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工人憤怒聲討吳敬璉之一
我們女工人曾憤怒聲討過茅于軾、辛子陵，不要怪我們的詞匯單調，反正我們就是工人，就是沒有文化，我們又不是所謂的“精英”“學者”：咬文嚼字，越咬越讓人聽不懂；更不要怪我們的文風一般，只要我們表明立場就行。毛主席說，立場錯了，知識越多越反動。那些專門賣弄“文化”，持有反動立場的人，知識再多有什么用呢？唯一的作用就是欺騙人民，現在就讓我們睜大眼睛看看大經濟學家吳敬璉的丑惡嘴臉。
30多年來，我們國家的悲劇是什么呢？就是一個國家的戰略、政治、軍事、外交、哲學、管理等全讓經濟代替，毛主席本是一個大戰略家、大政治家、大軍事家、大外交家、大哲學家、大管理家、大經濟學家共集這七大家于一身，哪個跳梁小丑能與毛主席比肩？但一些人，為了讓自己祖祖輩輩榮華富貴，為了讓老百姓世世代代當牛做馬，就開始攻擊毛主席；毛主席是大戰略家、大政治家、大軍事家、大外交家、大哲學家、大管理家誰也不能問鼎，最后就選擇從經濟上攻擊了：什么“大躍進”“大鍋飯”“餓死人”“崩潰的邊緣”等等；毛主席搞的不好，自己搞呀，自己還搞不來，怎么辦？就讓茅于軾、吳敬璉這些所謂的“經濟學家”誕生了。最最可悲恐怖的是這樣不著調的人，是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他們的建議寫進黨的報告和政府報告，他們的經濟觀點覆蓋了我國的戰略、政治、軍事、外交、哲學、管理，說白了他們成了我們的黨和國家領導人。我們把這些人實在是慣壞了，以致使他們也養成了自不量力的壞毛病；這些禍國殃民的人，在緊要關頭總會站出來，當薄熙來7月份提出“縮小三個差距、實現共同富裕”時，吳敬璉9月份就提出“不改革國有經濟無法實現共同富裕”。
對于吳敬璉，我們女工人對他聲討晚了。
對于吳敬璉，我們早該剝下他的畫皮。我們就以事實說話：
我們的企業屬中型企業，80年代，在吳敬璉叫囂“企業整體改革”下，我們企業進行了改革。一開始聽說不用完成任務，不用上交利潤，利潤自己分，我們還很高興，結果年終分的時候，領導應該有這獎那獎，算下來，領導是職工的十幾倍，個個領導眨眼就瓜分國家利潤好幾萬，當時許多職工就覺得不對，國家為什么是這樣的政策？沒有兩年，就看到吳敬璉提出：“國企改革的正確方向并不是放權讓利，而是實現企業制度的創新；國有大中型企業的改革方向，則應當是改組為所有權與經營權相分離的現代公司。” 不久，我們的企業又進行改革了，我們別的也聽不懂，只聽說不是“放權讓利”，我們就高興了：覺得不能讓領導拿的利太多了。哪知道“所有權與經營權相分離的現代公司”的大陰謀？
國家遵照吳敬璉的謬論，新的改革又開始了，我們企業一套人馬兩套班子，我們原來叫某廠，改革后又起了個名叫某廠有限公司，職工一人1000塊錢，領導一人2000塊錢入了股，廠長書記成了有限公司的董事長。沒有兩年的功夫，說職工的入股可以退，因為沒有分紅，職工們就退了。又沒有多長時間，廠長就提出讓我們下崗，我們不同意，問“為什么要下崗？”廠長說：“貸款還不了，需要用廠房抵押。”我們問：“為什么要貸款？”廠長說：“進貨沒有錢。”我們說：“我們的產品是暢銷的，是有錢的。”廠長說：“不是都給你們發獎金了？拿錢的時候就忘了？”我們說：“我們能拿多少？不是都你們拿了？那你們當初說的績效工資、利潤分成，就是為了讓我們下崗？”廠長無語，我們又對廠長說：“你要干不了，我們可以另選廠長。”廠長揚長而去。過了兩天，廠長叫了上級領導來開會，上級領導說：“你們算某廠的職工，但某廠已經垮了，管某廠的局已經撤了，你們在某廠有限公司屬托管職工，你們在某廠有限公司都又退了股，所以現在你們是沒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的，你們的廠長已不是廠長，而是某廠有限公司董事長，是終身制。”我們聽了，氣憤至極，我們下崗了，以后廠里的事我們一無所知。一段時間后，我們終于明白，原來吳敬璉一幫是嫌給領導讓的利還小，應該把國家財產拱手給了領導才是目的，把公有制企業變成私有制企業才是目的，把工人變成雇工才是目的，把一個共產黨領導變成一個資產階級的代理人才是目的。
吳敬璉一步步改革到如今，我們工人生活的怎樣呢？現在竟有臉提出“不改革國有經濟無法實現共同富裕”，難道30年來你改革的國有經濟還嫌少嗎？據我們所知，像我們這樣中、小型國營企業，在所謂市場競爭的叫囂中，賣的，合資的，外資合并的，都已改革完，我們工人實現了“共同富裕”了嗎？我們下崗已10多年，東奔西忙，流離失所，饑寒交迫，就連最基本的溫飽都難以維持，哪個私企，合資企業、外資企業給過我們一分錢？談何“共同富裕”？
吳敬璉改革國營企業，就是對我們工人釜底抽薪，就是讓我們沒有了國營企業的依托，連最基本的吃喝拉撒都沒有人管，就是不讓我們活命，那吳敬璉是讓我們干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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