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中國向何處去？”，也就是如何進行政治改革？這是當前的上至國家領導人，下至平民百姓都關心的問題。尤其是那些“打工仔”、“打工妹”和廣大低收入階層，他們雖說不出更多的大道理，但為了養活自己與家庭，實質比誰都更加關心“政改”，因為對于全國這塊“大蛋糕”，能不能分得合理一點？公平一點？多給他們一點？未來中國實行什么新政？就直接關系到他們的生存問題！
最近不斷看到一些省委直轄市委發布新政改“方案”、“決定”、《綱要》，真是誰都搜盡枯腸“進京趕考”，各種版本的“作品”，讓人目不暇接。
遺憾的是，我們看到的這些建國方略，有些是根本對立的政治主張。這個動向，說明當今的中國并不平靜和諧，激烈的上層建筑的斗爭，是激烈的社會矛盾的反映！
社會的燥動不安，牽動著我這個普通黨員的神經。我也認為，中國必須進行政治改革，但中國的政治改革，必須不是在口頭上，而是在實質上是社會主義性質的政治改革，并且，應當做到“八個必須”。
下面的思考，不管它是一杯羹還是一碗白開水，愿合盤托出，供領導們參考，供網友們評論。
必須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思想
忠誠的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信仰者，是“坐不更名，站不改姓”的，不像那些蛻化變質分子諸如李銳、胡績偉之流表面姓共，實際姓資朝秦暮楚。也有些在位的高級人物，他們的信仰，是隨著政治風向的變化而變化的。如果中國的政治改革，由這樣的人來操控，就讓人更睡不著覺了。
湖南省委的《法制湖南建設綱要》是這樣寫的：
“1，指導思想：堅持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牢固樹立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大力弘揚社會主義法治精神，全面落實依法治國基本方略……”
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在這里被排斥在外了。難道說這兩個“主義”“思想”，對改革開放不實用嗎？這和胡錦濤總書記的《七一講話》，有些南轅北轍吧？他那樣高度評價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并要求全黨發揚和繼承，運用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為什么在這里居然出現說一套，做一套的現象？
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科學發展觀，如果說是正確的話，那就應該是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繼承和發展，其二者應該是沒有矛盾的；如果有矛盾，那么它們就不是繼承和發展的關系了。
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不是對改革開放不實用，而是30年來沒用好，因此才使貧富等三個差距拉大，官僚主義和官員腐敗橫行，社會矛盾激化。
但在黨的上層，如今也有人正在運用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與時俱進地賦予毛澤東思想新的時代特點，來解決改革開放時期產生的如何實現共同富裕等等尖銳的社會問題，并且已經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
“重慶模式”就是這樣的偉大的社會主義實踐。中央應當肯定，全國應當效仿。奉勸那些“一方諸侯”，不要為了表現自己的“創新”、“改革”而標新立異地背離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拿損害老百姓的眼前利益和長遠利益去“創立與時俱進新經驗”了。
不能把鄧小平理論體系與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割裂開來。
因為鄧小平理論等，不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就是它們的水之源木之本。河流沒有了水源要干涸，林木沒有了樹根會枯死。
何況，鄧小平理論等不能等同于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而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卻能含蓋鄧小平理論等。簡單舉幾個例子吧：鄧小平理論的核心思想“改革開放”，從列寧的新經濟政策就能找到；“以人為本”思想，是馬列主義關于共產主義理論“人的最終解放”、毛澤東“為人民服務”的承襲；“科學發展觀”，則有毛澤東在半個多世紀之前，就在其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論十大關系》中，生動地運用馬列主義的唯物辯證法，作了十分全面的論述。
所以，若要搞中國的社會主義，就不能回避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
應當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思想，并與鄧小平理論體系相結合，這才是中國的“政改”理論與實踐真正統一的、符合“科學發展觀”的正確道路。
老祖宗的優秀子孫們：把老祖宗留下的“傳家寶”保護好，利用好，就可富甲天下了，別再為了留芳千古瞎折騰了！時間已經證明，我們的水平比老祖宗們相差得遠，不用老祖宗們的學說指導實踐，就會被美國佬耍猴，讓老百姓憋氣，守好家護好院，才是當務之急！
必須加強黨的執政地位及領導
有“民主派”在為《法制湖南建設綱要》叫好的時候這樣說：
“總體而言，《綱要》的內容涉及到領導權和領導機制改革、具體事務領域的管理技術改革以及改革的保障機制。所有這些內容的實質，可以用幾個詞來概括：束權、分權、還權。”
“所謂束權，就是約束過去那些幾乎沒有任何約束的絕對權力——即黨的領導權和管理一切事務的權力。眾所周知，在中國，執政黨由于缺乏競爭對手，形成了一黨獨大、統攬一切的局面。”
“湖南的做法，本質也是讓黨委分權，但這個《綱要》的高明之處就在于：不提“分權”，而只是在法治名義下實際限制和分解黨委的權力。這就繞過了有關黨的利益與權力改革這個意識形態領域的禁區，使改革成功地進入到了實質推進的階段。”
“如此規定，將明顯挑戰甚至改變過去各級黨委權力無限大的局面，將黨的權力‘關進籠子里’，實現‘黨委的歸黨委，人民的歸人民’”。
“這種改革具有方法論上的探路意義，它通過法治秩序建設以推進政治改革，成功地在維護執政黨體面的前提下，做到了分權和束權；其次，這種從具有一定規模的地方改革開始（而不是過去那種局限于一鄉一縣的改革），實質上具有了宏觀改革和微觀改革的雙重價值，這樣的改革，如同撕開了執政黨利益下的鐵幕，顯然將形成對全國改革和中央層面改革的倒逼之勢，最終讓中國的政改如星火燎原。”
同志們：“民主派”們的話，說得再明白不過了。如果說當代的“中國民主派”，是西方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戰略利益代理人；是要把中國徹底改變成為資本主義國家的內奸，那么，這些人，無論他在哪里，他的職位有多高，都應該視為中國人民的公敵!在如何面對公敵的基本態度上，我看還是毛主席那句話講得最樸素最準確：“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
可不可以這樣說：這個省的政改《綱要》，包藏著先削弱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而后“倒逼”在中國實行多黨制的惡果？是杜勒斯對中國“和平演變”的又一隱蔽的、十分巧妙高明的“成果”？！
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絕不可以動搖！
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權絕不可以削弱而且應當加強！
決不讓一切把黨和人民分裂開來的陰謀得逞！
必須進行民主集中制的創新
通觀黨的歷史，每每出現整體性的“左”傾或右傾機會主義錯誤，都是最高決策層的決策失誤所致。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往往除了決策層的整體素質有關外，就是決策層的決策機制有毛病。而后者是最主要的。例如：
發生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時，重大決策，往往是陳獨秀一個人說了算；
發生王明的“左”傾機會主義時，重大決策，往往是王明、博古幾個人說了算（例如長征的“三人團”）；
文化大革命時期，把毛澤東同志的每一個意見和指示，都當成重大決策的“最高指示”，形成了“大權獨纜”的局面，導致了某些全局性的嚴重錯誤的發生。
在改革開放中，也同樣存在這樣的問題，例如可以以一個人的“絕對權威”，撤換兩個總輸機，就從組織原則來說，也是不對的，如此等等。
這些時期，都說明在黨的最高決策層，并沒有充分發揚民主，沒有真正地實行“集體領導”的決策機制。
如何解決這個問題呢？鄙人妄以為需要徹底地改革最高層及省市縣的決策機制：
一、黨中央的“常務委員會”，應改成“總決策委員會”，凡屬影響所及全國的重大決策，在首先通過“政治局”多數通過后，均由“總決策委員會”最后敲定。但是：
1、在“總決策委員會”中，所有成員，權力都是平等的，只有分工之不同。“總書記”僅是“總決策委員會”的對外代表和決策會議的召集人，沒有“一票否決”、“一票決定”的權力。
2、決策的討論和通過，均采取少數服從多數的票決制。
二、省（包括直轄市）、市、縣黨委也相應的成立“決策委員會”，其決策機制，與“總決策委員會”相同，所不同的是：
1、縣委的重要決策，僅屬本縣范圍事物的，應報市委備案；但此項決策，部分影響所及不僅于該縣而涉及全市的，應報市委“決策委員會”討論批準后，再由市委報省委備案，方可實行；如部分影響所及全省的，則應報經省委“決策委員會”討論批準，并由省委報中央“總決策委員會”備案后，才能實施。
2、省委（包括直轄市委）有關全局的重大決策，必須報經中央“總決策委員會”討論批準后，方可實施。
這種決策機制，主要避免黨的第一把手有可能發生的獨斷專行，釀成全局性的嚴重錯誤。
必須建立人民民主監督委員會
“權力如無監督，必然產生腐敗”，這是真理。但腐敗的內容與表現又有政治腐敗：執政違反《憲法》及馬列主義正確路線方針的腐敗；黨政干部違反《民法》和《刑法》及黨的政治紀律、經濟紀律等的腐敗。這些問題，靠誰來監督？答案只有一個——
全國各界人民!
如何讓全國各界人民有真正的監督黨政機關的民主權利？如何對各級黨委及人民政府，實行有效的監督？我認為，必須建立相應的新的民主監督機制。
我們反對西方那種虛假的、無序的民主，而實行人民真正當家作主的、有序的民主。
我認為最好的辦法，是由各民主黨派聯合工、青、婦及其他人民團體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組成從中央到地方的四級“人民民主監督委員會”。
1、這個組織，需經“全國人大”立法授權；它的組織成員，均由上述組織民主擇優推舉。
2、此組織既融合于各級“人大”、“政協”，又獨立于各級“人大”、“政協”。其各級負責人，必須是各級“人大”、“政協”相應的負責人及委員。
3、它的主要職責，是在全國的范圍內，對各級黨委、政府的執政情況，通過深入人民群眾進行調查，發現問題，及時向各級黨政機關反映通報，并提出整改建議，實行有效的民主監督。
4、它必須在中央及省（含直轄市）有可向全國發行的機關報——《人民民主監督日報》和建立互聯網“人民民主監督網”，及時通過日報和網站，告訴全國人民進行民主監督的情況。如有的問題雖正確，但某級（包括中央）黨委、政府并不采納時，它有權通過其機關報及網站，向全社會曝光，并在機關報和網站上開辟專欄，進行全民性的討論、辯論，以期取得深入人心的統一意見，敦促黨委和政府依法執政，公平執政，科學執政。
5、它的上述職能，實質是黨在“政改”中提出的黨務公開，政務公開的有力推手。
必須改造現有的工會
為了適應新體制下的“人民民主監督委員會”的運作，為了加強人民民主監督與參政議政的權利，目前的工會系統，已經不能代表工人階級的利益和發揮其社會職能，必須進行改造。
1、必須修改工會的章程，加大工人階級對黨政機關實行民主監督的力度，并在現有的工會體制內，按行業打破公企、私企、外企的界限，重新整頓省、市、縣三級工會，并建立新的、條塊分明的分支機構，如：
（1）建立“建筑工人委員會”；
（2）建立“產業工人委員會”；
（3）建立“服務業工人委員會”，等等。
2、這些工人組織，除了對黨、政機關實行民主監督外，另一個重要職能，就是獨立的、切實的捍衛工人的合法經濟利益。
3、這些工會分支機構，各地人大、政協，應增加他們參政議政的名額，突出他們的在這兩個機構中的地位，如總工會主席必須任副主任、副主席之職等。
4、應該指出，黨在文化大革命以后，忽視了在執政上對工人階級的依靠，這是可聯系到黨的性質問題的錯誤，應該在“18大”中修改黨章予以糾正。
必須建立新的農民協會
在改革開放時期，農民的民主權利，已經被黨政機關和人大政協削弱了，淡忘了，也可以說，黨的對于農民的總政策，只注重于經濟，忽視了政治。因此形成：農民只管他們村里的事，其它事情他們沒有實在的話語權。這也可說是黨在執政中，不公削弱，甚至放棄了對廣大農民的政治依靠。雖然在各級人大、政協中，也有農民的一席之地，但那只是擺設和陪襯，難有實質性作用。因此：
1、省、市、縣三級，必須建立新的“農民協會”，宣傳發動農民階層廣泛參政議政。
2、通過人大、政協，并廣泛征求農民意見并發動農民進行討論，建立“農民協會”章程。
3、在各級人大、政協中，增加他們的席位及地位。比如“農民協會”總會長，必須任副主任、副主席之職等。
必須建立軍隊各級軍人委員會
軍隊絕對服從黨的領導，這是毛澤東思想的建軍基本方針，不能改變，而且應該加強。因此，新建立的“軍人委員會”，是在現有的軍隊軍事體制內，在軍隊黨支部、黨委領導下的軍人發揚軍內軍事、政治民主，并對地方黨政機關實行民主監督的機制。
1、黨雖然是指揮軍隊的，但黨的路線方針、執政狀況，也理應受到軍隊的民主監督。因此，在黨中央的“總決策委員會”中，應當有軍隊的席位。“總決策委員會”不能盡是文職人員，比如當進行戰爭決策時，不會打仗并詳細了解部隊狀況的人，怎么決策？！
2、部隊的連、營、旅（團）、師、集團軍，均應建立各級“軍人委員會”。
3、在當前國內腐敗現象嚴重的狀況下，軍隊也不會是“世外桃源”。軍隊為防止地方的腐敗擴散到軍中去，各級“軍人委員會”，就是士兵和軍官反腐的最民主有效的機制。當“軍人委員會”發現本單位有腐敗現象，在本單位又不能解決時，有權向上級政治領導機關反映。
4、軍隊有軍隊的特性，例如怎樣發揚軍事民主？“軍人委員會”對部隊的軍事指揮不能干預，但戰斗及戰役后，“軍人委員會”可以充分發揚民主，對戰斗中的指揮問題，提出批評意見。
5、軍隊的成員都來源于民間，都和民間有千絲萬縷的聯系，當軍隊的成員，發現地方的政治、經濟、官僚主義等等腐敗問題時，“軍人委員會”可通過連隊黨支部和各級政治機關，向地方黨委政府反映。這就是說，軍人不能完全置身于地方的事務之外，該講的話要講，該監督的問題要監督，因為國家，是全體中國人民的國家。因此——
6、“軍人委員會”可以通過軍隊在人大、政協的代表，參與“人民民主監督委員會”的活動，發揮對地方黨政機關的民主監督作用。所以從這個意義來說，“軍人委員會”，也是“人民民主監督委員會”的組成部分。
必須實行“新三權分立”
鄙人妄以為，中國不能實行資本主義國家的政體“三權分立”，那是假民主騙人的把戲。
中國要搞社會主義的“三權分立”，也不是黨委、人大、政府的三權分立，而是社會主義體制內的公、檢、法三權分立，所以叫做“新三權分立”。
當前腐敗，成了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黨政機關中的腐敗問題之所以嚴重并屢治不爽，一個主要原因，是各地的公檢法強力部門，因受治于各地的黨委和政府，因此不敢執法，不愿執法，自己也跟著腐敗，成了各種程度不同的腐敗保護傘。
公檢法強力部門的腐敗，更加縱容了黨政部門的腐敗，并導致了社會的腐敗，這種惡性遁環，已是30多年的“老資格”了，是真正的積重難返，再不解決，會致使什么崩潰？大家心里都明白了。
那么，怎樣實行“新三權分立”呢？我認為：
1、目前的國際國內形勢的嚴峻，已經“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莫再躺在歌舞升平的“席夢思”上，做“空前和諧”，“空前繁榮”的迷夢了。現在的國情，應屬于防亂備戰非常時期，因此必須采取非常的手段，對公檢法強力部門，進行非常的“政改”。
2、由全國人大立法，對公檢法實行準戰時的非常指揮體系。
3、公安、檢察、法院三系統，由現在的體制，改為由中央公安、檢察、法院垂直領導指揮的準軍事體制。
4、改革后的原省（市）以下三級公檢法，與省、市、縣三級人大、黨委、政府，沒有任何組織及人事的關系，也不在地方任職，其一切人事任命、調動、業務管理，均參照軍隊的垂直領導方式進行。
5、武警部隊，也完全直屬軍隊最高指揮機關領導，與駐地的黨委政府和公安局，沒有任何組織關系，二者只是業務的有機配合，其特殊性，也只是任務性質與野戰部隊不同而已。
6、至于公檢法成員參加當地的人大、政協，其辦法與待遇等，也均參照軍隊參加人大、政協的辦法執行。
7、改革后的公檢法，實行軍隊式的集中管理。其工資及福利待遇，可與軍隊相同。
8、因此，各級公檢法人員（包括中央的公檢法領導機關），不得有私人房產，更不能入股和參與地方經濟實體的經營活動。其所有成員，統統住在營房中，按級別不同，國家分配其住用不同等級的房子，但其對房屋，只有居住權，沒有產權。
9、各級公檢法，應像軍隊的軍、師、團那樣，定期與隨時準備服從上級的集體調遣“易地做官”。其易地輪換時間，最好和地方黨、政、人大、政協換屆時同時進行為好，最多不能超過兩屆。
10、總之，只有從政治利益經濟利益上，切斷目前公檢法與地方政權的一切聯系，在執法時，才能不受當地四大班子負責人的頤指氣使，才能不看地方辦事機關的臉色，才能清廉和秉公執法。
上述八條建議，只是總的設想，如果是合理的可行的，那么怎樣才能實行這種機制？還有許多立法的、組織的、具體操作的問題需要解決。不過我想，中國有的是堅持科學社會主義世界觀的人才，只要下決心去干，什么事情都有辦法做好。
2011年8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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