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海新思維——兄弟鬩墻，外御其辱

1.4，對臺新思維：兄弟鬩墻，外御其侮　　

臺海紛爭60年，彈指一揮間。

60年來，兩岸你來我往，紛爭不絕，但是不管如何，至少在民進黨執政之前，兩岸的總體目標還是一致的，那就是一個統一的中國，而不是兩個中國。在這一點上，作為兩岸執政者的國共兩黨并無分歧。真正開啟兩岸形勢復雜化的是上世紀90年代李登輝的“兩國論”，以及民進黨上臺所推行的臺獨路線。這直接惡化了此前兩岸已經緩和多年的局勢，也因此催生了大陸再次準備動武的念頭。

針對島內不同政治勢力所導致的兩岸情勢的惡化，目前大陸官學兩界流行的意見無非兩種選擇：一是和平統一，二是武力統一。很顯然，和平統一的好處是成本小，但是收效慢，短期之內甚至看不出明顯的收效；武力統一的好處是收效快，但是成本高。這兩種意見基本上是伴隨著臺海局勢的搖擺而此起彼伏。臺海情勢吃緊，武力統一的聲音就上升，臺海情勢緩和，和平統一的聲音則增強。無論最終是和平統一，還是武力統一，有兩個重要的議題都是必須優先考慮的。一是兩岸統一問題不可能無限期延遲下去，遲則生變。近年美國的戰略重點東移，遏制中國的態勢已經非常明顯，整個國際格局的演變也不會讓中國大陸有機會無限期延遲下去。二是大陸必須掌握兩岸統一進程的主導權，否則，統一就真的會無限期延遲下去。

從當前中國所面臨的國際形勢以及國家安全地緣戰略需要來看，解決臺灣問題顯然已經相當緊迫。進入2010年以來，美日軍演、美韓軍演更是力度加大，朝韓爭議不斷，中日領土爭議再起，東亞的局勢顯示出更加不安的狀態。從地緣戰略的角度來說，由于臺灣的地理區位優勢具有撬動整個東北亞地緣戰略格局的能力——這里也是中國安全威脅最大的來源方向，僅在日本就集中了美國海外駐軍1/4以上的力量。因此，解決臺灣問題不僅僅是保障中國的國家安全需要，更是中國構筑亞洲“四角支點”地緣戰略的優先選項。

兩岸是中國人的兩岸，不是外國人的兩岸。站在民族復興的高度，對于兩岸的決策者來說，妥善解決臺灣問題離不開三個著眼：著眼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目標，著眼于亞太地區的整體競爭格局，著眼于兩岸巨大的實力差距以及臺灣在地理空間上的安全戰略需要。這三個“著眼”決定了臺海兩岸必須超越政治歧見、超越政黨利益、超越傳統視野和超越政策局限。

首先，按照“地理動力學”的一般原理，臺灣正處于“三太六江脈系”的東大門的二道門，首道門便是更外側的北馬里亞納群島。臺灣在地脈水系上的天然位置決定了它不可能成為引狼入室的跳板，而必然是發揮其對外的防御屏障功能。從宇宙力學的角度來說，這是上天賦予臺灣的地理區位使命，而非人為所能逆轉。

其次，從歷史使命來說，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符合兩岸人民的共同利益。正像前文所述，構筑亞洲“四角支點”戰略是中國實現世紀復興和打造中國具備塑造世界格局能力的地緣戰略選擇。臺灣正是“四角支點”戰略的一部分，具有特殊的不可替代的戰略地位和戰略意義。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兩岸攜手，外御其辱，就理應成為兩岸決策者以及兩岸人民和所有海外華人的共同選擇。

同時，現實不可否認，兩岸巨大的實力差距已經產生，并且不可逆轉。這意味著，大陸已經具備武力統臺的內生條件。之所以尚未選擇武力統臺，主要是出于政治成本的考慮。由于大陸在兩岸問題上不承諾放棄武力，加之《反分裂國家法》的出臺，意味著臺灣內部的分裂勢力所追求的獨立路徑已被堵死，否則就是兵戎相見。一旦臺灣主動挑起事端，兩岸開戰，大陸便再無顧忌。屆時，臺灣的政治體制、經濟運行勢必都要推倒重來，這個后果可能是臺灣所無法承受的。兩岸的分治狀態對于今天的臺灣來說，與其說是歷史遺留問題，更不如說是思維方式和認識盲點問題。即便是拋開血濃于水的兄弟關系，單就利益權衡而言，背靠美國對抗大陸與聯手大陸抗衡美國，二者的風險和收益比較都是顯而易見的，無論怎樣權衡，聯手大陸都是風險更小、收益更大的明智之舉。上世紀50年代和70年代，處于巔峰時期的美國在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中的折戟沉沙已經證明了美國的實力達不到東亞，更保護不了它在東亞的基地前哨，這是美國在地理空間上所具有的無法彌補的地緣戰略缺陷的真實寫照。恰恰相反，反而是當時一窮二白、百廢待興的中國保護了朝鮮和越南，更何況是今天坐擁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以及擁有戰略遠程核導彈和眾多先進海、陸、空武器裝備的中國？

最后，從地理空間的角度來說，臺灣的地理位置所具有的戰略地位對于中國的復興計劃太重要了。這一點決定了臺灣問題不可能無限期延遲下去。從“四角支點”戰略的角度來說，臺灣具有撬動整個東北亞地緣戰略格局的能力，同時也是中國構筑西太平洋海域制海權和制空權不可或缺的海、空兩基地緣戰略平臺。只要兩岸握手抱團，中國便可以輕而易舉地穿透美國在東亞布設的地緣戰略防線，直達太平洋廣闊的海域腹地，這是其一；其二，對于剪除美國在東北亞布設的日、韓羽翼至關重要。兩岸聯手不僅可以切斷美日、美韓駐軍南下的戰略通道，使其不能就近首尾兼顧，而且，對于日、韓兩國的國際發展空間構成戰略壓縮。失去南下的戰略運輸通道，無異于斷送了日、韓兩國來自南太平洋、馬六甲海峽和印度洋方向的資源和能源補給供應，這對于日韓無疑是致命的。因此，兩岸的聯手，便可以輕易剪除日韓羽翼，削弱美國，同時又可以收服日韓，迫使日韓反手做空美國，擁抱中國。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臺灣不僅具有撬動整個東北亞地緣政治格局的能力，同時對于穩定東北亞的安全局勢也是至關重要的一環。

然而，正像大家所看到的，目前兩岸聯手的障礙可謂山關重重，這既有外部勢力介入的障礙，也有大陸內部對臺政策認識上的局限。

毫無疑問，外部最大的阻力障礙自然是來自美國。1979年中美建交之后，美國以《與臺灣關系法》為借口，公然以國內法代替國際法，干預臺海兩岸事務，阻止兩岸統一進程，已經構成中國解決臺灣問題的最大外部障礙。因此，大陸必須把解決臺灣問題放在對美戰略博弈的整體格局中通盤考慮才能不失準星。從外交實踐的層面來說，解決臺海問題的關鍵在于清除美國的掣肘，或者通過調虎離山之策把美國從臺灣背后調離，才是釜底抽薪之策。正如本書前文所多次強調的，在美國撤離亞洲之前，對美戰略博弈的成敗決定中國在亞洲的一舉一動。因此，對臺政策的成敗也必然離不開對美戰略博弈的外圍策應。關于這一點，本書已經在“對美戰略”的章節中盡有論述，在此不再贅述。相信，伴隨著世界整體大格局的演變，以及中國手里的戰略籌碼越來越多，中國對美戰略博弈勢必逐漸轉守為攻，也因此將構成對臺政策博弈的外部有利條件。

目前，對臺政策認識上的局限最為重要的，還是大陸對臺灣的戰略地位定位模糊，未能凸顯臺灣在地緣政治格局上的戰略意義。或者說，未能把臺灣的地緣戰略意義和軍事布防戰略意義從經濟意義和政治意義中區別出來。由于對臺政策訴求太過籠統，形成了政治、經貿、文化、教育、安全防御等等一把抓的局面，以至于未能集中優勢資源優先解決最為緊迫、最為核心的軍事安全布防問題。這一點可以從多年來對臺政策演變路徑看出端倪。如建國初期的“武力解放臺灣”，朝鮮戰爭之后的“和平談判解決臺灣問題”，以及后來的“第三次國共合作”、“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方針等等。從毛澤東的“愛國一家，不咎既往”、周恩來的“一綱四目”、葉劍英的“九條方針”到鄧小平的“六條意見”、江澤民的“八項主張”、胡錦濤的“四點意見”和“十六字方針”等。大陸對臺灣的訴求基本上是偏重政治上國家主權的統一。不可否認，追求國家主權統一是大陸政治的至高目標，對臺政策的一系列調整對于加深兩岸經貿和文化交流，促進兩岸和平統一無疑也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然而實踐的結果卻是，建國已經60多年了，大陸的綜合實力和國際影響力更是獲得空前提升，而與這一形勢形成的巨大反差就是臺灣仍然游離在外，兩岸統一仍然看不清明確的時間表。而且，自李登輝的“兩國論”以來，外部勢力的介入力度增強，尤其是臺獨勢力的上臺更是凸顯了臺灣已經成為中國民族復興之路上不可忽略的外部干擾因素。這無疑是值得檢討和深思的。　　

從上述60年來對臺政策的具體內容可以清晰地看出，大陸對臺灣的定位仍然局限于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一個主權概念下的普通的行政區域，而沒有凸顯臺灣在東亞乃至中國的全球地緣戰略目標中的戰略優勢。這直接導致了對臺政策核心訴求的缺位。政治、經貿、文化、教育、軍事，孰重孰輕，孰先孰后，進退取舍，模糊難辨。正是這一核心訴求的缺位，對臺政策在實踐操作中發生嚴重的重心偏移，政策功效事倍功半，最終導致大陸無法全面掌控臺海兩岸關系的主動權，其結果就是不得不把兩岸的和平統一“寄希望于臺灣人民”。當一方把彼此關系的主動權交予另一方的時候，這是非常危險的。尤其是在中國大陸的綜合實力早已遠遠超越臺灣之上的背景之下，這無疑也是很無奈的。

從60年來兩岸的情勢演變來看，統一的前景的確越來越具有不確定性。1950年朝鮮半島爆發戰爭，大陸為了阻止美國勢力深入東北內陸腹地，出兵抗美援朝，美國借機派遣航母艦隊進入臺灣海峽，從此，大陸失去了一鼓作氣解放臺灣的戰機，兩岸形成分治。此后，針對當時的國際格局和中國大陸百廢待興的發展需要，大陸及時調整了對臺政策，提出“和平統一”的政治意愿，到了90年代上半期，兩岸一度出現了明顯的緩和局面。但是由于美日等外部勢力從未停止插手兩岸事務，尤其是上世紀80年代臺灣啟動民主化改革，更是為外部勢力的介入提供了制度上的可能性。臺灣開啟的民主政治使得美日兩國對臺海兩岸事務的介入不必專注于國民黨一家，只要支持在野黨或者具有臺獨意向的政黨，甚至是具有臺獨意識的政治人物便可以輕而易舉地左右兩岸事務，如公開邀請李登輝訪日、訪美，促使兩岸形勢趨于惡化。1996年李登輝的“兩國論”更是引起大陸強烈的反彈，最終以東海的大規模軍演進行威懾，臺海情勢一度處于一觸即發的嚴重態勢。1998年民進黨上臺，陳水扁比之李登輝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屢屢沖撞兩岸政策底線，再加之美日在背后的支持，形成了大陸打又打不得，和又談不攏的局面。正是在這種兩岸形勢越發惡化的背景之下，2003年大陸正式提出兩岸的和平統一“寄希望于臺灣人民”的政策取向，對臺政策的重心也逐漸從“促統”轉變成“反獨”。這顯然是大陸不得已的形勢下對臺政策目標的突然“后躍”。事實上，這無異于大陸已經承認失去兩岸統一進程的主導權。2005年2月19日，日本和美國更是發表共同聲明，首次將“臺灣問題”納入美日共同防衛內容，公然插手臺海事務，使美日協調共同對華由地下走向公開化，也進一步加劇了臺海地區危機。從終極意義上來說，雖然大陸的武力威懾可以確保臺灣不至于宣布獨立，但是，統一的進程無疑也遭遇了出乎預料的挫折，至少大陸已經意識到，臺海兩岸的統一沒有想象的那么簡單。2008年國民黨重新執政，臺海局勢稍有緩和，但統一的進程卻依然難以推進。此外，馬英九執政時期的臺灣對美國武器裝備的采購要求說明兩岸情勢表面緩和的背后依然是暗潮涌動。幾乎可以預料，伴隨著臺灣內部選舉政治的此起彼伏，兩岸統一的前景仍然難以預料。更為嚴重的是，一旦國民黨在選舉中失勢，臺獨勢力再次上臺，兩岸情勢勢必再生波瀾。

另據港臺媒體報道，臺灣內部曾進行多次民意調查，結果對大陸并不樂觀。2006年臺灣民眾支持維持現狀和獨立的人數高達73%，2009年這一數據更是上升到83%；2006年支持統一的民眾有17%，2009年這一數據下降到5%。無論這一數據的真實性如何，都說明“寄希望于臺灣人民”的對臺政策并沒有收到理想的效果。如果這一數據是真實的，說明臺灣的主流民意支持統一的意愿在下降。如果是造假，說明具備造假能力的臺灣精英層其獨立傾向增強，想利用媒體誤導大眾。

因此，重新定位臺灣在中國的全球地緣戰略目標中的地位，并以此調整對臺政策的則重點，圍繞核心訴求，軟硬兼施，打援結合，勢必將成為今后大陸重拾以及強化兩岸關系主導權不可避免的重要一環。否則，隨著時間的推移，內外因素疊加，國際格局變幻莫測，臺灣問題的解決很可能依然看不到明確的時間表。

從經濟意義上來講，臺灣面積3.6萬平方公里，人口2300萬。山地和丘陵面積占全部面積的三分之二以上，農耕面積約占土地面積的四分之一。且整個臺灣島嶼位于環太平洋地震帶和火山帶上，自然災害頻發。礦產資源和能源堪稱貧乏。經濟產業除了精密電子產業之外，缺少競爭優勢明顯的高科技產業。2010年臺灣GDP總量4300億美元左右，財政收入500億美元左右。從經濟的角度來看，以臺灣彈丸之地所蘊含的經濟資源對大陸來說并沒有太大的吸引力。換句話說，臺灣對于大陸的經濟價值并不大。　　

相比之下，政治意義顯然要大于經濟意義。1949年國民黨敗走臺灣，已經證明國民黨政府無能統治中國。共產黨以小米加步槍崛起農村，并成功建國，不僅證明了她的統治力，也確立了其統治中國的合法性。臺灣作為中國的一部分，回歸大陸也是天經地義。只是由于當時國際格局風云變幻，外部勢力不失時機地介入，從而延遲了兩岸統一的步伐。臺灣啟動民主化改革之后，形勢變得更為復雜。大陸不僅要面對國民黨和外部勢力，又增添了臺獨勢力。無疑，臺灣統一的復雜性和艱巨性大大增強了。然而，延續共產黨建國以來的執政需要，統一臺灣也是不可能放棄的政治訴求，不解決臺灣問題，就意味著執政黨統一中國的目標尚未完成。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兩岸的和平統一其政治意義要遠遠大于經濟意義。

然而，從軍事防御的角度來說，臺灣具有不可替代的戰略價值。正像前文所分析的，臺灣不僅具有撬動整個東北亞地緣政治格局的意義，對于破除美國在東亞構筑的地緣霸權，以及確立中國復興的亞洲“四角支點”戰略更是具有不可替代的戰略價值。如果把臺灣的地位放在中國大陸的全球地緣戰略布局的整體構架之中，無疑，無論如何高估臺灣的戰略價值都不過分。根據“四角支點”戰略目標的需要，基本上可以斷言，臺灣的軍事戰略價值遠遠超過其政治價值，而政治價值又遠遠超過其經濟價值。

毫無疑問，軍事防御才理應成為大陸對臺政策的核心訴求。理清了這個思路，就可以把臺灣的戰略價值從政治價值和經濟價值中區隔出來，然后通過更加精準的目標定位，采取區別對待，重點突破的策略，圍繞核心訴求，集中力量攻克最為緊迫的安全防御問題，這無疑要比主次不分的一把抓更具策略性。借用一個西方市場營銷學概念，叫“segment”，即目標區隔。就是把整體目標根據不同的特征細分出來，然后針對不同的細分目標，通過更加精準的定位，集中力量攻克核心目標，從而實現以最小的成本達成最大的收益。這個例子可能不是很恰當，但解決問題的思路基本一致。

如此以來，從中國的全球地緣戰略目標的高度來重新審視臺灣，臺灣所獨具的軍事防御的戰略價值就凸顯出來了。也因此對臺政策的重心也就凸現出來了。即臺灣不僅僅是中國的一部分，更不僅僅是中國的一個普通的地方行政區域，而是中國的國家安全以及中國的全球地緣戰略目標的一個不可替代的、具有杠桿功能的支點，也是中國未來要謀求具備塑造世界格局能力的不可或缺的一環。從這個角度出發，兩岸政治紛爭的背后并非是不可化解的死結，至少，這說明在統、獨之間還有第三條道路可以選擇。那就是不獨不統之下的共同防御。比如在臺灣本島、東海及釣魚島問題和南海及諸多島嶼問題上實現共同防御。對于兩岸的中國人來說，這都是一種極具策略性的選擇。事實上，更類似于采取分段實施的策略，彼此各讓一步，把政治統一的議題暫時擱置起來，繞開統、獨政治紛爭，優先解決兩岸共同防御的軍事安全問題。站在大陸的角度來說，就是把兩岸統一的目標訴求分成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的目標是暫時不追求兩岸政治統一，把政治統一的目標留給未來，但必須優先實現兩岸軍事共同防御，并允許大陸在臺投放兵力，發揮臺灣所具備的中國在西太平洋地區的海、空作戰和防御平臺功能。第二階段是在未來實現共同防御的基礎上，再擇機實現政治統一。

這樣一來，大陸對臺政策的路線圖應該就比較清晰了，歸結起來就是三句話：緊握軍事防御議題，繞開政治紛爭議題，放手經濟合作議題。其總體思路就是以兩岸軍事防御合作議題作為優先的對臺政策的核心訴求，在此基礎上再進一步采取突出重點、繞開紛爭、打援結合、內外策應的策略。必要時可以突破現有的政策底線，繞開政治紛爭。事實上，一旦達成兩岸聯手共同防御的政策目標，大陸的軍隊和武器裝備部署臺灣，主權之爭勢必將隨之消解于無形，兩岸相溶也終將是一個可以預見的、水到渠成的過程。

對于大陸來說，優先解決兩岸軍事安全共同防御問題而不再糾纏于政治統一議題，這已經是最大的政治讓步，也是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的最后底線。對于臺灣來說，也是一個機會難得的華麗轉身和兩岸和解臺階，如果臺灣當局誤判形勢不愿合作，執意維持現狀或變相追求“和平獨立”，錯失和平解決兩岸歷史遺留問題良機，致使第三條道路走不通，那么，對于大陸來說，這也意味著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的道路已經徹底被臺灣當局堵死，武力統一就是最后的也是唯一的選擇，下一步大陸再考慮采取武力統一策略也就沒有什么顧忌了。

厘清了大陸對臺灣的核心訴求，政策的目標就明確多了。根據上述的分析路線，無疑要對當前的對臺政策做出相應的調整。今天臺海兩岸的政策博弈已經無關實力，而是如何運用實力的問題。因為無論是經濟實力還是軍事實力，大陸早已超越臺灣之上，即便是考慮到外部勢力的干涉，大陸的武器裝備也早已足以覆蓋整個西太平洋，因此，這已經不是實力的問題，而是如何實力運用的問題。在這種背景之下，如果繼續忽略核心訴求，找不到政策的著力點，可想而知，伴隨著臺灣選舉政治的左右搖擺，未來很可能依然是“打又打不得，談又談不攏”的局面。很顯然，這不僅僅是實力無法發揮相應的影響力，最終也必將失去臺海兩岸關系的主導權，延緩兩岸統一的進程，甚至是失去兩岸統一的戰略機遇。正是基于這一考慮，所謂握緊軍事防御議題，繞開政治紛爭議題，放手經濟合作議題，就是在紛亂雜蕪的千頭萬緒中找到政策的核心訴求和著力重點，從而厘定實力運用的方向和目標。

2010年以來，美日、美韓、美越、美菲軍演日益頻繁，中日釣魚島問題、南海海域問題爭執不斷，中美貿易爭端問題頻頻，凸顯美國圍堵和遏制中國的趨勢加強。伴隨著2012年臺灣選舉日期的臨近，臺海兩岸的政治情勢難以估計，如果美國的戰略攻勢繼續強化，并進一步支持臺獨勢力，挑起兩岸紛爭，致使兩岸共同防御和政治統一的前景變得渺茫，或者兩岸關系有可能進一步復雜化，那么，正如本書前文所述，中國只能啟動軍備競賽的程序，棄守為攻。既要打擊臺獨，也要打擊臺獨背后來自美國的外部支持力量。與其被動防守，不如主動進攻。進攻就是最好的防守。

正常情況下，維護臺海兩岸的和平與穩定仍然是大陸對臺政策的思想主軸，然而，未來出現如李登輝的兩國論或陳水扁的一邊一國論的可能性仍然不能排除。可以想象，伴隨著美國反恐戰爭的逐步收尾，遏制和圍堵中國或將成為美國下一個十年的戰略目標，如果中美對抗升級，那么，中美針對臺灣進行激烈的戰略博弈將不可避免，如此一來，中國就只能絕處行險，放手一搏，啟動對美軍備競賽，運用武力進行戰略威懾。前文所述的“三步走”方案就是一個非常值得參考的備選項之一。

言盡之時，還是不得不強調一下，無論大陸最后如何取舍，美國，調離美國或者迫使其自顧不暇，都將是對臺政策成功不可或缺的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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