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建設需要與社會文化基礎相吻合
悟實蜃輝
最近幾天聽說國家又在修改法律，包括修改刑事訴訟法和婚姻法。要“以人為本”，把罪犯的家人或親屬不為罪犯作證規定為個人權利，把婚前財產與其滋生的孽息都規定為原所有者。張宏良說，中國新修這兩部法律突破了社會倫理底線，實為“護貪縱色”，新修刑事訴訟法實為“護貪”，新婚姻法實為“縱色”。而且其“護貪縱色”功能簡直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實際上，這兩部法律的修訂是徹底摧毀中國社會的一個陰謀，是打著“以人為本”的幌子縱容社會犯罪的圈套，是毀滅中國社會的惡毒奸計。這里不談婚姻法的問題，只說一下刑事訴訟法。僅僅在刑事訴訟法方面，張宏良說，這次修改刑事訴訟法，其核心內容有3條：一是“不能強迫嫌犯自證其罪”；二是“不讓親屬出庭作證”；三是落實辯護權，律師權力相當于公檢法三家總和。等于是把當今中國的貪官污吏送上了天堂，足以讓所有貪官富豪黑老大，都會情不自禁地歡呼萬歲，萬歲，萬萬歲!這樣，對于建立法治社會的目標來說就只能達到適得其反的結果。
為什么這么說呢？因為，任何一個社會的法律制度，要想達到法制建設的目標，就必須與社會文化基礎相吻合，任何有效的法律都需要與當時當地的社會文化基礎相吻合。舉個例子，古代社會，包括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都有“一人犯法，株連九族”的規定，現代社會則強調“一人做事一人擔”。“一人做事一人擔”就一定比“一人犯法，株連九族”進步嗎？不是，是“一人做事一人擔”比“一人犯法，株連九族”更適合現代社會的文化基礎，而“一人犯法，株連九族”更適合古代社會的文化基礎。在古代社會，不存在包括公共醫療、教育、住房、養老等方面的社會福利，所有這些方面的福利都由家庭或家族承擔，如果家庭或家族中有一個人做出對家庭或家族有利或不利的事情，會影響到整個家庭或家族的利益，因而其家庭或家族會對其任何行為負責任，也享受其行為帶來的利益，因此有一句話叫做“一人得道，雞犬升天”。正因為如此，有些家庭或家族就可能支持一個人做出對他人或社會有害但對家庭或家族有利的事情，包括違法犯罪的事情。為了有效懲治犯罪，維護社會正常的運行秩序，“一人犯法，株連九族”就是必要的。近代社會以后，隨著包括公共醫療、教育、住房、養老等方面的社會福利建立，社會交往的擴大，家庭或家族對個人的依賴逐漸減少，一個人做的事情對家庭或家族的影響也變小了，甚至個人要做什么事情家庭或家族根本就不關心或不知道，因而這時候再實行“一人犯法，株連九族”的做法就是不合理的了，所以“一人做事一人擔”就是適應了新的社會文化基礎。相反，一些人可能因為共同的利益結成利益團體，團體中一個人行為的結果對團體的影響更大，因而團體中也會出現“一人得道，雞犬升天”的情況，團體因此可能支持一個人做出對他人或社會有害但對團體有利的事情，包括違法犯罪的事情。這種情況下，“一人犯法，團體受罰”就取代了“一人犯法，株連九族”。
新中國建立后，全社會建立了包括公共醫療、教育、住房、養老等方面的社會福利，實行法律上“一人做事一人擔”的做法是適合當時的社會文化基礎的。改革開放后，隨著包括公共醫療、教育、住房、養老等方面的社會福利制度的崩潰，新的社會福利制度一直無法建立，中國社會就又返回到了不存在社會福利的古代社會文化基礎上，這種情況下繼續實行“一人做事一人擔”的法律規定，就無法有效阻止社會犯罪，特別在貪污腐敗方面，因而應該恢復“一人犯法，株連九族”的法律規定。具體做法是，任何一個家庭或家族成員，都有責任和義務檢舉揭發家庭或家族成員的貪污腐敗行為，立功者受賞，無為者受罰。這次修改刑事訴訟法的核心內容有3條必須去掉，代之以“一人犯法，株連九族”的法律規定。
如果不這樣做，我們的法治建設就不能與社會文化基礎相吻合，也難以達到法治的目標。中國社會很可能在這種人為的法治漏洞中癱瘓，中華民族很可能在這種人為的法律圈套中被分裂、擊潰，乃至消滅。為了中國社會的公平正義，為了中華民族的未來，我們必須識破這個摧毀中國社會的陰謀，跳出這個縱容社會犯罪的圈套，擺脫這個毀滅中國社會的毒計。我們應強烈要求，通過人民公投或選取人民代表公開、公平參與的方式，讓人民說話，以適合中國當前的社會文化基礎為原則，以中國建設法治社會為目標，重新修訂婚姻法和刑事訴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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