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在領導工人運動的過程中，把出賣工人階級利益，主張議會斗爭的工會領袖稱之為“工賊”。現今，我們根據吳敬鏈在改革開放中的言論、談話、文章及其活動，稱他為“國賊”，并不過份。
吳敬鏈最近撰文，中心論點是，“不改革國有經濟無法實現共同富裕”。這不僅邏輯混亂，更重要的是又在欺騙人民，誤導高層決策者，所以，必須揭露他的罪惡陰謀，戳穿他的所謂“共富”之說。
一·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
鄧小平說：“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實現共同富裕”。這五條的前兩條是一切社會形態的共有特征；資本主義社會，統治階級為了社會的穩定，也很重視防止社會的過渡貧富分化；唯獨社會主義，把“消滅剝削，實現共同富裕”作為她的出發點和歸宿，否則無產階級人民大眾，就沒有必要進行革命。不同社會形態和社會制的區分，主要是看生產關系，而生產關系主要是所有制形式、分配方式及人們在生產活動中的地位。一切剝削階級社會都是私有制，都是按資分配，都存著階級剝削和階級壓迫。唯獨社會主義與之相反。即使按照鄧小平“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也必須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和按勞分配為主體”；即使按照鄧小平的“先富后富論”，目的還是要實現“共同富裕”，并且鄧小平確定實現“共同富裕”的路線圖和目標是1980年。如果我們現在還不像重慶市那樣搞共同富裕，那么，我們和資本主義社會還有區別嗎？拋棄了“共同富裕”，擴大兩極分化，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嗎？”
二·吳敬鏈之流鼓吹“三化”，導致貧富兩極分化
吳敬鏈之流以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派洋洋自得，利用其全國政協常委、國務院咨詢委員、所謂經濟學“泰斗”的身份，到處宣揚他們的歪理邪說。那么，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是個什么東西呢？
它產生于上世紀30年代的德國，盛行于二戰后的西德，其核心觀點是，“主張經濟自由，反對國家干預經濟。”經濟模式叫“社會市場經濟”，或曰“社會指導下的市場經濟”。其要點包括：1.自由競爭，堅持私有制不可侵犯，主張經濟決策自主、自由，競爭決定價格。2.十分強調自由競爭的主導作用，反對包羅萬象、飛揚跋扈的國家干預，反對中央集中管理，強調競爭必須由國家保障，國家干預必須以自由競爭為目的。3.認為社會市場經濟，既不是資本主義，也不是社會主義，而是第三條道路，即“經濟人道主義”。所以，一是要反“壟斷”聯合體，（包括私人、工會、社會主義制度壟斷）二是要建立“社會伙伴”關系，工人與資本家結成伙伴，不應對工資提出過高要求。三要工資受市場機制調節，征收超頦累進稅并以此來消除可能出現的貧富懸殊，發行“人民股票”，使人人成為資本家。
吳敬鏈們打著改革的旗號，給高層決策部門出點子，發文章，搞演講，弄談話，極力主張實行“市場化，私有化，自由化”。他們主張國有企業改制：能賣的都賣，能搞股份合作制的都一律搞股份合作制。正是在他們的教唆下，不到兩三年把國營企業大都變成了私人企業或合伙企業。企業的賤賣和官員的賤買，使國有資產潮水般地流如某些特權階級的家庭，形成了今天的千萬富翁和億萬富豪。因而他也成了特權階層痛愛的叭兒狗和寵兒。與此同時，他鼓吹外資收購中國股票，吞并中國名牌，使民族工業受到打擊，使巨額金融資產外流，成為地地道道地帝國主義代言人和買辦資產階級分子。他仇視工人階級和億萬農民工。他推動工人下崗，主張市場決定車票價格，對于醫療、上學、往房等三大民生問題，他力挺市場化，使億萬人民十多年來看不起病，上不起學，買不起房，經歷了前所未有的看病難、上學難、買房難的“三難”之災，形成了極為龐大地失業大軍，農村已經脫貧的返貧，城市的貧民隊伍還在擴大。主張城市拆遷不按市場價格補償，釀成許多群體事件。反對征暴富者的稅，反對對窮人增加福利，基尼系數達到0.55，兩極分化達到了難以容忍的程度。總之，吳敬鏈的四化（市場化、自由化、私有化和兩極分化），不僅已經影響到我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而且將會影響黨和國家的政治危機。
三·“改革國有經濟實現共同富裕”是欺人之談
為什么吳敬鏈最近又堤出“不改革國有經濟無法實現共同富裕？”這是欲蓋彌障，自地無銀三百兩。由于在這之前他們的謬種流傳，弄得民怨沸騰，人神共憤。吳敬鏈之流處于十分尷尬的境地，他們的“四化”不得人心，有煤體認為他們是美國的“線人”，有博文認為他們是漢奸國賊------在這種情下，不得不打出“共同富裕”的“紅旗。”但是，他如同茅以軾一樣，都拿著美國福特基金提供的活動經費，因而不得不把賣國的勾當進行到底，繼續充當帝國主義殖民經濟入侵的買辦者。于是把所謂改革的對象確定為國有經濟。
當然，這僅有的國有經濟，在量上不敵私有經濟。但是，它在質上關系到國際民生，關系到國家的獨立、自主、富強，也可以說關系到國家的命運。如果連僅存的這些國有經濟都完全市場化，自由化，私有化了，那么，請問我們這個國家還是社會主義嗎？它的本質特征——共同富裕還能實現嗎？“皮之不存，毛將焉附”，這個道理，除非傻子誰都懂。
吳敬鏈除了他的“共富論”外，還說了兩條理由：一是為了提升經濟即效率；二是為了反壟斷。他惡恨恨地說“要摸國有經濟的老虎屁股，”把改革“推進到更深層次”！這無非是上世紀30年德國新自由主義者的老調重彈。難道不要國家的宏觀調控？只要那一只看不見的手，而不要另一只能夠看得見的手？國有經濟都不存在了，那么國家的性質及領導國家的政黨，不也就改變了顏色！？中國便順利成章地成了帝國主義的附庸。
吳敬鏈為了急于實現他們的政治經濟目的，提出了兩條：一是轉移視線。說：“兩極分化是腐敗和官僚經濟引起的。是的，不錯！但請吳先生回答：腐敗和官僚經濟又是怎樣產生的呢？難道不是因為你們的“三化”而產生嗎？二是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十四屆三中全會，十五大，十五屆四中全會及十七大的有關說法壓服人。一方面是說給全國人民聽；更重要的是說給中央領導聽，想起催化劑的作用。請問吳先生：當你們在推行新自由主義經濟主張時，貫用的說詞是“與時俱進”，難道現在卻忘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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