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冷戰時期的美蘇對抗，用意識形態的不同與對立來解釋，是個顯學。而且，這個“顯學”凸顯其正確性的范圍不僅在美蘇對抗這個范圍，而且還擴及于冷戰時期的中美對抗。而且，將中美對抗的源頭直追到抗美援朝戰爭。不過某家對這個中美對抗的源頭，以及，意識形態能否解釋中美對抗是很懷疑的。近來，看了張文木先生的《司徒雷登其人其事》，更有了些新的感覺，所以，雜湊了幾句話，掛出來，湊個熱鬧。
首先冷戰時期的中美對抗，不始于抗美援朝，而始于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前；其次，中美對抗也與中美意識形態對立毫無關系。
1949年初，遼沈戰役結束，淮海戰役收官，平津的國民黨軍也成了甕中鱉，在長江以北，蔣匪政權的統治灰飛煙滅。面對人民解放軍在長江以北的絕對軍事優勢的威壓，在南京的蔣匪政權不堪重壓，在1月18日，南京蔣匪政權南遷廣州，向各國駐南京使館發出通知，要求各國使館隨同南遷廣州。按說，與中共意識形態一致，而與國民黨政權意識形態不同甚至對立的蘇聯大使館應該留在南京，靜候人民解放軍的到來，靜候中共的到來；而與國民黨政權意識形態一致，與中共意識形態不同，甚至于對立的西方各國的大使館應該追隨國民黨政府去廣州的。但是，出奇的是——絕大多數的西方國家大使館唯美國馬首是瞻，拒絕了蔣匪政權的建議，留在南京，反倒是蘇聯大使館隨同蔣匪政權南遷廣州了！為什么？很難理解啊，涉關到冷戰時的話題，無不有意識形態的影子隱現，而1949年，冷戰依然開始，冷戰的陰影已經波及到了中國，可說是在這個事件上，怎么會這樣，按照意識形態理論順理成章的情形怎么倒置了？
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出奇的表象必有合理的解釋，要是我們跳出“意識形態”這個極具欺騙性的“理論”，從國家利益這個角度看一下，這個“出奇”的情形就一點也不奇怪了。
先簡單說一下蘇聯。某家不否認蘇聯在人類歷史上的偉大的進步意義，但是，某家更認為，在晚年斯大林的領導下，蘇聯已經蛻變為一個如假包換的帝國主義國家——在雅爾塔會議上的與美英訂立《雅爾塔協定》，并根據“協定”，分裂我國外蒙古，強占我國東北旅順、大連以及中東鐵路沿線，就是個硬證據。但是，盡管這個“協定”有英國默認，美國支持，如果沒有當時的“中國政府”——國民政府的追認，這些戰爭后的“紅利”也是不合法的，就算它用武力強占，中國也可以隨時以各種武力的或者非武力的方式是向它主張我們的權益。它的麻煩有的是！但是，這個無恥的“協定”中，對中國權益的侵害，就是被國民政府追認了，合法了。所以，它對這個行將就木的國民政府很留戀，還寄望于這個“政府”振奮一下，出現奇跡，能維持在中國局部地區的統治。只要有這個牌位似的“政府”在，它在中國奪得的權益就能套上一件“合法”的馬甲存在下去。
那么，在中共這里，蘇聯的意識形態不是和中共一致么？那么，在中國這里，蘇聯會不會抱有同樣的指望，指望中共也做和國民黨政府類似的事呢？不會，它根本不敢向這個方向想。因為，在長征路上的遵義會議上，親蘇的，惟蘇聯馬首是瞻的，犧牲中國革命迎合蘇聯指令的博古與李德都失去了權柄，初顯中共獨立性；在抗戰時期，中共中央在毛主席的領導下，堅持獨立自主的抗日游擊戰爭，絕不為蘇聯的遠東戰略謀劃抬轎，與日寇做“與龍王比寶”式的血拼，更證明了當時的中共把中華民族的最高利益——抗日放在首位；而在渡江戰役之前，毛主席拒絕了斯大林的妄圖使國共劃江而治，中國永遠不要統一的陰謀，明白無誤的表明了，在維護中華民族最高利益上，中國共產黨是不畏懼任何外來的強大壓力的。在這樣的中國共產黨面前，斯大林是不敢提任何有損中國利益的非分之想的。
可以看出，在斯大林/蘇聯的這個“出奇”的表演后面，絕對不是什么“意識形態”在起作用，起作用的是一個帝國主義國家對中國權益的無恥侵害和貪婪欲望！美國基辛格在他的《大外交》中對斯大林這個人有過評價——他是用意識形態為國家利益服務（大意）。也就是說，帝國的利益是高于一切的！
看美國。美國之所以留下來，在南京靜候解放軍，靜候中共的到來，也是有國家利益上的打算的，和蘇聯人的無恥愿望沒有二至。因為即將成立的新中國政府要搞建設恢復國力，但是戰后的經濟恢復，需要起步的資金和技術，但是當時的中國并不具備這些條件，我們需要好朋友，需要好朋友真誠的幫助，我們要廣交朋友，得到盡可能多的友好國家的承認與幫助。而美國認定，美國對新中國的“承認”，是一樁奇貨可居的買賣，所以，就以這個“承認”為開價的條件，要和新中國政府做一樁“買賣”。誠然，新中國是需要外國政府的承認的，但是，新中國對于被外國政府承認，是有自己很明確的立場和底線的——那就是平等、對等基礎上的承認，所以，新中國與美國的在南京的首次接觸，就是一場不見硝煙“戰爭”：
1949年4月23日，解放軍占領南京，5月13日，擔任南京軍管會外事處處長的黃華與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接觸，他向美國駐華大使轉達中共中央的要求，“美國停止援助國民黨，割斷和國民黨殘余力量的聯系”，但是，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強調：“必須舊政府倒了，新政府成立，要求建立外交關系，才有承認的可能。”中共中央要求：美國“永遠不要干涉中國內政”，但是“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暗示，美國承認要視新中國政府能否廣泛吸收‘民主分子’參加”。（《中間地帶的革命》楊奎松，第533頁）
那么，美國駐華大使口中的這個“民主分子”是什么樣的人？或者說什么樣的人，才是美國人法眼中的“民主分子”？因為司徒雷登是在暗示，所以還真不好猜想這些個“民主分子”是哪些人，不過，有個旁證可以窺見一二：
1948年12月4日，中共香港新華分社報告：“美國《芝加哥日報》記者雷文和聲稱，美國國務院目前之工作中心在于如何在中國新的聯合政府中造成一個有效的反對派，以抵抗中共的力量。”（《中間地帶的革命》楊奎松，頁529）
看，所謂的“民主分子”是什么樣的具體人扯淡，要緊的是這些“民主分子”的政治背景——美國國務院；以及這些人在美國的幫助下，進入新中國政府中樞的作用——成為“有效的反對派，以抵抗中共的力量。”這就是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以及他的美國大使館留在南京，恭候中共與解放軍的目的所在。而且，從這兩個史料的日期與內容來看，有前后的承接關系，恰似犯罪主謀的口供，與幫兇的證言——美國國務院作惡在先，駐華大使作證在后。當然，美國人也為這場犯罪行徑開出了它們的“對價”——在外交上承認新中國。那么，這個“外交承認”，我們不認也罷！
如果，也僅僅是如果，容某家設想人民共和國的中央政府，美國人的企圖得以一下哈，我們為了得到美國的外交承認，允許這些個“民主分子”進入實現，真的造成了一個“有效的反對派”那么，這個由“民主分子”組成的“有效的反對派”，也只能是一個秉承美國意愿的一個勢力集團，在這個集團發揮作用的情況下，新中國政府的所有大政方針，這些“民主分子”都是要插手的！“議會式的爭吵”是不可免的，因為這個爭吵，中國人的很多事是不能辦的，比如：肅清蔣匪軍殘余勢力，是不可以的，借口不愁！剿滅土匪也是不可以的，理由也會很多！我們收復臺灣的軍事是準備是不應該的，因為美國人會不高興的！抗美援朝是不可以的，美國會很不爽的！徹底的土改也是不可以的，美國人是看不慣的！鏟除私有制，消滅資本主義也是不可以的，因為美國人是會生氣的！后來的“兩彈一星”中國也是不應該造的，美國全指望這些東西訛詐別國！抗美援越更是萬萬不能的……！這個美國人造成的“有效的反對派”就是為了秉承美國人的旨意辦事，向美國出賣中國利益的漢奸賣國賊集團！
從上述文字，某家覺得中美之間的齟齬，似乎和所謂的意識形態沒什么關系，相反，如果中共允許美國力挺的什么“民主分子”進入中共權力中樞，分享權力，為美國人辦實事，那么，美國是愿意認中共領導下的中國作“小弟”的。
當然，這還是比較溫和的“議會爭吵”，會不會有暴烈的其它方式比如，掌握武裝或者軍隊，用戰爭手段反對中共？考慮到我們建國初期的復雜的國情，這個可能是有的，因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西南，以及其他邊遠地區的蔣匪軍隊和土匪武裝就沒有完全肅清，如果新中國政府里真有什么“有效的反對派”存在，而且，還是能很有效的“抵抗中共的力量”，那么，這些殘余的敵對勢力就會如蟻附膻，聚集在這個“有效的反對派”旗下，聽這個“反對派”的命令。那么，這個“有效的反對派”就真的成了一個禍害了！而這個禍害又是聽美國人的命令的，那么，蟻附在“反對派”旗下的武裝，實際上，就是在聽美國人的命令行事了，可以這么說，蟻附在“民主分子”旗下的那些武裝，就是一支美國的軍隊！聽起來可怕——中國竟然有一支由中國人組成的美國軍隊……不可能？看看建國初期各地的破獲的間諜案，看看一個個被剿滅的土匪武裝就知道了。如果，為了得到美國的承認，放那些“民主分子”進來，那么，中國的內亂就永遠也沒有完結的時候，這就是美國打造這個“有效的反對派”的終極目的。看，為了讓美國人承認，中國必須大亂下去……
那么，美國對即將成立的新中國的敵視與惡意是很明白了。那么，說中美在冷戰時期的對抗在新中國未成立前，就由美國單方面挑起來這是無疑問的，不要等到什么抗美援朝戰爭！
從這一段分析，某家認為，中美關系的裂縫完全和意識形態無干！
翻開書看的是歷史，合上書，由不得想現在。前些時，我國的民主精英們不是提出了個“軍隊國家化”的玩意兒么？新鮮么？如果不去看歷史，果然新鮮，但是，如果稍微回顧一下建國之前的這一場不見硝煙的戰爭，也就明白，現在民主精英們耍弄的那一套玩意兒，很不新鮮！幾十年前的東西，腐敗發霉，臭了！在1948年，美國人就搞這一套了！現在的“軍隊國家化”無非是換了文字包裝而已！此時的民主精英們和歷史上的那些“民主分子”都是臭魚爛蝦一鍋蒸！都有共同的后臺——美國政府，都有同樣的行動方案，在中國掌握軍隊，聽命于美國指揮，“打造”一支由美國人指揮的，中國人組成的美國軍隊！就是這樣，無非這樣。就像T型臺上的娘們兒，時常把老奶奶衣裳翻出來，披掛在身上招搖，招搖……不過有時，美國的披掛的功夫差了些，臟腚子都亮出來了！
也許或者，有人懷疑，1949年時美國人的居心真的那么險惡？
關于這一點，請看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的呈堂證供：
“鑒于這種情況，我們必須構想某種典型的中國式處理方式，讓委員長引退，并組成聯合政府，由張治中與馬家（五馬將軍：馬鴻逵、馬步芳、馬步青、馬鴻實、馬占祥）節制西北，四川、云南、貴州也分別由各省主席控制，這樣就可免受共產黨干擾，這在聯合政府初期是完全可能的。同樣，共產黨在聯合政府的名義下會加緊鞏固其北部地區，而宋子文則會在華南獲得喘息之機。這期間，美國必須保持政策的靈活性。無論誰統治中國，都需要外援，而美國是目前唯一可以依賴的外援提供者。由此出發，我們就能在美國利益所在的地區的局勢更為明朗的時候，利用我們的這種地位左右形勢。”
司徒雷登的這個供詞是在1948年10月發給美國國務卿的電文，在張文木先生的《司徒雷登其人其事》里有。當時，雖然，遼沈戰役正在進行，但是蔣匪軍的敗局已定，也就在那個時候，這個叫司徒雷登的美國駐華大使，目光“長遠”，就出了上邊那個主意——促使中國陷入國家分裂，陷入軍閥割據混戰的災難境地。張治中也好，馬家也罷，甚至于云、貴、川各省的主席，各據一方，與北方的中共對峙，甚至于火拼，這不就是軍閥割據？中國還有沒有安定的一天？？！！但是，計劃趕不上變化，解放軍的攻勢凌厲，以摧枯拉朽之勢橫掃長江以北半個中國，司徒雷登的那個陷中國于四分五裂，軍閥混戰之中的如意算盤并未成功，于是，美國國務院就制定了應變的法子，也就是美國記者雷文和聲稱的那個“造成一個有效的反對派”的法子。而這個法子的“原創”，就是司徒雷登！美國的每一任駐華大使，都是經過美國政府精心挑選的政治精英，是對美國對華政策理解最透徹，最深刻的聰明人，他們的對華言論，就是美國政府對華喊話的高保真音響！而且，他們結合自己對中國最直接，最深刻的觀察，對美國對華政策提出的建議與修正，也正是美國將來，或者當下，最直接最要緊最應該立即實行的舉措。
如果有誰對此還要懷疑，那么我們再回頭看司徒雷登的那個電文里面，頭一句就有“讓委員長引退”字樣，顯然，美國人有換馬的意向。事實證明，后來的美國人就這么做了：李宗仁當上了國民政府的代總統，就有美國人在出力；蔣匪政權逃到臺灣后，美國人又有拉孫立人取代蔣介石的行動。而這些舉動的“原創”，都在司徒雷登這個人那里。這個美國大使，了不得啊！那么，這個叫司徒雷登的美國駐華大使的言論與建議中的，對中國的敵意與惡意的陰損招數，美國政府當然要照辦了！對此，我們還要懷疑么？然而，司徒雷登對中國的這些惡意與敵意的“原創”，還就是來源于他對美國對華政策的深刻理解！
而且，上面這個電文的最后兩句句，也是很有些內容的：“無論誰統治中國，都需要外援，而美國是目前唯一可以依賴的外援提供者。由此出發，我們就能在美國利益所在的地區的局勢更為明朗的時候，利用我們的這種地位左右形勢。”
這兩句話，說的很明白，貧弱的中國分裂成為若干政治實體后，每一個政治實體都有在實力上勝過對手的欲望于需求，這種欲求，或者是經濟上的恢復與建設，更或者是直接的軍事上武器裝備上的增強，那么，在經濟恢復時所需的起步的資金、技術等等，沒有一個強力的外援是不可能的；軍事上的武器裝備，需要有一個軍事大國的支持，那么，這個時候，第一經濟、軍事大國的美國，就可以利用自己的超強的實力，以經濟、軍事援助為誘餌，對各方政治實體進行不露痕跡的控制，乃至于壓制——可以用充足的援助，打雞血式的，甚至于是注射海洛因式的方式，讓某個勢力快速膨脹實力，對他方進行合乎美國利益的壓制與控制；更可以，用停止援助的方法使某個勢力的經濟建設與軍事勢力的擴張陷于停頓，再對其進行進一步的訛詐與控制。在經濟上的控制，必然導致對政治的支配，所有中國各方政治勢力，都逃脫不了美國的控制與干預。而美國的控制與干預，又是為了它的侵華利益服務的，用司徒雷登的原話說：“由此出發，我們就能在美國利益所在的地區的局勢更為明朗的時候，利用我們的這種地位左右形勢。”說的多明白！唉，按照美國大使的設計，我們的國運……
當然，以上的分析還算不上最悲觀的，最悲觀的情勢還會有：中國幅員遼闊，各地經濟發展極不平衡，如果，真的照司徒雷登的設計，我國陷于四分五裂的軍閥割據狀態，那么，地處我國邊陲的，經濟極不發達的某些割據省份的地方勢力，為了提防不知何時而至的被消滅，那么，它對美國的援助的渴求，一定要比其他割據勢力更迫切，那么，美國對它的控制也就更牢固——完全存在這樣一種可能，這個割據政權在成立之初，就是美國的傀儡，就是一個漢奸政權！更不排除，這個漢奸政權脫離中國，另立一國。那么美國順勢對其進行外交上的承認，那么，我們這個國家被肢解，是不可避免的了！
關于這個可能，某想到的比如云南，在1940年代的落后是有目共睹的，而司徒雷登的電文中就把云南列為割據勢力之一。那么，一旦中國的割據局面已成，處在落后不發達的云南的割據勢力，很可能就要走一條叛國之路！要知道，在抗戰時，從印度到云南的那條國際物資運送大通道早已打通。這條大通道，既然能為抗戰物資進入中國出力，怎么就不能被美國人利用，為肢解中國國土做幫兇？！如果真這樣，獨立了的云南會幫美國做什么事？
我們知道，美國在二戰之后，就一直以印度為基地，為染指西藏做著準備。但是，印度曾是英國的殖民地，就算印度獨立了，原先的老英國還是會對它的某些對外政策做出影響。事實上，中共在統一大陸之后，英國在香港問題上要看新中國的臉色行事，所以，在英國的考慮中，美國通過印度染指我國的西藏，是和他在香港的利益有沖突的，所以，美國在印度對西藏動手，英國人對它的阻力極大！然而，中國的局勢如果真的按照司徒雷登的設計，成為一個四分五裂的“中國”，那么，美國除了在印度可以對西藏下手，而且，更能從獨立出來的云南下手，染指西藏！從云南向西藏滲透，要比從印度翻越喜馬拉雅山蠶食西藏容易的多！盤踞寧青的馬家勢力，也是處在經濟上極不發達，各種物資匱乏的地區，為了不被其余的割據勢力消滅，它們也會走接近美國的道道。西藏再被分裂出去，那么，寧青的馬家勢力會如何？不難想吧？我們的西南邊陲和西北腹地，危矣！
可是這樣的危局并沒有出現，為什么？很簡單，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國共產黨統一了中國，踢飛了美國人！萬歲毛主席！！！
因為有毛主席，我們的國運在1949年進入了一個上升通道，然而，我們切不可因為沒有遭遇到那慘痛的一幕，就以為美國人沒有這樣的惡意，其實我們看一下西歐各國的例子就知道了。這樣的例子，我們可以看到美國戰后在歐洲推行的“馬歇爾計劃”。不要以為，這是美國人在發善心！美國人不是慈善家！它的每個一美分的施舍，都是要求有加倍的回報的！而這個回報，可不止是在金錢上還本付息那么簡單！還有別的賬單等著接受美國援助的西歐各國去償付：金日成統一朝鮮的戰爭剛剛開始，美國就操縱聯合國投票機器，炮制了一系列譴責朝鮮“侵略”的“決議”，并拼湊“聯合國軍”大打干預戰爭。難道，西歐的那些國家不知道它在做什么？難道西歐的那些國家在戰后重建時，愿意花巨額的軍費，去派自己的軍隊，到一個與自己國家利益毫不相干的朝鮮為美國徒勞么？！它們肯定不愿意，它們知道自己是在為美國在東方做毫無意義的血拼，但是知道是知道，問題是，“錢壓奴卑手”，拿人的手短，不得已啊！
這還只是美國援助對西歐各國的對外事務的操縱，對那些國家的內部事務就更露骨了：1948年，意大利進行戰后首次大選，據觀察家估計，意大利共產黨和社會黨的聯合集團可能獲得51%以上的選票，聽到這個消息，馬歇爾在1948年3月15日照會意大利與西歐各國，凡投票贊成共產黨執政的國家，馬歇爾計劃規定的經援馬上停止。可憐的意大利，就缺美國錢，連老百姓也知道個中利害，于是很多人們昧著良心把選票投給了親美的天主教民主黨，而意大利共產黨只獲得30%的選票。在法國，美國也這么做事，法國也屈服了！（《美國通史》第6冊第33頁）
當然，這些只是過往的故事，時下里，有個叫IMF的機構，聽說美國在里頭是個“坐地（虎）”，所以，這個機構，秉承美國的專長，專門發善心，對付經濟上遭了災的國家，不光給錢，還幫著拿錢的國家進行資產整合，擴大私有制在該國經濟中的比重，隨著經濟上的私有制大行其道，那一國的政治中樞也捎帶著就換了面孔，看著就像美國人當家一樣……和馬歇爾干的缺德事一樣吧？惡心的沒法子說啊。好在，好在，好在，天幸有我們的主席毛澤東，叫美國人滾蛋了！其實呢，看看歷史書，現在的新鮮事不新鮮，真不新鮮。美國人善于把惡臭的大糞裝在匹薩餅的盒子里送給別人吃，還不許別人說一句不好聽的！
總之吧，中美之間的對抗，和意識形態毫無關系，只與美國是否能在中國取得“利益”相關，一切，以“利益”為上！其實，帝國主義國家的外交宗旨，老英國的外交家們早說的明白：“沒有永遠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
關于這一點，再看司徒雷登的口供：
“我們認為國務院應當仔細斟酌以發布這樣一個聲明：如果共產黨繼續漠視國際法和國際義務的話，美國也將在所統治或控制的領土上不考慮向中共當局或效忠于他們的中國人提供由國際法和國際義務所授予的權利。鑒于目前美國在中國的利益無疑遠遠地大于中國共產黨在美國的利益，這樣做當然是對我們更有利的。
……
要而言之，美國的立場是，在獲得西方承認之前，中共必須承擔必要的‘國際義務’。在1949年和1950年初，條件擴展到包括遵守清政府和國民黨政府定立的條約”。（《全球視野中的中國國家安全戰略》上卷，張文木，第259-260頁）
這是司徒雷登在1949年7月29日給美國國務院的一封電報。
在這個電報里“老司徒”把大實話說的再明顯不過了，只要你中共當局承擔了必要的“國際義務”——承認，并履行清政府和國民黨政府和西方列強簽訂的所有不平等條約，那么，我美國是會帶頭承認你的，不管你的意識形態是什么樣的，不管你的意識形態和我多麼對立，這個根不算是問題。
某家拉拉雜雜說了那么多的話，無非是要說，中美之間的沖突和齟齬，根本不是什么意識形態的對立與不同造成的，根本的原因就是我們讓不讓美國在我中國繼續劫掠下去！意識形態對于解釋中美沖突沒用！實在要說有什么用的話，那就只有欺騙這個功能了，欺騙所有的混蛋軟蛋糊涂蛋的功用——我美國為什么和你中國過不去？因為意識形態，可不是我要打劫你的家財，是意識形態不同我才和你過不去！換句話說，因為意識形態不同我才想打你，我不是圖你家的家財才打你！而且，打你活該！其實呢，這都是借口啊！不過，也只有這伙子軟蛋、混蛋、糊涂蛋才會相信，如果我們也搞了資本主義，那么，中美之間就會祥和了，和諧了！那么，事實是這樣么？
關于這個，也是有證據的，蘇聯怎么樣呢？東歐怎么樣呢？1990年代的蘇東巨變，他們不是說也走了資本主義道路了么？但是下場呢？約在1994年，央視一臺的新聞聯播里，葉利欽走上莫斯科街頭，被市民圍住要面包。葉利欽怎么說的呢：沒有面包，除非你們把我象面包一樣，一片片的切掉。
你看，這是葉利欽啊，大國的元首，說話怎么像個欠債不還的老賴呢？他確實是是欠了債的，欠了億萬蘇聯人民的債！他還不起這個債！之所以他欠了債，原因恐怕就是相信，意識形態的對立導致了蘇美的冷戰，那么，蘇聯倒向西方，消除在意識形態上與西方的不同，一切OK了。可是最后什么下場？！
蘇聯倒下了，意識形態對立的大本營消失了，那么，美國就慈眉善目了？不是啊！反倒是更加的窮兇極惡了！而且，還為現在的無惡不作找到了新的借口——自由、民主、普世價值！這個什么普世價值其實也和意識形態一樣，是美國打劫其他國家的借口。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美國人有的是借口，有的是理論，有的是價值觀，一切只為了打劫，誰要是信了，那就SB了！
1980年代，我們請進來張五常幫我們走資本主義道路，這叫請進來；隨后我們又派出N多的高層級的知識分子去美歐學習如何走資本主義道路，這叫走出去；更后來，潛伏的厲以寧和吳敬璉們跳出來了，這叫整合本土人文資源……現在，我們有些地方比美國還象美國，比歐洲還象歐洲——據說，咱中國的200多個（？）大型國企還是姓“公”的，但是就某家看，依照那些大型國企老總們的七位數甚至于八位數的年俸，以及股權激之類的國際慣例，那些姓“公”的大型國企，遲早是那些國企高管的……可是呢，看，我們和美國與歐洲們不差多少了，而且，已經有權勢媒體污蔑開國領袖不少年歲了……可是美國，和歐洲們怎么對付我們？
我們的高階層的精英們，SB多么？也許有，但是絕對不多，不過，60多年前，司徒雷登口中的“民主分子”現在卻是很多很多的……現在，當年的“老司徒”的肉骨粉被裝在小盒盒里，由“民主分子”抬著、舉著、捧著，喜氣洋洋，得意揚揚地埋在中國某地的一個坑里了，怎么看，都像是美國大使館之外，又有一處中國國土上飄揚著美國星條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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