點評李 銳《如何看待毛澤東》

     殷惟侯點評李 銳《如何看待毛澤東》　　

紅字是殷惟侯的點評。黑字藍字是李銳原文　　

對毛澤東的評價，在他生前當然是無比崇高。一曲《東方紅》唱遍了全國城鄉。林彪更給他上了“四個偉大”的尊號（林彪倒臺前就被毛否定了）。“文革”十年中對他的崇拜已如宗教圣主。可是，他辭世剛四年，即已經全黨四千高層干部（極左派認為是一次走資派反攻倒算的復辟會，左派認為參加會議人的身份決定了會議的局限性，特別是全盤否定文革，違背一分為二的普遍真理。）討論后，通過了黨的第二個《歷史問題決議》。盡管《決議》說：“他的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但總是以黨的決議形式，正式提出他犯有嚴重錯誤這一問題了。要知道，毛去世前有過“我生平做了兩件大事”的遺言，就是擔心有人翻“文革”之案。　　

我曾說過，這個《決議》是研究毛晚年錯誤的開始。近二十年來，國內外有關毛澤東研究已獲得豐碩成果。比較地說，因未受監控，境外的出版物成果大＇即數量少而質量高。如美國的施拉姆、史華茲、……諸位學者的著作，以及中國的高華、單少杰、王若水等人近作，還有高文謙《晚年周恩來》中有關毛的論述（李銳引的全是右派之言，學術界的主流不是這些）。境外有將希特勒、斯大林、毛澤東相提并論，稱為20世紀三大獨裁者，還有干脆名為“混世魔王”的（狡猾的李銳，借“境外”之口說出了自己想說而不敢說的話）。我認為歷史學者應當做好并不是道德的譴責，而是弄清歷史事實的真相，進而從中總結經驗教訓。　　

關于毛的一生功罪，我說過三句話：　　

    “革命有功，執政有錯，‘文革’有罪。”（有意義嗎？這三句話適用于所有中共領袖，劉少奇、鄧小平派工作組把那么多群眾打成反革命就是有罪！）　　

還說過：　　

“功勞蓋世，罪惡滔天。（偉人多如此，李銳想做也做不到，問題是：何為主？殷惟侯對毛澤東的評價比李銳明確：功高于天，罪深于海，功大于過。）　　

前者指革命，后者指執政。　　

這當然是很籠統的說法。對于中國共產黨來說，毛一生做了兩件大事，奪取政權和執掌政權。據老中宣部長陸定一的說法，毛做前一件事，七分成績，三分錯誤（庸俗的量化，奪取政權中共有誰比毛更正確？如果有，擺出事實來？如果沒有，說誰是八分成績，二分錯誤有什么意義？我很佩服黃克誠，他好像沒大的錯誤，應該功勞8分到9.9分，但能說他比毛澤東正確嗎？黃克誠被整得很慘，但他在4000人會議上就敢維護毛澤東，這是他堅持真理，從不隨大流的又一明證。）；做后一件事，三分成績，七分錯誤。我可以補充一句中國古人忌諱之言：“馬上得天下，馬上治之。即以暴力奪得革命的勝利，仍以暴力（階級斗爭）執掌政權是決不可行的。暴力即有死人的問題，毛是決不怕死人的，死多少也無所謂（李銳惡意誹謗的證據）。內戰時期肅反，從打AB團起，自己殺自己人死了十萬。不總結教訓，延安繼續搞“搶救運動”，總算提出“一個不殺”的方針（和不總結教訓自相矛盾）。不怕打核大戰，說中國死了幾億，還有幾億。“大躍進”餓死四千萬人。歷次政治運動傷害了幾千萬人，被迫致死幾百萬人。葉劍英說過：　　

    “‘文化大革命’死了兩千萬人，整了一億人。”　　

這些數字難道不可怕嗎？這些數字意味著什么，我們弄清楚了嗎？（李銳說的這些數字可信嗎？右派深信不疑，左派嗤之以鼻。一個起碼的疑問是：誰做過這樣的統計？根據什么做這樣的統計？可不可能得出這樣的數字？如果這些數字是真實的，何以中國共產黨能夠得天下，何以中國能在毛澤東手中成為僅次于美蘇的世界第三極？）　　

毛青年時代就信奉斗爭哲學，留下“與天斗、與地斗、與人斗其樂無窮”的名言，認為所行只對自己負責（不為天下，只為自己？李銳的曲解）。從事革命后，他接受了中國農民革命傳統中的痞子精神（大革命時反革命的語言）這種精神貫穿到“文革”的“造反有理”，發動紅衛兵運動）。不同的是，他追求“君師合一”，既當秦始皇，又做孔圣人（李銳的武斷，毛澤東本人的話是“馬克思加秦始皇”。他的《沁園春》詞道出其中的深意：“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1945年到重慶和談時，這首詩風靡大后方，征服了許多人（有不服者，攻擊毛有帝王思想，60年后被非毛的李銳拾起，成了腐朽的牙慧）。他的文章、風度、談吐，他的博古通今，無所畏懼，確實獨具魅力，使人甘拜下風。戰爭年代，在“三座大山”壓迫之下，他審時度勢，基本做到了實事求是，《新民主主義論》是他的理論高峰（李銳無法否認這些基本的事實，如此，希特勒呢？）。延安整風使他成為黨的絕對權威。執掌全國政權之后，“三座大山”消失，更要以“毛澤東思想”來征服天下。1950年頒布的“五一節口號”，最后一個“毛主席萬歲”是他自己加上去的（1950年前，沒人呼“毛主席萬歲”？如有，“五一節口號”為什么不可以加？李銳根據什么說是毛違背民意硬加上去？）于是天下歸心，君師合一，唯我獨尊，一言九鼎。尤其是斯大林問題出來之后，更是無所顧忌，我行我素，更不容拂逆，而一意孤行了（毛澤東對大躍進和黨內許許多多錯誤的糾正，在7000人大會上的自我批評，對李慶霖告“御狀”的答復，以及許許多多回憶錄中反映的毛的親切、和靄、平易近人又說明了什么？）。與天地斗的“大躍進”，明知出了錯誤，但皇帝絕不能下“罪己詔”，還在會議上正式提出：“要一點個人崇拜的。”（中國的國情、文革的特殊性決定了毛的看法是切合實際的，可貴的是：毛知道適可而止，并據此識破了林彪的別有用心）林彪迎奉投好：大講“四個第一”，只讀“老三篇”，身上掛像章，手搖小紅書，“一句頂一萬句”，高呼萬歲、萬萬歲。　　

毛澤東非常相信統一意志在兩軍廝殺中的作用，沒有服從就沒有軍隊。他不熟悉西方文明發展的歷史。對民主的理解也只認為是一種手段（對極了！民主絕不是原教旨主義認為的終極目標，民主的弊端連丘吉爾都不否認，我們的近期目標是“振興中華”，西式民主會裂解中國，我們堅決反對，我們只接受有利于“振興中華”的民主，而不能上反共反華勢力的當。），“要讓人家說話”，不過是恩賜而已。他需要人人都聽命于自己，都做馴服工具（毛澤東主張“讓人說話”，反對劉少奇“馴服工具論”，支持“反潮流”……難道沒有遏制中共官僚主義的積極意義？，廣大群眾拿毛澤東思想做武器比拿圣經、佛經、四書五經、西方民主經……科學、合理、有效得多，聽命于毛比聽命于李銳高明百倍。）；可說并不懂得沒有自由就沒有創造，扼殺不同意見必導致思想停滯和僵化。他晚年愛說“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這是對左右和掌權者說的，殊不知正好諷刺了自己；過去受三座大山壓迫時最聰明，一朝君臨天下便愚蠢了（毛澤東愚蠢嗎？去問問基辛格、尼克松、赫魯曉夫吧！毛澤東的立場、觀點、方法值得所有進步人類效法，毛澤東思想是中國人民不可或缺的精神武器，是人類文明寶庫的一顆明珠，甚至毛澤東的錯誤中也包含著創造性的思維，這才是客觀、冷靜的結論）。他覺得知識分子有點知識，有思考的習慣，難免遇事多嘴多舌，影響了號令施行（李銳的小人之心）。于是延安整風得以發展，從批胡適，反胡風，反右派，反右傾，一直折騰到“文化大革命”，大革（應加上“舊”字）文化命。以至說道：“書讀得越多越蠢”、“知識越多越反動” （脫離當時的語境，在今天孤立的引用這兩句話就是歪曲，前一句并不是反對多讀書，毛本人就是書讀得最多的一位，毛反對的是死讀書、讀死書，主張在干中學，向群眾學；后一句是拿反動文人和老百姓比。今天許多知識分子被西方反共反華勢力洗了腦，恰恰證明這兩句話對這些人來說是再恰當不過了）。于是，青年學生統統被趕下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在當時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積極意義不可低估，可以這樣說：沒有當年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和工農群眾相結合，就沒有一代中國共產黨內的健康力量，就沒有中華民族的未來。）愚民政策得以風行（什么是愚民政策？資產階級政客、包括李銳之流天天在欺騙民眾，這叫不叫“愚民”？文革不可全盤否定的一條重要理由就是：六億人民，特別是年輕一代在大風大浪里受到了錘煉，增強了獨立思考，明辨是非的能力。改革開放前殷惟侯有一段“名言”：政治就是欺騙的藝術，人民永遠不可能知道政客們掌握的全部真相，誰把人民騙向光明，誰就是偉大的，誰把人民騙向黑暗，誰就是犯罪！）。終于使得人不成其為人，歷史倒退下去，經濟到達崩潰邊緣（對文革的看法分化極大，概而言之：支持派、反對派、一分為二派。所謂浩劫、崩潰是文革反對派的一面之詞）。還記得毛澤東當年說過：“大學還是要辦的”，卻明白宣稱僅僅限于理工大學（歪曲！毛的原話是：我這里主要指的是理工科大學還要辦。事實上高校恢復招生后文科也招了）。其意即在堅船利炮的器物層面得抓緊，研究兩彈一星的技術人員還是需要的，而不再要培養人文知識的文科大學了。（文革的重要目的是批判資產階級，特別是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用今天的話講就是爭奪勞動人民的話語權，至今，所謂“人文知識”占統治地位的是資產階級的，毛澤東企圖用文革來改變這一點，他失敗了。請看今天的媒體、包括網絡，工農兵還有多少話語權？）　　

由此可見，不實行民主法治，權力不受制約，（中國要振興，只能走社會主義道路，走社會主義道路必須有共產黨的領導，共產黨長期執政權力如何制約是一個新課題。毛澤東開始是用運動即以階級斗爭為綱的社會主義教育來解決這個問題，沒有達到目的。文革是毛澤東最后的，企圖從根本上解決權力制約問題的超然決策。毛澤東失敗了，但毛澤東時代權力有制約這是官員廉潔，社會風氣好，腐敗僅僅停留在多吃多占、走后門……等不正之風范圍的原因。鄧小平及以后，放棄了階級斗爭，又沒有及時開展政治體制改革，腐敗惡性膨脹，是今天中國一切問題的總禍根。感謝網絡，使中國在政治體制沒有實質性進步時有了一個群眾表達、發泄和各色人物表演的舞臺，它對當局造成的壓力無疑是對權力的一種制約。）文采武功不亞于歷代雄主　明　君的毛澤東，讓其一意孤行，可以荒唐到何種程度？所以我信服西方這相同意義的詞語：個人崇拜即邪教也（個人崇拜有各種不同的情況，釋迦牟尼、耶穌、穆罕默德、孔子、老子都是個人，能說佛教、基督教、伊斯蘭教、道教這些合法宗教是邪教嗎？孔教和宗教也有內容、形式上的區別，和上述宗教相比它更是一個學派體系，老莊學派也不同與道教，馬克思主義信徒和其他各學派信徒一樣都有不同程度的個人崇拜情節，否則就不屬于這一學派或主義的信眾了，一個具體的黨，出現狂熱的個人崇拜如斯大林、毛澤東是他們和追隨者的錯誤，不等于這個黨就是邪教。法輪功是邪教，不僅因為有對李洪志的個人崇拜，而且李洪志是活著的真神，是彌勒現世，是末日的救世主，這是赤裸裸的欺騙，是為了一小撮人的私利不惜把人類引向黑暗。其實李銳混淆概念的真實意圖是說：共產黨是邪教。）　　

我早在文章中說過：毛澤東的陰影還籠罩著我們（歷史是不能割斷的，不僅毛澤東的影響不可能抹掉，蔣介石、汪精衛、胡適……所有歷史人物的影響都會歷史地存在，李銳眼里毛澤東的許多陰影恰恰是更多人心中的陽光。）。這就是說，我們過去的彎路，除了毛本人的因素之外，更重要的是政治體制的原因。在蘇共二十大揭露斯大林的問題之后，毛說過：如果在英美這樣的國家，就不會發生這樣的事情。英美民主政治的國家，任何人不能違憲，政治家都必須遵從選民的意志，也沒有不受制約的權力，當然不可能發生斯大林式的獨裁暴政。毛對此是有所認識的。（問題是能不能走西方的路？毛澤東的回答是：不能！如果搞西方民主政治就不可能保持勞動人民的政權，不可能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也必定會違背共產黨鬧革命，為勞苦大眾打天下的根本宗旨，這就是毛澤東在蘇共不能學，西方民主也不能學的情況下只能走自己的路，搞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可是他擺脫不了“馬克思加秦始皇”這雙重權威，尤認為“列寧、斯大林兩把刀子不能丟”（今天，回過頭來看，毛澤東關于兩把刀子的話太英明了，事實上，赫魯曉夫丟了斯大林這把刀子，結果蘇聯解體了，俄羅斯丟了列寧這把刀子，全世界反共勢力歡喜雀躍，開始掘馬克思墓了，中國，毛澤東這把刀子已經被貪官污吏和叛黨分子丟了，共產黨內的健康力量和廣大勞動人民還沒有丟，所以中國還有希望。）；也就是擺脫不了一生的自我成見（李銳強加的）。他最后做到了十年“文革”，想以此達到他的理想（實為幻想），這是中外古今任何一個專權執政者都做不到的。只有自許為“馬加秦”的，即接受并發展了馬克思階級斗爭學說，且繼續了中國自古專制的毛澤東才能做到。（李銳這一段話，比起庸俗的“文革權力斗爭論”要客觀、高明得多）因此，毛澤東成也蕭何、敗也蕭何的一生，關系歷史太大，值得我們弄清楚全部事實（歷史的真相全部弄清是不可能的，在各種利益集團為自己的私利夸大、扭曲甚至編造“真相”的時期，澄清真相都不可能全部。對待歷史真相應該首先從宏觀上把握，要站在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利益立場上。用歷史的、發展的、辯證的、全面的觀點去去粗取精、去偽存真，才可能接近真理。）仔細加以研究。　　

鄧小平曾是毛澤東的愛將。他比毛高明，堅決走市場經濟的道路；當他作為純理性思考時，也能認識到沒有政治體制的同步改革，經濟的改革開放也是難以成功的。可是在實際運作之中，仍離不開獨掌權力的慣性。他沒能實踐自己的這一認識，反而發生1989年的“六四風波”。這里，我們看到毛澤東的陰影還是何等的頑強（“六四”和“四五”有共性，都是反體制的，在如何對待反體制的群眾運動這一點上，毛澤東的陰影的確存在。但是，“四五”的主題是反文革，毛澤東不可能站在群眾一邊。“六四”的主題是反腐敗，這和毛澤東的理念是一致的，誰也無法斷言：如果毛澤東健在，“六四”會不會發生？即使發生結局又會如何？）。　　

人類歷史發展的遺憾太多了。歷史學家的責任就是要將歷史及其有關人物的事實，尤其是長期不為人知的事實，一一清理出來，公之于世。從而使后代人徹底清醒過來，接受教訓，以史為鑒，更理性地前進。我們要學習司馬遷的春秋史筆，決不要再遮遮掩掩過日子。（李銳這些話在文字上看是對的。他在具體做時未必客觀、理性，殷惟侯的評語就是證據。現在，“被公開”、“被解密”的事實太多了，其集大成者當數張戎【毛澤東不（鮮）為人知的故事】一書，推薦朋友們弄來看看，老實說，殷惟侯的左派立場是靠張戎這類漢奸幫忙才站穩的）　　

                                 李  銳文  2008－8－24。　　

殷惟侯點評2011－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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