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潤：從“彈簧效應”看“三年自然災害”說的巧妙設計

思潤；從“彈簧效應”看“三年自然災害”說的巧妙設計　　

關于大躍進、三年自然災害我們國家非正常死亡人數的問題，我們爭論了數年。數年來，對這一問題爭論不休，各執己見。可以說是“兩軍對陣”。雖說沒有到了“大打出手”，但也是相互攻擊、漫罵不休。但最終沒有一個確切的答案。造謠者在繼續造謠，污蔑者在繼續污蔑；正義者在不停地辯駁、反駁，在不停地找依據、證據。但我們雖有滿腔熱忱，終是力量有限，不能確鑿到底，找不到一個清晰的答案。我們從各方面進行努力，包括推理、猜測。但只言片語依舊不能有力駁倒造謠者的聲勢。國家統計官方數字，在別有用心的“精英”眼里指責數字不確切，太小；在正義者的眼里，自覺數字太大。但究竟是大是小，官方也在維　　

護其權威性。因此，似乎這一問題變成了一個不解之迷。　　

我曾設想過，在通訊發達的今天，這樣的問題應該不是什么難以解決的問題。就以今天我們有69萬個行政村來計算，我們可以打69萬個電話，很簡單就應該找到答案。但我們都沒做。在反動方面來說是不用做，因為其本來就是無中生有，架禍于人，目的就是不想找到清晰的答案。在正義感的方面，69萬對我們個人來說實在是個大數字，一般人實在是難以做到，是有心無力。因此，也許和我有一樣心理的人都在繼續尋找能證明“謊言”的數據與方法。　　

就在我繼續思考與尋找這個問題的數據、方式與方法的時候，“彈簧”這個詞閃現在腦子里。一剎那間，讓我感到無所適從。一種“悲哀”的感覺悠然而生。突然覺得自己很傻、很愚、很笨。　　

一什么是“彈簧”　　

在時候里，我們對彈簧并不陌生。彈簧是一種利用彈性來工作的機械零件。一般用彈簧鋼制成。用以控制機件的運動、緩和沖擊或震動、貯蓄能量、測量力的大小等，廣泛用于機器、儀表中。彈簧的種類復雜多樣，他的詳細分類就不說了。因為我不是推銷“彈簧”的。　　

單說“彈簧”，他是機械行業與電子行業的重要元件。但對我們來說似乎并沒有什么意義。但我們從“彈簧”這個具體元件的應用理論，如果能上升到“一般”的“哲學”理論，那么我們就可以看出數年來我們為此努力尋找、求證、爭論的“非正常死亡人數”的問題，實在是一個令人難過的、悲哀的問題。我們的熱忱就是這樣被“蹂躪與踐踏”的。當然，這只能說我們很傻、很愚、很笨。怨不得別人。　　

二假借“三年自然災害”掀起一種“風暴”　　

事物都是普遍聯系的，如果我們就事論事，免不掉就會出現“片面”的看問題，導致我們爭論不休，而無實質性的結果。從“彈簧”的功能，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三年自然災害非正常死亡人數的引出本身就是一個大的“設計”。1.誰先提出“大躍進，三年自然災害”的問題的？2.在什么情況下提出的？3.數字的準確性與依據？4.官方的態度？5.造成社會的“效果”是什么？6.是從總結歷史的角度去探討問題還是有別的的用意？　　

我們普通人并不能真正認識到偉大領袖的思想與理論的英明所在，但區別于我們普通人的人是深諳主席的思想與理論的。　　

毛主席曾說，一個嶄新的社會制度要從舊制度的基地建立起來，它必須清除這個基地。他又說，社會經濟制度變了，舊時代遺留下來殘存于相當的一部分人們頭腦里的反動思想，亦即資產階級思想和上層小資產階級思想，一下子變不過來。要變需要時間，并且需要很長的時間，這是社會上的階級斗爭。　　

對于主席的“教導”有些人是言猶在耳，但是要堅持主席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還是要“另立門戶”？我們普通人是不知道的，現在反過頭來看，是要走有別于主席的道路。既然要走有別于主席的道路，那么就要有新的理論與新的方針、政策。就需要“清除舊的基地”。要改變“社會經濟制度”，“舊”時代遺留下來“殘存”于整個勞動人民頭腦里的“反動思想”，亦即“無產階級專政的思想和社會主義公有制思想”，一下子是變不過來的。要變需要時間，并且需要很長的時間。這種觀念不打破，那么新的方針政策就難于實行，新的道路就很難走下去。因此，必須的打破先前的思維觀念。為了加速打破這種格局，正如1978年的“真理標準大討論”一樣，設計出“三年自然災害非死亡人數”的爭論問題。目的是為了進一步鞏固前面的理論，為今后的“變革” 鋪平道路。　　

在全國解放不久，偉大領袖曾說，“殺人有兩種，一種是用槍桿子殺人。一種是用筆桿子殺人。偽裝得最巧妙，殺人不見血的，是用筆桿子殺人”。比較起來，槍桿子殺人，容易引起人們高度注意和警惕；而筆桿子殺人，人們往往不注意，麻痹大意，喪失警惕，因而危險性較大。因此，共產黨人在警惕敵人用槍桿子殺人的同時，更要警惕敵人用槍桿子殺人；決不能忽視意識形態領域的嚴重斗爭，而這個領域的嚴重斗爭，直接關系到無產階級政權的生死存亡問題。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毛主席就告誡全黨要重視意識形態領域里的階級斗爭，他說，“凡是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　　

因此，進行 “三年自然災害”問題的設計就顯得非常的必要。要引導社會變革，沒有控制力是不行的。因此，就如彈簧控制機械的運動一樣，設計者設計出了自己處于關鍵的位置進行對整個社會的控制。　　

“吸收振動和沖擊能量，”是彈簧的又一功能。設計者當設計好自身的“位置”后，社會的“震蕩與沖擊”都不能對“設計者有絲毫的影響。這就是這些年來我們社會爭論不休，互相指責、漫罵，但只是在“反動”與“正義”之間進行。結果是“兩敗俱傷”。　　

“儲存及輸出能量作為動力”。當爭論不休的時候，社會在漫漫的變革，越變越大，當人們明白的時候，社會已經是“面目全非”了。一個“嶄新”的社會擺到了人們的面前。　　

“用作測力元件”功能。設計者能夠明顯的了解“雙方”斗爭的力量。這種測試使得設計者對社會的變革是“有恃無恐”。　　

一系列的沖突皆按設計者的思想進行，最終得到了完整的目的。　　

三幾個“精英”只是幾個挑起事端的小丑　　

社會中奔出來的幾個“精英”，他們只是被利用挑起事端的幾個小丑，幾只蒼蠅。他們翻不了天，但他們卻按設計者的思路“點起了火”，把正義引向了“邪路”。這幾只蒼蠅必將受到歷史的懲罰，也決不可能逃脫歷史的懲罰。　　

我們可以回顧這些年來的討論，從某些人提出“非正常死亡人數”2000萬，升級到最后的7000萬，我們官方從來不做解釋，不做證明。“容忍”這種謠言大肆渲染，惑眾。不但如此，而且我們政府官員還“推波助瀾”加以證明。　　

《當代四川要事實錄》（“當代口述史叢書編委會”編輯，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一書中，原重慶市委書記廖伯康撰寫的文章中就有這樣一段記述：“雅安地區滎經縣委書記曾在省委工作會議期間說他那個縣人口死了一半，有一個村死得一個不剩，連埋人的人都沒有了，只得派另外一個村的人到這個村來埋人，這些埋人的人沒有吃的又要挖坑，是體力勞動，結果埋人的也死了，只好再從其它的村調人來埋這些埋人的人。后據了解，到職不過半年的前滎經縣委書記姚青1960年被判刑當了替罪羊，雅安地委宣傳部長劉恩早在1959年因到滎經調查死人情況寫成報告而被打成“三反分子”。1961年，中共四川省委指派幾位領導同志到重災區梁平縣擔任各級領導職務，書中也收錄了他們當時在梁平的回憶。“我們下去的時候看到到處都是浮腫病人。下邊的干部并不像上邊的領導同志那樣，忌諱說沒有糧食，餓死人，是給我們說實話的，包括縣委書記徐海清，并沒有向我隱瞞實際情況。他領著我去看了一個最嚴重的村子。我去看了以后，很難過，跟剛打完淮海戰役的情況相仿。門窗都沒有了，家具也沒有了，屋子一個個都是敞開的，屋里都是雜草和灰塵，后邊的山坡上是一堆堆的墳，村里村外看不見一個活人。他還領我們去看了腫病醫院，干瘦的多，腫了以后就干瘦。”　　

這些實錄是很厲害的證明，但如果稍做留心就不難看出其中的“模糊概念”，隱藏的玄虛。試想，1. 哪個村死的一個人不剩的村子是哪個村？為什么不說出村名？這么簡單的問題，只是讓人在激動時而忘記問是哪個村，以此來蒙混過關。因為說出具體村名字，就會有較真的人去尋找，去證明。那樣很簡單就露餡了。因此只能模糊的說有“村死的一個人不剩的村子”來惶惑人心。2.按那位書記的話說去埋人的人，因為做的是體力活，又沒吃的，去一個死一個，那么以此推論四川就應該全死光才是結果。但事實是什么？這不用回答。但無疑是這位中共領導人說了不負責任的話，做了虧心于良心的事，目的是什么，無須去追究與探討。3.除雅安地區滎經縣外，還有重災區梁平縣也是有死的不剩一個人的村子，也是不說是哪個村子。如此做的用心是什么值得推敲。　　

這樣以至于正義者忍無可忍，奮起爭辯。這種爭論是設計者的思想的實現。這種“風暴”也是設計者的希望。正義者幫助完成了設計者的愿望。　　

做全國調查不容易，但對這兩個縣調查應該不是很難的問題，應該能作到實事求是，應該能澄清事實。　　

四非正常死亡人數爭論的意義是什么　　

我們現在來想想，我們爭論了這么多年的“非正常死亡人數”的問題，有什么意義？想說明什么？反動的“精英”，他們也很清楚這種爭論是毫無意義的，他們的造謠是無中生有的。但他們為什么要造謠？只有一個目的就是“打倒毛主席”。這使得這種爭論對他們而言有意義起來。但我們的正義者呢？目的使為了維護我們“偉大領袖”！但這種維護恰恰使中了“精英”的圈套。　　

可以這樣說，“非正常死亡”對于精英而言根本毫無意義，他們不關心“死多少”的問題，他們只關心有沒有人爭論的問題，只要有人爭論，他們的目的就達到了，因為他們的造謠可以迷惑許多不明白的人和年輕人。這樣，在這種輿論中，使得人們覺得“變革”是應該的，必要的，理所當然的。我們正義者恰恰在這件事上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從他們的理論中可以看出，他們的數字從來是模糊的，正常與不正常是不分的，也不考慮實際情況的。他們只是以“計算與推論”進行，從不進行實踐的證明。“真理標準大討論”是他們進行的，但在“非正常死亡”的問題上，他們模糊了這一實踐。可以科學的進行調查與證明，但他們不應用，他們只應用所謂“科學的計算與推論”。他們的理論就是“做過一次賊”，那么“永遠就是賊”。他們不用事實說話，他們只在家里“編造”，只在桌子后面“操作”。他們知道我們國家地域廣大，但真正認清問題的人卻不多，但要被迷惑的人是很多的。所以他們想借助有正義感的人來大肆渲染這種“謠言”。結果是他們得到了。　　

他們很清楚，革命就要流血犧牲，但他們要歪曲這種正常的理論，要把這種正常變為不正常。也許再過多少年后，還會出現“毛主席曾經領導的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也是草芥人命的。這種可能是存在的，不是有人已經提出“朝鮮”戰爭是錯誤的嗎？　　

因此，我們有必要反省自己，不做無必要的爭論。　　

五讓彈簧失去功能　　

彈簧，我們越拉越被動，但如果我們不拉會是什么結果呢？那彈簧對我們來說就是“廢物”。我們為什么要拉住不放呢？我們松手，我們不拉，讓彈簧變的無用。也就是說，既然有些人，包括那些小丑“精英”想造謠聲勢，但我們不給予辯解，辯駁，結果會是什么呢？結果他們會生氣，但那是“悶氣”，那會憋死他們的。我們偉大領袖的英名不是幾個小丑能丑化掉的。我們沒必要去辯解。我們要做的是宣傳偉大領袖的思想與理論。而不是無謂的爭辯與辯駁。我們不能讓那些人得逞的唯一方法就是“松手”，不拉彈簧。讓他們失去傳播的作用。皮球不打是不起的，你越打它，他越奔的高。因此，我們不打皮球，讓他靜靜地呆著。　　

六文化大革命的再一輪“否定”，又一次設計的開始。　　

我們必須要清楚，“非正常死亡”是可以非常科學的證明的。那就是對我們69萬行政村一個一個的進行實際調查。這一調查，在我們個人而言是極其困難的，但在國家是極其簡單的。如果國家真想知道實際數字（假如沒有實際數字），現在也還能清楚的，最科學的完成。因為我們所發生的事情只有50余年。也就是說，今天70歲的人對當時的情況是了解的。因為那時70歲的人的年齡是18歲左右，無論從記憶還是從思維上都能證明當時的真實情況。這是最科學，也是最能說明問題的。而我們國家沒有這樣做，任由那些“精英”胡說八道，即便是我們的統計也是“靠”計算、推理進行，問題就很難說清楚是為什么了？真實的，也許就是不想知道實情？！在過些年，這件事肯定會成為一個“說不清楚，道不明白”的事情了（當然除外國家有秘密檔案）　　

從“非正常死亡”的爭論看，我們現在是否有必要在某些人對“文化大革命”進行再一次的“否定”問題上繼續爭論、辯解、辯駁？我覺得有必要思考。　　

七有感“好心犯的錯誤”　　

.在改革30年的歷程中所顯示的一切是有目共睹的，無須多說什么。我們鄧主席曾經說過“我自己能夠對半開就不錯了。但有一點可以講，我一生問心無愧。你一定要記下我的話，我是犯
了不少錯誤的，包括毛澤東同志犯的有些錯誤，我也有份，只是可以說，也是好心犯的錯誤。不犯錯誤的人沒有。”而毛主席也曾說過“不怕壞人做壞事，就怕好人辦壞事”。我們不去談論為人的區別。　　

但我們30年來，在一切輿論中似乎所有的一切都是沖著毛主席及主席的思想來的，一切的目的似乎就是為了說明毛主席所做的一切是錯區的，除了錯誤沒有一點正確。似乎毛主席辦的所有事情，不管對錯，都是所的，而且不是“好心犯的錯誤”。　　

稍有常識的人就應該清楚兵荒馬亂的年代都不可能成為那種災難，而和平時代變成“殘無人道”的世道有多大的可能性？但我們“中國人”的確把哪個時代就說成那種社會了！并且還有許多人相信了。　　

這不是哪個人的個人問題，而是整個民族的問題，是整個民族的悲哀。　　

歷史終歸是歷史，歷史會告訴每個人的錯與對，當真理顯露的時候，那些齷齪、骯臟思想的人及其爬蟲腐朽思想的人，將會被受到歷史的懲罰！　　

總之，我們在努力尋找的依據、證據本來是很簡單的就可以得到科學證明的，但卻變的如此艱難。這種艱難來自于什么？可想而知的事情。因此，我們所做的不但是毫無意義的事情（這樣說可能有些過分），而且我們無形中幫了“忙”，使得他們的設計得到完成。　　

人類歷史的發展不是哪個人能阻止的，也不是哪個人說了算的，真理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毛主席的思想錯與對，時間、人類發展的歷史會作出公正的評判！　　

　2011-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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