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有一種傾向，以為僅僅學習資產階級法制就可以推動和平建設時代的進步，以為有了法制就可以丟掉革命戰爭時期我們黨“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模范帶頭作用。實際上，我們黨之所以能夠在革命戰爭時期以小米加步槍打敗武裝到牙齒的美式裝備，之所以能夠以一窮二白的東亞病夫在朝鮮戰場與全球最強的十八國聯合部隊對峙，就在于我們黨先鋒模范作用這個法寶。法制不如黨的先鋒模范作用有效，正如計劃經濟不如市場經濟有效一樣，都是在社會化大生產中，中心決策不如分布式決策有效。
就激勵主體的經濟行為而言，計劃經濟是中心決策，市場經濟是分布式決策。
就限制主體的危害社會行為而言，法制是中心決策，我黨先鋒模范作用是分布式決策。
生產社會化是人類文明進步的方向，人類文明史就是一部社會分工越來越細，人類社會越來越復雜的歷史。生產社會化是人類文明進步不可阻擋的趨勢。在計劃經濟中，決策周期長，決策指標難以周詳，要把偌大的一個經濟體系的方方面面的信息收集上來，經過分析判斷，作出決策，再把決策由中央貫徹到企業，其周期之長，往往落實的決策已經過時，造成資源配置的不合理。而市場經濟是各個經濟主體自己決策，決策指標很簡單，就是一個利潤。
在法制社會中，對于危害社會的經濟行為經過立法加以限制。但其立法過程很復雜，首先是已經發生了危害社會的經濟行為，立法程序長還不算，而且是一粒老鼠屎毀了一鍋湯，幾個公司干出危害社會的行為，所有公司都得增加依法審計監管的成本，搞得公司法律成本越來越高。2001年美國發生安然丑聞，為了防止類似事件發生，2002年美國通過薩本斯法案，對公司內部控制提出新的法律要求，對會計規則有新規定，其后幾年各公司依法將計算機系統改寫，財務操縱規程流程改造，大學會計教科書改寫，稅務局、交易所等都作出相應調整，結果出了2007年華爾街又次貸風波。這個案例證明法制往往防小人不防君子，而且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法制永遠追不上華爾街金融創新的突破。這就是中心決策的法制在限制危害社會行為的效率低下。而我黨先鋒模范作用在非常有效，指標很簡單，就是一切為了群眾利益，為了國家民族利益。當年支部建在連上，所到一地，無需法院傳令和警察執法，自覺為群眾打掃庭除，知道什么行為符合民族和國家利益；戰斗中與指揮部失去聯系或遇到以外遭遇戰，知道應該保存實力還是應該不惜一切代價，這些中心決策難以解決的問題實際上行為主體在現場就可以解決，但需要的是黨的領導而不是法制。
美國有很多痛苦GDP，底特律公交車落后，因為市政需要汽車公司的稅收，落后的公交迫使民眾必須開車，增加汽車公司銷售。城市建設要把旅店建得遠離機場以增加商業區人流，增加城市繁榮，但是，這些繁榮的GDP是痛苦GDP，不增加實際經濟效益。美國這種痛苦GDP的例子數不勝數。中國經濟建設要避免西方痛苦GDP的老路，必須以黨的領導才能分布式地將侵害公眾利益的經濟行為防患于未然。
經濟行為主體可以是個人、企業、團體、集團、地方各級政府由以及政府各個部門。在市場經濟激勵下，每個主體都有一個指標，主體利益最大化，這是分布式決策。但是，在防止這些主體侵害公正利益方面，靠法制是很困難的。2008年金融海嘯，明顯是華爾街劫持了全球經濟，至今沒有法律制約。試想如果我們國家各級政府各個部門有黨的先鋒模范作用防止這些經濟行為主體侵害公眾利益，國企和黨員法人都時時刻刻想著保護國家和民族的利益。對私企外企要有立法建立黨的基層組織，如此才能有效防止經濟行為主體作出雖然不違法但是危害公眾的決策。
高效、可持續、穩定社會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不能僅僅依靠法制，更要依靠我黨的先鋒模范作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黨的領導，就是要通過黨員的先鋒模范作用和基層黨組織的運作，給市場經濟行為主體注入道德靈魂。
西方法制的弊端和計劃經濟的弊端一樣，都是中心決策模式難以適應今天社會化的大生產。
我黨先鋒模范作用和市場經濟的優勢一樣，都是分布式決策模式適應社會化大生產的動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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