終結論”能不終結么？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