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仰：愛國是我們的歸宿

    “918”轉眼80年了！80年是很多人的一生，但是，對于一個國家來說，80年并不算太長，很多事情改變了，很多事情依舊沒變。在“918事變”80周年這個日子里，很多人改變了，中國和日本的地位、關系改變了，但是，愛國依舊不變。當年熱血澎湃的年輕人雖然都已不在，但是，他們的血液還在我們的血管中，這一點，永遠不會變。
    愛國對于中國是一個古老的話題。2000多年前的屈原是中國人愛國心的體現(xiàn)，蘇武牧羊是一曲忠貞愛國頌歌。800多年前的岳飛、文天祥，300多年前的史可法，等等至今依然可歌可泣。上下求索、杖節(jié)牧羊、金戈鐵馬、丹心汗青、萬點梅花、忠肝烈膽，中國人的愛國主義源遠流長，豪情萬丈。愛國對于歐洲也是一個古老的話題。2000多年前古希臘的斯巴達在愛國旗幟下奮力而戰(zhàn)。600多年前圣女貞德成為法國民族主義偶像，200多年前法國大革命，拿破侖將愛國或民族主義引入全世界。
    然而，愛國主義在西方主導的現(xiàn)代化進程中出現(xiàn)嚴重的變質(zhì)、惡化，走向極端民族主義暴戾。事實上，愛國主義走向狹隘民族主義的極端，在西方歷史上早有淵源，其典型就是斯巴達的軍國主義。歷經(jīng)千百年后，它在歐洲，延續(xù)古羅馬的傳統(tǒng)，形成法西斯，形成納粹。影響到亞洲，形成日本軍國主義。日本軍國主義也是一種“愛國主義”，但是，它和歐洲法西斯一樣，都是殘暴與罪惡。也正因為如此，當今世界人們對種種愛國主義抱有極端民族主義的懷疑。也正因為如此，我們今天述說愛國主義，總要強調(diào)“理性”愛國主義。那么，“理性”的愛國主義與極端的民族主義有什么區(qū)別？
    從概念上說，我認為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的名詞，已經(jīng)足以區(qū)分兩者的差異。換句話說，愛國主義就應該是指那些理性的行為，民族主義就應該泛指帶有非理性色彩的行為，它們的差別在于“認同標準”。人類是群居性的，要讓群居的方式穩(wěn)定、持久與和諧，必須在群居社會中獲得一致的認同感。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的不同，其實質(zhì)就在于“認同”標準的不同。
    西方歷史上的愛國主義常常只是徒具愛國主義旗號的民族主義，因為，它們的認同標準總是離不開民族和血緣，古希臘的斯巴達就是如此。英法百年戰(zhàn)爭中，圣女貞德率領法國人民抗擊英國，從本質(zhì)上說，英國和法國的文化并沒有多少差別，圣女貞德激發(fā)的認同感是一種相對寬泛的“民族”概念。這一寬泛、抽象的“民族”概念也延續(xù)到了拿破侖。不同的是，拿破侖之所以能夠勢若破竹，除了寬泛的民族認同外，還有比民族認同更高一層的“文化認同”，即啟蒙運動激發(fā)的“自由、民主、平等、博愛”等概念。對于當時歐洲依然普遍實行的等級制度來說，平民社會的“自由、民主、平等、博愛”的確是一套新的價值觀，它超越了各種狹隘的、寬泛的民族概念，成為各個民族的向往。拿破侖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至今依然主要被視為愛國主義，而非民族主義。
    當貝多芬歌頌拿破侖的時候，實際上是拋棄了狹隘的民族認同而接受了文化認同。否則，在狹隘的民族認同標準下，貝多芬就是一個“德奸”，可以視為一個賣國賊。但在文化認同之下，貝多芬歌頌拿破侖就是向往文明和進步。貝多芬之所以很快又拋棄了拿破侖，收回了自己獻給拿破侖的贊歌，根本原因就在于拿破侖以文化價值觀為認同的愛國主義中，依然帶有鮮明的民族主義的色彩。這是拿破侖的矛盾之處。文化價值觀的認同要求超越民族的差異，只要接受共同的文化，不同的民族就一視同仁。但是，拿破侖并沒有真正做到這一點。對于他來說，即便是接受了“自由、民主、平等、博愛”價值觀的其他民族，依然是其他民族，法國人依然是特立獨行的。因此，拿破侖的愛國主義，實際上是理性愛國與民族主義的混合物。拿破侖的復雜性，衍生出了歐洲后來的各種民族主義。
    法西斯主義是對暴力文化的認同，摻雜了民族認同。納粹的種族主義則把認同標準極為具體地落實到血緣。如果說圣女貞德的愛國主義中“民族”還只是一個寬泛的概念，拿破侖的愛國主義中“民族”也只是一個居第二重要性的概念，那么，納粹的種族主義則毫無文化上的差異可言，只是強調(diào)種族和血緣上差異，只是通過種族和血緣來強調(diào)認同感。之所以說它是落后的、野蠻的、狹隘的、極端的，原因也正在于此。種族是人類歷史上早已存在的，在沒有任何文明成果的時候，種族的認同幾乎就是天生的。而人類的文明成果，無非是要構建一個共同和諧的群居社會。因此，真正的文明社會，它的首要認同感一定是文化價值觀。當人類已經(jīng)步入文明，再回到以種族來區(qū)分你我和彼此，絕對是一種落后、野蠻的表現(xiàn)。這一現(xiàn)象之所以在近代歐洲出現(xiàn)，是因為西方文明的發(fā)育還不成熟。
    西方近代文明的不成熟其實在拿破侖身上就有體現(xiàn)。“自由、民主、平等、博愛”是一系列新的價值觀，然而，西方近代社會本質(zhì)上并沒有把這些文化價值觀當成踐行的首要標準，理論上不自洽、不合理只是其一。在具體的行動中，包括拿破侖，行動的首要標準是利益。道義標準與利益標準的沖突，既是西方文明不成熟的體現(xiàn)，也是西方近代文明時間太短，民眾沒有得到深入教化的結果。為了利益，不同的群體結成同盟。就納粹德國來說，它在文化上與英美國家沒有多少本質(zhì)差別，納粹法西斯同樣認同“自由、民主、平等、博愛”，納粹同樣是民主選舉上臺。但是，為了利益，納粹法西斯在這些文化價值觀之外，添加了一個絕對不可逾越的首要認同標準，即種族。由此，我的自由便不是其他種族的自由，我的民主便不是其他種族的民主，我的平等便不是其他種族的平等，我的博愛便不是其他種族的博愛。我的“自由、民主、平等、博愛”便成為其他種族的災難。日本軍國主義雖然名義上也可以叫做愛國主義，但本質(zhì)上，它就是“大和民族”的種族主義，所以，它一定會給其他民族帶來災難。當我們說民族主義的危害時，其實就是在說它狹隘的認同標準。
    中國歷史上的愛國主義，不可否認也具有民族或種族的色彩，但是，從根本上說它是以文化認同為首要標準的。屈原的愛國主義某種程度上挺像圣女貞德，即便有民族的色彩，也是寬泛的。戰(zhàn)國時期的楚國即便有一些特殊的秉性，在整個文化上，它與戰(zhàn)國七雄中的而其他“國家”并沒有多少本質(zhì)上的差異，因此，楚國難以成為一個特殊的民族。也正是因為屈原愛國主義帶有一定的“民族”色彩，在中國長期的歷史上，屈原的愛國主義并不被多少人提及，直到抗日戰(zhàn)爭才改變。相比之下，蘇武牧羊所體現(xiàn)的愛國主義，文化認同更加明顯。事實上，只要當時的匈奴單于認同漢朝的文化，蘇武一定會圓滿地完成出使匈奴的任務。蘇武牧羊的故事比屈原更早地在中國廣為流傳并被歌頌，本質(zhì)上就在于中原文化在認同感上的自我優(yōu)越，而與民族無關。對于中國人來說，不論對方是什么民族，只要認同中原文化，就能成為開誠布公的朋友，這樣的事實在中國歷史上多次發(fā)生。
    岳飛、文天祥之所以成為中國歷史上愛國主義的典范，根本原因就在于當時的中原文化比女真金人、蒙古人的文化要先進、文明得多。就文化價值觀來說，先進文明的中原文化不能倒退地認同北方游牧民族尚且落后的野蠻文化。岳飛的家鄉(xiāng)是現(xiàn)在的河南，從源頭上說，河南是華夏文明的發(fā)源地，但是，在歷史變遷過程中，五胡亂華、中原陸沉，南北朝之后，河南、河北地區(qū)的民族成分已經(jīng)極其復雜。唐宋統(tǒng)一并不只是政治權利的統(tǒng)一，更主要的是文化價值觀的統(tǒng)一。雖然民族的區(qū)隔依然還在，不可否認的是，唐宋統(tǒng)一之后，在文化價值觀的認同標準下，“五胡亂華”時留下的民族概念，很多已經(jīng)消失了或正在消失，很多胡人也早已被同化為漢人。
    因此，理性的愛國主義與狹隘的民族主義的區(qū)別，本質(zhì)上就在于認同標準的差異。以先進的文化價值觀為認同標準，就是理性的愛國主義，可以簡稱為愛國主義。因為，一個國家總是要靠文化價值觀來推行社會管理。以語言、文字等寬泛的民族概念，或以血緣等具體的種族概念作為認同標準，就是狹隘的民族主義。雖然民族認同、種族認同可能也會同時帶著文化認同，甚至不排除是“先進文明”的文化認同，然而，民族、種族認同與文化認同的孰輕孰重，成為兩者的分水嶺。
    對于當今中國來說，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的話題還有一個復雜之處。中國的愛國主義在很多時候被指為是狹隘的民族主義，原因何在？關鍵在于對文化價值觀的不同理解。西方發(fā)達國家頭腦簡單地認為他們的文化價值觀就是最先進、最文明的文化價值觀，甚至為此提出“歷史終結”的觀點。但在中國人看來，西方現(xiàn)行的文化價值觀未必就是最先進、最文明的。這既可以從西方的近代歷史得到驗證，也可以從西方社會并不令人滿意的現(xiàn)狀得出結論。中國和西方很多具有洞察力的學者也清醒地認識到了這一點。然而，西方社會膚淺的主流文化依然在利益原則的驅(qū)使下，強調(diào)他們現(xiàn)行的文化價值觀為唯一“普世”的價值觀，由此，他們便把中國的愛國主義看成是落后文化的一種認同標準，甚至帶有純粹民族的特征。事實上，中國的愛國主義從本質(zhì)上說，是對自身文化先進性的自信和覺悟。它并沒有多少民族和種族的特征，而是不同于西方流行“普世”的另一種文化價值觀。這種狀態(tài)就如岳飛和文天祥，他們在實力上失敗了，但是，我們能夠否認他們所代表的中原文化的的確確是比女真金人、蒙古人更先進、更文明的一整套文化價值觀嗎？“崖山之后，再無中國”，痛惜的正是先進的文明被野蠻所戰(zhàn)勝。然而，歷史總要前行。女真金人、蒙古人當年引以為傲的自身文化，最后不也沒有成為歷史主導嗎？最后不也不同程度上接受了岳飛、文天祥等誓死捍衛(wèi)的中國文化嗎？
    “918”80周年紀念日，應邀而寫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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