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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剎車”不靈誰敢放行？

——對饒毅《轉基因在美國的遭際》一文的不同意見

《人民日報》7月11日在“一家之言”欄目中發表了饒毅先生《轉基因在美國的遭際》一文。文章見報后引起了網上不小的反響。饒毅這篇文章很多地方都很“繞”，但繞來繞去，還是把對轉基因主糧“產業化”有異議的人，繞成了阻礙轉基因“技術進步”。這是讓國內眾多專家學者及公眾很難接受的。

轉基因技術研究與“產業化”，本來不是一回事兒。就像原子彈技術研究與使用一樣，這是兩個性質完全不同的問題。原子彈可以在實驗室里搞研究，但卻絕不可以隨意使用。這是因為原子彈在實驗室里屬于高科技，但走出實驗室便成了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無可置疑的事實是：中國對于轉基因技術的研究，已經有了較長一段時間，也積累了一些經驗，取得了一些成果。在這個研究和取得成果的時間段上，沒有人提出異議。人們提出異議是在有關專家提出要在“三五年之內”，將能殺蟲的轉基因稻米擺上中國人的餐桌之后。也就是說，人們從來沒有反對過轉基因技術研究，而只是反對轉基因主糧過于匆忙的“產業化”和公眾“食品化”。

再說清楚一些，就是關于轉基因爭論的焦點，只在于轉基因研究“防患”與主糧“產業化”的先后順序。謹慎的專家與消費者主張“防患”在先，“產業化”在后。“產業化”必須建立在“防患”的基礎上。有了充分的“防患”，才能實施“產業化”。但饒毅與另外一些人卻認為“防患”不是問題，也就是他文章所說的“不是主要問題的安全性”。因此，試圖繞過安全性，在沒有充分“防患”的前提下，貿然推行轉基因主糧的“產業化”。或者是“產業化”與“防患”同步進行，其實還是只要“產業化”，不要“防患”。

主張“防患”在先，“產業化”在后的道理很簡單。我們且不說原子彈的研究與使用，單說汽車或飛機。汽車的速度很快，但如果剎車不靈，我們能讓它上路嗎？飛機速度更快，但如果起落架不完善，我們敢讓它起飛嗎？剎車不靈的汽車與起落架有問題的飛機，一旦上天、上路，那能不出事故嗎？

其實，轉基因的安全性遠比汽車剎車和飛機起落架要復雜得多。在這個關乎糧食安全和十幾億人食用安全的問題上，謹慎比冒進更為可取。2001年11月，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信息網發布了陳鍵鵬《謹慎推進轉基因糧食作物商業化》的“國研專稿”，提出“謹慎推進水稻、小麥兩種口糧作物轉基因品種的商業化；在農業生物技術研發領域堅持自主技術為主的道路；加強植物育種領域知識產權保護；加強轉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充分尊重公眾對轉基因食品的知情權和選擇權”。這是很正確的，是得到了國內公眾一致擁護和肯定的。

基因的浩繁復雜絕不亞于宇宙星空。人類對于基因學研究還處于“嬰兒期”。轉基因游移于人、動物和植物之間，并且基因的重組、進化、完善需要一個很長的過程。處于對基因“嬰兒期”認識的人類，在如此紛繁復雜的基因星空面前，充其量還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見樹木，不見森林”。以人類的膚淺認識，輕言對基因的“掌控”和“駕馭”，這是很難讓人信服的。如果真的像有人說的那樣，對基因的認識和掌控已經達到了安全性“不是問題”的程度，那包括癌癥在內的一些難以治愈的病癥，早就該不是“問題”了。

轉基因主糧“產業化”之所以為人矚目，是因為它直接連接著公眾餐桌，涉及公眾飲食安全。特別是轉基因作物存在的健康、環境風險具有持續性、滯后性、擴張性和不可逆性等特點，這就更應該盡可能地選擇預先穩妥的“未雨綢繆”，而絕不可以選擇事后堵窟窿的“亡羊補牢”。

以“未雨綢繆”的態度對待轉基因存在的隱患，就應該“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譬如目前有報道稱，種植轉基因的土地有可能產生“超級雜草”、“超級害蟲”；有可能造成基因漂移、污染；有可能激化基因變異進而產生人類從未見過的新的病原體。有最新文章稱，在更新了的分子生物學模型面前，轉基因食物產業的主要根基已經徹底動搖。正因如此，曾登上《時代》周刊封面的著名科學家Barry Commoner說：目前的轉基因食物產業所基于的“科學”，是已經“過時了的生物學理論”，“已一再被證明是‘錯了的’”。（見7月6日《文匯報》《“轉基因”之爭在美國》）

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對于還處于“嬰兒期”的轉基因理論、技術及其出現的種種問題，采取掩耳盜鈴的態度，這不僅是于事無補的，而且還是危險的。或許正是因為這一點，美國等發達國家在推行轉基因種植的同時，也在推行“基因盾牌”計劃。這也包含了“防患”在先的用意，是絕不可以缺位的。中國在轉基因理論和技術上，與美國等發達國家還有一段距離，那就更不應該急于求成，只注重推廣的“矛”，而不去關注防患的“盾”。

饒毅在文章中拿計算機和手機來類比轉基因主糧，在他之前還有人拿乘坐飛機作類比。誰都清楚，人們不會每天都乘坐飛機，人們也可以一生不使用計算機和手機，但人們絕不可以不吃飯。飛機、計算機和手機，對于人來說，沒有一個可以像糧食那樣絕對不可或缺。并且乘坐飛機還可以辦保險，食用轉基因主糧顯然是不可能辦保險的。這種類比明顯的有些強詞奪理，是很難讓人接受的。

當今世界上對于轉基因研究和推廣，并不僅僅有美國一種模式，還有俄羅斯、歐盟、日本等多種模式。主張轉基因產業化的人不應該言必稱美國，仿佛世界上除了美國，就沒有其它模式了。相比美國模式，日本和歐盟模式更趨謹慎，俄羅斯模式就更為小心。中國如果按照“三五年內”將轉基因稻米擺上老百姓餐桌的說法，那就不僅僅是美國模式，而是超越了美國，成為世界上第一個主糧轉基因的國家，創造了世界上獨一無二的超美國的高風險模式。中國現在沒有饑荒。俄羅斯的超謹慎模式也沒有看出有任何壞處。為啥我們非要急不可待地去爭當這種并非必須的“出頭鳥”？這種冒險有“基因盾牌”作保障嗎？

公眾的擔心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轉基因專家一心想脫離“專家”去當“商家”。按說轉基因無論理論還是技術，都有很多問題有待深入研究，有很多謎團有待逐個解開。國家投入了巨額研究經費，專家們應該抓緊時間，腳踏實地地呆在實驗室里，把轉基因所有重大問題都研究深，研究透，尤其是“防患”問題，更要搞得萬無一失。這是公眾熱切希望的，也是比所有空泛的宣傳更有說服力的。但令人遺憾的是，轉基因專家們不愿意呆在實驗室里，他們要走出實驗室，去干商家才應該干的轉基因“產業化”的事。這種“專家”易位熱衷“商家”的舉動，不僅加劇了公眾的擔心，而且還使公眾生疑。這些專家為啥要這樣？他們究竟想得到啥？是想得到技術上的新突破？還是想得到商業化利潤？或是還有其它并不可言傳的隱情？

真理是越辯越明的。中國沒有人反對轉基因技術研究和技術進步。人們擔憂的只是在沒有確切“防患”的保證下，急于求成的轉基因主糧“產業化”。形象一點說，人們不想看到一架起落架不完備的飛機被放飛，不想看到一輛沒有剎車或剎車不靈敏的汽車被放行。因為這種放飛、放行，太無理智，太危險了。

難道不是嗎？

作者介紹：

呂永巖：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報告文學學會會員，著名紀實文學作家、小說家、劇作家、大型電視專題片撰稿人。

個人信條：作家的幸運是同時代的轟動，作品的幸運是藝術生命的永恒。

主要長篇著作：《溥儀傳》（人民文學出版社），《中國軍花在非洲》（中國青年出版社），《絕對士兵》（解放軍出版社）。《曝光的天使》（解放軍文藝出版社），《霹靂》、《將軍志》（新華出版社），《忠誠》（文化藝術出版社），《中國警官悲喜錄》（春風文藝出版社），《最后的柔弱皇冠》（上海大學出版社），《獄中王朝》（遼寧畫報出版社），《雷鋒》（藍天出版社），《陽光士兵》、《野性》、《魔峪》（白山出版社），《雪落無聲》（大眾文藝出版社），《熱流》（遠方出版社）。多部作品獲國內軍內大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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