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不想寫這個讓人傷心的題目，可最近朋友向上反映企業軍轉干部身份待遇問題時，又聽到接訪官員振振有詞：“這是改革需要……”。這些年這類說辭不絕于耳，這讓我們不得不思考一個問題：改革真的需要這么多人蒙受這么多的損失嗎，改革是對人們已有合法權益的發展完善，還是人為地剝奪？
我們知道，真正進步意義上的改革，應該通過對社會主義的進一步完善，促進經濟發展，讓多數人獲得更多的利益，正如黨的十七大提出的是“科學發展，共享成果”；而不是某些人主張的，要通過剝奪一部分人“造富”另一部分人，更不是要讓老百姓把吃進去的社會主義勝利果實再吐出來。我們不否認改革有時需要某些利益調整，需要有人做出犧牲，但這種調整和犧牲必須是不得已而為之，是局部的少數人的，而且調整和犧牲必須能夠換來全局的多數人的更大利益。這樣來看人們蒙受的損失是不是真的“改革需要”就很清楚了。
比如某些官員諱莫如深的幾千萬工人下崗，顯然不是非如此不可的，不是局部的少數人的事，而且于國于民都是有百害而無一利的。他們這樣做說是要“減員增效”，其實他們“減”的是國家和人民的員，“增”的卻是少數“持權強盜”的效：下崗工人前腳走出廠門兒，后腳工廠就被坐地分贓，變成了少數人的私有財產；而被掃地出門的工人則由國家“主人”淪為資本家的“打工仔”，甚至流落街頭靠撿垃圾糊口。不僅國家損失了辛苦積累的大量財產和不可多得的熟練工人甚至技術人員，而且把幾千萬曾為共和國作出貢獻的工人家庭推到了社會底層。難道“改革”就這樣，“需要”幾千萬人蒙受丟掉飯碗的損失，讓一小撮“持權強盜”中飽私囊？
又如近百萬企業軍轉干部被剝奪“干部身份”。本來他們是為共和國國防事業貢獻了青春年華的一個特殊群體，為保護他們的權益不受侵害，國家多部法律法規都明確規定他們屬于“國家干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應保障他們的“干部身份”和政治、生活待遇。而某些不學無術的法盲官員卻無視國家的法律法規，在推行深圳“改革”經驗時，硬是不分青紅皂白地取消了全國近百萬企業軍轉干部的“干部身份”。而且當他們的錯誤受到質疑，大批受害者維權上訪引起強烈社會反響時，他們不是知錯改錯依法恢復這些人的干部身份，而是欲蓋彌彰地拋出所謂“解困”方案，讓企業軍轉干部靠施舍救濟打法余生，以此欺上瞞下，把矛盾擴大到地方政府。這不僅把本來簡單的問題復雜化，而且拖延了解決問題的時間，使這一問題至今未能解決。事實證明，企業軍轉干部被剝奪不僅沒給任何人帶來任何好處，相反給近百萬家庭帶來了不幸，給軍隊建設帶來了負面影響，也給社會增加了不和諧因素。出現這樣的問題，我們愿意相信是某些官員政策水平太低而造成的工作失誤，但從他們知錯不改、欲蓋彌彰的行為和個別官員發狠的言語中，我們也分明感覺到有一種對革命軍人、軍轉干部的不正常情緒，似乎在他們眼里這些人就不該存在。我們但愿這種情緒是沒有政治背景的，也希望它不是什么“改革需要”?！ ?/p>
如果說工人下崗、軍轉干部被剝奪是“白刀子進紅刀子出”讓受害者痛徹心扉，那么“打破大鍋飯，砸爛鐵飯碗”和市場化的房改、醫改、教改，就是從人們基本生存條件上釜底抽薪，無異于置人死地。這里“三改”把“三大福利”變成了“三座大山”已被人們所痛斥，黨和政府也作為教訓在“亡羊補牢”。這種情況下還說是“改革需要”的人是不多見了，但也要警惕有人借“亡羊補牢”再把老百姓“裝”進去，讓老百姓繼續遠離“三大公共福利”。同時還要說明，所謂“打破大鍋飯，砸爛鐵飯碗”也不是什么“改革需要”，而是某些人別有用心的如意算盤。首先“大鍋飯”、“鐵飯碗”本來就是社會主義優于資本主義的基本特征。社會主義好，好就好在飯在“大鍋”里，這就不僅使得人人有份，人人能當家作主，而且能夠較好地解決分配不公、貧富懸殊問題。而資本主義的飯裝在個人的“小鍋”里，必然是誰的鍋里飯多誰做主，必然一切圍著富人轉，從而“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社會主義好，好就好在人們的飯碗是“鐵的”，這就使得“飯碗”不容易被上司打破，從而有利于上下級平等相處形成合力；而由于飯碗的“牢靠”，端飯碗的人也就能夠從容地品味碗里的美味佳肴，享受工作的快樂。而資本主義的飯碗是“泥做的”，這就很容易被老板打破，而端飯碗的人也就時刻面臨著丟飯碗的威脅，因此他們不得不時時處處如履薄冰倍加小心，從而工作不再是享受而成為負擔，使他們天天處在生活的重壓之下。這方面如今的年輕白領想必深有體會。這樣來看，那些向“大鍋飯”、“鐵飯碗”掄大錘的人究竟是什么人，他們要干什么也就顯而易見了。其二，我們不否認“大鍋飯”、“鐵飯碗”確實有其消極的一面，處理不好確實會產生“平均主義”和“懶漢”問題，這也正是改革需要解決的問題。然而解決這方面的問題，只能用社會主義的方法，只能在加強先進思想教育基礎上，落實“按勞分配、多勞多得”的分配原則，調動人們的生產積極性。而不能因噎廢食，把“大鍋飯”“鐵飯碗”徹底砸爛。舊社會的辛酸歷史早已證明，勞動者沒有了生產資料是很難生存的；這種通過剝奪生產資料逼迫人們“死里逃生”、不得不接受剝削和壓迫的卑鄙伎倆，只有黑了心腸的地主資本家階級才會做得出來。解決平均主義、懶漢問題，也不能靠“人不為己，天誅地滅”，不能靠誘發和刺激人們的私欲。因為“私欲膨脹”必將沖擊法律和社會道德底線，必將給正常的社會秩序帶來危害。這些年社會矛盾不斷激化、極端事件時有發生，就是人們私欲被激發膨脹所引發的必然后果。解決平均主義、懶漢問題，更不能象資本家那樣把人當作動物，用“叢林法則”驅使人們進行血淋淋的爭斗。因為血腥爭斗的結果，不僅會使人們喪失人的善良本性，導致社會道德淪喪、丑惡泛濫，而且會使強勢的富人越來越富，弱勢的窮人越來越窮，從而打破社會的基本平衡和穩定，甚至威脅當權者的統治地位。我們共產黨人能用先進思想把封建皇帝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勞動者，能讓戰犯悔過自新、重新做人，難道不能用先進思想讓懶人變得勤快？難道非要啟動封建糟粕，非要學資本家的樣子管理社會，共產黨人的執著和自信哪里去了？！
此外還有一種剝奪，是以“施小惠而傷大體”的方式出現的，在刻意滿足人們眼前的微小利益時，卻讓人們喪失了長遠的根本利益。比如“分田單干”，雖然滿足了部分農民“自發”的欲望，卻讓他們丟掉了“共產黨領導的集體組織”，喪失了抗拒天災人禍的能力，從而在面臨自然災害和資本掠奪時只能聽天由命，任人宰割。又如農民進城，雖然給農民提供了“用血汗換錢”的機會，滿足了一些人“拿工資，做城里人”的愿望，但同時也讓他們面臨著失去土地而又不能“入戶”城市的尷尬，如同拆了舊房卻住不進新屋而不得不流落街頭。這種被“懸吊半空”的處境，說明“農民工”比之農民只是“當牛”與“做馬”的不同，并沒有根本改變自己的命運。某些人為給資本家降低剝削成本，長期不給一代工人摘掉“農民工”的帽子，致使他們“名不正言不順”，“市民待遇”始終未能解決。而今如果還不能解決這一問題，所謂“城市化”云云難免會有“忽悠”之嫌，而且靠農民工撐起的“特色社會”也會和農民工一樣，隨時都有撐不下去的一天。
從以上事實我們看到，這一項項涉及人們切身利益的變動，早已超出了“不得已而為之、局部的少數人的”原則，背離了“發展完善”的要求。其范圍之廣、力度之大堪稱“刀刀致命，處處見血”，毛澤東時代——社會主義帶給人們的各種福利和好處幾乎被掃蕩一空。其結果只是滿足了極少數人的圖謀和欲望，卻給絕大多數人帶來了巨大不幸。老百姓的血汗甚至尸骨鑄就了資本的天堂，國家和人民卻走進了貧富差“巨”、“五毒”泛濫，“中美國”取代人民中國的“新時代”，以至于黨和政府不得不用極大精力和財力進行各方面的“復興”，而且有些方面還不知道能不能夠“復興”?！ ?/p>
有人說“文革”是一場“浩劫”，其實它“浩劫”的還主要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是少數人做官當老爺、走邪路發橫財的欲望，是人們靈魂深處的非無產階級思想，而對任何個人的福利待遇卻不曾有所觸動，甚至那些在臺上彎腰挨斗的人也還照樣領取“高級干部”工資。而今某些人不僅把幾千萬工人踢出工廠，把近百萬軍轉干部踢出干部隊伍，而且砸爛了老百姓的“飯碗”，取消了老百姓的住房、教育、醫療等公共福利；不僅剝奪了人們已有的合法權益，而且阻斷了包括“農業集體化”在內的社會主義道路，讓人們由國家的“主人”變成了資本家的“牛馬”……這不是更為嚴重的“浩劫”又是什么？如果這也是“改革需要”，那這樣的“改革”能是社會主義的改革嗎？其實，三十多年來的改革，確實存在著是將社會主義進一步發展完善，還是將中國引向資本主義的問題，存在著兩條改革路線的對立和斗爭。某些人正是在改革的名義下，打著共產黨的旗號，利用人們對黨和政府的無限信任，進行了一場公開的空前規模的剝奪和浩劫，使我們的黨和國家以及廣大人民群眾在許多方面都蒙受了巨大損失?！ ?/p>
當年抗戰勝利后，在全國人民面前有個“中國向何處去，如何保衛抗戰勝利果實”問題，如今我們同樣也面臨著“中國向何處去，如何保衛社會主義勝利果實”問題。不是嗎，那工人階級領導權，農民的集體化道路，人人有飯吃、有工作的“大鍋飯”、“鐵飯碗”，住房、醫療、教育等公共福利，以及社會沒有“五毒”，風清氣凈，充滿了純潔和高尚等等，這些不都是社會主義的勝利果實嗎？面對來之不易的勝利果實，我們能忍心看著它一天天消失嗎，能甘心被人肆無忌憚地剝奪嗎？當然，剝奪我們勝利果實的人是以黨和國家的名義進行的，我們確有“投鼠忌器”之憂。但它們的倒行逆施并不代表黨和國家的利益，不代表廣大黨員和人民群眾的愿望，他們只是代表國內外資產階級利益的極少數人。因此只要把他們同廣大干部和黨員群眾區別開來，把他們的“改革”同黨的十七大提倡的改革區別開來，我們就能看清他們的真面目，從而堅持同他們開展斗爭，保衛社會主義勝利果實，捍衛我們的合法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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