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人七勞三”到“資八勞二”

　　　　每當看到私營企業特別是外資企業中員工因為薪水太低無法生活而自殺的事件，筆者便不能不回想起曾經被資改派及其豢養的精英們稱為“大鍋飯”的分配體制。而其中最先被資改派們搗毀的社會主義分配制度，就是筆者曾經親身經歷過的人民公社的“人七勞三”。

　　筆者曾經當過三年知青，在生產隊里做過一年多的記工員。到了初冬時節，筆者就要和會計一起進行分配決算?！叭似邉谌钡恼f法，就是那時掌握的。大體是全隊的所有收成在上繳公糧和賣出余糧之后，剩余部分拿七成來除以全隊總人數，另外三成則除以總工分。人口多但勞力少的家庭在多分得糧食的情況下，要“補錢”即向生產隊交工分與糧食的差額錢；勞力多的家庭包括像筆者這樣的單勞力則可以“進錢”，也就是所得糧食與工分價值之間的差額款，1976年筆者在分得近500斤糧食后，還進了36元錢。當時確實有一些勞力多的家庭對此表示不滿，認為那些勞力少的家庭占了他們的便宜。但多年之后聯系最新理論成果來反思，卻不能不認識到

　　——“人七”正是當時生產能力水平之下最實在的以人為本，它展現著人道主義和社會主義、集體主義，因為它很顯然就是對勞力弱勢者的最基本的民生保障。

　　——“勞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勞動的價值，也是按勞分配原則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必然體現。隨著生產力水平的提高和產品的增加，它也可以根據情況逐漸增大在分配中所占的比例。

　　——勞動力多家庭的不滿，可以通過產品增加并提高工分所占比例來緩解和消除。隨著社會主義覺悟的進一步提高，他們的勞動積極性也不會受到削弱。

　　本來是可以通過逐漸調整比例和輔之以適當的獎勤罰懶手段就可以完善的社會主義分配制度，卻在迎合部分“人不為己天誅地滅”落后消極心理的窩囊前提下，被資改派給全面徹底地搗毀，不但導致農田水利長年失修，也使黨和政府在農村的基層組織和先進文化遭到徹底顛覆，使“三農問題”成為新時期的老大難問題，特別是原先在“人七勞三”分配制度下基本不存在問題的基礎性民生保障，也陷入了弱勢者永遠難以翻身致富的冷酷局面。

　　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到了新時期，在廣大的私營企業中，員工的辛勤勞動在分配中所占的比例，又是越來越低。2008年一份關于私營企業分配情況的調查報告披露，老板的資本（最近的提法叫做“其他要素”）在企業可以分配的部分中至少占了80%，而員工的勞動只獲得20%還弱——筆者據此歸納為“資八勞二”。不僅是私營企業如此，壟斷國企中真正從事一線勞動的廣大合同工或者臨時工，他們的收入僅僅是正式職工的六分之一（有的甚至不到十分之一）——此種情形或許又可以叫做“權九勞一”。與人民公社的“人七勞三”相比較，我們就可以思考，

　　生存保障占七成與資本效益占八成，究竟哪個能夠體現社會主義或者人道主義？反過來又是哪個在支持資本主義而不顧公平正義！

　　前幾天《人民日報》又有一篇社論專門講“做蛋糕”與“分蛋糕”的問題，把兩者之間的辯證關系說得比較全面和透徹。但其中比較含混和支吾的，恰恰就是“其他要素”在蛋糕分配中所占比例很大的合理性問題。這個問題直接觸及我們現在在改制企業中實行的分配究竟屬于“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還是“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這一關鍵和要害。讓以資本為主體的所謂“其他要素”在勞動成果中占大頭而讓勞動者的勞動分得很可憐的一丁點兒，如果說這還叫社會主義，恐怕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整個政治經濟學原理體系以及全世界的社會學常識，都將遭到徹底顛覆。從人民公社的“人七勞三”轉變到私營企業的“資八勞二”，我們在分配制度以及發展成果享有上究竟走的是什么路，難道還不很分明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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