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銳先生沒白活

李銳先生沒白活　　

——淺析《廬山會議記實》　　

隴上流水　　

 李銳先生，一位老革命，一位曾經(jīng)真正的共產(chǎn)黨人。不保晚節(jié)，如今成了一名公開的、有力度的反共分子，一名引人注目的、不折不扣共產(chǎn)主義的叛徒。　　

中國革命大浪淘沙，在革命的人生路上，不斷有中途停了腳步的，有落荒而逃的，有公然背叛的，似乎并無什么費解之處。但是像李銳先生這樣，經(jīng)歷了民主革命階段那樣的出生入死的艱難歷程，革命成功后身居高位，甚至能混跡中樞核心，即使按照舊觀念，也是榮華富貴，名利雙收，自我已經(jīng)大大的實現(xiàn)。　　

李銳先生在和平年代，在現(xiàn)代顯性政治化的社會里，難免也有政治上磕磕絆絆，馬失前蹄的事情發(fā)生。這是幾乎所有革命老一輩都不能避免、都曾經(jīng)歷過的事情。　　

只是李銳先生要說有其特別之處，那就是特別在1959年廬山會議他的特別遭際上。李銳先生鑒于那場斗爭的政治較量過于復雜，從他個人擁有的政治資源和他個人的智慧水準來看，他實在都很有限，確實事前達不到洞察真像的境地，過程中正如無頭蒼蠅亂撲騰，以致為時勢所迫，舉措失當，一敗途地。事后又無力回天，卻將一腔憂怨灑向無辜者毛澤東，以致深陷人生歧途難以自拔。　　

心無定向，人如怨婦。一步步無可挽回地走向背叛死路，的確是先生的人生最大悲劇。　　

1959年廬山會議，不僅是中國共產(chǎn)黨政治歷程中堪稱歧議、頗多矛盾、常人至今難識其中廬山真面目的非常規(guī)事件，就是在整個國際共運史上，也是頗具深遠歷史影響的政治事件。　　

毛澤東是英明偉大的人民領袖，他的個人智慧和人生功業(yè)，千古無人可及。但他畢竟也是歷史過程中實實在在的具體的一個人。廬山會議可以說是毛澤東一生最大的困惑，有些錯誤他犯的很不合常理，太多蹊蹺之處，是一般平凡之輩很難理會、很難諒解的。　　

其中最突出的兩件，一個是　7月23日　那次講話和三年之后1962年北戴河七千人大會上，他檢討承擔1958年大躍進左傾路線造成的損失，大包大攬全部責任在他，也就罷了。他卻那樣地超乎人之常情。當年廬山會議他講，主要責任應當說在我身上。過去說別人，現(xiàn)在別人說我，應該說我。你們看，“始作俑者，其無后乎”。“我無后乎？中國的習慣，男孩叫有后，女孩不算。我一個兒子打死了，一個兒子瘋了，我看是沒有后的。這近于對自己殘酷,苛虐到了極點。　　

事實是，大躍進左傾狂熱主要是當時處在一線的那一兩個領導一手搧動制造的。在“大躍進”中，毛澤東的頭腦是最清醒冷靜的，他堅決反對那幾個人刮起的“浮夸風”和“共產(chǎn)風”、鼓吹的“窮過渡”，不惜“變?yōu)楸Ｊ刂髁x者”，讓別人說他是“右傾機會主義”。　　

往好里說全黨都沒有經(jīng)驗、急于求成，是一個民族的一次有失有得的挫折而已，總的說是前進中的錯誤。毛澤東事實上，用了極大地努力糾正極左傾向，他自己給自己定位“中右”“是潑涼水的”。因此他只是代人受禍。　　

再一個就是廬山會議原定議程之外，突然發(fā)生的，進行錯誤的反“彭、黃、張、周”的那場政治斗爭，毛澤東是又一次為人劫持、代人受過。世人只知毛澤東整了他的老戰(zhàn)友彭德懷，那里知道整彭德懷的，卻是另有其人。毛澤東不僅代人受過，還在會上會后不厭其煩、苦口婆心地為這幫整人的人作思想開導，作對立雙方的思想政治工作，作全黨的工作。毛澤東這樣作惟一的目的，無非是讓這幫人能當好合格的接班人，讓他們在黨內(nèi)保持必要的個人威望和信譽。毛澤東同意處理彭德懷等人，是揮淚斬馬謖。　　

 廬山會議，李銳先生無可挽回地一頭鉆入他的華容小道，悶頭走向他的麥城，是他人生注定的個人悲劇。可惡之處，他出于個人考慮，先是參乎彭德懷、黃克誠給中央提意見（實際是給劉某人提意見），反“所謂小資產(chǎn)階級的狂熱性”，觸犯了那位大領導及他們一批人的忌諱。一旦發(fā)現(xiàn)、意識到彭老總鬧大了，問題給定性反黨，又喪魂落魄，去當毛澤東面，落井下石，揭發(fā)彭黃張周這些與他都有點交情的同鄉(xiāng)人的問題。更令毛澤東不屑的是竟然無德下跪求饒,語無倫次，喪失一個共產(chǎn)黨員的其碼品格。　　

 李銳的行徑增加了毛澤東處理彭德懷、黃克誠等人問題的阻力和難度。但主要是他自掘墳墓，由于他自個處事的盲目愚昧，按他自己說他是搞水利的，與“彭黃張周”幾個人的問題風牛馬不相及，沒有直接的關聯(lián)，他是笨牛嗆水，自己要趟這淌混水，注定了這場政治游戲中徹底玩完的下場。　　

據(jù)史料記戴，關于李銳這次自我暴露，無德無行的下作表演，咎由自取的最后處理，毛澤東并無只言片語。再說黨史上這次特殊的政治較量，毛澤東連他的老搭當彭德懷、老同鄉(xiāng)兼詩友周小舟都狠著心由人擺布，一個小小的通訊秘書李銳，根本就夠不上那個擋次。給毛澤東記仇耍賴，真是有眼無珠，可惡可悲到了極點。　　

 李銳先生反毛反黨反社會主義，是在毛澤東逝世之后，公開化則是在他從工作崗位上退下來之后，特別是近年的事。這既是時代大趨勢使然，也無以掩飾地暴露了他個人品性的不端。其實他反毛，一則有私怨，主要則是為了通過給毛澤東抹黑，達到在中國大地上否定共產(chǎn)黨、否定社會主義制度，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大目標。　　

李銳先生及他的同道們，應該心知肚明，毛澤東雖然確有失誤、失著，以至錯誤，但他仍然是一座不可俞越的大山，而你們不過是這座大山腳下某處一攝不潔的污土。　　

 “斥鷃每聞欺大鳥，昆雞常笑老鷹非。”　　

 泡制《廬山會議記實》（以下簡稱“記實”），是李銳先生亮出反毛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一面黑旗。是他適應國內(nèi)外反華反共勢力的需要和收買，走向叛黨不歸路的關鍵一步。　　

 “記實”由一本蹊蹺怪異的“黑色筆記本”為由頭，又是當事人的親自經(jīng)歷，似乎讓閱者可以放心由他忽悠，由他以售其奸。李銳先生在這里犯的第一個錯誤，就是以他唯心主義的聰明思維，把他的讀者當成與他不相上下的弱智白癡。　　

 歷史雖然有其復雜難辯真?zhèn)蔚囊幻妫枰藗兿铝廪q其真假，揭露真像。但歷史絕不是“可以由人隨意打扮的小姑娘”。尤其出于不可告人目的有意瞎編亂造的那些玩藝，根本經(jīng)不起事實的驗證。　　

“記實”充滿造謠、詭辯、粉飾、自作聰明的臆測和自我拔高。但也隨時隨處暴露了作者無法掩飾的明顯露洞和矛盾。首先一個硬傷是，作者所期望的權威性，天然的短缺。廬山較量顯然有著決策層不為人知的內(nèi)幕。就如“記實”反映：“廬山會議原來傳說開半個月左右，即　7月16日　大體結束。這次（指毛澤東　7月10日　）講話前后，就安排‘會議記要’了。”、“7月 16日毛澤東給劉少奇、周恩來寫了兩封信，其中一個內(nèi)容是通過《議定記錄》，一周內(nèi)結束會議。”毛澤東的想法清楚無誤。那么是誰，又是為了什么改變了主席的意見，這是李銳先生這個層次不可能了解的。關鍵之處你無從了解，根本就不知道其所以然，你寫了那么一大堆純屬皮毛的雜碎事，堆積在世人面前，能有什么價值呢。　　

 李銳寫“記實”，主觀上是全力為自己拔高樹威，拉虎皮為大旗，去盜名欺世。例如他胡吹一次利用主席召見周小舟、周惠和他幾個人，談話甚融洽，他“乘機建議，財經(jīng)工作還是由陳云同志掛帥為好”。這里李銳完全忘記了他的身份，一介編外通訊小秘書，主席請你去與道上碰見個拾大糞的老農(nóng)民，嘮嘮磕有啥區(qū)別。你竟然能夠就一位議政治局常委的工作安排作出建議，荒謬的令人噴飯。　　

李銳先生和一切開歷史倒車者一樣，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往往是顧頭不顧尾，破綻管不了，目的要達到。他如此賣乖露巧，一則便于欺世盜名，二則為了邀功，直掏黑心腸。即千方百計以當事人的身份讓世人相信共產(chǎn)黨的黑暗，毛澤東的不堪。五八年大躍進、人民公社、大煉鋼鐵，證明社會主義的路走不得。　　

要改旗易幟。是“記實”的全部含金量之所在，也是國內(nèi)外主子，至今把這具政治僵尸仍然捧為座上賓的價值所在。豈有它哉。　　

  李銳先生給國內(nèi)外普世派反華勢力的貢獻也就以“記實”為最，此后的那些雜碎，由于太露骨太下作，人們一看便知是什么貨色，老實說那個作用是相反的，只有配做反面教材的份。　　

李銳先生的特殊之處，還有一點，是個舞文弄墨的人，古典詩詞頗有造詣。可惜決定一個人的社會價值，根本在于他是站在為大多數(shù)人服務的革命者一邊，還是站在腐朽沒落者一邊，為吃人惡魔張目。李銳先生曾經(jīng)為無產(chǎn)階級人民大眾的利益奮斗了大半生，那當然是值得肯定的。他老境不守晚節(jié)，以90多歲的高齡，以那么超乎常人的精氣神反叛他曾經(jīng)為之獻身的事業(yè)。那表明他靈魂的深處，信奉的是“不能青史留名，也要遺臭萬年”的信條。僅從這一點，應該說老人家這世還是沒有白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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