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過老舍先生長篇小說《駱駝祥子》的人都知道,“駱駝祥子”已經成了舊中國黃包車車伕的典型形象。由于這種職業的從業者即車夫在城鎮中非常普遍,因而無論各種階層的人都有可能和他們打上直接的交道。最近也是機緣湊巧,筆者連續讀到了一些近代名人關于自己和車夫事件的一些記述或者文學作品,發現他們對車夫的態度,恰好反映了他們的思想理念甚至個性特征;而其中最有趣味的,莫過于毛主席的小說與蔣委員長日記的巧合。
毛主席在1919年的9月26日,曾經發表過一篇微型小說,題目是《原來是他》,全文為
車夫拉了一個整天,拉昏了,不識時宜的拉著亂跑。忽然背上飛到幾個重拳,連忙叫“哎喲,了不得!”接著眼淚也下來了。本預備著吵嘴,一看,原來是他!就不敢說,拉著車飛也似的跑了。
“原來是他!”這人究竟是誰呢?毛主席并不直接說出,而是讓讀者結合自己的觀察與體驗去回憶、思考和補充。但大家恐怕都只能得出一個共同的結論,那人是車夫絕對惹不起的人,極可能就是“黃世仁”、“南霸天”等欺壓勞苦大眾的剝削階級,毛主席用一個典型鏡頭,就活靈活現地勾畫出階級壓迫的具體場景。開始讀到這一篇小說的時候,筆者也只是覺得毛主席如果要在文學上繼續發展,憑他老人家這種舉重若輕的藝術功力,也會成為一位偉大的文學家的。直至昨天在圖書館里讀到蔣委員長的一些日記,腦袋里頓時“轟”的一聲:找到了,“原來是他”!“他”就是蔣委員長!
蔣委員長同年(即1919年)10月1日——離毛主席小說發表間隔只有4天時間——的日記中就記載了他毆打車夫的兩件事情。一件是當天發生的,蔣委員長當時去訪問居正,據他自稱是“受到人力車夫侮辱”,當居正的家人和車夫 爭吵發生毆斗的時候,他也上去幫忙,吃了虧,還“闖入人家住宅,毀傷器具”;因此他又回想起兩年前他去訪問張靜江的時候,也在張靜江門口毆打車夫,同樣吃虧受傷的事情。最有意思的是他在日記中是這樣表達自己的態度和心情的
“與小人爭閑氣,竟至逞蠻角斗,自思實不值得。余之忍耐性,絕無長進,奈何!”
姑且無論他與車夫爭斗的起因和是非究竟如何,單是把車夫看成“小人”的態度,就可以知道蔣委員長的立場,而他和車夫爭斗的起因與是非,也就可以猜個八九不離十。只不過蔣委員長運氣不好,遇見的不是毛主席小說中那位“就不敢說,拉著車飛也似的跑了”的車夫,而偏偏遇見了敢于和“大人”抗爭叫板的好漢。雖然毛主席當時在湖南,蔣委員長在上海,兩人還要過8年才在戰場上針鋒相對,但就在對待車夫受欺壓的這件事情上,已經分明站到了不同的陣線之中。過后發生的一切,可以說都是以此時的立場為起點的。
正是由于毛主席和蔣委員長對待車夫態度的巧合式差異甚至對立,使筆者又聯想起其他一些著名人物對待車夫的態度來。周恩來為什么會成為毛主席的戰友而沒有成為蔣委員長的輔佐?從對待車夫的態度也能看出一些名堂來。就在毛主席發表《原來是他》3個月、蔣委員長第二次毆打車夫兩月之后,周總理在1919年的12月寫了一首白話詩《死人的享福》(發表在1920年南開學校《覺悟》創刊號上),詩中寫道:
西北風呼呼響
冬天到了。
出門雇輛人力車,
車夫身上穿件棉袍,
我身上也穿件棉袍。
我穿著嫌冷,
他穿著卻嫌累贅,
脫下來放在我的腳上
我感謝他愛我,
他謝謝我助他便他。
共同生活?
活人的勞動!
死人的享福!
勞工的苦累和心地的善良,使享受勞動的青年周恩來產生了一種強烈的反省。他沒有也絕不可能把車夫看成“小人”,他對車夫等底層勞動人民的同情和敬重,分明又讓我們聯想起魯迅先生的《一件小事》來。魯迅先生通過車夫扶起“慢慢倒地”的老太婆主動報警的小事,表現了對車夫高尚人格我敬佩和對自己自私陰暗心理的深深的自責。而后來的發展,恰恰是周總理成為毛主席的戰友,魯迅先生也引毛主席為知己!而蔣委員長對待周總理和魯迅先生的態度呢?正是政治和文化思想上的死敵!
當然在近代的名人中,比較中性的人物通常也體現出中性的態度。比如1927年馮玉祥將軍主政濟南的時候,先是看到人力車夫拉車飛跑覺得很不人道,于是頭腦一熱就下令所有公務人員不準再坐人力車上班下班!他很想聽聽車夫們對他這一仁政的看法,有一天就來了個“微服私訪”,結果聽到的卻是車夫們的臭罵——馮大帥把我們的生計給斷了!他這才知道這種職業對于民生的意義,于是又趕緊取消禁令。而馮將軍也始終是我們黨的好朋友。魯迅先生在1935年歲末,有一天出門講課時因為雪大路滑,專門為他家服務的車夫老周被摔傷了腿,魯迅先生也從車上摔出好遠,被撞擊得滿嘴是血,當他們回進家門魯迅先生還笑著說
靠腿吃飯的偏偏摔壞了腿,靠嘴吃飯的又偏偏摔壞了嘴。
所以盡管是對于駱駝祥子這種“小人物”的態度,就已經折射或者檢驗出了“大人物”的思想甚至靈魂了。而本篇的標題如果要準確全面的話,也應當是《近代名人與車夫》吧。

讀過老舍先生長篇小說《駱駝祥子》的人都知道,“駱駝祥子”已經成了舊中國黃包車車伕的典型形象。由于這種職業的從業者即車夫在城鎮中非常普遍,因而無論各種階層的人都有可能和他們打上直接的交道。最近也是機緣湊巧,筆者連續讀到了一些近代名人關于自己和車夫事件的一些記述或者文學作品,發現他們對車夫的態度,恰好反映了他們的思想理念甚至個性特征;而其中最有趣味的,莫過于毛主席的小說與蔣委員長日記的巧合。
毛主席在1919年的9月26日,曾經發表過一篇微型小說,題目是《原來是他》,全文為
車夫拉了一個整天,拉昏了,不識時宜的拉著亂跑。忽然背上飛到幾個重拳,連忙叫“哎喲,了不得!”接著眼淚也下來了。本預備著吵嘴,一看,原來是他!就不敢說,拉著車飛也似的跑了。
“原來是他!”這人究竟是誰呢?毛主席并不直接說出,而是讓讀者結合自己的觀察與體驗去回憶、思考和補充。但大家恐怕都只能得出一個共同的結論,那人是車夫絕對惹不起的人,極可能就是“黃世仁”、“南霸天”等欺壓勞苦大眾的剝削階級,毛主席用一個典型鏡頭,就活靈活現地勾畫出階級壓迫的具體場景。開始讀到這一篇小說的時候,筆者也只是覺得毛主席如果要在文學上繼續發展,憑他老人家這種舉重若輕的藝術功力,也會成為一位偉大的文學家的。直至昨天讀到蔣委員長的一些日記,腦袋里才頓時“轟”的一聲:找到了,“原來是他”!“他”就是蔣委員長!
蔣委員長同年(即1919年)10月1日——離毛主席小說發表間隔只有4天時間——的日記中就記載了他毆打車夫的兩件事情。一件是當天發生的,蔣委員長當時去訪問居正,據他自稱是“受到人力車夫侮辱”,當居正的家人和車夫 爭吵發生毆斗的時候,他也上去幫忙,吃了虧,還“闖入人家住宅,毀傷器具”;因此他又回想起兩年前他去訪問張靜江的時候,也在張靜江門口毆打車夫,同樣吃虧受傷的事情。最有意思的是他在日記中是這樣表達自己的態度和心情的
“與小人爭閑氣,竟至逞蠻角斗,自思實不值得。余之忍耐性,絕無長進,奈何!”
姑且無論他與車夫爭斗的起因和是非究竟如何,單是把車夫看成“小人”的態度,就可以知道蔣委員長的立場,而他和車夫爭斗的起因與是非,也就可以猜個八九不離十。只不過蔣委員長運氣不好,遇見的不是毛主席小說中那位“就不敢說,拉著車飛也似的跑了”的車夫,而偏偏遇見了敢于和“大人”抗爭叫板的好漢。雖然毛主席當時在湖南,蔣委員長在上海,兩人還要過8年才在戰場上針鋒相對,但就在對待車夫受欺壓的這件事情上,已經分明站到了不同的陣線之中。過后發生的一切,可以說都是以此時的立場為起點的。
正是由于毛主席和蔣委員長對待車夫態度的巧合式差異甚至對立,使筆者又聯想起其他一些著名人物對待車夫的態度來。周恩來為什么會成為毛主席的戰友而沒有成為蔣委員長的輔佐?從對待車夫的態度也能看出一些名堂來。就在毛主席發表《原來是他》3個月、蔣委員長第二次毆打車夫兩月之后,周總理在1919年的12月寫了一首白話詩《死人的享福》(發表在1920年南開學校《覺悟》創刊號上),詩中寫道:
西北風呼呼響
冬天到了。
出門雇輛人力車,
車夫身上穿件棉袍,
我身上也穿件棉袍。
我穿著嫌冷,
他穿著卻嫌累贅,
脫下來放在我的腳上
我感謝他愛我,
他謝謝我助他便他。
共同生活?
活人的勞動!
死人的享福!
勞工的苦累和心地的善良,使享受勞動的青年周恩來產生了一種強烈的反省。他沒有也絕不可能把車夫看成“小人”,他對車夫等底層勞動人民的同情和敬重,分明又讓我們聯想起魯迅先生的《一件小事》來。魯迅先生通過車夫扶起“慢慢倒地”的老太婆主動報警的小事,表現了對車夫高尚人格我敬佩和對自己自私陰暗心理的深深的自責。而后來的發展,恰恰是周總理成為毛主席的戰友,魯迅先生也引毛主席為知己!而蔣委員長對待周總理和魯迅先生的態度呢?正是政治和文化思想上的死敵!
當然在近代的名人中,比較中性的人物通常也體現出中性的態度。比如1927年馮玉祥將軍主政濟南的時候,先是看到人力車夫拉車飛跑覺得很不人道,于是頭腦一熱就下令所有公務人員不準再坐人力車上班下班!他很想聽聽車夫們對他這一仁政的看法,有一天就來了個“微服私訪”,結果聽到的卻是車夫們的臭罵——馮大帥把我們的生計給斷了!他這才知道這種職業對于民生的意義,于是又趕緊取消禁令。而馮將軍大體上也始終是我們黨的好朋友。魯迅先生在1935年歲末,有一天出門講課時因為雪大路滑,專門為他家服務的車夫老周被摔傷了腿,魯迅先生也從車上摔出好遠,被撞擊得滿嘴是血,當他們回進家門魯迅先生還笑著說
靠腿吃飯的偏偏摔壞了腿,靠嘴吃飯的又偏偏摔壞了嘴。
所以盡管是對于駱駝祥子這種“小人物”的態度,就已經折射或者檢驗出了“大人物”的思想甚至靈魂了。而本篇的標題如果要準確全面的話,也應當是《近代名人與車夫》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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