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力精英、資本精英和文化精英的三國演義
梁 新
最近，在某網站上讀了一篇文章，深有同感，覺得對于我們看清楚現在的各社會階層的矛盾有一定的啟發作用，特就其一些觀點談談自己的一些看法，也算是狗尾續貂吧。
文章指出：
“從社會的整體結構來說，社會分為有權的權力精英（官僚），有錢的資本精英（資本家、地主），有文化的精英（知識分子），這三者大約占了5%不到，最多也不超過10%。而剩下的超過90%的社會成員呢，是無權，無錢，無文化或文化有限的人，即人民大眾?！薄 ?/p>
“從右翼精英的角度來說，‘官’，在他們所說的‘自由民主’的國度中，實際就是從資本精英和文化精英中，推舉出一批人，以全民一人一票的形式加以確認統治合法性的權力精英。權力精英必須服從資本精英和文化精英的整體利益，服從于整個精英集團的階級利益，并在整個精英集團從對勞動人民的剝削所得的分贓中，維持某種平衡，這就是所謂的‘普世價值’、‘民主自由’。如果權力精英的權力行為破壞了這種分贓平衡，妄圖獨吞或者多吃多拿，尤其是損害了資本精英的利益最大化要求，對不起，這個權力精英就是“獨裁專制”的。資本精英和文化精英是不會旁觀的，他們會聯合起來對權力精英進行監督制約，甚至進行懲罰性報復?！薄 ?/p>
“當然，那些不是按照右翼精英的“自由民主”標準選出來的、當上去的權力精英（比如政變上臺的、世襲上臺的），也是‘官’，但在他們眼里肯定就是‘獨裁專制’的官。至于社會主義國家里的那些‘官’，連資本精英都被消滅了，那更是‘獨裁專制’板上釘釘了。”
“右翼精英所謂的官-民矛盾，本質上來說，就是【權力精英】與【資本精英-文化精英】之間的矛盾，即以【資本精英-文化精英】的利益冒充人民大眾的利益，以精英利益集團的內部矛盾掩蓋整個精英利益集團對底層勞動人民的剝削壓迫。”
“左派認為社會的基本矛盾不是官－民矛盾，而是整個精英利益集團與人民大眾的矛盾。無論是權力精英，還是資本精英，抑或是文化精英，他們都是精英利益集團的基本組成力量，他們固然會出現內部矛盾分歧，但在剝削底層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上卻是一致的。在整個精英利益集團中，資本精英占據了核心地位，文化精英和權力精英依附于資本精英而存在。而在人民大眾中，普通勞動者也占據了絕大多數。所以，精英利益集團與人民大眾的矛盾，在本質上就是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矛盾。”
由于作者的觀點比較精辟，所以我在文章中大段大段地引用。不過在展開對我自己的觀點的論述之前，必須對我題目中提到的三個概念的外延進行界定，一來有利于表達和理解的準確性，二來可以防止被誤讀和被歪曲?！ ?/p>
所謂“權力精英”不包括真正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領導干部，特指某些政客；所謂“資本精英”，不包括那些通過合法經營和勤勞致富后，不忘回報國家、社會和人民的富人，特指某些通過非正常手段致富，致富以后為富不仁，而且現在仍然有某些不當行為的富人；
所謂“文化精英”不包括那些“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有社會責任感和有所擔當的知識分子，特指某些有奶便是娘，淪落為權貴資本主義的御用文人的文痞。對他們進行上面的區別非常重要，可以防止有人故意把水攪混?！ ?/p>
在對權力和資本勾結形成的“權貴資本主義”的態度上，“文化精英”從兩個方面誤導民眾：一是自以為是地“代表”民眾把“權力精英”的外延擴大化，用所謂的“官民矛盾”來掩蓋廣大民眾與某些官僚政客的矛盾，把自己和“資本精英”隱藏在“民”的外衣中，同時把矛頭指向整個執政黨和其它真正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領導干部，以配合某種勢力的某種政治圖謀；二是干脆直接站在“權力精英”和“資本精英”的立場上，直接指責民眾對他們的不滿為“仇官”、“仇富”，把民眾對貧富兩極分化的不滿和合理的利益訴求斥之為“民粹主義”，為“權力精英”和“資本精英”充當“文化打手”。其實，他們非常清楚民眾并不仇恨所有官員和富人，但是他們要的就是故意把水攪混?！ ?/p>
在“權力精英”、“資本精英”和文化精英的“三國演義”中，表面上看，“文化精英”的力量是最弱的，但是他們一旦與其中某一方聯合，就會產生左右局勢的力量。例如在西方的選舉中，決定選舉勝負的往往是經濟實力的大小和對輿論控制力的大小，因此，“文化精英”在其中往往會發揮舉足輕重的作用?！拔幕ⅰ睂Α皺嗔ⅰ被蛘摺百Y本精英”的依附性同時也造就了“權力精英”或者“資本精英”一定程度上對“文化精英”的依賴性，因為“文化精英”不僅具有倒向哪一方面，哪一方面的力量就偏大的情況，更為重要的是他們還會利用手中控制的話語權進行有利于自己的傾向性方面的輿論導向。這是文化人的一大特點?！拌F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有社會責任感和有所擔當的知識分子的這一特點使他們能夠反作用于社會存在，促進社會進步。而某些“文化精英”也能夠利用這一特點來蠱惑人心，制造人們的思想混亂?！ ?/p>
在三者中，“資本精英”的影響力是最強的。由于人的趨利性，“權力精英”可能會主動與“資本精英”勾結，實行權力尋租，形成人們常說的“權貴資本主義”；也可能是“資本”對“權力”的主動腐蝕和控制，借用“權貴資本主義”的說法，我姑且把其稱為“資本權貴主義”。不管是前者還是后者，對廣大勞動群眾的剝削和壓迫方面是共同的，差別在于是由權力主導的還是由資本主導的罷了。而“文化精英”在“權力精英”和“資本精英”的內部矛盾或者叫利益博弈中，往往會選擇要么爭取進入“權力精英”層，要么站在“資本精英”一面批評“權力精英”。而這種批評又出于幾種原因，原因之一可能是出于知識分子天然的叛逆性；原因之二是通過反叛達到招安；原因之三是投靠“資本精英”可以帶來實惠；原因之四是某些“文化精英”已經淪為某種外部勢力在中國的代理人，為了完成他們的歷史使命，有時候不得不犧牲與他們沒有根本利害沖突的一部分人來達到不可告人的目的；原因之五是，他們非常清楚，當他們不是反對具體的某個貪官污吏而是把矛頭指向整個權力階層的時候，恰恰是會對“權力精英”起到保護作用?！拔幕ⅰ睒O少會觸動“資本精英”，因為他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或者說他們之間的聯盟還是牢固的。他們也一般不會針對具體的“權力精英”，往往會是以“代表”受壓的民眾“立言”的名義把矛頭指向整個社會制度和執政黨?！ ?/p>
幾種“精英”之間，有時候也會互相轉化?！ ?/p>
在上述的過程中，“文化精英”就可以向“權力精英”或“資本精英”轉化或者兼成為“權力精英”或“資本精英”。即使是低、中層次的“權力精英”，也非常希望向“資本精英”的轉化，在前段時間企業改革的私有化浪潮中，好些企業干部就是在轉制的過程中，成功地實現了由“權力精英”向“資本精英”的轉型或者兼有“資本精英”的身份。
而“資本精英”一般不會滿足于對財富的大量占有，他們中的一些人也會希望進入“權力精英”階層，甚至希望國家發生讓他們的一些不合法收入合法化的社會制度變化。但是在這一點上，權力層中的立黨為公、執政為民者不會讓他們得逞。即使是“權力精英”也不好直接出面，因為他們還需要這樣一件“外衣”。而只有“文化精英”是他們最可靠的同盟軍，只有“文化精英”才會常常在“國進民退”或者“國退民進”之類老百姓不大關心的話題上大做文章，謊稱只有在讓民營“資本精英”的力量大到足以同國有企業分庭抗禮的情況下才會有老百姓的好日子過。他們才會利用某些國家規定的不向市場放開的行業運作過程中出現的弊端大做文章，利用其它公職人員對同那些壟斷行業的人員的收入的巨大差距的不滿大肆煽動把所有的國有企業私有化，在中國徹底實現生產資料公有制向生產資料私有制的轉化。
不過，即使是在“文化精英”中，還是有兩種人，一種是依附于“權力精英”或者“資本精英”的御用文人，另外一種則是尚有良知的知識分子，后者們常常會對不應該進行批判的東西進行批判，但是他們主觀上沒有惡意；他們也常常鼓吹某些制度，但是他們并不是出于私利。他們既與“鐵肩擔道義”的另外一部分知識分子有觀念上的差異和沖突，與作為“權力精英”或者“資本精英”的御用文人的那部分“文化精英”也有差異。
在權力層中，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官員也與“權力精英”有矛盾，他們常常要在政治上與“右”的傾向作斗爭，又要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與左的傾向作斗爭，同時又要隨時揭發和清除那些權力層中的蛀蟲?！ ?/p>
在資本層中，雖然還沒有出現中國的比爾.蓋茨，但是類似的人物還是有的。他們堅持勤勞致富和合法經營，致富后不忘回報國家、社會和幫助他人，他們同情勞苦大眾，常常能夠慷慨解囊和為他們著想。
“權力精英”、“資本精英”和“文化精英”口頭上也高喊“改革開放”，但是他們所要推進的“改革開放”是對社會主義的自我否定，而不是自我完善，是對黨的基本路線中的另外一個“基本點”的全面顛覆，這就決定了他們不但與同他們是“兩股道上跑得車”的權力層、資本層、文化層中另外一部分人及其所真正代表的最廣大人民群眾有觀點、立場方面的巨大差異，而且有著根本的利益沖突。用過去的說法叫做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而且這種斗爭的特點，是由他們不斷主動地發起進攻。
在“權力精英”、“資本精英”和“文化精英”上演“三國演義”的同時，權力層和資本層、文化層中的正直人士正由自發到自覺地走到一起，真正代表最廣大的民眾的根本利益去講話做事情，與“權力精英”、“資本精英”和“文化精英”在政策法規的框架內進行必要的斗爭，推動歷史前進的步伐。正是他們，讓我們的國家和民族還有希望?！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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