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教育烏托邦”里的“燦爛陽光”（續(xù)給[赤壁磯]）
前面的《“紙上得來終是淺，絕知此事要躬行”（給[赤壁磯]）》指出了[赤壁磯]關(guān)于“工農(nóng)兵大學生”的一些“事實”都是從紙上得到的，紙上的“事實”無論如何也代替不了躬行得來的事實。他在《和朋友們談談事實（2）》中還有一大段說到“十七年”以后（1966－1977）這十一年的教育情況——
在這十一年當中，中國的中小學生們都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呢？簡單看看下面這些就知道了：
－1966年秋，停課鬧革命，紅衛(wèi)兵開始全國大串聯(lián)；
－1967年秋，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聯(lián)合發(fā)出《關(guān)于大、中、小學校復課鬧革命的通知》，要求“復課鬧革命”，在校園里開展革命大批判。學校廣泛開展學習《毛主席語錄》及《老三篇》活動；
－1970年，宣布廢除高考；
－1973年底，開展“反潮流”運動，要求學生“頭上長角，身上長刺”，寫大字報“狠批師道尊嚴”，狠批“白專道路”；
－1974年，開展“批林批孔”運動，“評法批儒”，學習“儒法斗爭史”；
－1975年，開展“評《水滸》，批宋江”活動，學生開始可以閱讀四大名著。同年底，開始“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
－1976年，繼續(xù)“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7月唐山大地震，全國大部進入“抗震”，學校停課，運動暫緩。9月9日，毛主席逝世，開始全國哀悼活動，學校陸續(xù)復課。年底，粉碎“四人幫”消息傳達，轉(zhuǎn)入揭批“四人幫”活動；
－1977年，恢復高考，學生開始轉(zhuǎn)向文化課程學習。
以上只是列舉了學生必須參與的各項政治運動，從中可見學生的主要精力都被無休止的運動所占據(jù)，根本無暇學習科學文化知識。而那個時期的文化課本也及其淺顯，以高中物理為例，基本只在四沖程發(fā)動機、萬噸水壓機和手扶拖拉機等基本原理和構(gòu)造等。1977年的首次高考，數(shù)學試卷也只包括簡單的平面幾何，三角函數(shù)都很少涉及，而大學的錄取分數(shù)線還不到及格水平，可見考生文化水平之低。
[赤壁磯]說的這些，還是從紙上抄下來的，通常的說法就是： 由于“文革”時期的教育荒廢，耽誤了一代人。而且這種說法幾個無數(shù)次的重復，已經(jīng)變得不容置疑的定論。
其實，[赤壁磯]說的這些“運動”，除了“反潮流”那段，大于都在教育系統(tǒng)。大于的感覺完全不同。事實上，除了66年秋“停課鬧革命”一年多，其它時間學習一直在上課，教育一直在進行。資料顯示，因為“反潮流”批的是師道尊嚴，而不是老師上課，所以即使是“反潮流”的代表人物黃帥所在的中關(guān)村一小，不但沒有停課，而且變成了北京市乃至全國教育革命的典型，學校領(lǐng)導有的還被提拔為區(qū)教育局的領(lǐng)導。
至于“停課鬧革命”那一年多，對那批學生甚至是一筆財富。那種學習是一般地組織學生參觀、訪問、游覽、遠足、調(diào)查研究，使學生接觸大自然和接觸社會，擴大學生的知識領(lǐng)域，陶冶學生的思想情操，培養(yǎng)學生能力所難以達到的。古人曰“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毛主席說“讀書是學習，使用也是學習，而且是更重要的學習”。對大于來說，其收獲更是甚于讀了一個大學。看看現(xiàn)在的新聞，什么“巫山小學生集體自殺”，“中國音樂學院附中8名學生自殺”等讓人痛心嘆息的新聞，大于認為有條件的話，應該讓中國的每一個學生都有一年這樣的學習機會才好。
有篇同樣是批判這一段教育狀況的文章《“文化大革命”與教育烏托邦》，在發(fā)現(xiàn)了“許多今天在各個領(lǐng)域嶄露頭角的60年代生人，正是受惠于70年代農(nóng)村的基礎(chǔ)教育”的現(xiàn)象后說了一段很有意思的話——
這是一個不可多得的案例，使我們深入認識基礎(chǔ)教育的功能。我們通常說，由于“文革”時期的教育荒廢，耽誤了一代人。這當然是一個事實，尤其是對那些在“文革”前接受教育的上山下鄉(xiāng)的知青一代。但對于在“文革”時期上四年制中學的，情況卻有所不同。許多20世紀70年代末通過高考進入大學的青年，正是“文革”教育荒廢時期的中學生。今天回頭看，“文革”時期低水平的基礎(chǔ)教育并沒有妨礙他們成為各行各業(yè)的成功者。它啟示我們認識人才與教育的功能。這至少說明兩個道理：一是優(yōu)秀人才是制度擋不住的，無論是什么樣的學校教育、考試制度。二是基礎(chǔ)教育對人才的影響沒有我們想象的那么大。自由、寬松、“低水平”的教育，同樣可以生長出優(yōu)秀人才。一些過來人將那完全沒有權(quán)威的時期稱為“陽光燦爛的日子”，他們從中獲得了實在的生長。當然，這是一個極端；我們現(xiàn)行的嚴酷的、令學生透不過氣的“應試教育”是另一個極端。不能想當然地認為后者更利于人才的成長，真理應當是在兩端之間。（摘自《中國教育公平的理想與現(xiàn)實》，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
能夠從“文革教育烏托邦”里看到一點“燦爛陽光”，大于很欣賞作者的眼光，而且覺得，要破解現(xiàn)在的教育迷局，可能非常需要這種“燦爛陽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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