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討論工程問題時，總會涉及科學與技術，對工程決策的一些混亂認識，常常是源于搞不清三者間的異同。
這三個概念常常被放到一起討論，說明他們有某種共性，屬同一范疇。沒有人將凱恩斯主義與咸味放在一起討論，因為很難找到它們的共性，它們分屬不同的范疇：一個屬經濟思想，一個屬生理感覺。當然不排除有人硬要將它們聯起來，本文不討論這種超現實主義的先鋒派思路。
科學、技術與工程的共性在于，它們都是人類的理性活動，更確切地說，筆者這里指的是：科學研究、技術開發和工程實施。
作為人類的理性活動，其首要的屬性是“目標”，不同的目標決定了不同的成果形態、實施特征以及其哲學背景。
科學研究的目標是解決認識問題，以作出“事實判斷”。科學研究的成果是學說或假說。作為探索未知世界的活動，科學研究有高度的不確定性，因而其工作氛圍需要開放、自由，其探索結論無論是肯定的還是否定的，都是對認識的深化。檢驗科研成果的核心準則，是它是否符合事實。因而它必須追求客觀性，而非膺服權威。
科學研究的哲學背景是認識論，而在認識論方面，人類遠未達成共識。目前，科學界內占主流地位的是邏輯實證主義，它為今天大多數科學家遵循，盡管其中許多人并不關心這個哲學層面的問題。歷史事實證明，它對推動人類認識的進步發揮了巨大的作用。自上個世紀三十年代開始，邏輯實證主義受到廣泛的質疑，這本質上是對人類認識能力的反思。這一過程提醒我們，從事科學研究的人們有必要了解人們在認識論方面的進展與困惑。這有助于學界保持開放、寬容的氛圍，避免從“科學警察”到“宗教裁判所”的陷阱。
技術開發的目標是解決能力問題。任何一項技術，其作用都是使其擁有者能利用可用的資源實現預定的功能。由此觀察，我們的很多“科研”活動其實是技術開發。技術開發的對象不局限于物質性的（如設備、工藝、流程、材料等），也包括非物質性的，一個典型的例子是Project軟件，它基于運籌學的研究成果，為項目規劃提供了一個方便的工具。“運用可用資源實現預定目標”，這一要求決定了技術開發的哲學背景是方法論，而其成果是一套“解決方案”。尋找解決方案的工作帶有明顯的功利性，因而必須關注成本/效益比。科學中不同假說間的競爭，比的是與事實吻合的程度；技術上不同 “解決方案”間的競爭，比的是費效比。于是，與非功利性的科學研究相比，技術開發需要更強的計劃性、預見性，更低的不確定性。
工程實施的目標是利益，是興利除弊。工程實施的成果是對現實的改造。這現實既包括自然界，也包括社會；既包括“硬件”，也包括“軟件”；既包括物質對象，也包括精神對象。從這個角度看，不但建筑大壩、高樓、道路、橋隧是工程問題，建立生產流程、教育系統、社會保障系統等等也都是工程問題，甚至一種宗教的“弘法”，一種社會經濟體制的創立也是工程問題。技術開發的成果要影響現實，需有人使用其解決方案；科學研究的成果要影響現實，只能通過影響人們的思想間接發揮作用。而工程則直接改變現實。無論技術開發還是科學研究，最終要能影響世界，都必須經過工程這一環節。
在工程問題上，技術扮演著不可或缺的作用，工程是靠許多技術的復雜組合來實現其預定目標的。科學同樣扮演著不可或缺的作用，一個工程方案，它客觀上會對現實造成什么影響？能否實現其目標？會產生什么副作用？需要靠科學研究來判斷。由于工程涉及利益，既需要搞清它對自然界的影響，也需要搞清它對社會的影響。為作出這兩方面的事實判斷，既需要自然科學，也需要社會科學。由于工程直接改變現實，其決策不得不慎重，不得不依賴嚴謹的論證、規劃、計劃，不得不力圖將不確定性降至極小。由于工程涉及諸多方面，它不得不依賴系統思維，由于工程將持續在現實中發揮作用，不得不從發展、演化的視角進行研究、論證。于是工程的哲學背景應是系統科學，它的兩個基點是整體性與動態性。
通過“兩彈一星”的實踐，我國學者很早就認識到了這一點。1978年，錢學森提出：系統工程是組織管理系統的工程技術（錢學森等«組織管理的技術--系統工程»文匯報1978.9.27．），1979年他又提出建立系統理論和創建系統學的問題（錢學森«大力發展系統工程盡早建立系統科學體系»光明日報，1979．11．10．），并提出了開放的復雜巨系統及其方法論（錢學森等«一個科學新領域----開放的復雜巨系統及其方法論»自然雜志，1990，13(1)：3—10．）
對開放復雜巨系統的研究，涉及兩類思想工作，一類是嚴密的邏輯推理，一類是形象思維和創造性思維。前者工作量巨大，往往非人力可以完成；后者只能在反復試錯過程中摸索前進。對前者，計算機表現出了遠超出人類的強大能力，而對后者，計算機基本上無能為力，只能依賴人。
據此，錢學森提出了“綜合集成研討廳體系”的構想：一切可量化的計算與推理公作都交給計算機，而人只負責需要形象思維與創造性思維的環節。在這些環節，各方面、各學派的研究者提出各種各樣的構想與假設，靠計算機完成計算與推理，將其后果整體而動態地展示出來，看其是否符合事實，是否滿足要求，再修改構想與假設，如此反復迭代，直至達到最可接受的結果。
由于人類認識不可避免的局限性，這樣得出的結論依然可能不完全符合事實，但可以將決策建立在我們現有認識能力的最高水平上。與僅靠經驗、估計、猜測甚至撞大運的決策程序相比，無疑避免了“情況不明決心大，心中無數辦法多”的狀態，事實反復證明，這是我們許多決策失誤的根源。
基于“綜合集成研討廳體系”作出的決策，由于它必須預測決策實施的動態過程，可據此連續監測實際動態與預測動態間的差距，及時發現、修改論證過程中的錯誤，并據此修改原有的決策，避免不撞南墻邊不回頭的結果。從更為宏觀的角度看，每一次工程實施都能具體而確切地發現我們原有的認識誤區，長期積累下去，會令整個社會越來越理智。然而，現實中這樣的反思往往被扣上“秋后算賬”的帽子，成為禁區。于是無數成本巨大的“學費”就這樣白白地付諸東流。其實，一戶農家，如果不知道秋后算賬，他難免家道中落。
對“兩彈一星”的成就，周恩來總理看到的不局限于器物方面。他希望錢學森把“兩彈一星”的管理經驗推廣到其他社會領域（見于景元«系統工程的發展與應用»工程研究——跨學科視野中的工程第1卷第1期2009年3月）。可見在周恩來的思想中，物質意義上的工程與社會領域的工程間，并無不可跨越的鴻溝，他清晰地看到了其間的共性。
然而以后的事實是：我們走了一條“摸著石頭過河”的道路。對此，錢學森深以為慮。“兩彈一星”的實踐告訴他，放衛星時不可能火箭上去了，再測它的位置、速度，等位置、速度測下來，知道它要往哪去了，再看看去的地方對不對，若不對，就再糾正一下。“兩彈一星”的每一個環節都要嚴密論證，每個環節的首要負責人都要對本環節的運行結果簽字負責。而在國家建設問題上，許多人熱衷于提出理論、上奏折來指導國策，但我們見過誰簽字承擔責任？
中國人民大學錢學敏教授紀念其兄長時告訴我們：1995年10月以來，錢學森反復強調，一個人的知識面是很有限的，要大家共同去探索，一個模糊的問題慢慢就會清楚了。是否貫徹民主集中制，涉及大難題的解決，涉及整個國家的發展進步，更涉及人才的發掘與智慧的涌現。早在1990年，錢學森就說：
“中國正面臨社會形態的重大變化，我們已落后了上百年，要變成現代化的社會，不是輕而易舉的事，許多事情要與之配套趕上來，這就必須采取綜合的發展治理和調整的措施，盡量減少混亂。這就是我提出總體設計部的重要性。”（見錢學敏«錢學森關于復雜系統與大成智慧的探索»北京聯合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 2006年12月第20卷第4期總66期）
事實上，1979年錢學森就提出了國民經濟總體設計部的建議。（《錢學森提出建立中國經濟總體設計構想》原載美國《僑報》1993年4月18日）然而錢學森的這些思想和建議統統如泥牛入海，不見回音。
仔細思量錢學森的這些思想和建議，其目的在于做出盡可能客觀、完整、清晰的事實判斷。然而工程實施的目標是利益，它就必然涉及價值選擇。主體不同，地位各異，價值相左，所謂“普世價值”在學理上不成立。錢學森指望用“民主集中制”使我們的公共事務決策理性化。然而民主作為一種決策機制，它有效運行的前提是：參與者有共同的跟本利益，在此基礎上，用科學方法作出可靠的事實判斷，方可選擇出符合參與者跟本利益的決策。回顧“兩彈一星”的歷程，它正好符合這些條件。不妨作一個荒誕的假設：如果當時美國的約翰遜、蘇聯的赫魯曉夫、日本的岸信介也有權力參與我們的“兩彈一星”決策，會是什么場面？
如果參與者缺乏基本的共同利益，民主就會演化為不同利益集團間的角斗場（臺灣“立法會”屢演全武行就是一個活生生的實例）。其最終決策取決于強勢集團的私利。對強勢集團而言，“民主”的好處是有一塊遮羞布包裹其私利，其缺點是決策效率低下，鬧不好還會陰溝翻船。尤其是強勢集團的私利與大多數社會公眾對立時，用科學方法作出客觀、完整而清晰的事實判斷，對強勢集團而言，無異于自找麻煩。所以有“騙出一個好體制”之說（見樊綱«走進風險的世界»廣東經濟出版社1999-05）。當然“好”這個價值判斷，是基于施騙者的利益。歷史證明，這樣的“民主”往往走向社會分裂或軍事獨裁，民國初年我們就經歷過這樣的場景。
現實告訴我們，一項工程的選擇，或基于相關各方利益的交集，或基于最強勢集團壓倒其他反對力量。我們常看到一些明顯荒謬的工程居然得以開工，其背后一定有某個強勢集團的身影（比如借此實施利益輸送）。而一些事關國家整體、長遠利益的工程，連嚴謹的前期論證也無人主持，這表征了強勢利益集團對國家的整體、長遠利益的關注程度。
表面上看，技術與價值判斷無關。但技術有一個鮮明的特征：它可以被某個集團甚至個人私有，他們用專利制度或保密制度來保障這種所有權。誰擁有它，它就為誰服務。歷史事實告訴我們，社會對技術的投入取決于精英集團的利益，而精英集團的核心利益在于控制社會，于是技術進步帶來的利益大多為精英集團獲得，而平民集團得到的只是更加強化的管制、遠超出維持生計所需的勞動。
至于科學，似乎更與價值判斷無關。我們的主流經濟學家宣稱，“經濟學不講道德”，這主張源自納索•威廉•西尼爾(Nassau William Senior，1790-1864)，他認為應把政治經濟學改造成為純粹的、實證的經濟科學，只以財富為研究對象。從“科學”的視角看，這個主張無可厚非，“事實判斷”確實與道德無關。然而科學家卻無法回避自己的道德選擇，主流經濟學家以財富為研究對象，在中國更進一步濃縮為以資本增殖為研究對象。他們的研究方向反映了其道德選擇：為資本擁有者的私利服務。無怪乎18--19世紀的經濟學界將這個學派稱為“庸俗經濟學”。“庸俗”二字描述的不是其“科學”與否，而是其道德選擇----“教人發財的學問”。真正需要這個學派的是培養企業老板、高管的“管理學院”而非經濟學院，所以它的首席代表人物創辦并長期主持了一個管理學院。而這位學者長期充當政界的首席經濟學家，則反映了當時政界的道德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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