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定康PK基辛格

覽畢基　辛格　博士的新書《看中國》，想必末代港督彭定康一定是非常不爽的，不然不會在英國《金融時報》上大放厥詞。

彭定康和基辛格？各位一定都笑了：螻蟻也能撼動大樹否？螢火蟲也想跟日月爭輝嗎？

基辛格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大家難免會覺得彭定康自不量力。但向來英雄不問出處，有志不在年高，咱們不妨看看彭末港督又有何“高見”。

在《讀基辛格“論中國”》一文中，彭末港督首先是對基辛格對中國的態度不滿----“不是說仿佛在向中國叩拜，至少也是在畢恭畢敬地鞠躬”。

彭末港督這個反感是正常的，中國歷來都是大英帝國欺負的對象嘛。想當年正是此人在香港回歸前不僅大發其財，還要強行推動他認為的“民主”，其實是想搞亂香港。若真為香港好，為什么要等到交班時才推行呢？！

接著，彭定康有抱怨基辛格對毛澤東、周恩來的贊美太多，認為毛其實是“大躍進餓死超過2000萬人”兇手，并對超過2000萬的提法嚴重不滿，似乎中國全餓死才合他心意。

這就叫“帝國主義忘我之心不死”。想當年英國發動戰爭逼中國人民吸食鴉片，那該是多么罪惡的暴行呀！如今英國反省過嗎？他彭定康放過半個屁嗎？！

彭定康永遠只能是彭定康，一個對中國充滿刻骨仇恨的政客，只會發已經沒落的英帝國強盜邏輯夢囈，注定將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而基辛格無疑是智慧的，善于發現所有人的優點并學習之，即使中美曾經是對峙嚴重的敵人。

由彭定康PK基辛格，我也想到了茅于軾。這個內心陰暗的小人，卻不知天高地厚地挑戰毛澤東。毛澤東當然并不完美，但那只是太陽的黑子。

而茅于軾呢？或有偶然的亮光，但其頭頂長瘡腳底流膿已然完全腐朽。

相對于毛澤東的豐功偉績，茅于軾不過是歷史一跳蚤而已。站在人類的高度鼓吹剝削有理精英統治有利是很可笑的，記住基辛格的話：“無論人類多么渴望國際合作，國家仍將是國際政治的基石”，而國家怎么治理，不是認個美國干爹就能為所欲為的，也不是靠幾個精英就能無憂的，北非的遭遇告訴世界：人民才是國家的真正主人。

彭前港督希望中國人都成為狗，都是豬，而不是老虎。這是我們完全應該明白的。附彭前港督“臭婆娘的裹腳布”，很長，更很臭，供大家繼續批判：

讀基辛格《論中國》 　　

作者：前香港總督彭定康 為英國《金融時報》撰稿 　　

過去50年間，在外交政策的形成方面影響最大者，莫過于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無論在朝還是在野，基辛格的身影無處不在，這當屬明智。《大外交》(Diplomacy)一書出版至今，已近二十載。其中有一個觀點：無論人類多么渴望國際合作，國家仍將是國際政治基石。在信奉這一觀點的人心目中，基辛格這本研究外交的經典著作，堪稱一部經久不衰的“圣經”。　　

如今，憑借《論中國》(On China)一書，基辛格將思想轉向了另一個話題，在這個問題上，他有著獨特的發言權。可以肯定，從上世紀起，出版商們就在巴望著這位大師能寫一寫這個當時已開始崛起、如今還在繼續崛起的新興大國，特別是考慮到基辛格的特殊身份——他幫助世界打開了中國的大門。　　

《論中國》一書的核心內容，講述的是1972年美國總統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和基辛格（時任美國國家安全顧問）的中國之行，以及基辛格訪問前所做的秘密準備。在書中，基辛格對中國歷史進行了簡單回顧，剖析了會見過的幾位領導人的性格，并詳細描述了會面時的細節。基辛格總結了近年來中國所取得的成就，就民主價值觀（或曰普世價值）與外交實務之間的關系表達了一些總體看法，并毫不出人意料地表示：他對美國與這個世界第一人口大國合作的前景充滿期待。　　

從很多方面來看，《論中國》是基辛格對其畢生追求的一些要務的辯解。盡管基辛格提到了美國對多元主義、民主和人權近乎宗教般的執著，但他同時辯稱，這些合理關注不應妨礙對于國家利益的追求，而在40年的時間里，與中國恢復邦交一直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此外，在謀求與中國恢復友好邦交的初始階段，另一個額外好處（同時也的確是動機之一）就是：孤立蘇聯(Soviet Union)。近年來，在美國忙于處理各種國際事務之際，中國常常采取配合的姿態，比如在伊拉克戰爭之前，相對于美國一些討厭的歐洲盟友，中國反而顯得“更加合作”。　　

基辛格在書中寫道：“評判政治家，要看他們能否長期堅持其理念。”當然，基辛格非常樂于提到一點：他很早就意識到一個繁榮、開放的中國對世界有利。可以理解，他認為對人權問題的過度關注不應干擾嚴肅的外交，或許事實證明這一看法是正確的，但最近中東的事態發展卻傾向于得出相反的結論。關于民主，最終并不存在什么“阿拉伯例外”，或許也不存在什么“中國例外”，近來中國安全機構的所作所為，似乎也印證了這一點。　　

我對于基辛格的主要微詞，并不在于他過于致力于美中伙伴關系，也不是他對中國的成就褒揚太過。但我在想，基辛格的外交基調是否對中國人和其他人有益，以及他寫到中國時的筆調是否流露出一種完全多余的傾向？——不說是仿佛在向中國叩拜，至少也是在畢恭畢敬地鞠躬。　　

事實證明，美國總統尼克松的中國之行，的確如他自己所言，是“改變了世界的一周”。那是一次奇異的冒險，而基辛格并不打算搶走理應屬于尼克松的功勞。基辛格在書中說道，他告訴自己的助手亞歷山大•黑格(Alexander Haig)，自己從一開始就把這次訪問視作一次“奇幻之旅”(a flight of fantasy)，事實是否真的如此，我們不得而知；但不論曾私下懷有怎樣的疑慮，基辛格最終讓這次訪問真正成為了一次“奇幻之旅”。　　

瑪格麗特•麥克米倫(Margaret MacMillan)在其佳作《尼克松和毛澤東》（Nixon and Mao，3年前出版）中，曾提出這樣的質疑：為確保中美恢復建交，美國是否犧牲過大？其時疾病纏身的毛澤東，一方面正經歷著文革帶來的陣痛，另一方面還擔心敗在蘇聯人的手下——3年前，蘇聯剛剛在烏蘇里江附近對中國軍隊發起了猛攻。正如耶　魯大學　教授史景遷(Jonathan Spence)所寫：“毛澤東需要美國，但對他而言幸運的是，尼克松更需要中國。”因此，在美中關系中，美國政府從一開始就把自己視作追求者。在研究尼克松訪華準備情況的過程中，麥克米倫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基　辛格　博士如此畢恭畢敬，有時候甚至有些卑躬屈膝，難道非得這樣嗎？”這樣問非為無因。　　

在閱讀《論中國》之前，我可能會覺得麥克米倫的評價有些過于嚴苛。盡管基辛格在書中對毛澤東不乏批評，但與有關所謂“地緣政治天才”的描述相比，批評之詞遠沒有那么要緊。誠然，解放戰爭勝利后，是毛澤東統一了中國；但鄧小平領導的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所取得的成就，讓我們認識到：原來毛澤東時代是那樣苦難深重。基辛格提及斯大林(Stalin)時寫道：“他的領導……有一個鮮明特點：基于對俄國民族史的粗暴解讀，產生的冷酷無情、惟利是圖的馬基雅維利主義。”同樣的評價也適用于毛澤東，他對秦始皇大加推崇，而后者因“焚書坑儒”（焚燒大量書籍，活埋460名儒生）而臭名昭著。　　

基辛格執意認為，毛澤東的幾乎每句話都極富洞察力。基辛格稱贊毛澤東，在談論戰略問題時善于引述歷史，比如1962年的中印邊境戰——好像其他人都不會引述歷史似的。當然，毛澤東引述的時候常常信手拈來，特別是提到蒙哥馬利元帥(Field Marshal Montgomery)的第一條軍事戒律（永遠不要向莫斯科進軍）時，顯得尤其明智。在我看來，毛澤東在其他一些時候的戰略決策，也并不值得大加贊揚，比如在朝鮮問題上，毛澤東就上了斯大林和金日成(Kim Il-sung)的當。　　

但對于中國國內兩件大事的歷史評判，基辛格卻一筆帶過。第一件是大躍進和由此導致的大饑荒。基辛格這樣寫道：“只有這一次，毛澤東提出了一個大大超出現實可能性的目標，即便是中國人也無力實現。”歷史學家馮客(Frank Dikötter)在其杰作《毛澤東時代的大饑荒》(Mao’s Great Famine)中提到，人們往往將大躍進中的大量死亡，描述為“經濟方案制訂草率、且執行不力而導致的意外后果”。通過仔細檢閱共產黨內部報告，馮客證明，數百萬人死于迫害和系統性暴力行為。　　

《論中國》中講述大躍進的篇幅不多，最后的結論是：當時有超過2000萬人死于饑荒。該結論的注解中引用了兩本書，作者分別為杰斯帕•貝克(Jasper Becker)和費雷德里•泰沃斯(Frederick Teiwes)。實際上，貝克認為死亡人數超過3000萬，而泰沃斯認為死亡人數介于3000萬至4500萬之間。中國記者楊繼繩（其著作《墓碑》(Tombstone)在中國是禁書）估計的死亡人數為3000萬，馮客認為有4500萬。而基辛格寫道：“超過2000萬”——確實，遠遠超過2000萬。　　

大躍進的災難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開始，而毛澤東則借文革打倒那些對其災難性政策提出質疑的人。基辛格承認，在那暗無天日的幾年里，上演了“個人和機構實施的大屠殺”。　　

基辛格進而指出，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或許會發現，盡管“文革中發生了那么多令人發指的事情……但毛澤東或許提出了一個重要的問題，盡管事實證明，他對這一問題的答案是災難性的”。我看了又看，絞盡腦汁，終于發現了這個問題的實質。它顯然是：要認識“時代挑戰”的重要性——時代要求打破連接官與民之間的官僚機構的桎梏。在這個強勢的外交世界中，我斗膽說一句：我想正因如此，許多人更青睞民主制度。比起混亂和暴力，人們更愿意選擇這種制度。　　

所有這些事件發生時，毛澤東身邊的副手一直是周恩來。基辛格十分欣賞這位看上去英俊瀟灑、溫文爾雅的中國高官。基辛格在書中指出，周恩來的從政經歷，印證了在威權制度中擔任二號人物的種種困難。基辛格解釋道，之前的“二號人物”劉少奇在文革中被投入監牢。事實上，劉少奇遭到了周恩來和其他人的公開指責，劉飽受折磨，身患糖尿病而得不到醫治，最終死在獄中。　　

偷攜資料逃往美國的前黨史研究者高文謙，近年出版了一部周恩來傳記(《晚年周恩來》)。與基辛格所描繪的周恩來形象相比，這本傳記對周恩來的描繪要細致復雜得多。周恩來的從政經歷折射出了那個古老的困境：即在為　暴　君效力時，一位能臣應該給自己設定一個什么樣的“度”。在許多人看來，周恩來是毛澤東意志的執行者，用中國問題學者黎安友(Andrew Nathan)的話說，周恩來“忍辱負重的能力異乎常人”。　　

上世紀70年代末，隨著鄧小平的上臺，我們總算能松一口氣，翻過歷史上這恐怖的一頁，開始關注更令人愉悅的近期歷史。當鄧小平剛剛推行改革開放時（他堅持認為中國需要重新參與全球經濟），中國年出口額只相當于如今的日出口額。盡管在自由方面仍保留了種種限制（從天安門廣場的血腥鎮壓，到近期發生的對不同政見者劉曉波和艾未未的逮捕），但如今大多數中國人生活得舒服多了，鄧小平對此居功至偉，同時我們也不應忽略江澤民的功勞——他是一位被低估了的領袖，也是一位精明的政治人物，他的執政風格相當溫和。　　

之后發生了些什么？基辛格為與中國結成合作關系辯解，這也是對的；他稱之為“共同進化”，但我不知道，對于如今的全球失衡，基辛格有何高見？這種失衡的根源就在于，中國追求一種建立在出口（出口有政策性貸款支持、成本很低）和高儲蓄率基礎上的經濟發展模式，與此同時，發達世界的大部分國家個人和政府支出都很高，且生產力增長正在不斷減弱。　　

我們不應指望中國會帶頭解決那些影響所有國家的跨界問題。比如說，中國也許是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國，但美國、澳大利亞、加拿大、甚至歐洲的人均碳排放量都比中國高得多。因此，一味“欺負”中國并非明智之舉。但這并不是說，在同中國領導人談話時，我們應放棄自己的價值觀，甚至在任何時候都對他們百依百順。這無助于敦促中國去做一些往往也符合其自身最佳利益的事情。　　

我不確定基辛格是否會同意我這樣一個觀點：中國不可避免地將出現政治變革（不過中國總理溫家寶似乎贊同這一觀點）。隨著共產黨放棄對經濟的控制，它遲早也會喪失對國家的控制。但我們都會認為，在恰當的時候，中國應當以與對待經濟變革同樣的靈活手法，來對待政治變革，這符合我們所有人的利益。中國發展順利（而非遇到麻煩），對我們最為有利。遺憾的是，中國在毛澤東時代浪費了太多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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