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李昌奎、藥家鑫案和刑法的修改，看中國今天司法的走向
——兼論當年《水滸》中武松除惡的手段
高山美
接連的幾個惡性殺人案件已經令人吃驚，然而由此引起的關于是非的網上大爭論和刑法的修改，更加使人感到驚心動魄。從藥家鑫、李昌奎、賽銳這樣幾個對無辜受害者的殘忍殺害，本來其是非曲直非常明白，證據也已經確鑿，要懲罰他們的應得之罪還這么困難，真是難于想象。在過去的不論什么時代，即使是中國古代的封建社會，社會民間輿論的同情也是毫無疑問都會一致指向無辜的受害者，而把社會的指責指向踐踏生命自由的惡人，因為即使是封建社會的統治者，也需要一定的社會秩序，而不希望天下大亂；而今天中國的司法修改居然敢于明目張膽的倒向司法界名聲狼藉——“吃了原告吃被告”的律師，賦予了他們這個司法界最腐敗的群體以最大的特權，這是要逼迫公檢法的立場走向分裂、走上一條死路啊！像電視劇《重案六組》中這些忠于人民的刑警，為了破案又不知要付出多少無謂的犧牲了；今后的在《密戰》中這樣的反特、反間前線的英雄們，為了破案又不知要耗費多少無謂的心血了。看來，在資本主義腐朽的司法逼迫下的人民，要除惡只有類似于走當年宋朝武松除惡的這條路了吧，“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正義的人民總會想出對付他們的辦法的，就如當前在中央一臺熱播的電視連續劇《小小飛虎隊》。只要全民動員起來，人民總有對付倒行逆施者的辦法，到最后看看到底誰斗得過誰？！首先在司法腐敗的逼迫下，可以人人不打官司，就像解放前一樣，有矛盾自己采取各種適當的辦法來解決，繞開這幫害人蟲，他們的律師就失業了；第二可以在民間自己辦案，就像當年的武松一樣，拿到證據，再提起公訴，讓他律師再有特權，也只有干瞪眼。
我們想起了在中國長期封建社會的歷史上，比較深刻地反映現實的文藝作品，家喻戶曉的《水滸》在描寫打虎英雄武松為了匡扶正義，為他冤死的哥哥討回公道，這個過程的刻畫是很生動、典型、富有啟發的，尤其突出值得人們研究的是武松除去西門慶所采取的“合法斗爭過程”對今天具有十分現實的借鑒意義。
武松是宋朝封建衙門里的都頭，他是知道封建衙門的黑暗對于西門慶這樣的惡霸肯定是治不了罪的。于是武松先是找了火化武大郎的仵作，取到了西門慶害死武大郎的物證；又憑自己的武功斗殺了西門慶；然后把前后左右的鄰居找來，讓王婆和潘金蓮，招認他們的罪行，簽字畫押，讓鄰居作證也畫了押，然后拿著人頭去自首，如果不是武松采取這樣的手段像西門慶這樣有錢有勢的惡人，在宋朝這樣一個腐敗的封建社會，殺一個武大郎這樣的窮人，霸占人家的妻子，還不是小菜一碟，只能是死了白死，如何奈何得了他。雖然在武大郎、武松和潘金蓮、西門慶之間，作者和大多數讀者都會把同情給與無辜的弱者武大郎，而把支持給予與惡勢力勇敢斗爭的武松。并對殺害無辜的武大郎的惡人受到的嚴懲感到大快人心；但是要想為之伸冤在當時的實際生活中，在黑暗的封建社會是不可能的；就像在京劇《秦香蓮》中把忘恩負義為貪圖富貴，殺妻滅子的陳世美被包公一刀鍘死一樣，在現實中是不可能實現的，雖然公眾認為罪有應得，這只是中國民間正義優良傳統思想的反映罷了。但是在20世紀的中國，在我們社會主義的文藝《白毛女》、《紅燈記》、《紅色娘子軍》中，為人民伸冤已經成為現實了，人民可以堂堂正正的把同情的熱淚灑向被壓迫的楊白勞、喜兒、鐵梅和吳清華等受苦的勞動者，把階級仇投向惡霸漢奸黃世仁、日本鬼子鳩山和南霸天！當然更不必說“三反”中，人民對貪污犯劉青山、張子善的嚴懲了，人民在毛主席和共產黨的領導下已經當家做主了。
然而也怪，改革之后的中國在藥家鑫、李昌奎、賽銳惡性殺人這樣明白的事實面前，很多精英的是非觀卻是被顛倒了的，他們的同情之淚偏偏拋向了殺人的惡棍！就連心理學家的 李玫瑾 老師，也受到了這股倒行逆施的思潮的影響，的確令人心驚。這是21世紀世界資本主義一統天下社會的徹底墮落！我們只能說也許是因為資本一統的天下，由于金錢的權勢力量空前強大而更其藐視人民和正義，他們的心靈也更其赤裸裸的墮落了吧！雖然他們的說辭是冠冕堂皇的，什么司法獨立啊？！就是讓違背公正和民意的司法不受人民的監督，凌駕于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憲法》之上；什么程序正義啊！，就是讓司法的西方腐朽的法律形式，主宰社會主義法律革命的內容和實質，讓我們的司法名正言順的為黑社會的強權服務；什么人道主義啊！這是只對有錢的殺人犯和黑社會的，而受害的弱勢就不在他們人道的法眼之中，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這難道不是今天社會的一種怪像嗎！中國的律法如果按照這樣的思路進行修改，社會怎么能夠達到和諧？人民又如何能夠安居樂業呢？！
而這一切的罪魁禍首就是資產階級的私有化。譬如為藥家鑫喊冤的五教授的那封信，我們從中可以看到他們對問題觀察視角的從“私有觀念”出發所產生的狹隘。他們對藥家鑫殺人這個社會問題，不是從事件對整個社會的影響作為看問題的出發點的，不是從“關心國家大事”出發的。他們的眼中只有庸俗的個人觀念，對藥家鑫這一個具體而又抽象的“個人”。他們所能看到的只是藥家鑫是一個青年大學生，又是學音樂的，培養這樣一個人也不容易，于是他們產生了惻隱之心，似乎覺得自己很有理了，其實鉆了“牛角尖”。本來事實很清楚，藥家鑫的殺人案不是個人的問題，而是社會問題。對這個問題的處理，會對社會尤其是在青年中產生一個不可回避的“導向”——就是什么事可以做，什么事絕不可以做！如果藥家鑫這樣惡劣的殺人案，得不到嚴懲，那么走上這樣犯罪道路的青年會更多，受害的無辜者也會更多，這樣社會效果就會很惡劣，這本來是作為教師首先應當想到的。可是30年的“私有化”的存在，就使我們教師的思想在“私”字的局限中變得脫離社會現實了，這是讓人痛心的。
使這樣畸形的社會上層建筑，回歸正常，除了下決心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正視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外，根本的還是要從經濟基礎上解決問題。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限制外資對我們經濟的控制，發展自己的高新技術，以按勞分配為主要分配方式，走共同富裕的道路，這樣雙管齊下，人們頭腦中的全局觀念就會回到我們中間，人們的是非觀念才會在共產主義道德觀的基礎上統一起來，我們才會有一個共同的光明前途。司法界在這個社會主義的上層建筑的建設中站在那一邊？！這是對中國司法界的考驗。如果按照賀衛方、陳光中的方向改下去，中國的司法只有自絕于人民的死路一條。中國人民只有徹底繞開腐朽的司法，以宋朝類似武松的斗爭方式來維護社會的公正和正義，就像當年抗日時期山東微山湖人民的斗爭一樣，男女老少齊動員，正義必然戰勝腐朽，勝利必定屬于在斗爭中富于創造的人民。
中國的司法何去何從 ，人民正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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