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仰：諾貝爾獎不全是世界標準

    一年一度的諾貝爾獎又到了收獲時節，自然又會引起國內不少議論。有媒體通過電話采訪我，問對于諾貝爾獎的看法，我在電話里說了點看法，在這里簡單整理一下。總的來說，諾貝爾獎就是一套標準，這套標準與西方的制度和利益是高度一致的。我們常常以為諾貝爾獎所代表的標準就是一種世界性的共同標準，這具有迷惑性。它的確具有世界標準的一面，但也同樣具有只為標準設定者自身牟利，或者根本不能適合非西方國家的一面。對此，我們不能簡單化理解。
    諾貝爾獎當中，有一類是自然科學。相對來說，自然科學建立的標準，在全世界范圍內的適應程度比較大，比較容易成為共同接受的世界標準，但也未必。在諾貝爾獎的歷史上，也有自然科學方面的獎項，經過一段時間以后，也被證明是有危害的，因而不值得頒發此獎的事情。但不管怎么說，科學由于主要面對的是自然界，相對來說容易客觀，因而也便于被人們接受。
    諾貝爾獎中還有一些獎項與意識形態有關，這個問題便比較復雜。我們不能簡單地說西方的意識形態標準都是針對他人的陰謀，但我們同樣不該天真地以為西方的意識形態標準就能成為世界共同的標準。由于人的復雜性、現實的復雜性與思維的復雜性，幾乎很難有某種意識形態可以成為全世界唯一的標準，這一結論至少在目前看來是可以接受的。盡管諾貝爾獎有將其意識形態當成世界標準推廣到全世界的企圖，不管是有意的還是無意的，在這個領域，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狀態難免會出現。尤其當社會現實差異很大的時候，意識形態的爭論就會更加激烈。
    我在記者的電話采訪中著重舉例說了一個諾貝爾獎的標準完全不能成為世界標準的例子。諾貝爾獎中有文學獎，文學獎并不完全是意識形態，諾貝爾獎經常給詩人頒獎。詩歌既有意識形態的內容、普遍的人性，也有語言的技巧。在不同的文學形態中，意識形態、普遍人性都是一樣的，唯獨詩歌的語言技巧最為突出。我們必須承認，諾貝爾獎表彰的詩歌都是西方語系的作品，連印度的泰戈爾也是用英語寫作而得獎。西方注音文字在展現語言技巧方面，與中國的象形文字有很大的差別，有些差別甚至是無法彌補或溝通的。
    在這個問題上，我并不認為西方通過諾貝爾獎設立的詩歌語言標準就是對中國語言文字的歧視，我更愿意認為，那是因為西方絕大多數人不懂中文，因而無法理解中文詩歌的真正魅力。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詩歌我看過不少，由于外語的原因，看外語詩歌較少，主要看翻譯的。不管是大家的翻譯還是誰的翻譯，至今我都沒有看到獲諾貝爾獎的詩歌有哪一個超過唐詩宋詞。其實，做這種比較意義也不大，因為兩者完全是不同的文字系統，其語言技巧幾乎無法比較。
    相反，在詩歌理念上，從很早以前，就有西方詩人開始學習中國詩歌的理念，例如龐德對于意象的推崇。然而，在中國的現實是，近百年來，我們的中文詩歌幾乎拋棄了自身語言文字的傳統，放棄了自己獨一無二的特長，轉而向西方諾貝爾獎表彰的詩歌學習。實際上，如果我們不像泰戈爾那樣換成西方的文字寫作，我們幾乎學不到西方詩歌的真正精髓，永遠不可能。只能在翻譯詩的二道販手中，學到假冒偽劣的西方詩歌。所以，就詩歌來說，諾貝爾獎建立的評價標準，完全不能用來要求中文詩歌，如果一定要用，只有削足適履，造成曾經的詩詞大國，如今在詩歌領域幾乎慘不忍睹的局面。
    當我們在腦海中建立了諾貝爾獎乃至于一切西方的其他獎項都是世界標準的時候，我們便很少再努力地發掘自身語言文字的技巧和魅力，而是沿著西方制定的標準去努力。其他方面不說，至少對于中文詩歌來說，用西方標準來要求中文詩歌，結果幾乎可以肯定是沒有出路的。當然，如果有人說中文也可以拋棄了，可以不要了，那又另當別論，是另一個話題了。簡單來說，通過詩歌這個例子，我們應該清醒地認識到：西方的標準，有的我們可以用，有的我們不能用。關鍵還在于我們自身的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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