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將走向何方？

中華民族將走向何方？

      鴉片戰爭以來，路線問題始終是中華民族的首要問題，至今仍然沒有解決這一問題。在此以前，中華民族的路線問題始終是很清晰的，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超穩定價值體系扮演者舉足輕重的作用，而且始終是中華民族的一個共識，社會成員的每個人既依賴于這一超穩定結構，又能在這一超穩定結構中有所貢獻，超穩定結構中的每個人都在小心翼翼地呵護著這一超穩定價值體系，同時也在維護者這一超穩定社會結構。誰破壞這一超穩定價值體系，誰破壞這一超穩定結構，誰就會受到全民族的反對和制裁，社會動蕩、改朝換代無一不是這一超穩定結構在自我恢復、自我愈合，接下來的便是社會生產力的極大飛躍和人民創造力的不斷提升，這一超穩定結構一直保持到鴉片戰爭前夕。在此以前，中華民族獨領風騷五千年，也許這正是中華民族輝煌的秘訣所在吧。

      鴉片戰爭以來，超穩定社會結構以及與其相適應的超穩定價值體系在外來列強的侵略下土崩瓦解，新的超穩定結構和價值體系遲遲沒有形成，每一次路線的形成都無法形成獨特的超穩定社會結構，超穩定的社會價值體系自然無從談起，民族共識和民族動力自然也就成為中華民族發展的軟肋。如何建立超穩定社會價值體系和超穩定社會結構，將成為中華民族崛起的關鍵。

      盡管如此，鴉片戰爭以來的不斷摸索中，新的超穩定社會價值體系始終在努力中徘徊，最大的干擾還是西方列強的虎視眈眈，當然這并不能從根本上妨礙新的超穩定社會價值體系的形成，我們可以稱之為新的超穩定社會價值體系的萌芽。在這個體系中，抵抗侵略，謀求獨立始終是一條最鮮明的線索，西方列強的虎視眈眈始終是中華民族發展最嚴重的挑戰。發展路線的不穩定性和社會價值體系的飄搖不定增加了民族矛盾和轉型成本，也正是中華民族崛起的最大挑戰和負擔。

      可以說，民族獨立是中華民族近代史的最大共識，真正能凝聚中華民族共識的也在于此，這一共識將成為新的超穩定結構的重要支柱，并且其作用和地位不次于舊的超穩定結構中的儒家思想。但僅有民族獨立的共識還遠遠不夠，必須有足夠能以保證實現這一共識的步驟和措施，以及在此基礎上構筑新的超穩定價值體系和超穩定社會結構，并且能夠保證這一超穩定社會結構能夠有效地應對外來干擾。

      社會主義、改革開放是僅次于民族獨立的兩大民族共識，這一共識的最高峰值出現在十二大前后，十三大以后這一共識逐步下滑，社會主義和改革開放這兩大共識甚至面臨著對抗的危險，這一危險性已成為新的超穩定價值體系和超穩定社會結構的最大內部挑戰，并可能在外來干擾的影響下裂痕進一步增加，解決不好社會主義和改革開放的關系，中華民族的前途問題將變得更加渺茫。

      市場經濟的引入從某種意義上暫時緩和了社會主義和改革開放兩者之間的矛盾，但與此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加深兩者之間的裂痕。引入共同富裕這一概念，市場經濟完全能充當社會主義和改革開放之間的潤滑劑，完全能成為排除外來干擾的有力武器。

      民族獨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市場經濟、共同富裕構成了中華民族新的超穩定結構的外殼，而超穩定結構的構建還需要一個強有力的內核，這個內核便是毛澤東思想和儒家思想，兩者缺一不可?？梢韵胂螅瑳]有毛澤東思想和儒家思想的中華民族只會是一盤散沙、道德淪喪的民族，只會是一個在世界上無足輕重、飽受欺凌的民族，只會是一個沒有前途和被遺棄的民族。

      鴉片戰爭以來，儒家思想在全民共識的形成方面依然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毛澤東思想的新發展對有效排除外來干擾發揮著獨一無二的作用。毛澤東思想是民族獨立的靈魂，儒家思想在新的超穩定結構中扮演的潤滑劑作用將會更加明顯。誰否定儒家思想和毛澤東思想，誰就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最大敵人。

      這樣一來，中華民族新的超穩定結構的要素也就基本全備了，民族獨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市場經濟、共同富裕加上毛澤東思想和儒家思想，這一超穩定結構一旦形成，便也具備了舊的超穩定結構的自我恢復、自我愈合能力，而且還具備了有效抵御外來干擾的能力，中華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得以有效恢復，民族共識和民族動力問題也就從根本上解決了。

      在新的超穩定社會價值體系和超穩定社會結構下，如果經濟發展不足，就從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中去尋求答案；如果社會分配不公，就從社會主義和共同富裕中去尋求答案；如果出現官僚主義、貪污腐敗和修正主義，就從社會主義和毛澤東思想中去尋求答案；如果受到外來干擾，就要從民族獨立和毛澤東思想中去尋求答案；如果出現道德淪喪，內部和諧出現問題，就要從儒家思想和社會主義中去尋求答案；誰要是反對和破壞這一超穩定社會價值體系和社會結構，誰就要受到全民族的反對和制裁，隨之而來的必將是社會生產力和精神財富的極大飛躍，因為超穩定結構的每次自我修復都是馬克思所說的螺旋式上升。

      總之，有了這么一個新的超穩定社會價值體系和超穩定社會結構，在遇到新挑戰時也就有了一個大的解決問題的宏觀把握，在大是大非問題上也就有了一個總的價值共識，在心理上也就有了一個歸宿感，在前進道路上就不會迷途了，中華民族的路線問題也就解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