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論自由化與主人地位的衰弱

言論自由化與主人地位的衰弱　　

探險勇者原創　　

2011.9.30　　

主人理所當然擁有話語權，主人的地位與話語權的地位理應一致。資產階級思想家提出的“人權”理論，指出人民是社會的主人與人民的言論自由相一致。但是，新中國的人民的地位的升降與言論自由權的變化呈現復雜的狀態。　　

當今的言論自由度的確要比過去有進步，特別是互聯網，雖然有選擇性地自由，還是向言論自由的憲法法理靠近了一大步。這是我國政府加人了國際互聯網協議的結果。國際互聯網協議貫徹了聯合國1948年的《人權宣言》的精神，言論自由是人民的基本人權。新中國的第一部憲法，就有言論自由的條款，走到今天這個地步，走了55年。　　

第一部憲法誕生不久，就遭到挑戰。1957年，中國共產黨號召民主黨派和知識分子向黨進言，幫助共產黨整風，克服官僚主義。如果按照初衷一以貫之，無疑是一石三鳥，體現憲法法理；幫助了共產黨克服官僚主義，執政受到有效監督；激發民主黨派和知識分子的對治理國家和整頓黨風的積極性。最終的結果是南轅北轍，憲法輸了，民主黨派和知識分子輸了，共產黨也輸了——失掉部分公信力。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過“反右運動”，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鄧小平具體主持反右運動。層層加碼，不斷擴大“右派分子”的規模，最后以55萬“右派”名額，強行攤派，流放、判刑、戴帽使用等方式結束反右運動。　　

1949年至1966年，中國人民的言論處于管制階段。依言獲罪是經常發生的。有關國家體制、政策、方針、路線、法令、文件、有關黨和政府的行政、領導人講話和行為、形象等所謂的敏感話題是不能涉及的，動則“上綱上線”、扣上“現行反革命”，“反黨反社會主義”等罪名，輕則處分，重則丟命。　　

這一時期，人民的主人地位卻是上升的。1957年，三大改造完成，工人階級管理工商企業、成為公有制企業的主人；農民管理人民公社，成為農村的主人；勞動知識分子成為事業單位的主人。通過民主化管理措施，推升工農學的主人地位。工農學通過單位這個社會細胞，間接管理社會。通過各級黨代會、人代會參政議政，直接管理社會。　　

以上可稱為第一階段。特點是言論管制與工農學管理企業、管理社會的話語權提高趨勢同時存在。人民的主人地位不斷提高。　　

1966年至1976年的文革期間為第二階段。文革開展以后，兩個互相矛盾的方向發展、一方面有“中央公安六條”的言論管制，另一方面，有“四大自由”的言論自由的具體形式發展，形成法理上的悖論。四大自由有正負兩方面作用。負面作用是嚴重混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甚至人為制造矛盾，階級斗爭嚴重擴大化、殘忍化。四大自由被不恰當運用。正面作用是中國五千年官本位社會的統治原則被打破，人民群眾運用四大自由監督干部、制約干部、清算干部達到史無前例的地步。“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四大自由被第二部憲法肯定。文革中后期，干部自律和群眾制約是促成清廉高潔的黨風政風處于世界前列。　　

這一時期的人民主人地位承接第一階段的上升趨勢。“工人階級領導一切”的口號引導工人宣傳隊走進“上層建筑”，工農代表進入各級革命委員會。各級黨代會、人代會大幅度增加工農兵名額，提供工農兵參政議政的途徑更加寬廣。上述是第二階段。　　

第二階段雖然存在言論管制（管制范圍縮小）與四大自由不當運用的問題，知識分子的地位有所下降。比起第一階段，工農大眾的話語權與主人地位進一步提高。體現“人民當家作主”的憲法法理，中國人民的“人權”狀況得到良性發展。　　

第三階段：1976年只2004年。文革后。雖然“中央公安六條”被廢除，言論管制原則繼續執行。四大自由被取消。　1976年9月9日　毛澤東同志逝世，發生“10.6”事變，一部分干部和群眾表示反對、譴責，遭到迫害。在文革派遭到反攻倒算。鄧小平上臺以后，有人寫了大字報，表達了對政治現代化的期待，結果被判了12年徒刑，后又加了5年，刑滿后，被中國政府驅逐出境。四大自由的憲法條款被取消。中國人民完全喪失了對干部和黨政機關的監督權力。有的中央領導明確表達，“中國共產黨有自我監督的能力，不需要別人監督”。1989年的學生運動，因為提出反腐敗的口號，北京戒嚴，遭到民主國家聯合經濟制裁。人民群眾失去監督的權力，干部集團如同脫韁的野馬，瘋狂起來。　　

實行了40年的職工終生制被改革為合同制。公有制企事業單位的職工喪失主人地位。勞動法不承認職工是企事業的主人。表明職工不再擁有發言權、監督權。眾所周知，職工成為企事業單位的主人地位的必要條件，是擁有發言權和監督權，決策權。并且受到終生制的保護。企事業是社會細胞，中國工人階級通過主宰企事業單位達到管理整個社會，成為社會的主人。終生制與四大自由的喪失，中國工人階級與社會主人地位脫離關系。隨著政策扶持私有制以及打壓公有制，促成私有化的結果，是私有制經濟占國民經濟的比例大幅上升達到86%，整個工人階級被雇傭化，在單位的發言權、監督權被剝奪。富士康事件的發生，標志著毛澤東時代與改革開放時代相交差的過渡期結束，標志著中國工人階級被雇傭時代的開始。　　

中國農民早在1982年以后成為個體農民，一盤散沙，只能默默無聞地、盲目地耕作。或者進城打工，充當打工仔。做城市居民不愿干的累活苦活贓活，他們無權批評、監督鄉縣兩級政府和黨委，跟無權對城市的一切進行批評建議。　　

工農兩大階級社會地位的跌落，意味著改革有了質變結果，占人口大多數的工農大眾終于徹底失去話語權。唯一能做的，出賣勞動力，養家糊口。　　

事物總是一分為二的，絕不是鐵板一塊。中共十五大以后，發生新的變化趨勢。言論管制逐步放松，依言治罪逐步取消。這使得地頭田間，街頭巷尾，茶余飯后，工農群眾罵娘發泄。互聯網開展四大自由，確實在一定程度上靠近言論自由的憲法法理。但是，工農大眾在主流媒體和工作場所完全喪失話語權，與憲法法理相悖。罷工、請愿、示威等人民民主權力的喪失，企業管理權和參政權的喪失，使工農大眾的人權狀況無論國際橫向比較還是建國以來的縱向比較，都是一個無可爭議的低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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