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昌明:毛澤東為何能創造偉大?
——紀念巨星隕落35周年
1976年9月9日,偉大的毛澤東與世長辭。巨星隕落,舉世震動。
毛澤東是一位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是一尊戰無不勝的“軍神”,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者。他在中國革命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是一座永不磨滅的豐碑:
毛澤東的偉大,在于他能把中國這樣“散沙一盤”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大國的人心凝聚為一體,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弱到強,參與創建中國共產黨并在革命斗爭中成長為無可爭辯的偉大領袖;
毛澤東的偉大,在于他能把中國這樣一個由西方列強控制的、無數個大小軍閥實質割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大國,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弱到強,創建起一支人民軍隊,并引領這支軍隊,經過22年戰火的錘煉,(十年紅軍戰爭、八年抗日戰爭和三年多解放戰爭)不斷壯大,戰無不勝,最終戰勝了有美帝國主義支持的800萬蔣介石國民黨軍隊,把自己變成了一尊“軍神”;
毛澤東的偉大,在于他能把中國這樣一個百年來積貧積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大國,從廢墟上創建起一個嶄新的真正統一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并引領中國人民走上了社會主義康莊大道。
是他逆轉了中華民族的沉淪,領導中國人民擺脫了百年來帝國主義列強的欺凌,爭得了中華民族的真正獨立與解放;
是他喚起了農工勞苦大眾,推翻了幾千年的剝削階級的壓迫與奴役,曾經奠定了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真正贏得了勞動者做人的尊嚴,翻身當家作了主人;
是他領導中國人民通過近30年的艱苦奮斗,獨立自主地奠定了“四個現代化”的基礎,初步改變“一窮二白”面貌,為中國今后的發展和偉大的中華民族復興事業創造了條件;
是他發動了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不管革命叛徒如何攻擊和尚處于不覺悟狀態的人們有怎樣不同的評價,但無可爭辯的事實是:他確實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事業——社會主義國家的反修防修、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斗爭,舉行了一場偉大的“預演”,其意義不下于1871年的巴黎公社革命和1917年的十月革命。
當今,不管反共右派掀起多么高的“反毛”黑浪、惡浪,然而,毛澤東在中國和世界革命史上的地位,是誰也抹煞不了的,他甚至贏得了他的對手——資本主義世界領導人的尊敬,更贏得了全世界所有革命人民的無限崇敬與懷念。
美國學者邁克爾·H·哈特認為:
“毛澤東的排列略高于華盛頓,因為毛給國家帶來的變化,比華盛頓使國內發生的變化更為重要。毛排列的名次比拿破侖、亞歷山大等人要高不少,因為他對將來的影響可能比這些人要大得多。”
曾與毛澤東“交過手”的前美國總統尼克松評述道:“無論人們對毛有怎樣的看法,誰也否認不了他是一位戰斗到最后一息的戰士。”
另一位美國卸任總統福特則寫道:“他確實是我們時代的一位杰出人物”,“毛澤東的著作給人類文化留下了深刻的印記。”
同為資本主義大國領導人、前法國總統德斯坦更是充滿敬意地評論道:“由于毛澤東的逝世,人類思想的一座燈塔熄滅了!”
弱小民族的國家領導人則把他看作是人類正義的化身,是反帝、反霸的英雄。
墨西哥前總統埃米略·希爾說:
“毛澤東通過他一生的偉大教導,不僅給中國人民而且給全世界留下了十分重要的遺產。”
拉丁美洲著名革命家、“游擊中心”理論倡導者阿根廷人切·格瓦拉,就是以毛澤東著作為師,為窮苦人的利益而獻身革命事業的。1960年,格瓦拉來華訪問。見到了被自己奉為導師的毛澤東,兩人親密地拉著手說話。他曾以崇敬的心情深情地回憶說:
“毛澤東是游擊戰大師,我只是個小學生。”
巴基斯坦前總理本·布托寫道:
“毛澤東沒有死,他永垂不朽。他的思想將繼續指導各國人民和各民族的命運,一直到太陽永遠不再升起。”“毛澤東是革命的兒子,是革命的精髓,確實是革命的旋律和傳奇,是震動世界的出色的新秩序的最高締造者。”
“像毛澤東那樣的人物,在一個世紀,也許一千年里只能產生一位,他們占領了舞臺,以天才的靈感寫下了歷史的篇章。毫無疑問,毛澤東是巨人中的巨人。他使歷史顯得渺小。”
“毛澤東的名字將永遠是窮人和被壓迫者的偉大而正義的事業的同義語,是人類反對壓迫和剝削的斗爭的光輝象征,是對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勝利的標志。”
在國內,雖然毛主席離開我們已有35年,但反映全國革命人民對他的懷念和崇敬之情的“毛澤東熱”仍持續高漲。
那么,毛澤東的“偉大”是怎樣造就的呢?他為什么能創造出這樣的偉大呢?筆者認為,主要有以下三條:
首先,他始終不渝地有一個完全出于公心的革命大志。
歷史上大凡一個人要有所作為,必有一個遠大的志向。然而,對極大多數人來說,個人立志大多又都出于私心:為了個人出人頭地。如古人立志,發憤苦讀,不外乎“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千鐘粟”,“書中自有顏如玉”;再如“大丈夫建功立業”,無非也就是為了“榮宗耀袓”,“光耀門楣”,如此而已。
可是,毛澤東就是與眾不同,他一心想著的是國家,一心想著的是民族,一心想著的是全體工農勞苦大眾。早在1919年,他在《湘江評論》上發表的《民眾的大聯合》一文中就提出:
“國家壞到了極處,人類苦到了極處,社會黑暗到了極處”,惟有尋求“改造”之路;“根本的一個方法,就是民眾的大聯合。”他總結歷史,認為:
“我們豎看歷史,歷史上的運動不論是那一種,無不是出于一些人的聯合。較大的運動,必須有較大的聯合。最大的運動,必有最大的聯合。”可是,“古來各種聯合,以強權者的聯合,貴族的聯合,資本家的聯合為主。”只有實現了“民眾的大聯合”,才能使“國家”、“人類”、“社會”的命運改變。年輕的毛澤東,堅定地站在極大多數農工勞苦民眾的立場上,堅信一定可以打倒貴族、資本家,實現被壓迫民眾的徹底解放。他堅信:
“民眾的大聯合,何以這么厲害呢?因為一國的民眾,總比一國的貴族資本家及其它強權者要多。”《民眾的大聯合》)
翻開世界歷史,類似毛澤東那樣,能把解放勞苦民眾作為自己人生目標的人,真可謂鳳毛麟角,較典型的就數革命導師馬克思了。1835年秋天,馬克思在中學畢業試卷上,在回答“選擇什么樣的職業?”問題時,明確表示:立志選擇一種能為全人類謀福利的職業。他聲明,他的幸福是屬于千千萬萬人的。
當然,周恩來也可算一個。他于1919年3月寫有《立志詩》:
“大江歌罷掉頭東,邃密群科濟世窮;面壁十年圖破壁,難酬蹈海亦英雄。”隨后,他毅然放棄在日本求學的機會,歸國參加“五四”運動,走上革命道路。
正是因為“始終不渝地有一個完全出于公心的革命大志”,因而,毛澤東即使在其人生巨大的逆境中,也能經受得起“挫折”的考驗。
在中共的發展歷史中,毛澤東是一大13個名代表之一,在1923年的三大上,當選為5名“中央局委員”之一;以后在1927年的“八七”會議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然而,同年9月秋收起義后,由于進攻長沙等大城市的失敗,毛澤東決定放棄進攻大城市,采取向農村進軍的戰略,10月,在井岡山開辟了第一個紅色根據地。按理,毛的正確戰略理該受到肯定,但是,當時以瞿秋白為首的臨時中央卻認為,放棄進攻長沙是一個右傾逃跑主義的“錯誤”,撤了他的“政治局候補委員”的職,加上因上級代表周魯在傳達時的曲解,居然一度宣布“開除”了他的黨籍,讓他成為一名“黨外人士”的紅軍師長。這對毛澤東無疑是一個重大的打擊,但他無怨無悔,繼續努力干革命,建設革命根據地。
1931年1月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仗著共產國際米夫的支持,以王明為代表的黨內“左”傾思潮統治了中共中央。毛澤東先在1932年10月上旬召開的蘇區中央主持的寧都會議上,以違反中央“積極進攻戰略”而被被貶去兵權;后又在1933年1月黨的總負責博古進入蘇區后,以糾“羅明路線”為名而讓他再次隱退;直至1933年10月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失利,紅軍被迫長征,他最終才在1935年1月遵義會議復出。
身處逆境,毛澤東始終采取正確對待組織,正確對待自己,不計委屈,相信多數,相信歷史的光明磊落態度。后來,毛澤東在中共八大預備會議上回顧這段個人經歷時講道:
“我這個人也可以作為一個例子。對我最有益處的,就是封我為‘狹隘經驗論’。”“對于那些冤枉和委屈,對于那些不適當的處罰和錯誤的處置(如被打成‘機會主義’,撤消職務,調離職務等等)可以有兩種態度:一種態度是從此消極,很氣憤,不滿意;另一種態度是把它看作一種有益的教育,當作一種鍛煉。”最終,反而團結了更多的同志,包括那些反對過自己被實踐證明是錯誤了的同志,得到更多同志的擁護。
毛澤東為什么能在逆境中不墮青云之志,關鍵就在于“心中無私天地寬”,關鍵在于他始終不渝地有一個“完全出于公心”的革命大志。對照中共歷史上那些懷著私心、私欲參加革命的人來說,比如羅章龍、張國燾等人,他們可以在順境中當領袖,可是一旦遇到風吹雨打,就會感到是革命虧了他,是同志們虧了他,最終就會在私心、私欲的誘導下,脫離革命成為逃兵,甚或拜倒在敵人腳下,成為可恥的革命叛徒!
正是因為“始終不渝地有一個完全出于公心的革命大志”,毛澤東就會在革命過程中一往無前,無私無畏,全心全意地為革命不惜付出犧牲:在嚴酷的革命斗爭中,他一家為革命獻出了6位親人(愛妻楊開慧,兒子毛岸英,弟弟毛澤民、毛澤覃,侄兒毛楚雄,堂妹毛澤建);抗戰勝利,為最大限度爭取和平民主,為了全國人民的利益,1945年8月,他毅然不顧個人安危赴重慶談判;1947年3月,面對胡宗南十倍于我的22萬大軍的進攻,為了整個解放戰爭大局,中共中央機關被迫一分為三進行轉移,毛澤東勇擔最大風險,堅決留在陜北第一線與敵周旋,直至粉碎敵人的重點進攻,取得勝利……
正是因為“始終不渝地有一個完全出于公心的革命大志”,毛澤東在取得民主革命勝利以后——“功成名就”的時候,能繼續保持革命者的本色:他以身作則不搞特權,建國初期斷然拒絕楊開慧的胞兄楊開智“安排職位”的要求,終其一生,從沒有為自己的親朋好友謀過私利(這種嚴以律己、上應下效的風氣,在很大程度上保證了毛澤東時代整個干部隊伍的清廉!);他保持著革命朝氣,從不停息,領導全國億萬革命人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千秋偉業,即使到了晚年,也能不考慮個人得失,直至不怕“粉身碎骨”發動文化大革命。
毛澤東的上述種種,對所有懷有私心、私欲的“革命者”來說,能做到嗎?不!不可能。
他們會躺在功勞簿上,不求進取,使革命意志不斷消退;他們會“以功臣自居”,要求“打江山,坐江山”,“按功受祿”——做官當老爺,從而讓共產黨人繼續陷入“興勃亡忽”的王朝周期律之中!文化大革命最后所以會以悲劇的形式以失敗告終,歸根到底,就是因為就中共各級領導的多數人來說,他們達不到毛澤東所要求的思想境界。(現今的的腐敗局面就是對“文革”最典型的一種反動)
其次,他創建了一個完整的、徹底的革命理論體系。
革命是千百萬人共同行動的事,這就需要有一個科學的完整的革命理論,以此來指導革命人民進行統一的斗爭。
馬克思說得好:“理論只要說服人,就能掌握群眾;而理論只要徹底,就能說服人。所謂徹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毛澤東的偉大,恰恰就在于只有他才能為中國革命提供這樣一個“徹底”的和“能說服人”的理論——毛澤東思想。
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產物,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化的表現形式,是一個完整的嚴謹的科學的思想理論體系。它是毛澤東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把中國在長期革命和建設中的一系列獨創性經驗進行理論概括,是一種唯一正確的適合中國國情的革命指導思想。
早在上世紀20年代,毛澤東就從中國的歷史和社會現狀出發,通過社會調查,深入研究論證了中國社會的性質、特點和社會各階級在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寫下了《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和《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等文章,奠定了以工人階級為領導、工農聯盟為基礎,人民大眾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根本思想。
1927年大革命失敗,他又從正反兩方面總結了革命成敗的經驗和教訓,提出“槍桿子里面出政權”,以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經過十年內戰,探索出一條“實行工農武裝割據,以農村包圍城市,奪取全國革命勝利”的獨特道路。期間,他還寫下了《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井岡山的斗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和《關于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等,一系列有關建黨、建軍和革命戰爭的戰略戰術問題的著作,從理論上解決了中國必須走這條獨特的革命道路的必然性,以及有關建黨、建軍和革命的人民戰爭理論。
這一期間,黨內接連出現三次“左”傾的危害,排斥毛澤東的正確主張,導致革命根據地的喪失,中國工農紅軍被迫進行二萬五千里長征。1935年1月的遵義會議,中國共產黨糾正了王眀、博古的“左”傾錯誤,實質上確立了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使中國革命轉危為安。以后,毛澤東又正確處理民族矛盾與階級矛盾的關系,同國民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保證了八年抗日戰爭的實現與勝利。
抗日戰爭期間,毛澤東吸收了抗日民族戰爭中的新經驗,撰寫了一系列諸如:《實踐論》、《矛盾論》、《論持久戰》、《〈共產黨人〉發刊詞》和《新民主主義論》等重要著述,形成了比較系統的哲學思想、軍事思想、統一戰線思想和黨的建設思想,特別是系統地完整地闡述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基本理論,精辟論證的黨在民主革命時期的政策和策略,這些理論上的建樹,標志著毛澤東思想已趨成熟。
在1945年4月的中共七大會議上,劉少奇作了《關于修改黨章的報告》,對毛澤東思想首次作了系統的論述;并在七大通過的新《黨章》里,明確載入:
“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毛澤東思想,作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針,反對任何教條主義或經驗主義的偏向。”
七大《黨章》又規定努力學習、領會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是每個黨員的義務。從此,毛澤東思想正式成為統一全黨,新中國建立后又成為統一全國人民的思想。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標志著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結束、社會主義革命的開始。在引領全國革命人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實踐中,毛澤東進一步豐富他的思想。
毛澤東先后寫下了《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論人民民主專政》、《論十大關系》、《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和《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等重要著述,構成了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理論;特別是毛在晚年逐漸完善了“關于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論述,對中國和世界堅持無產階級革命和共產主義事業的人們,具有特別重大的理論意義。
毛澤東思想,是科學而又嚴謹、縝密的中國革命的思想體系,它涵蓋了哲學、政治、軍事、經濟、思想和文化的各個領域,且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基礎上,均有獨特的創造與貢獻。它的科學性已為中國革命的勝利所證實,它的嚴謹、縝密的思維邏輯,是經得起任何挑剔的。
在毛澤東思想里,只有洞察社會歷史發展規律的辯證唯物主義世界觀;只有崇高而堅定的革命目標;只有無產階級革命家大無畏的革命精神;只有對自己國家、民族和人民充滿深情的愛;只有“毫不利己,專門利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人生格言;只有敢于斗爭,敢于勝利的聰明睿智。絕不會出現什么“吃小虧,占大便宜”的說教;也不會有“白貓黒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的實用主義和“摸著石子過河”的茫然;更不會有前后不一出爾反爾的詭辯。
正因為如此,毛澤東思想必然具有像馬克思所說的那樣的理論特性,即能“抓住事物的根本”,具有理論的“徹底”性;這種理論的“徹底”性,又使它能“說服人”,并進而“掌握群眾”。
中國革命所以能得以勝利,歸根結底就是毛澤東思想“掌握”了“群眾”(億萬農工勞苦大眾及一切愿意革命的人們)。
再次,他還具有作為偉大領袖的人格魅力。
不可否認,在歷史大浪搏擊中涌現出來的領袖人物,必有其能成為領袖的一些基本素質。比如,目光遠大,胸懷寬廣;性格堅毅,百折不撓;思維敏銳,縝密果斷;知人善用,能團結人;等等,所有這些素質又可以綜合成為領袖個人的人格魅力。一般的領袖人物需要有這種人格魅力,偉大人物則更是如此。
毛澤東作為中國歷史上涌現出來的偉大領袖人物,他既是時代的產物,又是中國歷史的產物,更是其個人特有的偉大的人格魅力的產物。
1927年9月,當秋收起義部隊進攻長沙等地失敗后,為什么當大多數人仍要堅持進攻大城市的錯誤主張時,唯獨他會提出向農村進軍,并最后能說服多數人的意見,聽眾他的主張進入羅霄山脈地區,建立起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對此,人們可以作出各種解釋,但說到底,這就是毛澤東的偉大的人格魅力。
1935年1月,當遵義會議在激烈的思想爭辯與交鋒中,經過毛澤東的近兩個小時的發言,為什么會在博古、李德“左”傾教條主義者仍然占領導地位的條件下,他竟能獲得多數同志的支持和擁護,甚至贏得了原先反對過他的像張聞天、王稼祥這樣“左”傾同志的堅決支持,使他能重新回到黨和紅軍領導核心中來,這是為什么?這中間除了是嚴酷的戰爭現實教育了他們以外,還有的就是毛澤東個人的偉大的人格魅力。
1950年6月,朝鮮內戰爆發。第二天,美國總統杜魯門立即命令美國駐遠東軍總司令麥克阿瑟將軍率美軍介入朝鮮內戰;還悍然下令美國第七艦隊封鎖臺灣海峽,公然侵犯我領土,干涉我國內政,以武力阻撓中國人民解放臺灣。9月中旬朝鮮戰局發生惡性逆轉,9月底,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陳兵三八線,金日成緊急向中國求援。面對朝鮮戰局,中國要不要應援介入?其時中國正處于建國初期,國內百廢待興;社會上普遍存在“恐美”思想。10月4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商議決策,在與會者多數反對出兵的情況下,又是毛澤東的一番發言,最終改變了多數人的看法,這又是為什么?毫無疑問,這里邊除了有鞭辟入理的精辟分析以外,更多的就是毛澤東作為領袖的個人魅力。
自古以來,血吸蟲病長期危害我國江南人民的生命和健康(時江南12個省350多個縣的患者竟多達1000多萬之眾,受感染威脅的人群更有上億之數)。有鑒于此,1956年毛澤東作出“全黨動員,全民動員,消滅血吸蟲病”的指示。為此,還專門成立“中共中央防治血吸蟲病領導小組”,多次召開全國性的“防治血吸蟲病”會議,大搞群眾性的“滅釘螺”運動,徹底截斷了血吸蟲病的傳播途徑;同時配合治療,經過兩年努力,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徹底根治了這一流傳千年的頑疾。1958年6月30日《人民日報》報道了江西余江縣徹底根治了血吸蟲病,成為全國消滅血吸蟲病的第一面紅旗。毛澤東欣然命筆,寫下了著名詩篇《送瘟神》。全國血吸蟲病的根治與消滅,這既是全國人民和醫務工作者共同努力的結果,也確實是作為領袖毛澤東個人魅力的出色表現——因為是毛主席的號召,全國人民就會自覺地努力地去做——這也就是毛澤東時代成功的秘訣!
始終不渝地有一個完全出于公心的革命大志;又創建了一個完整的、徹底的革命理論體系;還具有作為偉大領袖的人格魅力,正是綜合擁有了這三條,才使毛澤東能在中國和世界歷史上創造出許多偉大。反觀古今中外歷史,有幾個偉人可以與他比肩?一個領袖,能真正能做到全心全意地為國家、為民族、為農工勞苦大眾、為極大多數的人民謀利益,就必然會創造出無數的偉大業績,并在這一偉大過程中鑄就了自身的偉大!
偉人已逝,億萬人民無不懷念。試問:今后我們還能靠什么來凝聚神州13億人民?我們的民族魂在哪里?
可嘆“文革”失敗,反毛勢力興風作浪,如今惡果盡顯:人心渙散,理想失落,目標茫然,私欲橫行!漢奸買辦,彈冠相慶!內外勾結,貪腐當道;再環視周邊,盡現霸權主義的虎狼之心!如此下去,國將不國,民族危亡必然重現!靠什么改變?唯有恢復毛澤東的偉大。
愿國人猛醒,猛醒,猛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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