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如網聞博報小社員在此前的《大道國學：官話、“人話”與閑話》、《大道國學：華人、漢人與唐人》及《大道國學：遙想大宋的“大蛋糕”》等《日出西邊/風動中國》系列文章所述，經濟發展富裕之極，文化科技發達之極，軍事裝備強大之極，卻又是腐敗無能喪權辱國之極！這個矛盾至極的大宋王朝，的確是創造了中國社會空前絕后的歷史之最！
那么，這個問題究竟出在哪里呢？難道真是中國文化的“劣根性”所致嗎？任何理性的分析研究，都首先必須建立在同一歷史條件下的可比性基礎上。如果真是像今天某些“洋務”專家精英們所講，是因為大宋沒有堅持以“做大蛋糕”為中心，或是大宋缺乏先進發達的“科技第一生產力”，亦或是缺乏“韜光養晦”的“和平崛起”謀略，乃至于是缺乏世界上最先進的軍事技術裝備，這在當時顯然都是站不住腳的理由。那么，就只能是因為缺乏現代自由民主的“普世價值”了。但試問，當時搶分大宋“大蛋糕”屢屢得手的西夏遼金蒙元，是因為具有“普世價值”的文化先進嗎？
況且，在后來“老歐洲”自15世紀開始遠洋殖民，并大肆搶掠屠殺印第安人和販賣黑奴的時候，西方自由民主和人權的“普世價值”又在哪里呢？可見，西方列強的搶掠起家，只不過是與西夏遼金蒙元強盜習性的擊鼓傳花和創新翻版罷了。而今天西方列強的富裕和“科技第一生產力”的發達，恰恰是搶掠的結果，而絕不是富裕發達的原因。至于西方自由民主的“普世價值”，只不過是給這種因果倒置提供強詞奪理的文化“馬甲”而已！中國人自1840年“洋務運動”以來，始終走不出這個文化迷霧，也正是因為西方列強文化“洋雞湯”的忽悠所致。
當時，大宋“大蛋糕”的表明繁榮，不僅引來了外強的搶分貪欲，而且國家內部也始終蘊藏著尖銳的官僚腐敗和社會貧富兩極分化的矛盾。由于內部“分蛋糕”不公，王小波李順方臘及“水泊梁山”的“山匪”們就蜂擁而起，開始自行組織“搶分”。這種“蛋糕”分配不公的貧富兩極分化，才是雍容富態的大宋帝國的致命“內傷”。那么，“分蛋糕”的最大既得利益集團，又是哪些人呢？首先是通過亦農亦商經營而形成的土地兼并豪強豪族，其次是臃腫龐大的軍政官僚及文士階層。當然，作為農商豪強和官僚及文士集團的總代表，宋朝皇室貴族的利益優先就更不用說了。
亦農亦商的土地兼并，是基于土地私有制生產發展的結果，也是中國傳統小農經濟社會的先天頑疾。只不過在市場經濟空前發達的宋朝，這種亦農亦商的土地兼并狂潮達到了一個歷史的高峰。當今某些精英專家鼓吹的土地市場化和私有化，其實在一千多年前的宋朝，就已經不是什么先進思想了。如果再考慮到可能的兩極分化加劇，那就更不是什么先進文化了。
據史料記載，宋朝官僚機構之龐大和官僚待遇之優厚，也堪稱歷史之最。故此，有人戲稱，宋朝是“中國歷史上公務員最幸福的時代”。其中，對儒家弟子文人學士的優待及其“學而優則仕”的“科舉制度”，在宋朝也達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換句話來講，大宋帝國的政治經濟體制及其“分蛋糕”機制，也正是儒家弟子尊卑貴賤等級禮教文化設計的時代經典。
上述文章觀點在網上發表后，激起了廣大網友讀者的濃厚興趣和熱烈討論。其中，網易新聞論壇《國際關系》欄目的“山姆兄”網友跟帖評論道：“說到這個問題，還真要跟你討論幾句。你說‘但試問，當時搶分大宋‘大蛋糕’屢屢得手的西夏遼金蒙元，是因為具有‘普世價值’的文化先進嗎？’ 相對于當時中原王朝的封建君主制，這些化外小邦的國家體制還多少帶了一些民主的色彩。以蒙古為例，大汗之下還有小可汗，再往下還有貴族、部族首領等等。有什么軍國大事并不是一個人說了算的，要看大部分貴族、首領們的意思。相當于議會制，重大決定要由多數派決定。這不是先進文化嗎？ ”
這位“山姆兄”網友的質疑觀點，的確很有討論價值。也就是說，若以“民主”為文化先進性主要衡量指標的話，大宋帝國的連吃敗仗，也便是因為敗于西夏遼金蒙元的“先進文化”了。再以此來解釋自“唐宋之變”以后中國的衰敗，似乎也可以解釋得通。于是，今日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世界“普世價值”的振振有詞，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如此看來，昔日的西夏遼金蒙元，反倒成世界“普世價值”文明的先行者和領航員了！然而，歷史的事實卻并非如此。
“山姆兄”網友所說的蒙古部落和部落聯盟的這種貴族“議會制度”，歷史上也的確是客觀存在的。不但蒙古部落如此，此前的女真部落、契丹部落及更早的匈奴部落，都有類似的體制。比較類似于邦國組織形態的，還有像周朝及以前“天子”之下的諸侯“分封制”。這些部落“議會制”和“分封制”，相對于秦朝開始建立的封建君主制中央集權制，似乎也的確是比較“民主”一些。在歐洲，也有類似的情況。古希臘商業城邦及城邦聯盟的“市民社會”，似乎也是比后來的羅馬帝國更“民主”一些。
其實，這里首先涉及一個民主的概念和定義標準問題。若從民主的個體私人性與集體公共性的普及程度來衡量，可以分為狹義民主與廣義民主，或是“少數人民主”與“多數人民主”。其中狹義的民主，可以稱為“貴族民主”或“精英民主”。廣義的民主，可稱為“大眾民主”或“人民民主”。二者的根本區別，首先在于“民”的人權尊嚴和公民權利是否普遍平等。而這種普遍平等的前提，又是建立于人人經濟地位平等這一物質基礎之上。就現實社會來講，只有公有制社會，才能夠具備這樣的基本前提。各個階段的私有制社會，在經濟地位“人人生而不平等”的基礎上，再去講平等講民主講公平，本身就是虛偽的道德欺騙。
在歷史上，東方的部落“議會制”和“分封制”也好，西方的希臘商業城邦及城邦聯盟“民主制”也好，均是處于私有制的奴隸制時代，“主人”與“奴隸”的森嚴等級，使得其各自社會成員之間連人的基本尊嚴和權利都不平等，所以充其量只是少數貴族精英階層的“內部民主”，“平民”或“自由民”會享有“有限民主”，奴隸們自然根本是與“民主”無緣的。直至今日，西方文化語境下的“民”，譬如“民間資本”和“民營企業”及“國退民進”之類，實際上都是假廣義的“民”之名而為狹義之“民”爭利。所謂的“民主”與“民權”，也是同樣的道理。
直到現代私有制的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照樣是經濟地位“人人生而不平等”。在此社會不平等的基礎上，對于各政黨政客的競選經費贊助和議會法案利益游說集團的“議價能力”，“民主”權利的天平必然是傾斜于資本實力強大的一方。這樣的“公民社會”的“民主游戲”，操控主導權實際上是掌握在私人寡頭資本集團及其買辦精英階層手里。至于“公民們”定期行使的“民主選舉”投票權利，只是在這個資本精英集團階層內部競爭勝出的“候選人”之間，進行“民主選擇”的權利。因此，這樣的“民主”，充其量只能算是“精英民主”或“金錢民主”。用今日美國“茶黨”人士的話講，就是美國的政治權利已經“拍賣”給了最高“競價者”。
那么，古代的部落“會議制”和“分封制”，與封建君主制中央集權制，究竟哪個更“民主”呢？若從大眾民主或人民民主的角度來看，此二者都是不民主的。但若從狹義的民主角度或是民主普及性程度來看，首先奴隸制社會形態是根本談不上人的尊嚴平等與民主的。而即使是有“貴族民主”，這些貴族也只是社會上的極少數人。封建社會盡管也是私有制，但相對于奴隸社會的貴族階層，地主及自耕農的數量已經大大普及。封建君主作為維護地主階層利益的總代表和權力象征，其所代表的“民主”的廣泛性，自然相對于部落“會議制”和“分封制”時代要提高了許多。從這個相對意義來講，封建社會應是比奴隸社會具有時代進步的文化先進性。
如前所述，從西夏遼金蒙元游牧部落對大宋帝國的輪番燒殺搶掠，到“老歐洲”對非洲黑人和美洲印第安人及亞洲中國人的燒殺搶掠，應該都是有著人類原始野蠻強盜習性的一脈相承。落后民族基于野蠻暴力傾向的一時侵略得逞，并不能證明他們“貴族民主”和“精英民主”的文化先進。這種民族性的集體戰爭狂熱，我們從“二戰”時期的納粹德國和日本軍國主義身上，依然能夠看到人類原始野蠻強盜習性的文化因子。從文化角度而言，自“唐宋之變”一千多年以來，中國在東西方“蠻夷”的左右輪番攻擊下，一步步衰落到了谷底。同時，也使中國人陷入了深重的文化危機。
在此過程中，蒙元最后的“贏者通吃”，并一路狂飆西進。不但“打醒”了“中世紀黑暗”的歐洲，而且同時把中國先進的造紙、印刷、火藥、指南針及航海技術，都“原裝正版”成套地“送”給了歐洲。這個東方來的“草原使者”，既是讓歐洲人喪膽的“兇神”，卻也是給“中世紀黑暗”的歐洲送去光明的“盜火者”。當中國把世界先進科技領航員的“火炬”輸出傳遞給歐洲后，自己便開始進入了長達五百多年的酣夢。那邊廂，經過“文藝復興”的精神準備，歐洲人即開始楊帆遠洋探險領航世界了。
與東方“蠻夷”部落文化自卑的坦直不同，西方“蠻夷”的“野蠻崛起”，雖然也依然是“堅船利炮”燒殺搶掠開道，但在完成了“第一桶金”的原始資本積累后，就迅速舉起了世界“普世價值”布道的文化大旗。俗話說，“流氓惡霸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這個高舉著“先進文化”大旗的西方“蠻夷”，也確實對從中國接手的世界先進科技進行著研發升級，但關鍵還是這桿“先進文化”大旗，一下子把歷來看重文化的中國人給弄懵了。
當然，也不能說西方世界的“普世價值”，真的沒有一點文化含量。畢竟，歐洲人還是從古希臘文明“文藝復興”了一些名詞概念。不過，更為核心的秘密在于，“威尼斯商人”的商業金融基因，原本就是希臘商業城邦文明的古老遺傳。“錢生錢利滾利”的金融致富術，始終在支撐著一批高利貸者和銀行家的生存。盡管，他們在“中世紀黑暗”的神權桎梏下，掙扎生活得十分憋屈。意大利人馬可波羅從中國取經帶回“東游記”，哥倫布從意大利到葡萄牙和西班牙去跟國王談遠洋探險的“合伙生意”，都是有這種商業文化淵源的?！拔乃噺团d”自13世紀末在意大利各城市興起，以后擴展到西歐諸國。包括“文學三杰”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美術三杰”達芬奇、拉斐爾、米開朗基羅，這些文藝巨匠都出自意大利，也都絕非偶然。
社會關注的聚光燈，往往是照在前臺表演的文化明星身上，而這次“文藝復興運動”的“投資人”和主推手，卻是默默無聞的金融家們。他們先借助各國封建“王權”，以“人性”與“人權”的名義，把“人”和“王權”從“神權”下解放出來，這不能說不是進步。然后，再借助“王權”搞“合伙生意”，成群結伙遠洋世界去打劫“搶錢”，這便是自15世紀開始的殖民掠奪時代了。再接下來，就是以“自由”和“民主”的名義，進行資產階級革命以推翻“王權”。再接下來，便是長期操控選票市場“權錢交易”的“民主游戲”了。直到今天，西方世界的“國際慣例”和“普世價值”游戲，幕后“投資人”和主推手，同樣是當年投資“文藝復興”的金融家們的后世傳人。盡管，這個“金融總部”已經“遷都”于新大陸的紐約。
而這種“精英民主”或“金錢民主”，實際上就是“股份制民主”。社會成員的“民主權利”，便是按照個人經濟地位與私人資產的比例分配的。私人資本數量多，“民主權利”就自然大。而工農大眾無產者，就只配免費享受“民主游戲”的盛世狂歡了。在此“股份制民主”工藝生產的市場經濟GDP“大蛋糕”，也自然是按照股份制比例切分的。當下有關“做蛋糕”與“分蛋糕”的爭論，其實本身就沒有弄清這個“股份制蛋糕”的原始成分和結構。
還是一句老話，“流氓惡霸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自中國“唐宋之變”和西方文明的“野蠻崛起”以來，以金融家為“操盤手”的世界市場經濟體系，實際上就是在“堅船利炮”的護航下，進行著“普世價值”的文化產品推廣營銷。他們以金融貨幣為“法器”，營銷的是文化，而收獲的是全世界真金白銀的財富。這種有無相生虛實相形的思維，或許也是從中國文化的“偷經學藝”，只不過是走火入魔進了“歪道”而已?？删褪沁@種基于原始野蠻強盜習性的“歪道文化”，至今還讓中國人未能洞破玄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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