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威：黃泛記（上）

      黃泛記（上）

                                             史威

        “文革”中,有一個《紅燈記》。俺編制這《黃泛記》,實在 是“東施效顰”，獻“丑”了。看官，如果您有興趣而不是“性 趣”，敢情進來瞧瞧。我不敢打什么保票,是得是失,看罷再 說。結論產生于調查的末尾，是不？

         說明一下。下文有些地方穿插了我的一點議論。以[點 評]表示。

      一、 為什么燈突然滅了

   2009年夏，我跟兒子回大陸探親訪友旅游。真沒想到，象我偌大年紀，還有一番與“性”字粘點邊的經歷和見聞呢。

     那次，我們在湖南株洲轉車，沒出站就買好了當晚9時去北方的車票。算算還有5個小時須停留在株洲，怎么辦？商量一下，覺得最好是在車站附近找個按鐘點計的旅館臨時落個腳，休息一下，洗個澡。兒子說，他帶有筆記本電腦，還要上網，處理有關他在美國的一些業務，最好還能找到一個可以上網的去處。我們終于如愿地找到了。這家旅館條件還不錯。我們的房間在6樓。樓下有一個網吧，只要買一杯茶或咖啡，就可上網，不另收費。我們先在樓下上網，所帶行李也沒有往上搬，只把所開房間當作臨時浴室，兩個人輪流使用。我先上去了。

    這房間設施，大約相當于3星級。我進去，脫衣進了浴室。我發現盥洗臺上，擺放了幾個未啟封的女用長筒絲襪，還有一些避孕套。也許是我孤陋寡聞吧，這是我以往住過的包括歐美一些星級旅館中未曾遇到過的。因此，我有了一點點的“警惕”。正當我擰開淋噴頭，準備痛痛快快地沖掉一天旅途的勞頓時，突然，燈滅了。這使我非常、非常地狼狽。突然間兩眼一抹黑，真可說是伸手不見五指。這又不像在自己家里，浴室的擺設、位置、門在哪，全都清楚、熟悉，現在，連要穿的內褲都摸不到。我定了定神，像瞎子摸象一樣，摸到一條浴巾，擦了擦身子，一絲不掛，慢慢地摸索著過了浴室的門，按我感覺的方向，摸到了床。我終于喘了一口氣。我躺在床上，思索著該怎么辦。我知道，越是在這種時候，越需要冷靜。我躺在床上想，旅客們遇到這種情況，往往第一個反應就是叫服務員，我覺得按我現在遇到的這種情況，絕對不能這樣做。第一，我現在是赤條條的，服務員來了，豈不尷尬，尤其是如果來的是一個女服務員？第二，如果我摸到門邊喊人，門開了，突然來一個女的一把把我抱住，然后再由后面的一個什么人舉起照相機，咔嚓一下，那就有好戲看嘍。那時，我就如同黃泥抹到褲襠里，不是屎也是屎，就是跳到黃河里也洗不清了。我下意識地感覺到，這漆黑里可能埋伏著陷阱。我就赤條條地、靜靜地躺在床上，靜靜地想，一動也不動。我想，一手制造關燈事件的人，也許正在聚精會神地注視著，看我會不會“上鉤”。我對自己說，頂住，堅決不叫人，堅決不開門，就是不開門，看他們怎么辦；反正兒子上網完了，必定會上來洗浴，看誰挺得過誰！

    時間一秒一秒地過去。我突然想到，應該打開窗簾。窗簾打開了，屋內有了些許光亮，我這才把衣服穿好。我向窗外望了望，看到附近的大樓都是燈火輝煌的。我就更加警惕了。我要通服務臺的電話。接電話的是個年輕女性。我問；“剛才為什么我們這里的燈滅了？”她說，“現在不是亮了嗎。”可見她對剛才發生的事是知情的。我說，“我問的是剛才，為什么滅了？”她說，“這是供電局的事。我們也不清楚。大樓好幾層的燈都滅了。”我感到她不但知情，還可能在撒謊。為了證實這一點，我請她叫在樓下上網的那位先生（指我兒子）聽電話。她說，“先生，對不起，我們沒有這項服務。”我說，“他就在樓下上網，離你們服務臺不到20公尺。麻煩你叫他一下好不好？”她說，“我們旅館和網吧是兩個系統。我們不能去網吧喊人。”我更加懷疑她是在撒謊。又過了一會兒，電話鈴響了。好象是一個女孩打來的，嗲聲嗲氣地：“先生，請問你要不要特種服務？”我心想，好哇，黔驢技窮，終于圖窮匕首見，赤裸裸地找上門來了。我琢磨著怎樣好好教訓他們一頓，既要戳穿其陰險技倆，觸及其痛處，又不要過于傷害一個出賣青春和肉體的可憐的女孩兒，注意在語言上要不傷大雅。正在我頗費斟酌，尚未找到合適詞句的時候，她就把電話掛了。看來，她對自己的這一招也沒有信心，自認失敗，先行退卻了。我想，這大概和我堅持不叫人、不開門大有關系。為了進一步證實服務臺是否說謊，我就匆匆穿好衣服下樓，問兒子，“剛才網吧是不是停電了？”他說，“沒有哇，我一直在上網。”至此，事情比較清楚了，可以肯定是有人在搗鬼。我在想，為什么我們這個房間會滅燈？為什么我兒子與服務臺近在咫尺，服務員要撒謊找借口，就是不肯叫一聲？我房間的突然燈滅與后來的“特種服務”難道是毫不相干的兩件孤立的事？在在都說明，此事決非個別妓女所為，是有一個系統在操作。而他們對于這把年紀的我，恐怕也不是要搞什么“性交易”，而是設圈套搞“色情訛詐”，準備大撈一把。可惜他們是“蚊子叮菩薩”，看錯人了。想到這里，我就叮嚀上網完畢、準備上樓去洗澡的兒子：“注意點，這是一個色情窩點。”

          二、“自由世界”的“自由”

    經友人介紹，我參加了一個定期（每一兩個月一次）的紐約華人學人聚會，大家在一起，各抒己見，自由地討論一些時事或學術問題。雖然情況各不相同，有的是華人，有的是華僑，有的來自大陸，有的來自港臺；但有一個共同點：都反對“臺獨”。在一次聚會上，我就把上述這段經歷給大家說了，并引起了一番議論，其基調不是“嘖嘖稱奇”，而是：“這有什么可大驚小怪的！”倒顯得我有些少見多怪似的。因為他們中一些人回大陸，早有過類似的經歷。其中一位還說，一次我回大陸，和老婆一起住在賓館里，晚上就有“小姐”打電話來要提供“特種服務”。我說，“小姐，對不起，我現在床上已經有人了，她就是我老婆。”說得大家笑起來。大家基本上一致的“結論”是：在大陸，這已經是比較普遍的現象了。

      我在想，改革開放的中國，怎么會是這個樣子呢？我下意識地覺得，這不應該是社會主義的新中國的普遍現象，而是西方的普遍現象。我的這個感覺，并非無源之水，無根之木。

    在上個世紀80年代末，我第一次赴美，是參加讀研究生的大兒子的畢業典禮。期間有幸與一位臺灣的“老榮民”解逅，因為年紀相當，又是老鄉，頗有點“老鄉見老鄉......”的意味。可這位老鄉卻在暗中“觀察”我。一次，一位打扮得非常入時、用臺灣的流行說法，非常“前衛”的漂亮女郎從我們身前走過。他說，“我注意到你眼珠子連動也沒有動。一般人，一個漂亮女郎走過，眼睛的余波總會跟著她的身影轉動的。”接著他冒出了這么一句：“你是不是有病？”弄得我啼笑皆非。我聽說，在黑非洲，有的黑人朋友，見我們在當地的援建人員，總是一個勁兒埋頭苦干，從不涉足“紅燈區”，就問他們，“你們中國人來這里時，是不是都吃了藥？”再說我那位老鄉，似乎是有意要“考驗”我，有次晚上他開車帶我們出去，一路上，盡是五光十色的霓虹燈，我想，這大概就是一個西方“夜生活”的熱鬧去處。我指著一間冷色調的霓虹燈不停閃爍的鋪面問是干啥的，他忙說那里有脫衣舞，立即提出要“請客”帶我們去。我礙難從命，并說，“我們都是過來人，誰沒見識過？要看，回家看，怎么看都行，看不清楚，拿放大鏡看，何必花錢去看那玩意兒，一閃一閃的，看不清楚？”

     說到“請客”，我還真遇到過更精彩的一幕。

     也是在那次赴美期間。一次，一位年輕的留學生、我和一位來自臺灣的中年人聚在一起。記不清是什么“緣由”，那位中年人突然拿出一疊美鈔，在我們面前亮了一亮，沖著留學生說，“我知道你們大陸人沒錢，這次我請客，咱們到紅燈區玩一玩，好不好？”留學生說，“謝謝，我不想去。”臺灣人說，“就算老弟陪我去玩一玩，這點面子總該給吧？”留學生說，“不是我不給你老兄面子，我確實不想去，沒這個興趣。”中年人說，“年輕人嘛，誰不想玩一玩呢？沒興趣？客氣吧？”說著，抖了抖他手上那疊美鈔，“我是真心實意請客，你就不要推辭了，陪老兄去玩一玩，怎么樣？”無論臺灣人怎么說，留學生就是不肯去。中年人說，“這我就搞不懂了。你究竟為什么不愿意？你究竟怕什么？”說到這里，他忽有所悟地指著我說，“你是不是怕這位老先生向你們大陸的什么組織去報告吧？我相信老先生不是這種人，對吧？”說到這里，他轉過身來，面向了我。還沒等我回應，留學生連忙辯解說，“不是，不是。”臺灣人說，“那是為什么呢？我實在搞不懂，在大陸，共產黨為什么連這點自由也不給人家？在臺灣，在我們自由世界，這是很平常、很正常的嘛。我付錢，我又不是強迫你，你需要這個錢，你就給我服務，雙方是自愿的，誰也不強迫誰，這是自愿的公平交易。這有什么不應該的呢。我真搞不懂，共產黨為什么連這點自由也不給人家？”說罷，連連搖頭。不管他怎么說，留學生就是不去，還說，“我勸你老兄也別去，得了艾滋病可不是好玩的。”他忽“恍然大悟”：“哦，你原來是怕這個，可以帶套嘛。”但他最后還是沒有說動留學生，倒使我“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它使我更加明白了“自由世界”的“自由”真諦。
     我也“與時俱進”一回吧。我終于明白了，色情行業，現在在西方，已不是早期學者們感到應該根除又根除不了的問題， 而成了體現西方價值觀的核心----------“自由”----------的一個“指標”。因此，出賣肉體者有了一個光榮的名稱：“性工作者”。后來我才發現，即使在西方，出賣肉體者雖然有一個好聽的名稱，卻依然是一種并不那么“自由”的“選擇”，具體地說，是一種正常職業“選擇”不遂時的一種迫不得已的“選擇”，甚至是最后的“選擇”。----------盡管在某種情況下，政府還給以“鼓勵”，如果不是“強制推動”的話。請看如下報道：

【墨西哥《紀事報》2005年2月13日報道】題：歐洲失業婦女以賣淫為生

      受就業機會短缺的影響，在稅收的逼迫下，歐洲一些失業婦女被迫賣淫。德國和西班牙都在尋求經濟和社會的更大發展，卻忽略了許多婦女在就業方面面臨的困難和障礙。不管獲得的是碩士還是博士學位，找到報酬高和符合所學專業的工作都很難，通常需要3個月到1年時間。但最糟糕的是政府不管你是否有工作都要你納稅政策造成的壓力。這迫使許多沒有經濟來源的人（特別是婦女）選擇了性產業，將自己的身體作為換取金錢滿足日常需求的工具。

　　  這種狀況在一些歐洲國家司空見慣，如德國、西班牙和意大利。一名25歲的德國女青年最近就遇到了這種情況。結束計算機和信息學專業的學習后，她找不到符合所學專業的工作。但政府卻要求她支付拖欠的稅款，并因此而停發了失業救濟金。

　　  在這種情況下，這名女青年不得不開始尋找自己所不情愿的臨時工作，卻仍然一無所獲。她被迫做出決定：到妓院做舞女。在去妓院前，這名德國女青年像所有求職者一樣，向許多公司寄送簡歷，希望某位企業家能夠為她提供機會。機會終于來了，但向她提供機會的是一家“夜總會”，老板“看中了她漂亮的容貌”。通過電話了解，她知道了那是一家妓院，工作內容還包括“性服務”和陪伴客人。

　　  現行的德國就業法規定，未滿55周歲的婦女在失業一年后，必須接受任何職業（包括賣淫）。如果不接受，將終止其領取社會救濟的權利。從兩年前開始，賣淫在德國已成為合法職業。

　　 這名女青年遇到的情況并不是絕無僅有的。還有女孩被迫從事色情電話接聽工作。德國、西班牙和意大利的一些婦女迫于在國內所處的窘況，離開了祖國。在異國他鄉遇到的更加困難的環境使她們別無選擇，只好到妓院工作。

    [點評]  在西方“自由世界”，即使是勞動人民，的確也會有許多“自由”，包括選擇職業的“自由”；只是沒有選擇饑餓的“自由”，除非你想選擇死亡。走投無路的婦女沒有選擇饑餓的“自由”，只好“自由”地選擇做妓女了。這就是“自由世界”“自由”的真諦。

     我們和自由主義在哲學上的根本分歧是：把自由當作唯一的最高的價值實體和衡量一切事物的根本價值尺度，還是以勞動者的根本利益作為衡量自由的價值尺度？

     這是兩種根本對立的自由觀和人權觀。

         三、新中國的打黑禁娼

     《新中國禁娼簡史》（以下簡稱《簡史》）有這樣的概述：

      娼妓，是剝削制度的產物，在我國已有了二千余年的歷史，遠溯漢唐，近至明清，到民國時期發展到空前規模。據有關學者推算，新中國建立之前分布在全國的妓院約有近萬家，上海有800多家，天津有500多家。1917年，英國社會學家甘博（S.D.Gambie)曾對世界八大都市的公娼人數和城市總人口的比率作了調查，結果是倫敦1：906、柏林1：528、巴黎1：481、芝加哥1：473、名古屋1：314、東京1：277、北平1：259、上海1：137。這就是說，在倫敦平均906人中有一名妓女，而上海則是平均137人中就有一名妓女，比例之高居世界八大都市之首。

       西方一社會學家在分析了西方世界的娼妓現狀后，不得不哀嘆：“在一個復雜的世界里，賣淫似乎是不可能根除的。”

    在我的記憶里，新中國成立初期，就把色情行業掃除干凈了。 在前公安部長羅瑞卿的《傳記》里，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　　

         進北平后，毛澤東先住在雙清別墅，并不是沒有進過北平城。有天晚上，他帶了秘書，乘一輛吉普車，進了北平城。在一個胡同口，車子被一群吵吵嚷嚷的人阻斷了去路，原來是妓院的老鴇在揍一個逃出來的小妓女。老鴇帶著一幫打手對著小妓女就是一通拳打腳踢。毛澤東看到了這一幕，憤怒地將拳頭砸在車子的靠背上，讓秘書趕快去阻止。秘書撥開人群喝道：“不準你們毒打她！”“你是哪路神仙？關你什么屁事？她是我的丫頭，我打她你管得著嗎？”秘書不吃她的一套，揮手抓住老鴇的手說：“我就要管，我們決不允許自己的兄弟姐妹遭受這樣的折磨。你必須馬上送她上醫院看病。”　　

　　毛澤東暗訪北平看到了這最揪心的一幕，很是氣憤。此后不久，彭真來見毛澤東，也談到妓院的事。當時，彭真出任北平市委書記，有一天深夜，他率領市委、市政府主要負責人到前門外“八大胡同”、南城一帶的妓院了解情況，一個15歲小妓女痛哭流涕，講訴了自己是怎么被拐賣到妓院，被老板盤剝后，一天的所得就是4個窩窩頭。彭真氣憤地說：“這是人過的日子嗎？我們能坐視不管嗎？”毛澤東本來就為此事氣憤，彭真來后，更是義憤填膺，急電羅瑞卿，羅瑞卿急急趕到后，毛澤東堅決地說：“新中國決不允許娼妓遍地，黑道橫行！我們要把房子打掃干凈。”

在《簡史》里，是這樣記述新中國的打黑禁娼的：

　　在毛澤東一聲號令下，共產黨領導的各地人民政府紛紛行動起來，一場聲勢浩大的禁娼運動，在全國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了。但事情并不是現在人們想象的那么順當。就拿北京來說吧。不少人還處于觀望階段，還在懷疑之中。尤其是在妓院老板看來，妓院畢竟已存在上千年，封建王朝禁而不止，國民黨政府雖然也曾頒布法令，大張旗鼓地“禁娼”，結果不了了之。共產黨么？也未必能成功。這些人的“觀望”、“懷疑”并非孤立、偶然的現象。放到更大的背景看，在西方世界里，各種淫穢色情“活動”和“服務”比比皆是，賣淫是一種極為普遍的社會現象。前已述及，西方有的學者說過，“在一個復雜的世界里，賣淫似乎是不可能根除的。”然而，這個結論和舊中國綿延了二千年的娼妓制度一起，被新中國的人民政權推翻了。　　

    再看看北京市是怎么行動的-------

      1949年11月21日下午。中山公園中山堂。北京市第二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正在召開。5時許，大會執行主席、市婦聯籌委會主任張曉梅宣讀了一項決議案。決議案說：“

     查妓院乃舊統治者和剝削者摧殘婦女精神與肉體、侮辱婦女人格的獸性的野蠻制度的殘余，傳染梅毒、淋病，危害國民健康極大。而妓院老板、領家和高利貸者乃極端野蠻狠毒之封建余孽。

      茲特根據全市人民之意志，決定立即封閉一切妓院。”

      宣讀聲尚在空中回蕩，如雷的掌聲就已經響起。代表們一致通過這一決議案。5時30分，聶榮臻市長在麥克風前宣布：立即執行這項決議。通過電話，這一決定迅速傳到早已待命的市公安總局辦公室。指揮部辦公室接過電話，立即發布了第一號命令。命令說：為統一行動，決定今天下午6時以分指揮部為單位，用召集開會方式，集中老板、領家；8時開始集中妓女；對茶房、跟媽當晚集中管制。執行任務的27個行動小組共2400多名干部和民警立即悄無聲息地分赴預定崗位。　　

     出發！一聲令下，干部戰士隨同早已待令在天安門前的37輛卡車，風風火火地奔向妓院集中的地區。　　

      前門外大柵欄地區的八大胡同，是有名的紅燈區，而且以一二等妓院居多。所謂八大胡同，指的是王廣福斜街、陜西巷、皮條營、韓家潭、胭脂胡同、石頭胡同、百順胡同、紗帽胡同。與繁華的商業街恰恰相反，這里白天冷落清靜，而一到夜晚，便燈紅酒綠，熱鬧異常。因此，這里理所當然地成了封閉妓院的重點地區。一聲令下，口戴雪白大口罩的戰士早已荷槍實彈，把各胡同口和妓院門口封鎖得嚴嚴實實。行動組人員出現在妓院里的時候，妓女、跟媽、茶房和管制們頓時亂作一團。狂呼亂叫者，有之；赤身裸體地跑出來胡鬧者，有之；賴在床上不起來者，也有之。直到行動組下了威嚴的命令，并告知誰也跑不出去時，她們這才逐漸地安靜下來。后來，這些妓女被送進了設在韓家潭和百順胡同的8個婦女生產教養院。妓院的老板和領家們，則在大規模行動前就被集中到一起，由公安總局警法科關押起來了。這一晚，共集中了424名老板和領家。經過審查，跟媽、茶房等大多獲釋。行動組監督賬房清點完妓院財產，并登記造冊后，一紙“北京市人民政府十一月封”的封條貼在了每個房間的門窗上。這場特殊的戰斗持續到次日凌晨5時才基本結束。就這樣，全市封閉所有妓院224家，收容妓女1286人。綿延上千年的毒瘤終于一夜之間就被割除了。　　

                                    （見《簡史》）

    當然，妓女集中起來以后，教育、改造、就業培訓、安排工作等等，更為繁重。“毒瘤”可以在“一夜之間”就“割除”，完成這些任務，可不是能一蹴而就的。但是，畢竟是終于完成了，不但北京，全中國都完成了。拿上海來說，它的情況比北京復雜，因而禁娼采取了與北京不同的逐步推進的辦法，先禁“公娼”，再禁“私娼”。到1953年，禁絕了“公娼”；又到1958年初，“私娼”也禁了；此后一直到1978年的20年間，社會上的暗娼活動也基本消失了。需要特別提出的是，上海禁娼之初，曾收容一大批妓女，其中88.3％的人患有程度不同的性病。醫治性病的特效藥盤尼西林，當時國內還不能生產；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又對我實行封鎖禁運，全靠第三國進口，非常珍貴，而且需求量很大，僅上海婦女勞動教養所就有7500名妓女。上海藥庫里僅有的盤尼西林原定送往朝鮮戰場供志愿軍傷員使用，陳毅市長了解后，立即批示：“先給教養所，志愿軍戰士另想辦法。”陳毅說：“將來在中國的詞語中，‘妓女’這個詞必將成為

一個歷史名稱！”在醫務人員悉心治療下，治愈了教養所的所有患性病的妓女。這也是促使她們思想轉變的一個重要因素。開始不少妓女不相信政府會拿出錢來給她們治病，傳播謠言說怪話的大有人在，還不配合醫生治療。如有個叫華愛英的學員，開始醫生給她抽血化驗，她在學員中散步謠言，說“共產黨抽我們的血是送到朝鮮戰場給當兵的用的”。后來查出她已是晚期梅毒，在過去只有等死一路，結果教養所為她治愈了疾病，她聲淚俱下地說：“我一直以為世界上的人沒有一個好的，工作人員教育我，我聽不進去，反而聽信謠言，我對不起人民政府，對不起工作人員！”（見《簡史》）　　

     在北京封閉妓院的時候，我正在北京讀書。在我當時讀書的清華園里，不但那些在各自專業領域拔尖的教授們，就是還在求學的一些高才生們，幾乎個個都是眼睛長在頭頂上-------這話說得可能有點絕對，比起當時北京其他一些大學，說他們有一種特別的“傲氣”，大概是不會錯的。要使這些“自視甚高”、而又自以為最能“獨立思考”之士“服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北京果斷“禁娼”之事，的的確確贏得了這些最不容易“服”人的知識分子們由衷的“信服”。畢竟，古今中外都沒能消滅的這種“毒瘤”，在毛澤東、共產黨領導下根除了：這是學問再多再大也否定不了的有說服力的事實。后來還放映了一部名為《姐姐妹妹站起來》的記錄片，記敘了妓女們的血淚和人民政府對她們的教育、改造、使她們獲得新生的經過。當時給我印象最深的是把這些被壓在舊社會最底層的妓女稱為“姐妹”。至今仍覺得這比稱他們為“性工作者”要符合“人權”的理念和有“人情味”。那時新中國的人權觀念與實踐，比西方整整高出一個時代。如果說毛澤東在開國大典上一聲高呼“人民萬歲”，使親耳聽到的清華人相信了領袖是人民的領袖----古往今來，有哪一個被喊“萬歲”的人，喊喊他“萬歲”的人“萬歲”？消滅了古今中外都沒能消滅的這種“毒瘤”，則使他們相信了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使他們信服了毛澤東的“武功”，上述消滅“毒瘤”之事，也使他們信服了毛澤東的“文治”。當時聽我們系主任說，*教授還要從“優生學”的角度為毛澤東的偉大找“學理”上的“根據”。-----------*教授此說，當時和現在我都覺得有點“離譜”。

    [點評]年輕人不大知道新中國的這段歷史；他（她）們可能不知道中國曾經有過一個沒有妓女、沒有“紅燈區”、沒有色情行業、使每一個中國人在全世界面前都感到非常自豪的時代。這不是他們的過錯，而是老年人的責任。當然，象茅于軾、辛子陵這類老年人，是另一回事了。他們只是一味地歪曲歷史，并以之誤導沒有經歷過那個年代的年輕人。我想，習近平副主席最近號召學習歷史，大概不是無的放矢吧？

    現在一些“精英”攻擊重慶卓有成效的打黑掃黃是“'文革'再現”。這種顛倒是非的謬論，也許會欺騙一些年輕人，只會使我們這些從那個年代過來的老年人啞然失笑。色情行業早在新中國成立初期就掃除干凈了，“文革”重點是整“走資派”，哪來的色情行業？怎么能說重慶打黑掃黃是“'文革'再現”呢？這完全是“精英”們自己憑空想象、瞎編出來的。重慶打黑掃黃倒是與解放初期的反霸、打黑、掃黃有些可比性。還是薄熙來說到點子上：他們反對的，不是“文革”，而是“共產黨的意識形態”。實質上，他們反對的就是代表勞動人民利益的共產黨，維護的是“妓院”老板和到那里“消費”的達官貴人的“權益”。事實上，如果讓今天這些攻擊重慶“不講法制”的律師們去為當時被查禁的“妓院”的老板或老板的后臺作“辯護”，他們一定可以“挑剔”出遠比對今日重慶“挑”出來的為多的“毛病”，更加要高呼共產黨不講“法制”了。

        四、 最大的“淫窟”在哪里

      上個世紀80年代，我還在大陸。在紐約求學的兒子托一位回國的同學帶給我一些西洋參之類。他約我去他住的賓館見面。我們就在樓下大廳的沙發上談了起來。他告訴我，“昨天晚上，就在這間賓館我的房間里，我收到一個奇怪的電話，一個女的問我：‘要不要特種服務？’”他很氣憤地問我：“大陸現在怎么搞的，怎么會是這個樣子？我在美國也沒有遇到過這種事情！”那是在改革開放初期，他還是拿“改革開放”以前的眼光看問題，想事情；他這樣問，這么說，都是可以理解的。可我，該怎么回答他呢？    

     我說，“改革開放嘛，窗子打開了，難免會進來一些蒼蠅蚊子。共產黨對付這種事情，還是很有辦法的。大陸的公安機關還是很有力量的，比西方國家的效率高得多。請相信，共產黨決不會允許像西方國家那樣的黑社會存在，也一定有力量有辦法把它打掉。即使有點苗頭，也會及時扼殺掉。只要沒有黑社會的背景，幾只散兵游勇式的‘雞’，很快就會清理掉的。我不敢說全部消滅，可以說能夠做到基本消滅。”我話鋒一轉：“至于你在美國沒有遇到這種事情，而在大陸卻遇到了；那是因為，你在美國，是個窮學生，如果你是百萬富翁，相信你也會遇到的。而在大陸，你來自美國，在許多大陸人眼里，可是個有錢的主兒，令人羨慕不已呵。所以‘小姐’就會找上門了。”

     從那時到今年夏天我回大陸，親身感受和耳聞目睹的種種，都說明一個嚴酷的事實：經過20年的“改革開放”，賣淫嫖娼已發展成為普遍現象，色情行業已遍布各地。這已經是外來的幾個“蒼蠅蚊子”所能解釋得了的；分明是自身存在著滋生它們的肥沃土壤！

     現在的問題，已經不在是否“普遍現象”，而是“最大的淫窟”在哪里？有多種答案，現選擇兩種以供參考。

                  中國最大的淫窩在哪兒？

          這是因一政府官員宴請同事們，在這次酒桌上對話引起的思考。席間，同事們都有說有笑，相互之間鬧著，就在這次席上，暴露了中國最大淫窩所在之地。

          席上，因為當中有一位年齡在四十歲以上的男同事至今還是單身，有人問：“×XX，怎么還沒有合適的嗎？還等喝你喜酒呢？”

          “暫時還沒有，前幾天，看了一個，性格合不來。”

          誰知，他剛說完這話，就有人戲（？）到：“都四十多歲的人了，找什么找，找了還得給人家養老婆孩，現在這社會都這么開放了，哪個賓館都有小姐，憋不住了就上賓館去找不就完了嗎？還省錢。要是找老婆的話可就得銀子了，合不來，讓人騙了也不好說。”幾句話把我們在座的幾位都說笑了。

         又有人問：“不知這賓館有設有小姐？”

         那人說：“操，這么大的賓館還能沒有，有是肯定，而且還不能少了呢？”

          別人沖他說：“看樣你在這兒找過了？”             那人說：“我哪是那種人。”在座的都跟著笑。

          又有人問：“你說公安怎么不抓？”

          那人又接著說：“能開賓館，能養小姐的老板都是能人，這些道兒他們還能玩不明白？他們上頭都有人，都有保護傘，要不還能太平？”

          這人喝了一口酒，接著說：“告訴你們吧，中國最大的淫窩就在賓館酒店，要不那些大干部天天往賓館酒店跑干啥，就是為喝點小酒？你說對不，領導啊！”說這話的時候，他將臉朝向請客的這位領導。

          那領導當時就說：“你可別喝點酒就不知北，整天在那兒瞎樂樂。”一句話，我們在座的都哄堂大笑。

             -------引自 http://cbdh.blog.china.com   2009-11-13 09:32:41.0

         上述帖子不是說“中國最大的淫窩就是賓館酒店”嗎，還有人（大學教授）說“再不整治，高校將成為全中國最大的妓院”呢-----------

    女大學生賣淫、色情陪侍現象嚴重到了什么程度呢？用觸目驚心這四個字來形容絕不為過！據一位“業內”的女大學生介紹：現在武漢地區的女大學生中，至少有 X～XX % 從事這個行當，如果加上那些只陪聊陪玩不上床的，估計接近X分之一，這個比例在外語、中文、藝術和師范類的學生中更高。最可怕的是高校內已經形成了女大學生賣淫的流水線：專人搜集需求信息、專人介紹賣淫、專人提供民房，不少賣淫的女大學生認為“這樣做挺好，收入高，人也自由，趁著青春年少，多掙點錢”。正如武漢某大學的一位教授說：再不整治，高校將成為全中國最大的妓院。

　　我們的大學到底是怎么了？賣淫，多么羞恥的事情，這個在人們印象中只和愚昧、無知相關聯的行為，怎么會跟作為女性中知識精英的女大學生掛上鉤，而且泛濫起來。這不得不讓人鄙視這些女大學生，鄙視教出這些學生的大學教育............。培養出了這樣的女大學生，大學教育又有什么用？知識又有什么用？在這一系列問題的拷問中，我們看到了大學教育中危險的知識“工具化”傾向。

     什么是知識的“工具化”呢，就是知識的個人修身養性功能越來越薄弱，而安身立命謀求利益的功能日益彰顯，知識越來越成為追求利益的工具。

     跟社會一般的賣淫女相比，“女大學生”的名號能賣個更高的價錢，比如說在生意中女大學生們都會出示身份證和學生證，而且提供自己的宿舍電話供嫖客證實；其次，對于女大學生自身來講，既然上大學學知識也是為了找到個好工作賺更多的錢，賣淫可以賺更多的錢啊，正如在接受采訪中一位從事賣淫的女大學生說：我如果找到一份固定職業，收入滿打滿算就是3000-5000之間，不僅不自由，還很辛苦。5000和2萬，不自由和逍遙自在，你說我會選擇哪樣呢？

     -----節錄自中華網論壇 > 中華論壇 >瀏覽帖子 2010-01-08

[點評]看到這些觸目驚心的現象，每一個稍有良知的炎黃子孫，都不能不掩卷深思。我的感觸是-------

    一、“精英”們“教導”我們說，由于中國現在還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必須補上資本主義這一課。看，這些觸目驚心的丑惡現象（何止于此，還包括“開胸驗肺”、“十三連跳”、“黑窯”、“童工”等等等等），就是“補課”的代價！問題還在于，這種“代價”總是由昨日的“領導階級”、今日的“弱勢群體”來承擔；而“改革開放”的“最大受益者”則在享受、消費這種由“弱勢群體”承擔的“代價”。“精英”們又“教導”我們說，改革中出現的問題，只有通過深化政治體制改革才能解決。可是，“改革”越“深化”，問題越“嚴重”。很明顯的一個事實就是現在色情行業（當然遠不止此）的泛濫，比“改革開放”初期嚴重得多,簡直不可同日而語！即使通過“改革”，“法制”“健全”到美國那樣的程度，色情行業仍然泛濫，并且還會使它“合法化”或“半合法化”！倒是被“精英”們痛斥的“法制”極不“健全”的毛澤東時代，徹底地解決了這類問題。而“精英”們又極力把毛澤東思想從“改革開放”的指導思想中剔除出去！難道他們是希望這些觸目驚心的丑惡現象永遠存在下去嗎？也許,某些“精英”的主觀愿望不是這樣，甚至還是相當“良好”的；但是，按照“精英”們設計的“改革”路線圖走下去，結果只能是這樣，必然是這樣。正如恩格斯所說：“這種做法可能也是出于‘真誠的’動機。但這是機會主義，始終是機會主義，而且‘真誠的’機會主義也許比其他一切機會主義更危險。”（恩格斯：《一八九一年社會民主黨綱領草案批評》（一八九一年六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74頁）

    二、盡管如此，我們還是應該對“改革開放”一分為二。也就是說，有兩種“改革開放”。一種是與四項基本原則相輔相成、互相促進、相得益彰的改革開放，是作為毛澤東思想的繼承和發展的改革開放，它成就了今日的輝煌；一種是與四項基本原則背道而馳的“改革開放”，它是一切罪惡的淵藪。我們一定要堅決地徹底地把贓水倒掉，同時也一定要把“嬰兒”保護好，細心地加以培育，讓她茁壯成長，發展壯大，以造福于我們的人民和民族。

     三、本人積60多年摸爬滾打正反兩個方面的經驗，有一點心得體會愿與老年、中年特別是青年朋友共享。那就是：毛澤東思想丟不得，毛澤東打不倒。

     別的且不說，只把毛澤東時代將這些丑惡現象徹底鏟除和現在這種觸目驚心的丑惡現象日益泛濫加以對比，不必有多么高深的學問，都能得出一個結論：毛澤東思想丟不得，毛澤東打不倒。無論開多少會，幾千人的大會好，少數人的密會也罷，無論做了多少議案，還是打不倒。一定要堅持這樣搞，只會把自己送上歷史的審判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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