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讀“烏托邦”的言外之意
段平山
在一個信奉實用主義的社會里，一切有關理論與原則的論爭不僅變了味，而且基本上已經使所有的政治問題進入了一種被“異化”的狀態。如果有人在他的言語和行為方面講某種原則或某種觀念的話，那么，他所得到的結果無非就是“被無情地支離”，或者被理解為虛假的空談，或者被理解為滿足個人利益的一種手段，因此，在這樣的一個社會里，無原則、無主張已經成為了“個人利益時代”的一個普世價值，而這樣的“普世價值”恰恰就是價值觀念與價值趨向的“離散”。
如果說講觀念、講原則是“烏托邦”的話，那么，不講觀念或不講原則是否也可以理解為一種新的烏托邦呢？換句話說，通過某種別有用意的“支離”讓全社會“告別烏托邦”，這種愿望真的能夠實現嗎？
學者們經常說，毛澤東所領導的文化大革命是“夸大了主觀意志和主觀努力的作用”，其思想以及實踐方式是“脫離實際的”，對共產主義理想境界的到來抱有完全不切實際的期望。因而是烏托邦主義的。由于“烏托邦”意味著是一個“烏有之鄉”，所以，在當代的這一群自以為很務實的人的心目中，這個“烏托邦”是一個象征著愚昧、可笑、天真、幼稚的貶義詞。
然而，如果人們徹底地拋棄了烏托邦意識，那么，人們不僅將喪失那種能夠判斷自己、理解自己的能力，而且也使歷史的存在隨之失去意義。因為歷史本身就是一個不完美的狀態，歷史的基本內容無非就是一些不易把握的“過程”和一些不可以隨便控制的“變化”，研究歷史當然是為了能夠盡可能地消除各種“不完美”的因素，而烏托邦則是一個近乎完美的狀態，完美的狀態是不需要“過程”以及“變化”的，所以，如果真的能夠使烏托邦的想法變為現實，那就意味著歷史要走向終結。由此可見，“烏托邦”的對應詞正就是“歷史”。如果“烏托邦”是一個貶義詞，那么，“歷史”就必然性地成為了一個褒義詞。反之，亦然。從邏輯意識出發，如果把“歷史”視為一個中性詞，又把“烏托邦”視為一個貶義詞，那么，這就是荒唐！但是，荒唐的表達以及荒唐的思維正就是當今的那些文化人以及學者們共同研究、合力開發的一個結果。
文化大革命是一個“烏托邦”，因為它追求的正就是完美。文化大革命是一個“歷史”，因為它是追求完美的一段“過程”，也是追求完美這一過程中所產生的一大堆“變化”。
缺少了對于烏托邦的虛構與想象就會導致人類社會的目標貧乏。而依賴于烏托邦式的虛構與想象則會導致人類歷史的虛無。因此，盡管人類不應該沉溺于烏托邦式的理想主義，但是，如果真的有人認為“告別了烏托邦”是人類社會的一個進步的話，那么，這樣的人不僅在理論上是淺薄的，而且在實際的生活中也是庸俗的。
就目標建設而言，馬克思主義的學說具有烏托邦的特點，但是，馬克思又反對一切“烏托邦”式的理論，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馬克思并不是要反對那些被描繪出來的各種社會理想﹙包括共產主義在內﹚本身，馬克思對于那些社會主義的空想家們的批判不是因為他們所追求的“目標”本身，而是因為他們缺少為了達到“目標”而必須要具有的手段和方式。所以，馬克思主義學說的實質是一種針對“手段和方式”的理論，而不是針對“目標”的理論。這就是為什么馬克思把階級斗爭的學說與歷史進步的學說視為科學社會主義的主要內容的緣故。如果不關心歷史的進步與倒退問題、不關心階級與階級斗爭的必然性問題，那么，所有的社會理想都不過就是一些毫無意義的空乏的烏托邦式的幻想。在馬克思主義者看來，沒有斗爭的歷史就意味著是一個沒有進步的歷史。同樣，沒有“手段與方式”的“目標”是毫無意義的空想。推論下去，只有實現了無產階級的專政，才能夠實現社會主義這個“目標”。只有通過階級斗爭，才能夠實現無產階級的專政這個“目標”。
文化大革命的“目標”是要讓無產階級的文化戰勝資產階級的文化，其“手段和方式”則是“斗私批修”。文化大革命雖然只有短短的十年，然而，就完成它自身所確立了的“目標”而言，其成就是顯而易見的。這是因為文化大革命不僅改造了人們的思想，也鍛造了人們的精神。文化大革命不僅使正義感﹙樸素、勤勞、集體主義、奉獻意識等﹚得到了最大化，而且也使邪惡感﹙貪欲、惰性、個人主義、名利意識等﹚得到了最小化。
單純的幻想、樸素的烏托邦意識雖然不是什么好事，但也不是什么壞事。從某種意義上說，每一個時代都有它自己的“烏托邦”，因為每一個時代都有它所倡導的理想。文化大革命也是一個很富有理想的時代，這是因為文化大革命想要徹底地消滅一切剝削階級思想和一切資產階級的思想，雖然徹底地實現這樣的理想是很難的。但是，在追求這個烏托邦的過程當中，人們可以感受到某種“言必行，行必果”的誠意。無產階級的思想以及樸素、崇高的勞動意識在文化大革命時期并非只是一種口頭上的倡導，而是一種偉大的實踐活動。
最可惡的則是那些別有用心的人運用一些具有欺騙性的美麗而又虛偽的廢話制造出一大堆虛情假意的烏托邦。在這方面，當代的知識分子們個個都是能手，他們一會兒倡導出一種情意綿綿的社會、一會兒又描繪出一種其樂融融的人間。借助于人文精神、國民素質等這樣一些含含糊糊的語言大談諸如天人合一的境界、人盡其才的理念等等。世界上最無聊、最沒有羞恥感、最具有欺騙性的空想式的烏托邦莫過于所謂“一個文化的大同世界”。
當年的空想社會主義者﹙如圣西門、傅里葉等﹚只是向人們述說了自己的烏托邦的社會構想，他們并沒有什么言外之意。相比之下，當今的“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的創造者們卻有很多的言外之意，其中最大的一個言外之意就是；要溫順，不要斗爭。要聽話，不要爭論。忘記文化大革命時期的那個真心實意的“烏托邦”，為的正就是今天的這一大堆虛情假意的“烏托邦”。
當今的學者們正在苦苦地締造著一個“告別烏托邦”的新時代的烏托邦，其目的是為了能夠從這個新式的烏托邦中最大可能地滿足自己的個人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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