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文化大革命認識的反思——“文革”45年祭

對文化大革命認識的反思　　

——“文革”45年祭　　

作者：錢昌明　　

前言　　

今年是“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爆發的45周年！經過近半個世紀的時光流逝，再聯系當今社會的現實和國家發展的命運，從研究歷史的角度，反思一下共和國歷史上對這場運動的認識，應該是不無教益的。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逝世；10月6日，四人幫被粉碎；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實際上形成了以鄧小平為核心新的黨中央領導，1980年12月華國鋒正式“辭職”，標志著毛澤東時代的結束。　　

從此，各路復辟狂以“模著石子過河”的格言，八仙過海，各顯神通（有靠貪腐斂財的；有靠“改制”發家的；有靠里通外國，內外勾結發財的；有靠不擇手段搞黃賭毒，直至黑道方式致富的；等等）向著復辟私有制的發展方向狂奔。　　

45年后的今天，面對私有制泛濫、金錢拜物教“深入人心”彌漫神州，革命精神、民族精神蕩然無存的嚴酷現實，人們再來談對“文革”的認識，不能不引起一切有思考能力人們的冷靜反思：

1966年由毛澤東發動，歷時10年，有億萬群眾參加，其影響甚至波及世界，發生在中國大地上的這一場“史無例的文化大革命”，難道真的如“決議”中所講的，是一場“不可能是任何意義上的革命或社會進步”的“內亂”嗎？真的就憑那么一句話，“文革”就可以永遠地被徹底否定了嗎？

對“文革”的徹底否定究竟是對還是錯？至少從哲學上講，絕對否定的認識，這種思想方法上的絕對化，肯定是違背辯證法的，形而上學的，因而也就一定是錯誤的。　　

正如馬克思所講：認識，“人的思維是否具有客觀的真理性，這并不是一個理論問題，而是一個實踐問題。人應該在實踐中證明自己思維的真理性，即自己思想的現實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維的此岸性。“（馬克思：《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　　

為了對文化大革命有一個較為完整的科學的認識，筆者試圖對“文革”的動因，對“文革”的性質，對“文革”的失敗原因，以及對“文革”在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中的意義作一番探索性評價。歡迎提出批評指正。　　

一、毛澤東為什么要發動文化大革命？　　

——“文革”狂飚成因探　　

文化大革命，無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上堪稱為最為重大的歷史事件。“文革狂飚”在共和國的頭28年的毛澤東時代里，占據了超過三分之一的時間，毛澤東自認為這是他一生中所做的“兩件大事”之一。因此，正確認識“文革”的歷史，無疑對正確評論共和國史和研究毛澤東都具有重大的意義。　　

中國究竟為什么會發生文化大革命？作為一個社會科學研究命題，不管你是自覺還是不自覺，不同的人們必然會站在不同立場上，對這一論題作出不同的回答。本文開宗明義，筆者是以一名站在馬克思主義史學工作者的立場上，就“文革”的成因，提出自己的看法。　　

一種流傳很廣的具有代表性的結論：是毛澤東為“維護和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當他“個人的權威受到威脅”，“決心對政敵加以無情的鎮壓”所致。（參見大型圖冊《文化大革命博物館·序言》香港版）　　

這一結論顯然是站不住腳的！　　

一個最最簡單不過的事實是：毛澤東自1945年中共七大以來，直至1976年逝世，他一直是黨的主席，在黨內的大權從來就沒有失去過；自1949年建國以來，直到“文革”，其在全國的威望從來就沒有動搖過，黨和國家重大事件真正的最后決策大權始終掌控在他的手里。　　

人所共知，表面看來，文化大革命的焦點是毛劉矛盾，而劉少奇恰恰又是毛澤東自己扶上去的接班人。從現有的史料來看，他們之間雖有矛盾，但劉少奇根本不存在公開挑戰毛澤東領導地位的問題。既然如此，那么，毛澤東有什么必要非得采用“文化大革命”的形式來解決他與劉之間的矛盾呢？為什么要通過自下而上砸爛各級黨組織和政府的“大民主”方式來“鬧革命”呢？難道不能采取像處理“高饒”的方式解決嗎？或者用像廬山會議那樣的辦法來解決矛盾呢？　　

另外，如果僅僅是為了解決毛、劉之間的矛盾，那么當1968年10月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召開，全會決定把劉少奇作為“叛徒、內奸、工賊”永遠開除出黨，撤銷其黨內外的一切職務，在政治上已被徹底搞臭、打倒，特別是在隨后中共九大勝利召開，毛、劉矛盾已經徹底解決的情況下，毛澤東為什么還不結束文化大革命而要繼續進行呢？　　

恩格斯說得好：“歷史人物的動機背后并且構成歷史的真正的最后動力的動力，那末應當注意的，與其說是個別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動機，不如說是使廣大群眾、使整個整個的民族、以及在每一民族中間又使整個整個階級行動起來的動機；而且也不是短暫的爆發和轉瞬即逝的火光，而是持久的、引起偉大歷史變遷的行動。”（《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　　

顯然，“文革”決不僅僅是毛、劉個人之間的矛盾與斗爭。把一場由億萬群眾積極參與的社會運動僅僅看作是兩個人之間的權力之爭，這無疑是一種唯心主義的庸俗史觀。那種任何對“文革”原因作武斷、主觀的推斷，或是用漫畫、咒語方式所作的結論，顯然都是膚淺的，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那么，文化大革命真正原因是什么？這是一個很值得人們去深思與探索的問題。　　

向“走資派”奪權　　

毛澤東認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所要解決的根本矛盾，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兩個階級，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矛盾”；黨內已經形成了一個以劉鄧為首的、自上而下的一批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同廣大工農兵、革命干部、革命知識分子的矛盾，是主要矛盾，是對抗性矛盾。”（轉引自《人民日報》、《紅旗》雜志1967年5月16日編輯部文章：《偉大的歷史文件》）因此，從政治上打倒“走資派”，從他們手中奪權是文化大革命的首要任務。　　

在民主革命時期，劉少奇曾是毛澤東的親密戰友與得力助手。在同王明集團教條主義的斗爭中，劉堅決地站在毛澤東這一邊。1943年1月12日，正是劉少奇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提議，得到任弼時等贊同，成立書記處處理中央的日常工作。規定中央書記處設一個主席，兩個書記，明確書記是主席的助手，并賦于毛澤東個人以“最后決定權”。也正是在中共七大上，劉少奇在關于修改黨章的報告中，主張把“毛澤東思想作為黨的指導思想”寫入《黨章》，并得到通過。可以說，建國之前毛、劉關系親密無間。　　

劉少奇是“馴服工具論”的始作俑者，他在《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中有一段名言：　　

“一個共產黨員，能不能做黨的馴服的工具，是考驗他的黨性是否完全的一個標志。一個真正的共產黨員，他必然是黨的馴服的工具，無條件地服從黨的決議，勤勤懇懇地為黨工作。”（同時期毛澤東卻提出：“共產黨員對任何事情都要問一個為什么，都要經過自己頭腦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實際，是否真有道理，絕對不應盲從，絕對不應提倡奴隸主義。”——《整頓黨的作風》）　　

建國后進入50年代，盡管在要不要“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速度等問題上，毛、劉之間都產生過一些分歧，但在遭到毛的批評后，他都很快主動地作了檢查，并在具體執行上堅決按照毛所確定的步子走；在政治上，毛、劉之間繼續保持著緊密關系。最有力的證明就是1953年、1959年毛劉共同進行反“高、饒”與反“彭、黃、張、周”的斗爭。從某種角度講，這兩次斗爭也都與維護劉少奇的接班人地位密切相關。1959年二屆人大，劉少奇順利地接了國家主席的班。　　

據王光美回憶，“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黨中央分一線、二線，少奇同志主持一線工作”。“少奇同志看問題的角度、深度和工作風格與毛主席不盡相同，難免有些不同看法，而且毛主席經常有些新思考、新想法，少奇同志總覺得有點跟不上。……從無權力之爭，也沒有影響兩人感情。”（孫興盛：《毛澤東與劉少奇分歧始末》）　　

一句話，無論是整風、反右，還是總路線、大躍進和廬山會議上批判彭德懷，劉與毛都是一致的。

那么，毛劉的分歧是何時產生，又是為何產生的呢？

1970年斯諾訪華，曾與毛澤東作過一次長達5個小時的長談。談話中有這么一段對白：

“斯：我有一個問題想提出來，即你什么時候明顯地感覺到必須把劉少奇這個人從政治上搞掉？　　

“毛：那就早啰。1965年1月，《二十三條》發表。《二十三條》中間第一條就是說四清的目標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當場劉少奇就反對。”（毛澤東：《會見斯諾的談話紀要》1970年12月18日）對此，斯諾曾通過當時中國的其他高層領導人得到證實。

這就是說，毛澤東自己承認：決心要從政治上去掉劉少奇，是在1965年1月的中央工作會議分歧后。不過，據王光美回憶錄的說法，毛劉開始矛盾似乎始于1962年。

“1962年初，中央擴大工作會議（一般通稱七千人大會）在北京召開，總結建國以來特別是1958年以來的成績和經驗教訓，共克時艱。少奇同志在大會口頭報告中，提出‘三分天災，七分人禍’這種在當時聽起來頗有些刺激性的話，對毛主席來說不會是愉快的。他們對形勢的分析判斷，有明顯的不同意見，可以說，這是兩人分歧的開端。”

“七千人大會之后，少奇同志仍然主持中央工作，又在解決困難的措施上同毛主席產生了分歧，這就是農業生產中的包產到戶問題。”毛澤東認為“包產到戶”是走資本主義道路，“對少奇同志前一階段在京主持工作表示不滿，指責他在包產到戶問題上為什么沒有頂住。” （孫興盛：《毛澤東與劉少奇分歧始末》）

以后，在“社教”運動問題上，毛澤東跟劉少奇圍繞運動的性質與重點，在認識上產生了明顯的對立，并最終將這一分歧公開化，這就是1965年1月那一次中央工作會議。毛認為：“社教”運動性質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是兩條道路的斗爭，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劉則主張“社教”運動是四清與四不清的矛盾，重點是有什么問題解決什么問題。

鑒于毛澤東《炮打司令部》大字報中，有“聯系到1962年的右傾和1964年形‘左’而實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發人深省的嗎？”內容，應該是印證了王光美的說法。也就是說，毛劉矛盾開始于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會，公開對立是在1965年1月（毛澤東決心要從政治上去掉劉少奇）。　　

那么，毛澤東同劉少奇的分歧與論爭，究竟是個人之間的權力之爭？還是工作中正常的認識分歧之爭？抑或是為了中國“走什么道路”的大是大非之爭？對這三種可能，不妨可作一些分析。

第一種系“個人權力之爭”。

對此，毛劉對立雙方的當事人或知情人都是矢口否定的。

據劉源《你所不知道的劉少奇》一書中記述，自1965年1月毛劉矛盾激化后，在一次政治局開會時，劉曾主動向毛檢討說：“對主席不夠尊重”。毛卻說：“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問題，而是馬克思主義同修正主義的問題。在原則問題上，我是從來不讓步的。”

1979年王光美在接受作家孫興盛采訪時，孫曾發問：“毛主席親自發動‘文化大革命’，是不是就是為了打倒少奇同志？”王光美則明確表示：“不是！”“發動‘文化大革命’是同‘四清’運動緊密聯系在一起的，不是個人恩怨問題。”

更何況，毛劉是中共領導層從1943年起共事搭擋的一二把手，劉是毛自己長期支持的接班人。1959年后，劉少奇是國家主席，主持一線工作；毛澤東仍是黨的主席，繼續掌控著黨內最后決策大權，實際上分工明確，雙方都不存在權力之爭的問題。

第二種，屬于“工作中正常的認識分歧之爭”。

看來也不是。因為工作中正常的認識分歧，完全可以通過正常的交流，甚至黨內思想交鋒得到統一的（從毛劉共事的歷史看，劉從來不是一個固執己見的人！）。事實上，建國以來，毛劉在許多問題上，都曾經有過認識上的分歧，但都未造成他們之間的分裂。誠如王光美所言，“毛主席經常有些新思考、新想法，少奇同志總覺得有點跟不上”。諸如“在農業合作化運動中，在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中，在探索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中，對不少問題就曾有過不同角度的不同看法和想法。都是屬于工作中正常的意見差異，從無權力之爭，也沒有影響兩人感情。少奇同志非常尊重毛主席、緊跟毛主席，忠心耿耿地維護著黨的團結統一和步調一致。”（孫興盛：《毛澤東與劉少奇分歧始末》）　　

第三種，關系到“中國‘走什么道路’的大是大非之爭”。

既然排斥了第一、第二種，留下的就只能是：雙方都認為是“大是大非之爭”。正因為是雙方都認為是“為國、為民”的原則問題，因而就誰也不能“相讓”了。這里邊的矛盾焦點有兩個：

一是，毛澤東認為，“包產到戶”是個“走什么道路？”的原則問題。因而在1962年7月的“游泳池邊談話”時，批評劉“你急什么？壓不住陣腳了？為什么不頂住？”。“‘三面紅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頂住？我死了以后怎么辦！’”（按：毛擔心自己死后劉少奇頂不住資本主義自發勢力，滑向資本主義道路！可見其時毛尚未把劉當作走資派的“頭”）　　

而劉少奇認為，“包產到戶”是為民“請命”，需要力爭。“冷靜地講了自己的想法，大意是三面紅旗不倒，人民公社不散，高指標不搞，公共食堂不辦等等。毛澤東，也平靜下來，同意經濟調整還得繼續。”（參見劉源：《你所不知道的劉少奇》）

二是，毛澤東認為，干部隊伍中的官僚主義和腐敗問題，是“階級斗爭”的原則問題，因此，對“社教”運動的性質與運動重點，是不能含糊的，他更多考慮的是黨內當權派中會不會出修正主義的問題，反復強調階級矛盾、階級斗爭和反修防修的嚴峻形勢。

而劉少奇認為，“社教”運動主要是整頓基層組織的基層干部，著眼點是投機倒把、貪污盜竊等經濟領域問題，并且把出現的問題主要作為人民內部矛盾來處理。他雖然提出過“追上面的根子”，但仍認為問題主要在下面。

正因為毛劉雙方都認為自己的主張是“為國、為民”的原則問題，是關系到國家前途、命運的大是大非問題，于是從1965年1月中央工作會議上，才會出現了各不相讓的問題。

此次公開爭論后，由于毛是黨的主席，且在黨內享有崇高的威望，因而，劉少奇最后在表面上認了“錯”（認為“對主席不夠尊重”），但這一次在認識上始終未能一致。此后，毛劉貌合神離，矛盾不斷激化，最終通過在對吳晗《海瑞罷官》的批判問題上總爆發：由彭真為組長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1964年7月，根據毛澤東的指示，中共中央成立的專事負責領導文藝界整風等文化革命事宜的領導機構）在劉的同意下發出的《二月提綱》遭到了毛的嚴厲批判，從而產生了1966年中共中央發布的《五·一六通知》。　　

《通知》從階級斗爭觀點出發，強調了文化革命在意識形態領域斗爭的政治性質，認為《二月提綱》是包庇資產階級右派、反對社會主義文化革命，批判它是站在反動立場上在為資產階級復辟作輿論準備。　　

《通知》第一次明確提出“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等文化領域的領導權都不在無產階級手里，從中央到各省市自治區，有一大批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他們是赫魯曉夫那樣的修正主義分子，正睡在我們身邊，被培養成為我們的接班人。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奪取政權，把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文革就是要批判一切剝削階級思想，改革一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筑，揪出睡在身邊的赫魯曉夫，打倒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通知》正式確定了“文革”的目的和任務，并成立了新的文化革命領導小組（簡稱“中央文革”），隸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領導，正式拉開了文化大革命的大幕，至此，毛（黨主席）劉（國家主席）兩元領導體制最終分裂。

毫無疑義，文化大革命在政治上所要解決的一個主要問題，就是劉少奇問題，也可稱為毛劉矛盾。毛澤東認為，劉少奇是中國黨內修正主義的總代表（由于他是“一線領導”，又是國家主席，例如彭真等一大批各級領導人都已成為他的堅定支持者，并確實對毛澤東的部署作了抵制），是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他又是一個赫魯曉夫式的人物，是一個打著紅旗反紅旗的野心家。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象征著“文革”狂飚掀起。此后，毛澤東雖然掌握著“中央文革”，并憑借他在全國人民中的崇高威望，通過發號召、發文件和國家傳媒功能，可以發動與影響整個運動；然而，劉少奇、鄧小平卻掌握著黨政“一線”的實際領導權（“派工作組是除毛澤東之外的整個中央政治局開會決定的”——高皋、嚴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通過各級組織和派出“工作組”，更為直接地控制著整個運動的發展方向，把運動置于他們的掌控之中，推行著一條矛頭向下的“資產階級的反動路線”，把初期“文革”實實在在地變成為“又一場反右派運動”。　　

據統計，1966年北京共有53所大專院校，在校師生30余萬人，竟然有12802名師生被工作組打成了“右派學生”和“反革命”！平均每23.4個人中就“抓”了1個“反革命”！打擊面高達23.4%！（其中“右派學生”10211名，“反革命”教師2591名。在全國范圍至少有上百萬群眾被打成了“反革命”，這批人后來大多成了“鐵桿造反派”）

面對一片“白色恐怖”，1966年8月5日，在八屆十一中全會期間，毛澤東正式挑開了他與劉少奇的矛盾，寫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批判劉鄧“一線”中央，“在50多天里，……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威風，滅無產階級志氣，又何其毒也！聯系到1962年的右傾和1964年的形‘左’實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發人深醒的嗎？”毛在大字報中雖然沒有點劉少奇的名，但已是指著和尚罵賊禿了。　　

也就在這次會上，8月7日，全會轉而集中揭發、批判劉少奇。　8月8日　全會通過《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　8月12日　，又根據毛澤東提議，全會改組了中央領導機構，選舉毛澤東任主席，林彪任副主席；選舉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陶鑄、陳伯達、鄧小平、康生、劉少奇、朱德、李富春、陳云為政治局常委；撤了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中央書記處的職務。劉少奇雖然仍留在中央領導機構，但已不是副主席了，只不過是11名政治局常委中的一員而已。　　

八屆十一中全會以后，全國上下隨即掀起了一場批判、揭發劉少奇的運動，劉很快就被搞臭了。　　

1968年10月13——31日，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在北京舉行。毛澤東主持會議并講了話，會議批準中央文革提出的《關于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決定把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撤銷其黨內外的一切職務。劉少奇被徹底打倒了！　　

群眾與“官僚”矛盾的總爆發　　

馬克思主義認為，任何大規模的群眾運動必有其內在的深刻的社會原因。那么，“文革”能讓億萬民眾積極投身運動的動力又是什么呢？為何會有這么廣泛的群眾基礎呢？質而言之，這就是建國十七年來廣大人民群眾同官僚特權階層之間累積起來的各種矛盾的總爆發。　　

在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上，始終存在著一個“改朝換代”的怪圈，或者也可稱之為“興勃亡忽”的王朝興衰周期律。這就是新王朝初期，政治比較清明，各級官吏與被統治的百姓之間的矛盾相對緩和；以后，隨著時間的推延，官吏隊伍的腐敗不斷加速，逐漸發展到“無官不貪”的地步，最終把百姓逼上絕路，爆發大規模農民起義和社會大動亂，完成改朝換代。　　

1945年黃炎培訪問延安時，曾與毛澤東在其窯洞內作過一次促膝長談，兩人專門就此問題作過探討。毛澤東認為，共產黨人可以打破這個怪圈，他的答案是：“我們已經找到了新路，這條新路就是民主”。

1949年中國革命勝利，在推翻國民黨蔣介石的獨裁統治的廢墟上，在全國人民擁護下，共產黨“打下了江山”，也理所當然地“坐上了江山”。盡管毛澤東曾經提醒過全黨，共產黨人不能做李自成，不能在勝利面前驕傲；更不能忘本，決不能脫離群眾，做官當老爺；決不能搞特權，甚至腐化墮落，蛻化變質。

然而，由于歷史傳統和現實的各種復雜的原因，中國的中央集權體制未能改變，自上而下任命行政官員的制度沒有改變，這種現實的客觀存在必然造成官僚特權階層。盡管毛澤東采取一手嚴厲懲治（諸如槍斃劉青山、張子善），一手苦口婆心的教育（諸如搞三反運動、整黨等），但由于社會主義民主制度尚未建立，對各級領導權力的制約與監督問題未能有效完善，因而終究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隨著時間的推延，在中國的土地上，官僚特權階層還是自然而然地形成了。

三大改造完后，怎樣看待1956年以后、“文革”以前的中國社會的階級構成與社會矛盾？當時中共黨內高層顯然存在著兩種截然不同的兩種認識：　　

以劉少奇為代表的“一線”中共領導人，站在執政者的立場，認為階級敵人就是那種對于現實政治體制不滿的敵對分子——即：地、富、反、壞、右和特務分子。　　

毛澤東的看法則不同，他的目光集中在執政黨本身的蛻化變質分子身上，尤其著眼在執政黨的高層政治領導者身上。早在1960年，他在閱讀蘇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就主張社會主義時代革命對象應該有所變化，提出了“既得利益集團”的概念。他認為，這種既得利益集團就是培養修正主義的土壤。1963年，他進一步提出了“官僚主義者階級”問題，后來又提出“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概念。文革期間，毛則進一步提出：“搞社會主義革命，不知道資產階級在哪里？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　　

1964年12月26日，毛澤東曾破例在人民大會堂小宴會廳搞過一次生日宴請。在這次宴請上，他曾作過一席談。其中特別談到他對中國社會城鄉階級斗爭形勢的看法：　　

“現在用幾盒香煙就可以把一個黨支部書記給賄賂了。如果把女兒嫁給一個干部，那就要什么有什么。他們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5月、6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認為，全國基層有三分之一的領導權不在我們手里，我還擔心黨中央出修正主義！修正主義的出現標志著資產階級在政治舞臺上的興起。這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領導人，已經變成或者正在變成吸工人血的資產階級分子。這些人是斗爭對象，革命對象，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絕不能依靠他們”。　　

“文革”前夕毛澤東對中國社會的階級構成、社會矛盾，以及中國社會走向的分析也許有些過分（這是指就極大多數人來說，他們尚未感受到這種變化，因而也就成為大多數人對“文革”不理解的原因），他認為在全國范圍內已形成了一個新生的資產階級，似乎中國已經面臨資本主義復辟的前夜，從而必須尋找一種方法來觸動、改造，直至粉碎這個“官僚主義者階級”——“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從而發動了這場文化大革命。　　

但是，不可否認的是，“文革”前的中國社會確實存在著嚴重的干群矛盾、黨群矛盾，這一矛盾矛盾后來就發展、演變成為廣大人民群眾同官僚特權階層之間的矛盾。　　

比如在農村中，比較普遍的是群眾因對干部的強迫命令工作作風不滿就挨整的；或因提意見而遭打擊報復的，類似現象可以說各處都有。　　

在城市里，這種矛盾特別表現在：歷次運動中由于各級領導人因個人好惡，甚或挾私報復而濫用權力，使一大批人蒙冤。僅以反右擴大化造成的惡果為例，它不僅傷害了上百萬的直接受害人，更株連、影響到這些人的親朋好友，那就至少是傷害了幾百萬人！　　

反右擴大化后，在政治上還形成了一個“反對黨員或黨的干部=反黨”的思維公式，這在客觀上大大地激化了干群矛盾和黨群矛盾。這些矛盾一遇到適當的條件，就必然會爆發。　　

毛澤東一直試圖尋找一種社會主義制度下的民主形式，使得下層民眾能夠直接在政治上制約“官僚主義者階級”，消弭中央集權體制下統治者（執政黨）與被統治者（人民）之間的矛盾。從1958年起，他就支持大字報這種民主形式，以后在“文革”中形成以“四大”為內容（即“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大民主”形式。他曾對阿爾巴尼亞友人講過：　　

“過去我們搞了農村的斗爭，工廠的斗爭，文化界的斗爭，進行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但不能解決問題。因為沒有找到一種形式，一種方式，公開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面。”（《毛澤東同卡博、巴盧庫的談話》）　　

文化大革命，在毛澤東“造反有理”的號召下，廣大人民群眾終于能名正言順地對各級領導人以“四大”形式進行揭發與批判，這就使他們的積冤有了宣泄的時機，于是干群矛盾、黨群矛盾終于以狂飚的形式總爆發了！　　

值得注意的是，這一矛盾在很大程度上又因劉鄧“一線”領導在“文革”初期推行的“資反”路線而得到進一步激化，運動初期他們在全國范圍又抓了數以百萬計的“右派”、“反革命”，由此，“造就了”大批的造反派。之后，“走資派”為了保護自己，再采取“拉一派、打一派”的手法，挑動群眾斗群眾，這就在客觀上進一步助燃“文革”的烈焰。　　

黑格爾有一句名言：“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所謂“合理的”，就是指其“存在”都有其內在的必然性。任何一種社會運動都是由成千上萬的群眾參與的，只要有那么多的群眾參與，就一定會有其內驅動力。文革的內驅動力，說穿了，就是建國十七年來所積累起來的黨群矛盾、干群矛盾，后又因文革初形成的兩派矛盾的激化而總爆發。　　

探索通向共產主義之路　　

《共產黨宣言》指出：“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同傳統的所有制關系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發展進程中要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 　　

在毛澤東看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不僅要斗倒“走資派”，創建社會主義大民主模式，還必須改造“私有觀念”，解決人們的世界觀問題。　　

黨內走資派，歸根到底是社會上資本主義自發勢力的代理人。“文革”中斗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是主要任務，但絕不是目的，目的是解決世界觀問題，挖掉修正主義根子。因此，在政治上打倒了走資派以后，還必須從思想意識形態領域挖除走資本主義道路的老根，摸索出一條通向共產主義之路。從這個意義上講，文化大革命又是毛澤東繼1958年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之后，再次進行的一場大規模的對革命理想境界追求的社會實踐。　　

毛澤東認為，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出現的問題，都是一些具體工作中的錯誤造成的。其所以失敗，如“撐開肚皮吃光飯”那完全是人們“私心”的罪惡，甚或有階級敵人的破壞。這也就是他堅持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三面紅旗的根本原因。

另一方面，1959年開始中蘇兩國關系不斷惡化，1963年6月，中國共產黨發表了由毛澤東主持起草的《關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作為對同年3月30日蘇共中央來信的答復，“中蘇論戰”正式開始。此后，中共中央先后發表了9篇評論，逐一駁斥蘇共中央的公開信，歷時一年多；期間毛澤東越來越堅信自己對“修正主義”問題的判斷。　　

毛澤東認為，蘇聯領導人奉行了一條謀求蘇美緩和，犧牲國際工人運動根本利益并以中國的戰略利益作為籌碼的外交戰略；認定蘇聯共產黨出現了修正主義，代表人物就是赫魯曉夫，他有一條系統的修正主義路線，由此導致蘇聯出現了資本主義復辟。　　

毛澤東認為，受到這種國際性的修正主義思潮的影響，中國共產黨內也有修正主義，當前最大的危險是中央出修正主義，覺得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　　

中蘇論戰強化了毛澤東的以階級斗爭為綱，以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兩個階級之間的斗爭、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斗爭為內容的思想，并進而發展成為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思想，這就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増添了一個從實踐中探索走向共產主義道路的課題。　　

1967年9月25日，通過《人民日報》報道，傳達了毛澤東在視察了華北、中南和華東地區沿途發表的談話。其中在談到“兩派革命群眾組織要實現革命的大聯合”時，提出“要斗私，批修”。

此后，《人民日報》又就“斗私批修”發表社論《全國都來辦毛澤東思想學習班》，要求人們以“斗私批修”為綱，普遍舉辦毛澤東思想學習班，把全國工廠、農村、機關、學校、部隊都辦成紅彤彤的毛澤東思想大學校。兩報一刊再以編輯部名義，發表文章《沿著十月社會主義革命開辟的道路前進》。

這是一篇經毛澤東仔細修改的重要文章，它根據“文革”實踐，概括出“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明確提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領域中的根本綱領是‘斗私，批修’”。

共產主義社會是馬克思主義追求的理想社會。然而，在馬克思、列寧時代，它不僅只是一幅美麗的藍圖，而且還只能是誰也沒有真正實踐過的比較模糊的理論設想。因此，當馬克思主義者真的要走這一歩時，就必然要遇到對未知世界的艱苦探索。　　

綜合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哥達綱領批判》、《反杜林論》、《共產主義原理》、《法蘭西內戰》等有關著述，馬克思主義對共產主義社會的主要特征描繪是：　　

1、成熟的“公有制或社會所有制”，進行統一的社會生產；

2、“隨著個人的全面發展”，“勞動已不僅僅是謀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　　

3、生產力高度發達，人們“完全超出資產階級法權的狹隘眼界”，實行“各盡所能，按需分配”；　　

4、工農、城鄉和腦體三大對立，“也隨之消失”；　　

5、“生產勞動與教育的早期結合”；　　

6、婦女解放；等等。　　

綜觀“文革”的全過程，聯系紅衛兵運動、社會主義大民主、向走資派奪權、巴黎公社式民主選舉政權——“革命委員會”、抓革命，促生產、教育革命、斗私批修、走“五七”道路、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批判資產階級法權，等等，說到底都是聯系馬克思主義的有關共產主義的理論，探索一條通向共產主義之路。

毛澤東認為，文化大革命就是要人們“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是一場“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是一場改造“人性”的革命，核心問題就是改造人們的世界觀最終目標為了在中國大地上，創建一個打上毛澤東思想印記的“共產主義”新世界。　　

結論　　

綜上所述，正是毛澤東對黨內干部隊伍的蛻化變質和高層領導變修的擔憂，他對革命理想的追求，成了發動這場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原因；七千人大會以來，毛澤東與劉少奇之間的思想漸行漸遠，逐漸發展到貌合神離，直至毛劉矛盾公開激化，這是文革爆發的直接原因；建國十七以來積累起來的干群矛盾、黨群矛盾，在一定條件下的總爆發，則成了文革的“燃劑”，成這場文化大革命的社會基礎。　　

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在其《形而上學》中提出，宇宙萬物中的任何一種運動過程都存在著“四因”，即：動力因、形式因、質料因和目的因。　　

如果以這一哲學原理來分析文化大革命，我們可以認為：　　

1、毛澤東對共產主義理想的追求為這場運動的動力因（根本原因）；　　

2、以“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群眾運動，政治上打倒劉少奇，自下而上清除“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建立巴黎公社式的“一元化領導”的政權——“革命委員會”，推動“斗、批、改”等一系列的斗爭，為其運動的形式因（表現形式）；　　

3、觸動“文革”前十七年干群矛盾、黨群矛盾的總爆發，致使億萬群眾的狂熱參與，則為這一運動的質料因（直接原因，即基本條件）；　　

4、最終要求人們“斗私批修”，開展“觸及靈魂的大革命”，改造人性，建立一個個“五七”公社，發展生產，把全國辦成毛澤東思想的大學校為運動的目的因。　　

二、一場巴黎公社式革命的悲劇　　

——“文革”的性質與失敗原因探　　

140周年前的3月18日，法國工人階級發動了人類歷史上第一次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斗爭——巴黎公社革命；45周年前的社會主義中國，發生了由億萬人民群眾參加的、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反對修正主義、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文化大革命。兩場斗爭發生的時間、空間雖然不同，具體目標也各有差異：前者是為了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后者是為了捍衛無產階級專政，但其無產階級革命的性質卻是完全相同的。　　

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這兩場史無前例的開創性的革命運動，最終都以失敗告終，千千萬萬的革命者為此付出了巨大的犧牲，扮演了悲劇的角色；但他們所創造的歷史是誰也抹煞不了的，必將一代又一代地流傳下去。　　

“文革”，這一場歷時十年，有億萬人民群眾積極參與的偉大革命群眾運動，如今因它的失敗被全面否定，并被徹底地污名化、妖魔化。如今，在一些別有用心的人長期咶噪下，在一些不了解歷史真相的年輕人的眼里，“文革”早成了“國民經濟面臨崩潰”的代名詞；成了“個個遭批”、“人人挨斗”的十八層地獄里的“悲慘世界”；成了“暴徒”橫行、到處是殺人放火的“亂世”。一句話，“文革”已成了人們夢魘里的“洪水猛獸”，政治上更成了“媽媽”口中嚇唬孩子的惡魔！　　

孰不知，“文革”時期，在物質文明上，恰恰是中國經濟、科技取得重大發展的十年；在精神文明上，更是人們道德最為高尚，社會秩序井然，犯罪率最低的時期；在國際舞臺上，更是“朋友遍天下”，由全世界占2/3以上的國家投票贊成，沖破美帝國主義外交封殺，讓新中國進入了聯合國取代蔣介石集團的時代。　　

客觀的事實是，“文革”時期：　　

“工業生產繼續在以平均每年超過１０％的速度增長”；（美國學者莫里斯·邁斯納：《縱觀毛澤東時代的成就》）

代表科技發展水平的兩彈一星，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1967年生產了第一枚氫彈，1970年把一顆人造衛星發射進了軌道），其他還有諸如人造牛胰島素，雜交水稻等創新科技成果；

人民群眾道德高尚，社會秩序井然。只要講一件事實：“文革”期間，有數以百萬計的“革命師生”和“革命群眾”進行經濟上免費的全國革命大串聯，可是卻能做到人人安全，人人有住、有吃、有行，這要不是“社會秩序井然”，能做得到嗎？（對照一下當今英國“8·6”倫敦騷亂，僅幾天就呈現出一派殺人、放火、搶劫的景象！）

至于“文革”時期的社會治安情況，僅以上海為例：　　

1966——1976年，全上海總計收押犯人為18616名，其中1966年最少，僅435人；1976年最多，為2485名；“文革”十年（統計數字跨11年）平均每年收押犯人為1692人！　　

再看“文革”后十年（1977——1987年，統計數字同樣跨11年），全上海收押犯人為62212名；其中1979年最少，為2194名；1984年最多，為12859名；平均每年收押犯人為5656人！（以上數據采自《上海監獄志》，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年出版）　　

結論是：“文革”后十年的罪犯，要比“文革”十年猛増到334%！就是說，犯罪率是“文革”時期的三倍多！　　

事實俱在，孰優孰劣？人人一清二楚。　　

“文革”所以會被徹底污名化，被妖魔化，關鍵是它的革命性質被主流的權威徹底否定了！他們的觀點是：　　

“文革”是一場由毛澤東錯誤發動，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它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義上的革命或社會進步。　　

請問，在古今中外歷史上，什么時候、什么地方，出現過這樣能大大提升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而社會秩序井然的“內亂”？沒有！看來，誰也舉不出來。　　

顯然，“文革”的性質是被徹底地歪曲了。主流權威可以搞壓服，搞“一言堂”，可以封殺輿論，但終究改變不了“文革”的客觀性質，更改變不了一切有思考能力人們內心世界的認知。　　

“文革”為什么會失敗？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逝世，10月6日，四人幫被粉碎，標志“文革”勢力遭到了致命的打擊；1980年12月，華國鋒“辭職”，標志著毛澤東路線被完全否定，修正主義集團上臺，“文革”徹底失敗。

“文革”是一場反對修正主義復辟資本主義的大革命，也是得到億萬革命群眾熱烈響應的偉大斗爭。　　

毛澤東發動“文革”，是出于他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思想”，這一思想最后終于發展成為系統的理論。可以這樣說，是毛澤東關于“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思想”，促使他下決心發動文化大革命；反之，又是文化大革的實踐，進一步完善了這一理論。1967年的兩報一刊（《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和《紅旗》雜志）社論《沿著十月社會主義革命開辟的道路前進》，對這一理論曾作過系統的概括，其主要內容的是：　　

——必須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對立統一的規律來觀察社會主義社會，承認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存在著兩類社會矛盾，這就是敵我之間的矛盾和人民內部的矛盾。必須劃分敵我和人民內部兩類矛盾的界線，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　　

——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在社會主義這個歷史階段中，還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斗爭，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　　

——無產階級專政下的階級斗爭，本質上，依然是政權問題，就是資產階級要推翻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要大力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必須在上層建筑其中包括各個文化領域中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面專政。　　

——社會上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斗爭，必然會反映到黨內來。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就是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他們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要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就必須充分注意識破“睡在身旁”的“赫魯曉夫式人物”，充分揭露他們，批判他們，整倒他們，把那些被他們篡奪了的權力堅決奪回到無產階級手中。　　

——無產階級專政下進行繼續革命，最重要的，是要開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要讓群眾在斗爭中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運用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大民主的方法，自下而上地放手發動群眾，實行革命大聯合，穿行革命群眾、人民解放軍和革命干部的三結合。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領域的根本綱領是“斗私批修”，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是要解決人們的世界觀問題。要在政治上、思想上、理論上批判修正主義，用無產階級的思想去戰勝一切非無產階級思想，改革教育，改革文藝，改革一切不適應于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筑，挖掉修正主義根子。　　

應該說，整個“文革”的發展過程，大致是循著這一理論指導的路子走的。既然如此，那么，“文革”最終為什么會失敗呢？　　

是不是像主流權威所講的，是因為毛澤東發動“文革”的主要論點“既不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也不符合我國階級形勢以及黨和國家政治現狀”，因而是“完全錯誤的”呢？非也！　　

毛澤東曾經說過：　　

“代表先進階級的勢力，有時候有些失敗，并不是因為思想不正確，而是因為斗爭力量的對比上，先進勢力這一方，暫時還不如反動勢力這一方，所以暫時失敗了，但是以后總有一天會要成功的。”（《人的正確思想是從那里來的？》）　　

“文革”所以最終失敗，筆者認為，從根本上講還是這個斗爭雙方力量對比上的原因，當然也有其他一些原因。把所有原因概括起來，主要的有以下幾條：　　

第一，在敵我力量對比上，反“文革”的復辟勢力力量過大。　　

“文革”是一場前所未有深刻的社會主義革命。它不僅要在政治上從走資派那里奪權；而且還要在文化上批判資產階級文化（包括批判封建文化和修正主義文化）；更要在思想上“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斗私批修”，進行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這就必然使“文革”的斗爭具有特別深刻、復雜與艱巨的性質。　　

“文革”所具有的這種前所未有的革命的深刻性、復雜性和艱巨性，必然會使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采取一切手段，聯合了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社會上的資本主義自發勢力，以及一切受私有制和傳統文化“習慣勢力”影響的人們，組成強大的反抗、抵制“文革”的反動聯盟。這一聯盟的反動能量，又因“文革”的不斷深入而越來越得以積聚；反之，“文革”勢力內部卻隨著運動的發展反而不斷地發生分裂、削弱。

走資派都是長期占據各級領導崗位的當權派，他們手中既掌控著黨政軍大權，且富有政治斗爭的經驗；相反，“文革”勢力雖然掌握了“中央文革小組”大權，但在落實到地方各級政權中，在極大多數地區始終未能真正掌握權力（即使是在1967年“奪權”后建立起來的各級“革命委員會”，其中真正由“文革”勢力——造反派掌權的，真可謂少至又少，鳳毛麟角）。“文革”勢力僅靠一些“秀才”們在上層搖搖筆桿子，根本就沒有掌握槍桿子。結果是毛澤東一逝世，上層修正主義集團立即發動政變，軟弱的“文革”勢力就束手無策、坐以待斃了。

第二，“文革”中選錯了兩個“接班人”。　　

“文革”的致命傷，是毛澤東在劉少奇被打倒以后，先后又選錯了兩個“接班人”：一個是資產階級兩面派、野心家林彪；另一個則是貎似“忠厚老實”的華國鋒。林彪的“自我爆炸”對“文革”的失敗起了一個關鍵的作用。它從根本上打破了毛澤東在“文革”中的戰略步驟，在很大程度上動搖了人們對“文革”的信念。林彪集團的反叛更給走資派的反撲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第三，未能建立起有效的能監督“社會公仆”的無產階級民主制度。　　

1945年毛澤東在《窯洞對》里講過：要擺脫“王朝興衰周期律”怪圈，“我們已經找到了新路，這條新路就是民主”。這種“民主”當然不是資產階級民主，理所當然應該是無產階級民主。

“文革”的目的是反修防修，反對走資本主義道路，防止復辟資本主義。那么，修正主義是怎樣產生的呢？共產黨的干部為什么又會去“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呢？正確的答案是：

“資產階級影響的存在，是修正主義的國內根源。屈服于帝國主義的壓力，則是修正主義的國外根源。”（《共產黨和工人黨莫斯科會議宣言》）

中國的“文革”當然改變不了“帝國主義的壓力”問題，也不可能徹底消除國內“資產階級影響（特別是在意識形態方面的）的存在”。因此，毛澤東認識到，僅靠一次“文革”是遠遠不夠的，“現在的任務是要在全黨全國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還要有一次橫掃牛鬼蛇神的運動，爾后還要有多次掃除。”（毛澤東：《給江青的一封信》）

鑒于以上原因，筆者認為，“文革”所能做到的，除了讓全國人民接受一次深刻的“反對資本主義復辟”的教育外，那就只能是：在“文革”取得基本勝利的情況下，重點應該是建立起一套有效的能遏制共產黨人被“和平演變”的無產階級民主制度。

恩格斯在為《法蘭西內戰》寫的《導言》中，曾經總結過無產階級政權為“防止國家和國家機關由社會公仆變為社會主宰”的革命措施時指出：　　

“為了防止國家和國家機關由社會公仆變為社會主宰——這種現象在至今所有的國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公社采取了兩個可靠的辦法。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國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職位交給由普選選出的人擔任，而且規定選舉者可以隨時撤換被選舉者。第二，它對所有公務員，不論職位高低，都只付給跟其它工人同樣的工資。公社所曾付過的最高薪金是6000法郎。這樣，即使公社沒有另外給代表機構的代表簽發限權委托書，也能可靠地防止人們去追求升官發財了。”（恩格斯：《馬克思〈法蘭西內戰〉導言》）

毛澤東顯然接受了恩格斯的觀點。在“文革”奪權階段，曾經指示新建立的各級革命委員會，應該采取“巴黎公社式”的直接選舉方式產生。另外，由于“文革”時期產生的革命委員會“委員”都是在職的，因此，當選“委員”后仍在原單位領取原來工資，也就不存在“限薪”問題。

“文革”時期，毛澤東考慮過許多“改革”問題，諸如：開門整黨；大聯合、三結合，機關改革，干部每周參加體力勞動，辦“五七”干校，干部定期下放勞動；改革舊的教育制度，知識分子勞動化，勞動人民知識化，辦“七二一”大學；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全國學人民解放軍，發布“五七”指示；等等。在毛澤東的提議下，“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四大”（俗稱“大民主”）和工人的“罷工”權也載入了1970年四屆人大修改后的《憲法》。

但是，在“文革”中，始終未能在“巴黎公社直接選舉原則”基礎上，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系統的、有效的無產階級民主制度；并未解決對各級領導干部的定期選舉產生、監督，并隨時可以罷免、更換的制度保證。“文革”中的諸多改革，沒有改變中國幾千年傳統所形成的中央集權制度，特別是對各級領導人員自上而下實質上的任命制。這就為修正主義上臺，自上而下改變政權性質創造條件。結果，毛澤東一逝世，人亡政息。強大的反“文革”勢力立即聯合起來發動反革命政變，終于使“文革”徹底失敗。

第四，“文革”勢力中的左派，在運動中犯了不少錯誤。　　

“文革”最后失敗，導致資本主義復辟勢力戰勝了“文革”勢力，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文革”勢力中的中堅力量左派，確實犯下不少了嚴重的錯誤：

其一，在政治上，四面出擊，打擊面過寬。　　

“文革”左派大多是一些“秀才”出身，缺乏長期革命實踐的磨煉，在思想上容易偏激，易走極端。比如，文革初期曾刮起過“懷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極“左”思潮，一度掀起一股“亂政”、“亂軍”風（諸如提出打倒周恩來，沖擊外交部、火燒英國代辦處、揪軍隊一小撮等），嚴重干擾了毛澤東的戰略部署，這既毀了王力、關鋒、戚本禹這些左派，也毀了以蒯大富為代表的這樣一批早期“文革”積極分子。　　

其二，在組織上，不善于組織自己的隊伍、不能壯大革命力量。　　

在“文革”左派的理念里，大多存在著一種“唯我獨革”的自負，對革命隊伍要求“純之又純”，普遍存在排斥知識分子的錯誤傾向（“文革”左派代表人物張春橋，有一次在上海就曾經就教師造反派組織講過：教師搞什么造反組織，那不成了“裴多斐俱樂部”！隨后就指使紅衛兵組織沖擊教師造反組織）這種左派內部存在的“唯我獨革”思想，嚴重影響了“文革”勢力的發展與壯大；更由此引發了不少“內斗”。綜觀“文革”全過程，在極大多數地區和單位，自上而下始終未能確立起左派——造反派的真正優勢，造反派始終處于左、右兩面受壓、遭受迫害的境遇。　　

其三，在策略上，不能團結大多數。　　

毛澤東在《〈共產黨人〉發刊詞》中曾經總結過民主革命戰勝敵人的三大法寶，那就是：統一戰線；武裝斗爭和黨的建設。　　

“文革”雖不是民主革命，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它在革命的對象、任務和斗爭特點上，無疑與民主革命有許多不同。但作為一場革命，要建立革命統一戰線，“團結大多數，打擊一小撮”的革命道理，卻完全是一致的。誰要是違背了這一條，斗爭就必然會遭到挫折與失敗。　　

按照毛澤東的本意，“文革”狂飚的掀起，從政治領域上講，確實是要實現從“走資派”手里奪權；但從思想領域上講，目的又是要讓廣大干部切實地受到一場“反修”、“防修”的深刻教育，并不是要真正打倒他們。毛澤東一再強調：　　

“干部問題，要從教育著手，擴大教育面”；“要相信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較好的。犯了錯誤的人，大多數是可以改的”；“只要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而又堅持不改和累教不改的，就要允許他們改過，鼓勵他們將功贖罪”；“對于犯了嚴重錯誤的干部，只要他們不再堅持錯誤，認真改正，并為廣大群眾所諒解了之后，仍然可以站起來，參加革命行列”；（均轉引自1967年、1968年期間兩報一刊有關社論）等等。　　

可是，“文革”左派似乎不懂這一條。不僅未能主動團結那些在運動中犯過錯誤的干部，甚至連總體上一直支持“文革”的周恩來一派也不能很好地團結，這也就是為什么最后支持“文革”的勢力不是越來越大，反而縮小孤立自己，最終導致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　　

毛澤東曾多次批評過江青，在“文革”早期，有“人貴有自知之明。……不要被勝利沖昏了頭腦，經常想一想自己的弱點、缺點和錯誤”（《給江青的一封信》）。“文革”后期，更是直率批評她搞四人幫，“你們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七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講話》）；“你積怨甚多，要團結多數。至囑。”（《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十二日毛主席在江青的信上批示》）這些，實際上就是告誡左派：要善于團結人，不能搞“孤家寡人”路線，不能搞四人幫！可惜，以江青為代表的“文革”左派均未能做到。　　

第五，最后的一個原因，也就是客觀原因。　　

“文革”是一場“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特殊形式的革命，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沒有任何可以借鑒的經驗，這就必然受到歷史條件的許多局限。

首先，“文革”是一個“早產兒”。　　

1949年中國革命勝利以后，經過17年的發展，確實已在中國形成了一個“官僚主義者階級”（根據四清運動中暴露出來的問題和后來薄一波給毛澤東的信中反映的材料斷定）。在中央，以劉為代表的“一線”中央，先是主張在農村里搞“包產到戶”，刮起一股“單干風”（小農經濟本來就有自發的資本主義傾向，“包產到戶”無疑是助長了農村中的資本主義發展傾向）；后又在四清運動中反對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再以后以彭真為代表的北京市委，又抵制對學術界的批判（尤以抵制對吳晗《海瑞罷官》的批判為典型），這一切，促使毛澤東深感問題的嚴重。

據毛澤東的護士長吳旭君講，毛曾經跟她說了那樣一段話：

“我提出主要問題，他們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話他們可以不聽，這不是為我個人，是為將來這個國家、這個黨，將來改變不改變顏色、走不走社會主義道路問題。我很擔心，這個班交給誰我能放心。我現在還活著呢，他們就這樣！要是按照他們的做法，我以及許多先烈們畢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諸東流了。”“我沒有私心，我想到中國的老百姓受苦受難，他們是想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建立新中國死了多少人？有誰認真想過？我是想過這個問題的。”

這一年毛澤東已73歲了。他感到時不我待，決“不能讓他們再走回頭路”，決心依靠群眾發動一場“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文化大革命！

但是，對國內存在的這種資本主義發展傾向和上層的矛盾與斗爭，對全國的極大多數人們來說，他們是看不到的，不了解的。他們雖然對“官僚主義者階級”不滿，但鑒于57年反右擴大化的“經驗”，所以他們根本就不敢懷疑這些“黨的領導干部”會走資本主義道路。一句話，當時“走資派”的面目尚未真正暴露，大多數群眾尚處于“不覺悟”狀態，革命的條件是不具備的。

應該說，革命的爆發是有條件的，并不是說要發動就可以發動的。依照列寧的觀點，任何革命的發生必須具備三個條件：統治階級不能按老樣子統治下去了；被統治階級不能按老樣子生活下去了；群眾的革命積極性高漲，形成了革命形勢。在不具備上述三個條件的情況下，如果硬要發動革命，其結果必然失敗。

1870年9月9日，當巴黎的無產階級決定發動起義，從資產階級手里奪取政權的時候，馬克思主曾經對巴黎工人發出過警告：“在目前的危機中（按：指普法戰爭中法國巴黎已面臨外敵普魯士軍隊的入侵），當敵人幾乎已經在敲巴黎城門的時候，一切推翻新政府的企圖都將是絕望的蠢舉”（《國際工人協會總委員會關于普法戰爭的第二篇宣言》）。告誡他們起義的條件尚未具備，否則將是“蠢舉”——必然會面臨失敗的結局。　　

然而，當1871年3月18日巴黎工人終于發動武裝起義，發動推翻梯也爾的資產階級政府的時候，馬克思立即改變了原先的態度，他站在尊重群眾的革命首創精神立場上，滿腔熱情地支持巴黎的“3·18”起義。他寫道：　　

“如果斗爭只是在有極順利的成功機會的條件下才著手進行，那末創造世界歷史未免就太容易了。另一方面，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話，那末世界歷史就會帶有非常神秘的性質。”（《1871年4月17日馬克思致格·庫格曼》，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第370頁）　　

這就是說，馬克思認為，歷史發展存在著內在的必然性，但同時還存在著一定的偶然性，在某些情況下，就不能按常規辦事。而革命者，尊重群眾的革命首創精神應該是第一位的。　　

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與馬克思支持巴黎公社革命確有一定的類似性。他明知自己發動文化大革命，是在與黨內的修正主義集團作斗爭，在與整個龐大的官僚主義者階級作斗爭，在與社會上自發資本主義勢力作斗爭，在與具有幾千年傳統習慣勢力作斗爭。而“傳統是一種巨大的保守力量”（《馬恩選集》第4卷第253頁），“千百萬人的習慣勢力是最可怕的勢力”（《列寧選集》第4卷第200頁）。

正因此，毛澤東在決心發動“文革”之時，既充滿了“虎氣”，又存在著一股“猴氣”；深感“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陽春白雪，和者蓋寡”，感到斗爭途上將充滿坎坷與艱險，但他堅信廣大人民群眾是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是會支持這一場革命的。因此，相信“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參見毛澤東：《1966年7月8日給江青的一封信》）

整個“文革”發展的歷史也證明，正因為上世紀60年代后期，當時中國走資派的面目暴露尚不充分，大多數人對“走資派”的本質尚未認識。致使許多人（從干部到群眾）雖然積極投入了這場斗爭，但卻“站錯了隊”，在“文革”中做了保守派。有人說，如果現在再讓毛澤東來發動“文革”，就決不會有那么多保守派，左派將會獲得勝利。　　

其次，“文革”是一場“史無前例”的斗爭。　　

有人說，凡屬“史無前例”的斗爭是很難一次成功的。比如世界史上，如果沒有巴黎公社革命的失敗，就不會有十月革命的勝利；中國史上，共產黨如果沒有第一國共合作的失敗，就不會有第二次國共合作的勝利。“文革”是歷史上第一次在社會主義國家里發生的“反修”、“防修”，反對資本主義復辟，堅持社會主義的革命。因而，毛澤東在發動和領導“文革”的過程中，是無章可循的，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是沒有經驗可以借鑒的，一切都只能在開創中前進。這就難免會使他在主導整個運動過程出現失誤和發生意想不到的情況。　　

比如，“文革”中按理是應該遵循“文斗”方式進行的，可是實踐中卻發生“武斗”，不僅搞“武斗”，還搞“虐待俘虜”；　　

比如，“文革”中按理應該遵循毛澤東思想辦事，可是實踐中，許多人卻是“派性發作”，對毛澤東思想搞實用主義；　　

比如，“文革”中按理應該“擴大教育面，縮小打擊面”，可是在實踐中卻犯了兩大錯誤：打倒一切，全面內戰；

比如，“文革”原先并不需要太長的時間，（1966年10月25日，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說：“可能要搞兩個五個月，或者還要多一點時間”，1967年7月又提出，“文革”一年開張，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礎，三年收尾）但實踐中卻成為曠日持久的運動，一搞就是十年，到他逝世還沒有結束；

……　　

總之，“文革”中出現的許多事情都是不能預料的，帶有許多的不確定性，這都是因為“文革”是一場“史無前例”的斗爭屬性所決定的。　　

毛澤東畢竟是人而不是神！　　

三、文革”的歷史意義探　　

偉大的文化大革命最后以失敗告終。面對失敗，許多人不愿意承認這一嚴酷的現實。有的人認為，“文革”不存在失敗問題，十年“文革”的過程本身就是成功的表現。然而，衡量一次大規模社會運動的成功與否，畢竟還是有客觀標準的，這個標準就是哲學上的“目的因”。　　

毛澤東當年發動“文革”的目的是什么？引用《十六條》的話說，就是：　　

“我們的目的是斗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判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批判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改革教育，改革文藝，改革一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筑，以利于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　　

簡而言之，就是斗倒走資派，反修防修，反對復辟資本主義，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為向共產主義過渡創造條件。那么，請對照一下，當1976年中共中央宣布“文革”結束時，這個目的實現了嗎？請思考：　　

如果“文革”是成功的，怎會發生以政變的方式“解決”四人幫問題，并宣布結束“文革”的？　　

如果“文革”是成功的，怎會有矛頭直指毛澤東的對“兩個凡是”的批判？　　

如果“文革”是成功的，怎會有復辟派的重新上臺？　　

如果沒有“文革”的失敗，那么這場有億萬人民群眾積極參與的社會改造運動，怎會被黨的“決議”定性為：是一場由毛澤東錯誤發動，被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動亂？怎會斷言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義上的革命或社會進步。　　

如果沒有文化大革命的失敗，又怎會隨后全面復辟私有制的局面？　　

對革命者來說，盡管正視“文革”失敗是痛苦的；然而，不敢承認失敗的現實，就不是歷史唯物主義者。　　

當然，“文革”的失敗，并不等于它是沒有意義的；相反，恰恰由于“文革”的失敗，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意義甚至要比它的成功還可貴

無產階級專政下　　

繼續革命的第一次偉大嘗試　　

如果說，巴黎公社是一次劃時代的偉大革命，是無產階級推翻資產階級統治，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第一次偉大嘗試。那么，文化大革命則是無產階級在奪取政權后，反對修正主義，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開創性的偉大斗爭；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第一次偉大嘗試。它對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具有極其重大的意義和無可替代的歷史貢獻。　　

回顧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大致歷經了三個階段：　　

一是科學共產主義理論的創立與傳播階段。這一階段，是馬克思、恩格斯開創科學共產主義的歷史，它從理論上奠定了科學共產主義原理，并努力在歐美資本主義世界進行傳播。科學共產主義理論的主要構成是：以辯證唯物主義為核心的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以剩余價值理論為核心的政治經濟學原理；以無產階級專政思想為核心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整個階段，能自覺、不自覺地實踐馬克思主義偉大理論的，就是1848年法國工人的六月大起義和1871年的巴黎公社革命，兩次斗爭均以失敗告終。　　

二是無產階級奪取政權階段。這一階段，是列寧、斯大林成功地領導十月革命，從資產階級手里奪取政權，首先在俄國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并最終在世界范圍內形成了一個由14個國家組成的社會主義陣營。整個階段，列寧堅持了馬克思主義，批判了第二國際的修正主義思潮，根據不斷發展的形勢，形成了帝國主義時期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列寧主義，這一理論的核心就是“社會主義可以在一國首先勝利”，“以暴力革命手段武裝奪取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斯大林提出并實踐了“一國建成社會主義”理論；在極端艱難困苦的條件下，領導蘇聯人民取得衛國戰爭和世界反法斯戰爭的偉大勝利，為世界和平和戰后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作出了卓越的貢獻。可是他在理論上不懂社會主義時期的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不懂得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客觀上為修正主義在蘇聯復辟資本主義提供了條件。　　

三是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創造條件向共產主義過渡階段。這一階段，是毛澤東在世界東方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世界取得中國革命的勝利，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后創立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偉大理論，并形成了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的核心內容是：在半殖民地中國開辟“以農村包圍城市奪取革命勝利的道路”和新民主主義論，創立和進行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與實踐——文化大革命就是這一革命理論與革命實踐的集中表現。　　

以上三個階段，哪個階段最重要？可以這樣說：沒有第一階段，就沒有第二階段；沒有第二階段，就沒有第三階段；如果沒有第三階段，那么，就可以徹底毀棄第一、第二階段。因此，從整個共產主義運動奪取最后勝利角度看問題，第三階段實際上是一場決戰，是最具決定意義的。　　

毛澤東領導的中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恰恰是在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第三階段發起的一場決戰，盡管這場斗爭是失敗了，但它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地位是客觀地存在著的，是無法抹煞的。　　

就像巴黎公社革命失敗一樣，它是十月革命勝利的先導。“文革”也是這樣，在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它是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最后的一場決戰；是社會主義公有制同已推行了幾千年的私有制——剝削制度的最后決戰，它為全人類的徹底解放——實現共產主義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沒有毛澤東領導的這一場“文革”，就不可能會有今后國際共產主義事業的最后勝利！　　

“文革”是在無產階級已經奪取政權，建立起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解決在帝國主義壓力下，從內部遏制新生的官僚主義者階級——修正主義集團搞“和平演變”，防止復辟資本主義的一劑猛藥；是探索通向共產主義光明大道的偉大革命。可以斷言，沒有毛澤東創立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和他發動的“文革”，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實踐都不可能是完整的。　　

毛澤東領導的這場革命斗爭雖然失敗了，但他為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貢獻了偉大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它極大地發展和豐富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寶庫，必將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最后勝利提供可靠的保證。　　

鍛煉了一代革命者　　

播撒下了反復辟“火種”　　

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沉重地打擊了中國的走資派，極大地提高了革命群眾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政治覺悟，教育了數以億萬計的普通中國人民。“文革”雖然失敗了，但卻給中國人民留下了永不磨滅的“文革”精神，鍛煉了一大批革命者，為中國播撒了批判修正主義集團、反對復辟資本主義的革命“火種”。　　

上個世紀80年代末，當東歐陷入動亂劇變，各社會主義國家紛紛發生顏色革命時，這些早在中國之前就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的無產階級政權，竟然頃刻瓦解，僅一夜之間全都復辟了資本主義，在人民群眾中竟沒有受到任何形式的抵制。　　

1991年8月，當十月革命的故鄉蘇聯，在經歷了長期的修正主義集團的和平演變以后，終于爆發以副總統亞納耶夫為首以挽救蘇聯共產黨和國家解體的“8·19”政變時，但卻沒有得到人民群眾的任何響應，結果就被葉利欽的反共右派勢力輕而易舉地鎮壓了。隨后，12月3日，葉利欽以俄羅斯聯邦總統（他的這個“總統”也確實是通過“選舉”產生的）名義，下令取締俄羅斯共產黨的活動。12月4日，時任蘇共總書記、蘇聯總統的戈爾巴喬夫“辭職”，蘇聯解體；并下令蘇共中央自行解散，由列寧創建的蘇聯共產黨就此壽終正寢。　　

面對以上嚴酷的史實，人們在一番唏噓之余，難免會提出這樣一個問題：當時蘇共擁有2000萬黨員（20萬黨員時奪取了政權，200黨員時取得了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那么，這數以千萬計曾在黨旗下舉手宣過誓——“為共產主義事業奮斗終身”的蘇聯共產黨人都哪里去了？反共右派們赤祼祼的倒行逆施——公然復辟資本主義的行徑，怎會沒有受到人民群眾一絲一毫的抵制呢？！　　

反觀經歷了“文革”的中國，盡管中國的修正主義集團遠較戈爾巴喬夫、葉利欽之流更為聰明、狡詐，在復辟資本主義的手法上更具有欺騙性，他們自始至終是打著“社會主義”旗號的，在《憲法》和《黨章》和《決議》中，始終不否定社會主義，始終不否定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只是加上一點兒“特色”而已。然而，即便如此，仍然逃不過廣大堅持革命的共產黨人的銳利目光，紛紛站出來公開抵制、斗爭，以魏巍為代表的共產黨人，甚至不惜做好犧牲的準備，堅持斗爭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這樣的共產黨人在體制內外都有，何至成千上萬？聯系以“烏有網”為代表的左派網站上所凝聚的革命群眾，更何至是更多的成千上萬？（僅網上“公訴辛子陵、茅于軾”活動就有數以萬計的革命群眾積極參與）　　

這是為什么？道理很簡單！因為經歷了“文革”的中國，共產黨人的革命覺悟就是比東歐各國的共產黨人的覺悟高！因為經歷了“文革”的中國，革命群眾的革命覺悟就是要比蘇聯社會主義公民的覺悟高！這就是中國為什么至今尚不能徹底改變顏色的真正原因。正如毛澤東所講：　　

“中國如發生反共的右派政變，我斷定他們也是不得安寧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革命者是不會容忍的。那時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話得勢于一時，左派則一定會利用我的另一些話組織起來，將右派打倒。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認真的演習。”（毛澤東：《1966年7月8日給江青的一封信》）

修正主義集團搞復辟資本主義永遠只能使用一種手法，那就是一個字：騙！　　

它們可以以眼前利益去誘惑、欺騙人民群眾，以求取得對其政策的認同；　　

它們可以散布資產階級人生觀去誘惑、欺騙人民群眾，說“人的本性是自私的”，只有搞“包產到戶”、“分田單干”，搞私有制才能“調動”人們的生產積極性；　　

它們可以散布資產階級人性論去誘惑、欺騙人民群眾，說“懶惰是人的本性”，不打破社會主義“大鍋飯”，就不能提高社會生產率，從而借“改革”之名，剝奪勞動人民的“五大權利”（就業權、教育權、住房權、醫保權、養老權）；　　

它們可以炮制“精英”論，為擴大資產階級等級特權制造輿論，從而為特權階層攫取社會財富創造條件（諸如讓國家控制的一些單位領導拿數以百萬、千萬計的“年薪”為合理）；　　

它們可以拿發展經濟和“改制”之名，大搞假公濟私、化公為私，讓特權階層“先富起來”，把大多數人民打入貧困之中；　　

……　　

然而，搞修正主義，走資本主義道路，終究改變不了讓少數人發財致富，95%以上人民大眾陷入窮困的惡果。在經歷過“文革”的中國，修正主義集團可以騙人于一時，終究不能騙人于長久。隨著修正主義政策惡果的逐步顯現，其所有騙局終將不斷暴露，以致最終破產。在面臨資本主義復辟的今天，廣大中國人民心中的文革精神必將不斷覺醒，毛澤東當年播下的文革精神火種一旦在被壓迫被剝削的人民心中復燃，勢必燎原成社會主義革命的熊熊大火，從而徹底埋葬修正主義集團。

豐富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　　

留下了寶貴的經驗教訓　　

毛澤東發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雖然失敗了，但“文革”極大地充實了毛澤東關于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完善了毛澤東思想，進一步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關于無產階級專政和向共產主義過渡的理論，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最后勝利具有特別重大的意義。“文革”的實踐，革命共產黨人和所有革命人民所付出的巨大犧牲，為今后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斗爭，留下了寶貴的經驗教訓。它們是：　　

第一，對極少數死不改悔的走資派決不能寄于幻想。　　

歷時十年的“文革”，從正反兩方面證明：走資派是社會主義最危險的敵人，特別是上層的死不改悔的走資派，決不能因其口頭上的認錯就重新加以重用，必須堅決地撤消其領導職務，把他們清除出黨，決不能在政治上對他們心慈手軟。這類上層死不改悔的走資派，一旦重新掌握大權，就可利用手中的權力重新積聚其舊有力量，駕輕就熟地運用其反革命政治經驗，并以“十倍的瘋狂，百倍增長的熱情”一夜間把革命打入血泊之中。這是一個血的教訓，特別值得一切革命者的警惕！　　

第二，必須慎選革命接班人，重點是防止反革命兩面派。　　

毛澤東發動“文革”，從某種意義上講，就是想從黨和國家的領導層面上，解決好接班人的問題。可是，從劉少奇、林彪到華國峰，接連三個都選錯了，失敗了，這是導致發動“文革”和“文革”失敗的直接原因。　　

早在1964年6月毛澤東就專門談過革命接班人的標準問題。他講道：　　

“他們必須是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而不是像赫魯曉夫那樣的掛著馬克思列寧主義招牌的修正主義者；　　

“他們必須是全心全意為中國和世界的絕大多數人服務的革命者，而不是像赫魯曉夫那樣，在國內為一小撮資產階級特權階層的利益服務，在國際為帝國主義和反動派的利益服務；　　

“他們必須是能夠團結絕大多數人一道工作的無產階級政治家。不但要團結和自己意見相同的人，還要善于團結那些反對過自己并且已被實踐證明是犯了錯誤的人。但是要特別警惕像赫魯曉夫那樣的個人野心家和陰謀家，防止這樣的壞人篡奪黨和國家的各級領導；　　

“他們必須是黨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執行者，必須學會‘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領導方法，必須養成善于聽取群眾意見的民主作風。而不能像赫魯曉夫那樣，破壞黨的民主集中制，專橫跋扈，對同志搞突然襲擊，不講道理，實行個人獨裁；　　

“他們必須謙虛謹慎，戒驕戒躁，富于自我批評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而絕不能像赫魯曉夫那樣，文過飾非，把一切功勞歸于自己，把一切錯誤歸于別人。”（轉引自《關于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見1964年7月14日《人民日報》）　　

可惜，相對而言，要考察、選拔革命接班人遠要比在理論上知道的五條道理更為困難，其中最難于識別的就是那些反革命兩面派。1972年林彪“自我爆炸”后，又鑒于中央內部的激烈斗爭，1975年5月毛澤東又一次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向委員們提出了“要搞馬列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的要求。在“三要三不要”的要求中，一個全新的內容和重點就是“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實踐證明，死不改悔的走資派重新復辟上臺，靠的就是這一手！在革命隊伍中，要識別反革命兩面派是最為困難的。

另外，“文革”最終失敗，歸根到底，在各級權力機構中，始終未能真正確立起左派的領導優勢，這不能不說是一個教訓。

第三，必須確立自下而上的監督體制，完善社會主義民主制度。　　

“文革”是一場自下而上的無產階級“大民主”運動，必須看到，這種大規模急風暴雨式的斗爭方式是不可能持久的。那么，怎樣才能把這種自下而上大民主運動的成果，變為一種能在日常持久的對“社會公仆”的民主監督制度呢？包括巴黎公社兩條限制公務員的措施——直接選舉與罷免制度；實行反特權的低薪制）防止干部從“公仆”異化為官僚。　　

筆者認為這是一個必須解決的問題。“文革”中毛澤東搞過許多改革，采取過許多革命措施（參見筆者前文《一場巴黎公社式革命的悲劇》有關內容），可惜由于種種原因，沒有能夠形成為一種完整的、系統的、有效的無產階級民主制度。這也應該是留給后人的又一個重要的經驗教訓。　　

第四，在整個社會主義階段，必須堅持對資產階級的批判。　　

毛澤東在《人的正確思想是從那里來的？》中曾經提出過一個著名的哲學觀點，叫做：“物質可以變成精神，精神可以變成物質”。這是毛澤東對辯證唯物論認識論理論的一個重要發展。　　

資產階級和歷史上所有剝削階級的存在，不僅體現在它們對物質生產資料的占有關系，社會生產中的主導關系和分配中所占據的支配關系；其實，還有一個由幾千年私有剝削制度存在——由此所形成了的一整套完整的、系統的剝削階級私有觀念的意識形態，它廣泛地反映在思想、學術、文化、教育、新聞、文藝、出版等所有上層建筑的各個領域。

社會主義時期，資產階級的私有資本雖然被社會主義制度“改造”了，然而，資產階級和剝削階級的私有觀念和剝削意識還會長期存在。

如果社會主義時期無產階級在意識形態領域不去批判資產階級，那么，無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就不可能樹立；反之，如果聽任資產階級意識形態自由泛濫，其結果必然是無產階級意識形態的縮小與削弱，在修正主義上臺的條件下，那些具有資產階級意識和私有觀念的人們就會變身為新生的資產階級分子！

私有制的存在，可以產生私有觀念和剝削階級意識形態（物質變精神）；反之，私有觀念和剝削階級意識形態的存在，同樣可以滋生新生的資產階級（精神變物質），這也就是修正主義復辟資本主義的哲學基礎。

毛澤東正是認識到了這一條，又鑒于蘇聯變修的教訓，因此，從1963年開始，首先從文化領域開始批判資產階級。也正因為這一批判遭到了走資派的抵制，最終才使中國的文化大革命變成了一場政治大革命，“文革”正式開始了。　　

文化大革命的經驗和失敗的教訓證明，社會主義社會階段永遠存在著兩種可能：一種是往前進——向共產主義社會邁進；另一種則是向后倒退——復辟資本主義或現代帝國主義的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庸。導致這一變化的一個重要條件，就是在整個社會主義階段看能不能始終堅持批判資產階級。　　

第五，大力培養、發展無產階級知識分子隊伍。　　

“文革”對中國知識分子來說，確實是一場真正觸及靈魂的革命。然而，也只有經過這一戰斗的洗禮，才能真正檢驗出他們究竟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還是無產階級知識分子：誰如果能擁護這場文化大革命，他就一定是無產階級知識分子；誰如果從內心否定這場文化大革命，那他仍然還只是個資產階級知識分子。　　

“文革”實踐最終證明，中國知識分子就其多數來講，其世界觀仍舊還是資產階級的，要使他們真正成為無產階級知識分子，仍然需要引導他們自覺地進行世界觀的改造，在三大革命（階級斗爭、生產斗爭和科學實驗）的過程中經受鍛煉，在這方面確實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共產主義事業是歷史上最偉大的革命事業，也是人類社會發展的高級階段，到那個時代人人都是知識分子，人人又都是勞動者，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差別將徹底消失。然而，在社會主義階段，它的發展需要大批的無產階級知識分子，即具有無產階級世界觀的革命知識分子。只有造就了龐大的無產階級知識分子隊伍，社會主義事業才能勝利，共產主義偉大理想才能最后實現。　　

“文革”實踐證明，大力培養、壯大無產階級知識分子隊伍，必須走“知識分子勞動化，勞動人民知識化”之路。要重視從工農勞動人民群眾中培養大學生，堅持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方針，所有這些行之有效的改革措施都是應該肯定的，應該成為社會主義教育的發展方向。　　

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最終雖然失敗了，中國的社會主義事業遭受了暫時的重創，但是“文革”在國內外產生的深遠影響是不會磨滅的。經歷過“文革”戰斗洗禮的真正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左派力量，必將會聯合體制內外的一切革命力量，繼續進行不屈的斗爭；同時，“文革”播撒的反復辟“火種”，必將在占90以上遭受剝削、壓迫和窮困的廣大勞動人民大眾心中重新燃起熊熊大火，并形成燎原之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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