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資派”在華西村問題上的思維梗塞(1)
有“天下第一村”美譽的華西村隆重舉行建村50周年紀念大會,報道的標題《華西村人均資產過百萬 家家住別墅開轎車》不但讓所有的勞動者羨慕讓所有的農民心動,也叫一些“愛資派”人士很坐不住了,于是想方設法來消除這種影響。可是因為他們唯利是圖,沒有一個一以貫之的思想指導,所有在討論華西村問題時常常不可避免地就出現了思維梗塞的現象。這種現象,在關于《如果華西村當年走了小崗路》的討論中表現得很明顯,有些問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有必要說說個人的看法——
例如,他們問:改革開放以前村村都是華西村,為什么沒有在全國形成千萬個華西富起來的局面?
首先,改革開放以前并不是村村都是華西村。如果村村都是華西村,村村都有吳仁寶這樣的共產黨帶頭人,那么小崗村的路當時就沒有市場了。事實上,那時候雖然農村都實現了集體化,但是情況還是很復雜的。尤其是經過了三年困難時期,農村兩條道路的斗爭還是很激烈的。由于帶頭人的問題沒有解決,像小崗村那樣不肯走社會主義集體道路的情況也不是個別的,所以中央決定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按當時具體抓“社教”的劉少奇對包括江蘇省在內的“四清”運動提出的批評來看,對農村問題有三個估計:一是對“大約三分之一的社隊領導權不在我們手里”的估計。他認為,“也許不止三分之一”,有些地、縣領導沒有調查,不了解實際情況,就說沒有那么多,這是對“資本主義復辟”警惕性不高,是很危險的。二是對干部隊伍狀況的估計。他認為,“真正有嚴重問題的”、“四不清”的,占基層干部的多數,不是少數;沒有多少問題的、可靠的、團結了95%群眾的干部很少,不是多數。三是對運動情況的估計。他認為,社教搞了一年多,“農村、城市都沒有搞好”。
這樣的狀況,怎么能說“改革開放以前村村都是華西村”呢?
其次,從5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開擴大會議,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后,到10月底全國農村基本上實現了人民公社化。接著出現“一平二調”刮“共產風”的干擾,直到1961年,毛澤東主持制定了《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進一步明確了在現階段人民公社實行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制度之后才算開始正常發展。就是算到1978年,才不到20年的時間,而且它是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起步的。比較來看,在集體化解決了農田水利基本建設,有了一定集體積累,種子化肥得到突破性發展的基礎上,小崗村道路已經走了三十多年了,可是至今還有上億的貧困人口,“三農問題”仍然是個社會的大問題。要是沒有政府的扶持,就是作為樣本的小崗人還是要去靠討飯才能致富。
如果“愛資派”沒有思維梗塞的毛病,怎么會好意思提出“為什么沒有在全國形成千萬個華西富起來的局面”這樣可笑的問題來呢?
“愛資派”在華西村問題上的思維梗塞(2)
有“天下第一村”美譽的華西村隆重舉行建村50周年紀念大會,報道的標題《華西村人均資產過百萬 家家住別墅開轎車》不但讓所有的勞動者羨慕讓所有的農民心動,也叫一些“愛資派”人士很坐不住了,于是想方設法來消除這種影響。可是因為他們唯利是圖,沒有一個一以貫之的思想指導,所有在討論華西村問題時常常不可避免地就出現了思維梗塞的現象。這種現象,在關于《如果華西村當年走了小崗路》的討論中表現得很明顯,有些問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有必要說說個人的看法——
他們的思維梗塞還表現在鸚鵡學舌和想當然上。例如,他們在提出“改革開放以前村村都是華西村,為什么沒有在全國形成千萬個華西富起來的局面?”的問題后,又武斷得下出結論:“相反卻出現了村村生產停滯、效率不高、村民不能自己養活自己,被迫進行改革的局面呢?原因很簡單,是單一的計劃經濟模式束縛了生產力,是平均主義的大鍋飯打擊了人們的積極性!”
“村村生產停滯、效率不高、村民不能自己養活自己”,當然包括華西村。那么華西村是這個狀況嗎?
事實是:1961年華西建立大隊時,人口僅為667人,集體資產2.5萬元,外債1.5萬元,人均年收入不足54元。全村800畝耕地,被水洼溝河分割成1300多塊,七零八落,高高低低,穩產高產要靠老天幫忙。1963年,他們陸續上馬了機械排灌站項目和廢紡站,初步改變了被動局面。
1964年,受大寨大隊先進事跡的啟發與鼓舞,村支書吳仁寶連夜制定了一個華西村15年發展藍圖,立志實現“五個一”目標:干部有一個團結奮斗的好思想、開好一條排灌兩用的華西河、建好一大片穩產高產良田、“三熟”畝產一噸糧、建設一個社會主義新農村。在當時極其艱苦的條件下,華西人不管嚴冬酷暑,不分白天黑夜,“頭昏肚痛不算病,腰酸腿疼不脫勁,爛手爛腳不缺勤”,大興農田水利,大搞田間管理。歷經七個寒暑的苦戰奮戰,華西人全憑雙手兩肩與鐵鍬扁擔,建成排灌站3個,埋設地下管道7000余米,填平廢河塘47個,挖去田埂上千條,新開1條華西河,累計投入人工32萬個,清理土方160多萬,提前5年實現了畝產噸糧田的奮斗目標。到1972年,全大隊每個農戶都搬進了新瓦房,由此邁出了共同富裕的第一步。
華西村的這種根本性的改變,沒有集體化的力量是根本不可能的。中國農民,那個朝代有過這樣的積極性?中國農村,什么時候如此“束縛”過生產力?
但是,并不是有了集體就一定能夠得到發展。例如小崗村。比較起來,當年的小崗村十八戶人家,一百一十口人,有著517畝耕地。平均每人4.7畝耕地,平均每戶28畝地。比起華西村,小崗村的條件要好多了。可是在華西村依靠集體力量改變落后面貌的同期,小崗村從1966年到1978年總共12年,總計吃去救濟糧十一萬四千公斤,比他們自己生產的糧食多出三分之一,花去救濟錢一萬五千元,比他們自己掙的錢多出十分之一。也就是說,一個在大干社會主義,一個在大吃社會主義,差別就是這樣的大。
實際上,就是在當年,小崗村也是一個非常落后的典型。全國大部分的農村都得到了很好的發展。打倒“四人幫”后,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人民日報》有篇文章《徹底批判“四人幫” 掀起普及大寨縣運動的新高潮》寫到——
“四人幫”干擾破壞農業學大寨、普及大寨縣運動,罪行累累,鐵證如山。他們反對大批修正主義,反對大批資本主義,反對大干社會主義,妄圖砍掉大寨紅旗。這個“三反一砍”的要害,就是篡黨奪權,改變黨的基本路線,復辟資本主義。 全國廣大干部和群眾頂住妖風,排除干擾,農業學大寨運動在激烈的階級斗爭中前進。原來的三百多個學大寨先進縣進一步鞏固提高,今年又有一百多個縣跨入了學大寨的先進行列。很多省堅持認真學大寨,大規模地開展了黨的基本路線教育,學大寨的先進縣成批涌現。山東、江蘇、安徽等省在黨的基本路線教育的推動下,農業生產迅速發展。山東一九七五年比一九七四年,糧食產量增長了五十五億斤,今年又比去年增長了五十億斤。即使“四人幫”干擾很嚴重的地方,也有很多縣堅決頂住了干擾,堅持貫徹中央二十一號文件,堅定不移地學大寨,取得了新的成績。
可見,當時農村并不是什么“村村生產停滯”的情況。然而,“愛資派”偏僻發現了大吃社會主義的小崗村,并且要求大干社會主義的大寨向大吃社會主義的小崗學習。于是,已有的400多個好好的學大寨先進縣就這樣消失了,組織起來的農村又成為了各顧各的一盤散沙。好在在重要的歷史關頭,華西人沒有思維梗塞,還有個頭腦清醒敢于堅持的吳仁寶,否則,至少華西村人就看不到60層華西村龍希國際大酒店的鎮樓之寶一噸重的黃金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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