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甄巖網友寫了《整風反右與《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發表、修改》一文，其中提到：
“毛澤東在27日下午的會上，以《如何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為題發表這個極其重要的講話。報告從3時講到將近7時。黨和國家的主要領導人，除劉少奇外出外，都出席了這次會議。”
甄巖網友這篇文章的很多內容實際上是從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傳》里摘錄的。這段話也是摘錄的，它使我想起了美國人羅斯-特里爾的《毛澤東傳》第十三章“疑慮（1956—1057）”的一段話：“即使1957年初毛澤東作出了讓步時，對某些人來說這種讓步是不徹底的。毛澤東在2月份一次會議上發表講話時，一些高級領導人起身離開會場以示抗議。結果，就這篇講話是否應公開發表引起了激烈爭論。劉少奇從《人民日報》發表的會議照片中消失了，另外還有包括朱德在內的五名政治局委員的照片也沒有出現。”
很顯然，特里爾說的這個“2月份一次會議”并不是指“27日下午的會”。按照中央文獻出版社的《毛澤東傳》的介紹，“27日下午的會”是“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會議的規模是空前的，出席會議的各方面人士共有1800多人”，“黨和國家的主要領導人，除劉少奇外出外，都出席了這次會議”，不可能出現“包括朱德在內的五名政治局委員的照片也沒有出現”的情況。
那么，羅斯-特里爾在《毛澤東傳》里說的“一些高級領導人起身離開會場以示抗議”“劉少奇從《人民日報》發表的會議照片中消失了，另外還有包括朱德在內的五名政治局委員的照片也沒有出現”的會議究竟是哪次會議呢？
根據中央文獻出版社的《毛澤東傳》，應該是“最高國務會議第十次會議”：“這以前，26日下午，毛主席先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次會議上就人民內部矛盾的處理和解決問題、敵我矛盾與是非問題講了一次，參加會議的有37人。”
讓我們先來看看關于這個“最高國務會議”的介紹，資料來自《最高國務會議組織結構及其功能探析》（http://cpc.people.com.cn/GB/218984/218997/219022/14818439.html）。
最高國務會議的法律依據是1954年憲法第四十三條：“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在必要的時候召開最高國務會議，并擔任最高國務會議主席。”“最高國務會議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國務院總理和其他有關人員參加。”
“其他有關人員”都包含哪些人呢？“一般而言，最高國務會議的當然與會人員包括國家主席、副主席、全國人大委員長、國務院總理等，另外通常包括“國家領導人員，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中國共產黨、各民主黨派和人民團體的負責人，以及社會各界著名人士””。
很顯然，雖然“參加會議的有37人”，但是“政治局委員”這樣級別的擁有重大決策權的“高級領導人”應該不會超過十個人，其余的二十多人應該是執行決策的具體負責人。“起身離開會場以示抗議”的“高級領導人”就有劉少奇和“包括朱德在內的五名政治局委員”，達六人之多。可見，在當時的“高級領導人”當中，支持毛澤東的實在是不多。
既然在黨內的高級領導層找不到足夠的支持，毛澤東只好把會議“擴大”以便尋求支持了，于是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就應運而生了。“會議的規模是空前的，出席會議的各方面人士共有1800多人”，“黨和國家的主要領導人，除劉少奇外出外，都出席了這次會議”。看起來，經過一個晚上的“溝通”，主要領導人里似乎只有劉少奇一個人仍然公開反對（“除劉少奇外出外”）。
然而，從毛澤東講話之后的大會討論發言來看，并非如此：“隨后，二月二十八日整天和三月一日上午，出席最高國務會議擴大會議的全體人員分組討論毛澤東的講話。三月一日下午，大會發言。發言的有李濟深、章伯鈞、黃炎培、馬敘倫、陳嘉庚、陳叔通、郭沫若、程潛、馬寅初、許德珩、達浦生、劉文輝、車向忱、盛丕華、孫蔚如、黃琪翔等十六人。”
十六個發言人，除了郭沫若之外，都是黨外的“民主人士”。“黨和國家的主要領導人”雖然“除劉少奇外出外，都出席了這次會議”，但卻沒有一個人發言。
然后，“毛澤東根據原始記錄加以整理，作了若干補充，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九日在《人民日報》發表”。
關于這篇正式發表的文章，百度百科上的介紹里有這樣一段話：“講話公開發表前，反右派斗爭已經開始，由于當時對右派分子向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進攻的形勢作了過分嚴重的估計，在講話稿的整理過程中加進了強調階級斗爭很激烈、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沒有真正解決這些同原講話精神不協調的論述。”
那么，“講話稿”與“正式發表的文章”之間究竟有什么樣的區別呢？什么樣的“講話稿”導致了至少六名政治局委員“起身離開會場以示抗議”呢？我認為，“總結”是不行的，還是應該相信群眾，讓大家直接看原文為好。
下面就是講話稿的原文，資料來自：
http://cn.netor.com/m/yuanqu/yq/2002/8684/sys/adlist.asp?joursid=13386
http://cn.netor.com/m/yuanqu/yq/2002/8684/sys/adlist.asp?joursid=13387
http://cn.netor.com/m/yuanqu/yq/2002/8684/sys/adlist.asp?joursid=13388
http://cn.netor.com/m/yuanqu/yq/2002/8684/sys/adlist.asp?joursid=13389
我在末尾再附上正式發表的那篇文章以便對比，資料來自：
http://www.cctv.com/special/756/1/50062.html
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講話稿）
毛澤東（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同志們：
我講這個問題：如何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因為我所碰到的問題，人民內部的問題，是一個重要的問題，占我們很多的時間，問題很多。當然嘛，兩類問題：敵我之間的矛盾，人民內部相互之間的矛盾，事實是要談這兩個問題。并且不只是談一個問題。但是因為我們今天重點想討論第二個問題，重點不放在敵我這個問題上。談的時候，兩個問題都要談。這兩類問題性質不同，解決的方法也不同。過去我們都談過的，叫做兩個口號：分清敵我，分清是非，什么是敵人，什么是人民。要分清是非，這就是講人民內部的啦，人民內部的問題是是非問題，不是敵我問題。那么敵我是不是也是是非問題？也是是非問題。但是性質不同的一類是非問題。我們普遍說，就叫做敵我問題（我們說的習慣說法，兩個比較更清楚）。一類就是對抗性的矛盾，敵我矛盾，對抗性的矛盾。人民內部矛盾就是非對抗性矛盾。人民日報，寫了文章，叫做《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人民日報那一篇文章主要是說國際方面的問題。講這兩類矛盾，是說國際方面的事。很少說國內方面的事。并且，關于人民內部的矛盾，究竟如何解決，沒有做詳細的分析，只有一個原則的說明。這就是無產階級專政，專政的制度、跟民主集中制的制度。這兩個制度的區別。專政干什么？專政管的事情它屬于那一種范圍呢？專政就是對待敵我之間的。解決敵我之間的這個矛盾，就是壓服別人，這里不完全是什么鎮壓了，比如講不給選舉權，比如講他們不能自由出版報紙。敵對階級，比如我們的地主階級、帝國主義分子不能在我們這里出版報紙，臺灣不能在我們這里出版辦報紙，地主階級不讓它出版報紙，剝奪他們這些言論自由，剝奪他選舉權，都屬于這個范圍之內。要行使專政，也要用民主集中制了。誰去行使專政呢？就是要人民啦，階級專政，就是階級對階級的專政，你要去管制他，要去殺他，你要去捉他，當然要經過人民政府，并且要人民。現在我們講民主集中制度，這個制度，只適用于人民內部范圍的，只要不是敵人，那么就是人民，在這個范圍之內，就不是專政的問題，不是誰向誰專政的問題。人民自己不向自己專政，因為這些人有言論自由，集會自由、有結社自由，有游行示威自由，這些是憲法上寫了的。這是民主的問題。民主是有領導的民主，是集中領導下的民主，不是無政府主義的民主，無政府主義不是人民的要求。
大民主、小民主。
匈牙利事件，波蘭事件出來，有些人很高興，來一下大民主嘛， 他們所謂大民主，幾十萬人到街上去了，似乎高興這件事。有少數人 所謂大民主，剛才說了，專政就是要人民去專政，要用階級去專政，階級對階級的專政。從古以來的歷史上，都是所謂大民主，群眾的民主運動，都是對付敵對階級的。我們有些黨外的朋友，當認是少數人，他們也搞不清這個；另外有少數人，他是帶著敵對情緒，他希望用大民主把人民政府怎樣整一下，那也有的。哪一天學波蘭一樣，學匈牙利一樣，把共產黨整一下，我就開心了。這個共產黨實在使我們混不下去，專制的太厲害了。有一個大學生他發表聲明，他要殺很多人，要殺幾百人，幾百人少了，要殺幾千，幾萬、幾百萬。幾千萬人。那當然，這也是有些過甚其詞，真要他殺，也不會殺這么多吧！但是表示了他的一種心理狀態。另外也有一些人是屬于幼稚的，不懂得世界上的具體情況，以為歐洲的那民主自由很好，認為我們這個太少了。他喜歡議會民主，說人民代表大會跟西方議會民主比，要差。主張兩黨制，主張外國樣的兩黨制，這一黨在上，那一黨在下，然后反過來。要有兩個通訊社，唱對臺戲。有人提出：早一點取消專政，有人說民主是目的。我們跟他們說民主是手段，民主可以說，又是民主，又是手段。但是歸根結底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告訴我們，歸根結 底，人類這上層建筑（民主是屬于那個范圍呢？屬于上層建筑，屬于政治這個范疇），它是為經濟基礎服務的。那么一說民主是手段，不是目的，那么就覺得不是那么舒服，一定要講民主是目的就高興一點。
自由，說外國的自由很好，我們這里自由很少。我們就跟他們講，外國那個自由也不那么多，他那議會自由，做樣子給人家看的，資產階級的自由，沒有抽象的自由，只有階級的自由，最具體的自由，看什么階級，看什么集團。英國保守黨有保守黨的自由，工黨有工黨的自由。保守黨的自由要打蘇伊士運河，工黨宣傳不要打蘇伊土運河。保守黨里頭分裂了一部分人，比如艾登的那一個助手，外交部付大臣，叫做納丁，他就宣傳，寫文章一篇來宣傳他的觀點。所以艾登有艾登的自自，納丁有納丁的自由，階級的自由，階級有那個集團的自由，甚至于少數人、個別人的自由。抽象的一般的自由，世界上就沒有那個東西。
思想問題，人民內部的問題，不能夠采用粗暴的方法來解決。用粗暴的方法來解決思想問題，來解決精神世界的問題，解決人類內部的問題，這樣一些想法是錯誤的。企圖以行政命令的方法，壓制的方法來解決思想問題，這樣的方法是沒有效力的，是有害的。你比如宗教，不能以行政命令來消滅宗教，不能強制人家不信教，唯心主義不能強制別人不相信。凡屬思想方面的問題，應該用討論的辦法，辯論的辦法，批評的辦法，教育的辦法，說服的辦法，使人家相信你。
民族資產階級應該放在那一類，放在第一類，還是放在第二類矛盾？我們中國這個問題，《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也沒有談 到。但是大家知道，民族資產階級是不放在第一類的，不放在敵我矛盾這一類的。因為民族資產階級有兩面性，民族資產階級他愿意接受憲法，愿意接受社會主義改造，愿意走向社會主義。因為這樣的理由，民族資產階級跟帝國主義不同。跟官僚資本主義不同，跟封建主義不同。有這樣的不同，民族資產階級愿意接受社會主義改造。工人階級跟資產階級就是說跟民族資產階級嘛，是一個對抗性的兩個階級，是對抗性的，兩個階級是對抗的，對抗性的矛盾如果處理得當，可以轉變為不對抗，可以轉變為非對抗性的矛盾，由第一類矛盾轉變為第二類矛盾。如果我們處理不當，不是團結教育這樣的方針，勢必走向對抗。我們要把它放在第一類，那么就變成敵人了。不按這個實際情況辦事，在中國這樣的國家，中國這樣國家的民族資產階級，有反帝國主義思想的民族資產階級。剛才提出這個問題，就是對人民內部的矛盾如何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如何處理這個問題是一個新問題。歷史上馬克思，恩格斯對于這個問題談得很少，列寧談到，簡單地談到，說是社會主義社會對抗消滅了，矛盾存在著，那是說的所謂對抗消滅了，資產階級打倒了，但是人民之中還有矛盾，列寧已經說人民之同還有矛盾。列寧來不及全面分析這個問題。關于對抗，人民內部的矛盾有沒有可能由非對抗性的矛盾轉變為對抗性的矛盾？應該說是有可能的，但是列寧那個時候還沒有可能來詳細觀察這個問題。只有那么短的時間。十月革命以后嘛，在斯大林負責這個時期，他是在很長的時間內把這兩類矛盾混合起來了。本來是人民內部的問題，比如講，講政府的壞話，說政府，不滿意政府，不滿意共產黨，批評政府，批評共產黨，這么有兩種，有敵人批評我們，有敵人不滿意共產黨，有人民批評我們，有人民批評共產黨，這應該分別，斯大林在很長時期內，他是不加分別的。差不多是不加分別的。有一些在蘇聯作過很長時期工作的給我說，那是不加區別的，只能講好話，不能講壞話，只能歌功頌德，不能批評，誰如果批評了，那么就懷疑你是敵人，就有坐班房的危險，就有殺頭的危險，這兩類矛盾本來容易混合的，容易混起來，他們也混起來。我們在肅反工作中，也曾經并且常常把好人當作壞人去整，把本來不是反革命，懷疑他是反革命去斗，有沒有呢？有的，從前有，現在還有。問題是，我們就是有一條了，分清敵我，懷疑就斗，有些斗錯了，就平反，并且機關學校，在延安時期就有規定，機關、學校、部隊、團體，人民團體的反革命，真正的反革命也不殺，小反革命不殺，大反革命也不殺，實際上執行這一條，雖然法律上不規定這一條。因為法律上有例外的，少數例外還是難說的。但是我們實際上不殺的。一個不殺。有了這么一條，就保證了萬一錯了的時候，有挽回的余地。容易混合還表現在兩派，左派，右派。有右傾思想的人，他們不分敵我，認敵為我。不分敵我，這樣的人還有，我們現在這還有。在我們看來，在廣大群眾看來是敵人，在有些人看來那是朋友？比如我這里有份材料，有位同志寫信給我，現在發給大家了，是反對釋放康澤，在他看來，康澤是敵人，這個人去年十二月出席全國工商業聯合會代表大會代表，是襄陽地區的，康譯過去在襄陽工作過。他就反對，但是跟康譯過去是朋友的人就不同了，他那感情思想就不同，所以這跟人民有很大的差別。敵我不分。美國月亮跟中國月亮沒有分別，美國月亮比中國月亮還好，我贊成美國月亮跟中國月亮是一個月亮，但是說美國月亮比中國還好我就不相信，為什么你那個月亮比我那個月亮還好一點？
左派，左傾機會主義者。所謂“左派”是打括號的“左”，不是真正的左，這些人過份強調敵我矛盾。比如斯大林就是這樣的人，我們也有這樣的人，強調過分，有把第二類矛盾，本來是人民內部的矛盾誤認為第一類，誤認為敵我，在肅反中屢次出現。我已經說過，這是“左”的。在延安時期，一九四二年我們提出過這樣的口號，叫做團結，批評，團結，這樣的一條方針來解決人民內部矛盾，我們找出這么一個公式。講詳細一點，就叫做從團結的愿望出發。經過批評或者斗爭，在新的基礎上達到新的團結。后來那個時候，我們為了解決黨內的矛盾，共產黨內部的矛盾，就是教條主義與廣大黨員群眾之間的矛盾，教條主義同馬克思主義之間的矛盾。鑒于以前所采納的方針，這個方針是從西天取經取來的。那個“西天”就是斯大林，就叫做“殘酷斗爭，無情打擊”，鑒于那個不妥，后來我們批評教條主義的時候，就不采用“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辦法。改用另外一種辦法，另外一個方針，就是團結他們，從團結的愿望出發，經過批評或斗爭，在新的基礎上達到新的團結。這個方針好象是一九四二年整風提出的。經過幾年，到一九四五年，共產黨開七次代表大會的時候，達到了團法的目的，中間經過批評。為什么要有第一個團結，要有團結的愿望呢？如果沒有第一個團結，沒有團結的愿望，一斗，勢必把事情斗垮斗亂了，一斗就不可收場。那還不是“殘酷斗爭，無情打擊”嗎？因為你主觀上沒有想，就沒有準備去團結他們，所以要有第一個團結，經過批評，斗爭，最后達到團結的結果，這么一個過程，表明從這個過程里我們找到了一個公式：團結——批評——團結。后來才推廣到黨外，逐步推廣到北京。我們勸過民主黨派也采用批評的方法。資本家即剝削者可以采取這個方法。我看要臺灣采用就比較困難啦。因為這也是剝削者，這是兩類剝削者，蔣介石采用就不行了。蔣介石和胡適就是另一類的。二個人的斗法，比如我們要批評杜勒斯？從團結的愿望出發。經過批評，在新的基礎上達到團結，不可能的，（笑）但是民族資產階級是可能的，這是完全證實了。犯錯誤的人，有各種小資產階級思想的人，資產階級思想的人，有唯心論的人，有形而上學思想的人，宗教界都可以用這個方法，來推廣這個方法，發展到整個人民內部。學校、工廠、合作社、商店，都可從用這個方法。六億人口里頭可以發展到解除武裝的敵人。敵人已經解除武裝的，比如過去我們對于俘虜，就是這樣。已經解除武裝我們對待俘虜，跟沒有解除武裝之前，是兩種態度。沒有解除武裝之前，就是兵對兵，將對將，你死我活；一經解除武裝，我們就用另一種態度對待他們了。對這些勞改犯的人，我們也用這個方法對待，從團結的愿望出發。俘虜，解除武裝的敵人，特務解除了武裝，就是認清他是特務，決定不殺了，怎么辦？改造他。改造就是要從團結的愿望出發。你還叫他活嘛不要消滅他嘛。去年，一九五六年五月二日，我在一次最高國務會議上所講的十條，在那個會議上討論了一個十條，十條里有兩條（今天在座的不少人都參加了那次會），一條是敵我，一條是是非。一條是敵我關系，一條是是非關系，所謂是非關系，就是人民內部的相互關系，人民內部的矛盾。
從上我講的是第一，是開場。兩類矛盾問題。
第二、講肅反問題
肅反問題就是第一類矛盾的問題。我說比較起來，我們這個國家的肅反工作究竟做得怎么樣呢？是很壞，還是很好？我看缺點是有，但是跟別的國比較起來，我們做得比較好。比蘇聯好，比匈牙利好。蘇聯太左，我們鑒于它，我們也不是特別聰明。因為蘇聯已經左過了，我們在那里學了一點經驗。我們自己也曾經左過。在南方根據地的時候，那個時期就不懂得，吃了虧，每個根據地沒有一個根椐地他不用，就是學蘇聯那個辦法，后來糾正了，才得了經驗。延安才規定了九條。一個不殺，大部不抓，到北京有所進步，當然還有缺點，錯誤現在進步了，比起蘇聯來，就是兩條路線（指過去，不是現在，就是斯大林當政時期，他那個東西搞得不好），他有兩面，一面是真正反革命肅清了，這是一面對的；另一面殺錯了許多人，重要的人，象共產黨代表大會的代表，殺了百分之九十，中央委員殺了多少？第十七次黨代表大會的代表抓起來，跟殺掉的占百分之八十，而第十七次黨代表大會上選出來的中央委員抓起來跟殺掉的占百分之五十。我們沒有干這件事，是鑒于他了。殺錯了的人，有沒有呢？也有的，大肅反的時候，一九五○年、一九五一年、一九五二年、那三年的大肅反也有的。殺土豪劣紳在五類反革命里面也有。但是根本上沒有錯，那一批人應該殺，一共殺了多少人呢？殺了七十萬。從那以后大概殺了七萬多。不到八萬。去年起就根本不殺了，只殺少數個別的人了。人們就說：你們這些人，就是這么反復無常，你早知今日，何必當初？現在又不殺了。后來這四五年只殺了幾萬人。去年起差不多根本不殺了，殺得很少，個別的。在五○年，五一年，五二年殺了七十萬，香港的報紙把這筆帳給擴大了（當時我們也不需要和他對帳），他說我們殺了兩千萬，用減法來計算，二千萬減去七十萬，委實等于一千九百三十萬，他那個多了一千九百三十萬。“討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哪兒殺了兩千萬人呢？七十萬人則有之。那一批不殺，人民不得抬頭。人民要求殺，解放生產力。他們是束縛生產力。“惡霸”——東霸天，南霸天，西霸天，五類反革命的骨干分子。現在有些人想翻這個案，有些朋友想翻這個案，翻那時候的案也是錯誤的，我看不值于翻。如果翻人民會起來打扁擔，農民就要起來打扁擔的，工人也拿什么武器，拿鐵條打我們的。
比如匈牙利，匈牙利對于反革命份子根本沒有肅，殺了拉伊克，他倒是把革命分子殺了幾個，而反革命就殺的很少，所以就出現了匈牙利事件。從我們國家看。匈牙利這樣事件以后。人們說中國局面很穩固，外國人在這里看了也是如此，我們自己也這樣覺得。
匈牙利事件以后，中國有沒有什么風波沒有呢？
有那么一點小風波。“風乍起，吹向皺一池春水”。那春水是吹皺了，但是七級臺風引起那樣大的波浪是沒有。為什么道理，好幾個原則，肅反把反革命根本上肅掉了，剩下的沒有幾個，還有一點少數，極少。這是一條。第一條還不能講這個咯。第一條是幾十年革命斗爭鍛煉出來的根據地，解放軍，共產黨，民主人士，幾十年斗爭鍛煉出來，我們的黨是生了根的，我們的軍隊是有戰斗力的，我們是經過根據地逐步發展的，不是突然占領中國，民主人士也經過鍛煉的，共過患難的。學生們，有“一二、九”“九、一八”“五卅”運動，抵制日貨，“五四”運動。五四運動起，各種學生運動也是在反帝國主義鍛煉出來的這個傳統。什么民生隊，這是第一個，第一個是我們從反對帝國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封建主義長期斗爭中鍛煉出來的。人民有教育，包括知識分子也有教育，知識分子的自我教育，就是自我造反。而匈牙利沒有。再有我們的反革命肅得差不多，當然還有別的因素了。比如講經濟措施，比如我們對民族資產階級的政策，團結民族資產階級，團結民主黨派。現在我們大學，大學生的成分怎么樣？百分之八十還是地主、富農、資本家的子女，而匈牙利大學生百分之六十是工人農民的子女，工人農民的子女大罷工，大游行，聽“裴多菲俱樂部”的命令，我們的地主、富農、資本家的子女，我們也沒有“裴多菲俱樂部”，當然了，可是他們愛國，除了個別少數人說怪話，講鬧話主張大民主，主張要殺人之外，絕大多數是愛國主義者，是贊成社會主義的，是要把中國建立一個強大國家的，有這樣的一個理想，所以我們比匈牙利好。比較起來，我們的肅反沒有蘇聯那么左，沒有匈牙利那么右。我們的方針是有反必肅，有錯必糾，有反革命就要肅清，有錯誤就糾正嘛！
有沒有過火的呢？有。有沒有漏掉的呢？也有。過火的，漏掉的都有。我們采用的是群眾肅反路線，采用群眾肅反路線，這個路線當然也有它的毛病，但是主要還是比較好的，群眾得到了經驗，群眾在斗爭中得到了經驗。犯錯誤，群眾也得到了犯錯誤的經驗，叫做犯錯誤，搞對了，得到了搞對了的經驗。我們希望在肅反工作中這些毛病要加以糾正。中共中央已經采取了步驟去糾正這些缺點。我們提議今年明年（如果來得及有這兩年，搞的好今年就可以搞完）來一次大的檢查，全面來檢查一次，總結經驗。中央由人大常委跟政協常委主搞，地方由省市人民委員會同政協主搞。個別的檢查，不見得會有效力的，有人寫一個信，說他有問題，就去檢查一下。我們現在的目的是第一，不潑冷水，第二、要幫助他們。向廣大干部潑冷水是不好。“都錯了”“就是你們搞錯了”，結果所有干部都抬不起頭。一不要潑冷水，二有錯必糾，一定要改正那個錯誤，這個包括公安部，監察部的工作，勞改部門，勞改部門都有許多毛病。由人大常委，政協常委主搞，并且我們希望這些常委，人民代表，政協委員還可以參加，具體來得及的都可以參加檢查，全面的檢查一次，這對于我們的法制工作會有幫助的。地方有地方人民代表跟政協委員去參加。還有反革命，但是不多了。這是兩句話，是表明兩件事情。第一條，還有反革命，有人說沒有了，天下已經太平了。我們可以把枕頭塞得高高的。這個不合乎事實。在地球上有個中國，中國就有個北京。北京就有個航空學院，航空學院里就有個共產黨支部，共產黨支部就有個總支部付書記，此人叫做什么名字？這個人應該給他揚一下名吧（臺下：叫馬云風！）馬云風就寫標語一個：叫什么“反對蘇聯出兵匈牙利”。他又不跟黨委商量，你一個支部付書記，他秘密寫了很多標語，到處都貼了。他這實際上這位共產黨員就是贊成反革命暴動，贊成西方國家去援助匈牙利。所以應當肯定，還有反革命。過火的，漏掉的都有，這種人不一定是反革命，他有反動的思想，這個人后來開除了黨籍。但是還留他在那里讀書。因為他有反動思想，也有反動行為，但是說他是什么蔣介石派來的人或者怎么樣也不是的。發現反動標語還不少，在北京的學校里頭，工廠也有，學校也有。所以“無反革命論”天下太平沒有反革命了，這個思想是不對的。第二條：但是不多了，就是反革命很少了。這兩條都要肯定。如果說現在還有很多反革命，這個意見是不對的，其結果就會要搞亂。至少，我說十個指頭，除了九個，至少剩下一個。不是還有十分之一的反革命，可能只有百分之一，把反革命當成一百，可能只有千分之一，總之不多了。
是不是應該大赦：大赦的問題很多，朋友有興趣。我對這個總不那么積極，消極分子（笑）。所以以免讓一些朋友有一點小小的摩擦。大赦可赦不得。憲法上規定了，那你當主席，你又不遵守憲法？我說，不起這個名義。實際上也可以大赦，但不一定要用大赦這個名字，一下把反革命都放下去。如果大赦就必然包括康澤，王耀武，宣統皇帝、杜律明、這些人放出去，老百姓勢必反對。現在這時候，犯人勞改者就反映，“大反革命你們都赦了，我為什么你們不赦呢？”所有犯人都這樣講，法庭無事可作，檢察機關也不要了，因為康澤都可以赦嘛，有人說“臺灣都可以赦免。蔣介石都可以赦免，為什么康譯這些人不可以赦呢？”誰赦蔣介石了呢？沒有那個赦他，人民代表大會也沒有做決定赦蔣介石！我們是向蔣介石建議，你如果起義，你變成起義將軍，就可以取得赦免的權利。臺灣方面的人，你們要起義，我們現在不說蔣匪，“蔣介石匪幫”了，可是他可不同，天天叫我們為“共匪”，對民主人士也不客氣，叫做“逆”，比如說“張逆治中”之類，在報上發表了。所以放不得。那么是不是永遠不放呢？那不是。我看慢慢放，今天放一個．陰放一個，陽放一個，今天放一個，明天放一個。反正是不登報，也不下一個命令。少數著名的分子將來考慮。比如宣統皇帝怎么處理？人家是個皇帝，我的頂頭上司（笑）。上了四五十歲以上的人，都是他的部下，都是他的百姓，但是這位宣統皇帝也得罪了人民，將來也可以放的，但是現在不能放，現在還不能大赦，赦出來對他沒有益處，對康澤也沒有益處，對杜律明也沒有益處。對這些人放出來，人民不諒解。請他們參觀，看看天安門，看看武漢大橋，看看工廠，看看農村，宣統皇帝也看了，康澤也看了。學習、教育，看報紙，研究、是不是可以找點工作給他們做，也可以考慮，就在班房里放點工作。逐步放掉那些改悔比較好的那些犯人。改悔較好的，罪又不很重的，逐步放掉他們。以后這樣放就是，不要在報紙上登報，因為這個是人民的問題，農民要拿起扁擔來，工人要拿起鐵條來打，我們是受不了的，我們的手無縛雞之力。這是第二個問題。
第三個問題是社會主義改造。
講這么幾點，一個問題是合作化。去年下半年以來，上半年那個熱潮過去以后，人們冷靜地想一想，又發生了一些問題了，上半年優 越性就很大，合作社一到下半年好象優越性就小了，來了一陣風，不是臺風，而是有那一股小風，說合作化不行了！今天發的文件里頭有一個王國藩合作社，請各位看一下，這里缺少一個壞的，一個壞的典型。將來要找幾種類型，這是一個好的典型，是很艱苦奮斗的。合作社一定要在艱苦奮斗中建立起來。什么事情都是有困難的，新生事物的成長是要經過曲折的，要經過批評的。人們不習慣集體生活，人們對于集體生活不習慣，特別是富裕中農。富裕中農是最不習慣，擁護合作社的是什么人呢？就是貧農跟下中農。對于合作化不滿意的是什么人？地主富農以外是富裕中農。表示很不滿意的有的有些地方大概占全體農民百分之一，有的地方百分之二，有的地方百分之三，有的地方百分之五，總是百分之幾。因為富裕中農在合作社頭幾年，是不如他的理想，比他單干時候要差，因為不能請工了！不能雇長短工了！那末，要多少時候合作社才能鞏固呢？現在的合作社絕大多數全國還只有一年的歷史，就是去年這一年，前年一個冬天，一年多一點的歷史，我們就要要求好，這個就不行的，是要逐步才能鞏固的。大概需 要五年，去年一年，今年起還要四年。比如王國藩合作社，他有五年了。河北省遵化縣，靠近長城，靠近熱河有那么個縣叫遵化縣，這個合作社完全鞏固了。農民生活有了改善，有所改善。七年以來，一九五○起，七年以來增加了一千四百億斤糧食，一九四九年只有二千一百億斤糧食。全國農民生產的糧食。而七年以來增加了一千四百億斤。現在有三千六百億斤糧食了。去年我們有三千六百九十億斤糧食。因此農民生活有相當大的改善，所謂農民生活沒有改善這種觀點是不符合事實的。有一部分農民還沒有改善，缺糧戶大概還有百分之十左右，有的地方百分之十五，有的地方百分之幾。缺糧戶在逐步消滅中間，我看大概過三年到四年。我們不是說合作化鞏固要五年嗎？有五年缺糧戶就消滅了，以后統購統銷就只統購不統銷，農民我就不銷糧食給他了，準備幾年之內，我們不增加購糧的數目，增產不增購。現在農民手中有多少糧食呢？有三千六百億斤，國家征農業稅一小部分是小部分，大部分是買來的，購來的，征同購，征農業稅和購糧這兩部分共計去年是八百另二億斤。三千二百億斤中，國家手中拿了八百另二億斤，統銷在農村有多少？全國農村缺糧戶和災區農民，如種棉花的農民，只銷三百九十億斤，四百億斤，八百億斤中，城市及出口，出口只有三十八億斤、四十億斤，城市人口吃的后備糧合起來只有四百億斤多一點，如果還有兩年三年只征這么多糧，那么農民就會富起來，就可以多養豬，多養性口，農民可以儲備一部分，所以說農民生活沒有改善，農民苦，一片苦聲，不會是。我們有些干部，也這么叫，有一些他們實際上是代表富裕中農，因為干部有了幾個錢，寄點錢回去，今年寄點，明年寄點，幾年之內他家里有了，就成了富裕中農。富裕中農叫的最厲害，就影響我們的干部，民主人士也受其影響，大概也有什么親戚朋友之類。這個就要加以分析。也有民主人士，也有共產黨，有非共產黨，跟著一起喊：合作社沒有優越性。我看還是有優越性。王國藩合作社你們看。為什么匈牙利，波蘭合作社搞不起來呢？波蘭只有百分之六農村人口加入合作社，一陣風吹掉了大部分。哥穆爾卡一篇演說就崩潰了。一萬多個合作社，只剩下—千多個，吹掉了十分之九。在我們國家里能夠有這么快的合作化，這是有好多原因：第—最基本的原因就是由于地少人多，多的要命，每人的土地很少，集合起來比較好。第二是我們黨，人民政府所采取的步驟。采取有步驟的，分幾步，分幾個步驟，因此我們與蘇聯合作化的過程不同，他們的合作化幾年不增產，而且減產，我們的合作化是增產，如去年我們增產二百億斤。除了富裕中農叫，因此影響黨內外同志這原因外，還有一部分原因是農民真正苦，就是剛才講百分之幾的缺糧戶。還有 一個是農村和城市的比較，城市工資比較高，現在農民每年平均收入六十塊，有高于六十塊的，有低于六十塊的，比如五十塊，四十塊還可過，三十塊就差了，還有二十塊、十七塊的，一家四口十七塊。四七二十八，六十八元要過一年，那是最苦的，但是高的也有高達一百多元的有沒有二百多元的？有二百多元的。有的一個人一千塊、家庭四個人就有四千塊，幾年之后，你們看，農民要比工人富，你們看吧，工入除了一部分粗工、臨時工、工資不適當，一到城里來八十塊一個月，有部分工資是不適當的，這跟農民一比較起來，刺激他們。但是城市跟鄉下是兩種生活，鄉下如果每人有五六十元錢，一年一家就有二百四十元人民幣，那就很可以過生活了。有個地方算了帳，有四十八塊錢收入，每人四十八塊收入，一家四口每人四十八元，那生活很好了。鄉村很多東西不要花錢買，城市樣樣要錢，所以是兩種情況，把兩種情況混合起來是不適當的。
第四關于資本主義改造。
有沒有研究，但我鼻子聞到那么一點東西，也在這說兩句。在資本主義改造方面，也有那么一股小小的風，也是“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說是資本家就不用改造了，跟工人差不多了，甚至說資本家比工人還要高明一點。有些人這么說，當然可能是少數人，有這么一種思想，“如果要改造，為什么工人階級不改造”？誰說工人階級不要改造？工人是要改造。階級斗爭中間改造整個社會，也造改了工人自己，這是恩格斯說的。在階級斗爭中間，改造了其他人，也把自己改造了，并且無產階級不解放全人類，那他自己就不能解放、他是統籌兼顧，這是個戰略方針。拿我們中國來說，如果不解放六億人口，那工人階級就不能解放，所以階級斗爭中間都要改造的，比如我們在座的這些人，我們每年都有進步，這也是一種改造。我這個人從前也是個知識分子，各種思想都有。喜旺嘉錯先生，你那個佛教我們拜過菩薩的，我經過南岳山，為我母親還愿。我信過無政府主義。嘿！那個無政府主義很好，又信過康德的唯心論，你看我這個人多復雜。馬克思主義后來才鉆進去，把我腦筋改了一下，名字曰改造，主要是在階級斗爭中。這幾十年來，資本家就那么高明，一點不要改造了？我看不然，我都要改造，你不要改造了嗎？（笑）你沒有兩面性了？只有一面性了？這是形而上學的觀點。只有一面性對事物不能分析，總有缺點，兩點論唄，優點缺點，而且資產階級根子還沒有脫離，資產階級還沒有摘掉帽子，摘掉帽子還有一個時期思想改造。這種觀點如果勝利，那么資產階級的學習任務就沒有了。現在我們大家都學習嘛！政府工作人員都要學習嘛！反而資產階級不要學習了。那短期訓練班就不要開了！這不符合工商業者多數人的愿望的。他們是愿意學習的，學習四十天回到工長，面目一新，有了共同語言了，跟公方代表以前是格格不入，你是資本家，我是公方代表，兩個人客氣的很，貌合神離，同床異夢，現在你算是資本家、還算我是資本家？我算是資本家嗎？我進了四十天的訓練班，回來時有了共同的語言。生怕聽改造兩個字，我們有些人。改造這個東西，美國人叫洗腦筋，我們叫改造。我看美國人確實是洗腦筋，美國人可洗得兇，我們這個還文明一點。照這種議論，那憲法就要改了，因為憲法上說工人階級領導的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那都一樣了。工人不僅和農民一樣而且與資本家一樣，那工人階級的領導就要取消。我剛才聲明了這不是多數人的意見。這是有些人在說。
第五、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這個問題。
前面說的，我們六億人民有很大進步，民族資產階級有很大進步，工人有進步、農民有很大進步，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也有很大進步，但是也有不正確的思想，也有歪風，有那么一些波動。匈牙利事件出現以后，有一些怪議論。我已經說過，討厭馬克思主義，只愿意鉆業務，說將來可以賺薪水，無非是為吃飯，此外還有一個討老婆、討老公，大概是這兩件事。一個叫吃飯、一個叫生兒子。至于什么政冶、什么前途、理想、這個東西不著重，好象這個馬克思主義興了一個時期，到去年下半年就不那么行時了！也有缺點，所以要加強思想工作，要加強政治工作。在我們的青年中間，在知識分子中間，進一步改造自己，還是要提改造，不要避免這個改造。過去那些改造思想改造有點粗糙，有些地方傷了人，現在不要搞那么樣的改造。努力學習，除專業之外、在思想上有所進步，政治上也有進步，學點馬列主義，學點時事、學點政治、這個東西很有必要。如果沒有這個東西，就沒有靈魂。就學那么一行專業，一輩子吃不完。沒有政治工作，不作政治工作。最近一個時期政治工作、思想工作減弱了，教育部門不管政洽工作。教育部門不管誰管？
高教部應該管政治工作。我看共產黨應該管，青年團應該管，行政部門政治應該管。以前叫德育、智育、體育，現在我們變成兩育了。智育專搞智育，此外還插點體操，就叫體育。德育，不要了，所謂德育就是學點馬克思主義，學點政治，學點這些東西。
第六、增產節約反對鋪張浪費。
又來了！不是反過了嗎？現在又反鋪張浪費。共產黨就是那么一套，而且摸得共產黨不過就那么一套，幾個月完后就沒有事了。現在有那么一種議論，這個是不是真的，我看也有點真，真正反一次的時候是三反。三反時把鋪張浪費，把貪污腐化反了一反，后來沒有再反了。有一年提倡過一次節約，那是節約什么東西呢？那是講節約非生產性的基本建設，降低標準，就是前年節約了二十多億，很大一筆錢。但有些地方節約不當，節約結果工程不好，節約過了。另外，在生產方面節約原料，以至降低了質量，就是基本建設降低了質量、生產降低了質量，這些是那次的缺點，但成績很大，節約出來二十多億。別的一般沒有搞節約，機關、學校、工廠、合作社、商業系統，運輸系統都沒有搞，現在要提倡節約，現在要在全國范圍內開展增產節約運動，反對鋪張浪費。這樣一來，現在就開始見效。桌椅板凳都不買了，地毯沒人要了，我有一批地氈出賣，在座的沒有買主，我看如果你們不要，我就沒有辦法，大家提倡增產節約，我有那么多地毯可見不得了，現在反到我身上來了！這一回比較要搞徹底些。今年搞不完，明年再來。我打個比喻，象洗臉一樣，你們各位是怎樣洗的，一個禮拜洗一次是不是？（笑）據我所知道的許多人的洗臉是一天洗一次，至少。有的一天洗幾次。為什么道理？為什么一付臉要天天洗，干什么？那無非不是增產也不節約？無非是為了面貌要漂亮一點，為了使尊容漂亮一點。每天洗一次面，這無論是共產黨非共產黨都搞這事嘛！并非共產黨員提倡才洗臉，從古以來就洗臉嘛！現在反對貪污浪費，這東西就等于我們洗瞼。人就是經常要洗臉。人不是別的動物，別的動物它就不洗。人是高級動物，所以他就要洗臉。我們的黨，民主黨派的一些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知識分子、工商業者、工人階級、農民、手工業者達六億人口。我們來提倡一個節約。現在搞的不象樣子，許多人無非是升官發財的思想大為發展。去年這個評級評出一個毛病來了。評級無非是爭名奪利。爭名于朝，奪利于市。
第七、統籌兼顧，適當安排。
這是一條戰略方針。所謂統籌兼顧就是六億人口。同志們都是負責的同志，替國家負責任的。我們作計劃、辦事、想問題總要從六億人口這一點出發，我們這個國家這么多人。這一點是世界各國都沒有的，它就有這么多人，六億人口。這里頭要提倡節育，少生一點就好了，要生計劃生產。我看人類他對自己最不會管理自己，對于工廠的生產，生產布匹，生產桌椅板凳，生產鋼鐵，他有計劃、對于生產人類自己就是沒有計劃，就是無政府主義，無政府無組織無紀律。（大笑）這樣子搞下去，我看人類要提前大拼的，就是趨于滅亡。中國六億人口，增加十倍是多少？六十億，那時候就要快接近滅亡了。沒有東西吃。加提倡衛生，衛生工作一做，防疫計一打，準準那么多，可不得了，大家都是年高德劭，（大笑）我今天不著重談節育問題，因為我們邵力子先生他是專門名家！（大笑）他是大學專科畢業的，（笑）他比我高明。還有我們李德全部長，也很注意。這個政府可能要設一個部門，設一個生產計劃部門好不好？（大笑）或者設一個委員會吧，節育委員會，作為政府的機關。人民團體也可以組織一個，組織人民團體來提倡，因為要解決一些技術問題，要撥一筆經費，要想辦法，要做宣傳，這一點現在不多講，我講還是用戰略方針。比如我們的一些事。救災。全國每年都有災，有很多災民，要給他們糧食，比如統銷，蘇聯就沒有這樣做，我們是把一切城市鄉村，無糧戶缺糧戶都計算在內，比如安排工商業就業，安排失業人員就業，統兼工作，各方面的統籌工作，所有這些都算統籌兼顧，適當安排。去年這一年差不多有三百多萬人就業，麻煩，問題也很大，按照計劃、原來計劃八十萬，而實際上差不多增加到三百萬人，多了二百多萬，工資支付就多了。不僅這八十萬人增加了，原有的一千八百多萬人的工資都有多多少少的增加，去年新增差不多三百萬。這個負擔很重了。但是失業是不是完全消滅了？還沒有。比如廣州現在還有相當多的失業人員，他們說要想辦法，不能一律而論，上海也有一些失業的人，其他地區還多多少少有一些，但是這失業的人已減少了。有人提議三個人的飯，五個人吃，這個辦法很值得考慮，寧可薪水低一點。比如我們這些人十年八年不增加薪水，我這一提出來，可能你們大多數要反對，也并你們贊成的。如果十年不增薪、高級人員十年不增薪，我看死不了人。不會死人的！以不死人為原則年還可以高，德也可以劭，為什么德劭？不增薪水就是德嘛？（笑聲）再增讓下面去增一點。
學生問題怎么辦？有百分之四十的學齡兒童沒有學校，這人民政府并非萬能政府，人民政府辦事不能一步登天。現在還有百分之四十的人沒有學校進。另外還有個事，這叫四百萬、今年有四百萬高小畢業生不能升中學，沒有法子升中學，沒有地方，沒有經費，除了應升的之升，今年計劃升的之外，有四百萬不能升，高小畢業生就要回到生產隊里頭去，包括農村的。有多少初中畢業生不能升高中，有四十萬，有多少高中畢業生不能升大學？一說四萬，一說八萬，一說九萬。（周總理，初中是八十萬，不是四十萬）噢！初中八十萬，不忘四十萬，這個早晚時間不同。（笑聲）八十萬初中生不能升學，好多人就業也是問題，要等候就業，八十萬這么多嘛！有九萬高中生不能升大學，這也是發生一個就業問題。等候也是一種安排。比如買豬肉，一條長龍在后面等候，前面已經賣完了，只好回家，買不到了嘛！
這個問題是相當大的一個問題，要請大家考慮，政府也考慮。總而言之，今年這計劃就是那么多錢。一句話叫：錢就是那么多，只能辦那么多事。休息一下吧。
（彭真：休息十五分鐘）
第八、講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長期共存、互相監督這個問題。
這個人民內部的矛盾。列寧不是說過嗎，人民內部是有矛盾的，社會主義對抗消滅了、矛盾存在著。我說列寧那個時候，他不可能全面來考察這個問題，缺乏經殮，他就死了。斯大林在一個長的時期就是不承認社會主義社會有矛盾，但到他的晚年，他是一九五三年死的。五二年的時候，他寫了一本叫做“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的書。在那本書里承認生產關系與生產力之間有矛盾的。兩者處理的好，矛盾就可以不發展為對抗性的矛盾，處理的不好，那就發展為對抗（周總理：他是用“沖突”兩個字，實際上是“對抗”）就發展為沖突，他已經看出來這一點了。我們鑒于蘇聯差不多四十年，中國共產黨，馬克思主義者領導革命斗爭，從他搞根據地開始——一九二七年，也是比蘇聯同志遲十年。他們是一九一七年勝利，革命勝利，革命開始勝利。我們就是一九二七年開始在一些地方建根據地。一九二七年，三七，四七，五七年，我們也有三十年的經驗了。應該肯定。社會主義社會矛盾是存在的，基本的矛盾是這樣的矛盾，就是生產關系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筑同經濟基礎之同的矛盾。這些矛盾都表現為人民內部的矛盾。因為這個時侯，社會主義社會沒有剝削者，所有制是全民的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沒有私人的資本家、私人土地所有者、私人的工廠所有者、企業所有者。所以斯大林，我們講斯大林相當缺乏辨證法，不是講沒有辯證法。我們在人民日報的文章里說他：部分的但是嚴重的違反了辨證唯物主義。是那么說的。在他的影響下寫的一本書，叫作“簡明哲學辭典”，是兩個人寫的，其中一個就是蘇聯大使尤金，這是在斯大林影響下，在講同一性的條件下。他有一個題目叫同一性，說了半天，駁了形式邏輯的同一性，根本就沒有分析清楚形式邏輯的同一性跟辯證法的同一性是不是一回事，然后就引用恩格斯說、恩格斯講沒有什么同一，實際上什么都存在變化，客觀實際上沒有什么同一，然后他就來個形而上學，他說對立的東西，相互排斥的對立物，不能說它有同一性，你比如說資產階級同無產階級，這兩個階級在一個社會中，他們是沒有同一性的，只有相互排斥，只有斗爭。戰爭和和平沒有同一性，生與死沒有同一性。如果說這些東西有同一性就是錯誤的原理。斯大林死了以后，蘇聯哲學家，蘇聯在這個問題上開始有變化。我看的東西不多，但是看到他們開始有所變化。斯大林在哲學上有相當的形而上學的觀點，所謂形而上學的觀點，就是沒有變化。戰爭就是戰爭，資產階級就是資產階級，無產階級就是無產階級。我們的說法不同，資產階級它變化為無產階級，被壓迫的無產階級轉化為國家主人這樣的無產階級。戰爭轉化為和平，和平轉化為戰爭，生轉化為死，死也轉化為生。他在同一性中，引了恩格斯的話之后（恩格斯那話是沒有形而上學的）就來了一個形而上學，這兩個東西它是不變化不能統一的，不轉化的，但是斯大林在經濟這本書上他說到，社會主義存在矛盾的，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中間，而且處理的不好，可能成為對抗的。這東西說得好，不過不徹底。我說他的辯證法是個害羞的辨證法，是個羞羞答答的辯證法，或者叫吞吞吐吐的辯證法。我們現在來看這個問題，應該承認，社會主義存在著矛盾，基本的矛盾是生產關系與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筑（政治、法律、宗教、哲學這些意識形態）這些意識形態他是要為經濟基礎服務的，要符合于經濟基礎，如果不符合就發生矛盾。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長期共存，這幾個口號是怎樣提出來的？就是承認社會上各種不同的矛盾，在藝術上，文學上它就是表現為百花齊放。這個百花齊放里頭包括這樣的東西，就是各種不同的花，但是也包括一種性質的花。比如講百家爭鳴里頭有唯心論，百花齊放，可能胡風雖然坐在班房里頭，胡風的靈魂卻活在世界上，寫出胡風那類作品還是可能的。但是只要他沒有破壞行為。胡風他為什么？他就是組織秘密團體，那東西不好。只要他不搞秘密團體，你開那一點花，我們中國面積很大，有九百萬平方公里，開那么一點花有什么要緊吶？開那么一點花給人家看看，人家也可以批評他那種花，說你這花我不喜歡。就是講野花香花。有些是毒草，你如果只要糧食，只要大麥、小麥、包谷、小米、大米、根本不要草。這個東西，每年農民都要除草，你們不信，今年春耕你們去看一看，那土里就要長草，不曉得那草從那里來的。總而言之，年年長草，等于人人天天要洗臉一樣。農民年年要除草。禁止一切野草不準它生長，這行不行？事實上不行，它還是要長，你鋤就是了。如果什么人下一個命令，所有的野草都不長了，那當然省事，那農民很感謝。但事實上有那么多的野草跟糧食競爭，其中有毒草。一株香花，一株麥草，我說你當然是要香花。但是教條主義也并不是香花。教條主義是什么花？教條主義是不是馬克思主義，教條主義并不是馬克思主義，教條主義也是小資產階級、資產階級的東西。教條主義它的方法是形而上學的方法，片面性、孤立性、搞片面是不加分析的，形而上學，這個“學問”古代就有了，但是特別在資產階級時代發展。在外國，中國也有。難分香花毒草，曾經在人們眼睛看起來，很多東西在開始出現的時候，許多新生事物在舊社會幾乎一切新生事物都是要被打擊的。你比如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曾經被人們認為是野草，認為是毒草。國民黨，同盟會那時清朝政府看孫中山認為是毒草嘛！把共產黨叫做匪黨嘛，共匪嘛。跟共產黨往來叫通匪嘛！我們今天在這個地方開會，這是由毒草變成香花了。但是在臺灣那個地方，他還說我們是毒草，還叫共匪。孔夫子也是不被承認的。孔夫子這老先生，他一生不得志。他的道理人家不聽。耶蘇，耶蘇在開始時也是社會不承認的。佛教怎么樣，釋加牟尼怎么樣，也是經過那么一個過程，受壓迫，社會不承認。耶蘇教到了馬丁路德新教也是社會不承認的。孫行者，孫行者為什么被封為弼馬溫？把孫悟空封為弼馬溫就是不承認他，他自己封號、自己對自己的評價（干部鑒定）他自己的鑒定叫齊天大圣。玉皇大帝給他鑒定搞他個弼馬溫，就是說是毒草。薛仁貴當火頭軍，薛仁貴不是當過火頭軍嗎？這是張士貴給他鑒定的。哥白尼的天文學，長期不敢出版，死了以后許多年，然后才被人家承認。意大利的伽利略他的物理學，達爾文他的進化論，在開始人家都不承認的。我看了一本科學小冊子，安眠藥的歷史。安眠藥是什么人發明的？是德國的一個賣藥的店員發明的。德國不承認，法國人承認，把他請到法國去了，以后被承認了。中國人有個李烈均，國民黨中央委員，此人死了，他是第一次從中國到馬沙（譯音），從馬沙坐火車到巴黎，他吃安眠藥，他說這東西是好，能使人睡覺。英國一個跳舞的，舞蹈家，叫鄧肯，她生孩子，生頭一個孩子非常痛苦，等到生第二個孩子用安眠藥。我是說世界上一切發明，政治的、科學的、文學藝術的不被承認。司馬遷的史紀開始也不被承認嗎！他的目的是要藏之各山傳請其人，不能出版，當時沒有出版機關、大家抄幾份，那么大一卷一卷的，運輸也困難。總而言之。新生力量要被社會承認，要經過艱苦奮斗。我們這社會不同一些，社會主義社會，但是還有很多新東西是受壓抑的。碰上官僚主義者、碰到頑固派、究竟什么叫香花？什么叫毒草？斯大林曾經是百分之百的香花，赫魯曉夫一棒子、毒草，現在又香起來了。
最近有一些批評，我這都是講共產黨，共產黨里也有右派和左派。中宣部有個干部叫鐘惦裴，他用假名子寫了兩篇文章，把過去說了個一踏糊涂，否定一切。這篇文章現在引起批評了，引起爭論了。但是臺灣很嘗識這篇文章。另外幾位左派，就是我們軍委政治部文化部部長陳沂，他的部下陳其通、馬寒冰幾位同志，在一月七日的人民日報上發表了一篇聲明，四個人署名，實踐上是懷疑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個方針。所謂自從這個方針提出來，就沒有大作品了。這個結論作的過早了一點。因為陸定一同志那篇文章是六月寫的，發表是去年七月了。八月、九月、十月、十一月、十二月，等到這四位同志寫文章是一月七日，只有五個月，幾萬字的作品怎么寫的？所以只說沒有大作品，就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提出來沒有搞大作品了，不搞馬克思主義的作品了，不搞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了，盡搞些壞的了。到現在這么久了，我們人民日報是什么態度我也不清楚。在一月中旬和下旬開的省市委書記會上，我把他們四個人的聲明文章印出來給大家看了。當時有人民日報的同志在座，他表示了什么？沒有表示什么態度。現在又過了差不多一個月了，究竟怎么辦？你們發表這個東西是贊成還是反對，今天在座的有沒有人民日報的？你總要處理一下嘛，或者是商量一下，自己沒有主意，你們找中央同志研究一下嘛！看如何處理。我現在表示我的態度。我不贊成那篇文章，那文章是錯誤的。但世界上的東西各有不同，各人喜歡各人的，鐘惦裴的文章臺灣就喜歡。陳其通、馬寒冰的文章社會主義國家很喜歡，真理報登出來了，真理報就不登陸定一的那一篇“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就喜歡陳其通、馬寒冰四位同志的。此外捷黨登了，羅馬尼亞登了，很有市場（臺上有人說：是文學報登了，不是真理報）是文學報？不是真理報？那還好一點（笑）。“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各人喜歡各人的東西，氣味相投。教條主義就喜歡教條主義，機會主義就喜歡機會主義。恐怕現在要批評一下子吧，有一青年作家叫王蒙，不是王明，大概是王明的兄弟（笑），寫了一篇題目叫做“組織部新來的人”也發生事情來了。有贊成的，有反對的，后頭研究這也是一位共產黨員，是共產黨跟共產黨打架，講的他一點好處也沒有。其中有馬寒冰的批評。還有人批評，說北京是中央所在地，北京有一個共產黨區委有官僚主義，因此就說他的典型環境放的不好，大概設在上海最妥當。我們這個地方就不行。彭真的這個地方就不行，因為是中央所在地。不曉得這個道理是從那里學來的。馬克思主義我學的很少，但是我沒有看到過（笑）說中央所在地就不出官僚主義？中央還出官僚主義，所在地為什么不能出？中央出過什么人物呢？中央出過陳獨秀、出過張國燾，出過高崗、饒漱石，還出過李立三、王明，那么多哩！這么一條道理，也是批評不對。
馬克思還有發展。馬克思主義不是已經學過了就完了，還要繼續學的，情況是發展的，教條主義并不是馬克思主義。教條主義是反馬克思主義的。機會主義也是反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六億人口，我說是個小資產階級的王國，是個大王國。農民有五億，手工業者一千多萬，小商小販，地主富農，資產階級大概有五千萬人口，小資產階級有五億幾千萬人口，這是一個客觀存在。你要這些人一點意見都不發表，統統口上打封條，只有吃飯時開一下，吃了飯就封起來，那怎么行？我說口有兩個作用，一為吃飯、二為講話，把它堵住那很難辦到，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他們意識形態一定要反映的，而且也要自己表現自己，用各種辦法，頑強地、千方百計地要表現自己。我們不能用壓制的辦法不讓它表現，只能夠在他表現的時候跟他們辯論。說：同志，你的話里有點不大妥，加以分析，寫文章批評。這些文章不是教條主義的文章，不能使用形而上學的方法，而要使用辯證法的方法。要有說服力，要有充分的說服力。老干部能不能批評？這個批評的問題，從馬克思以來，沒有說過一次要分清老干部，說只能批評新的干部，不能夠批評老干部。我們憲法上規定，人民在法律面前平等，那么共產黨員非共產黨員在犯錯誤這個問題上，錯誤思想上，也應該是平等的。有一批人比如是共產黨的老干部或者是民主黨派的老干部，因為他老，他就享受一種不受批評的權力，可不可以？我看不行的。你活著不受批評，你死了人家還要批評你，我們就批評過死人，批評過孔子、打倒孔家店嘛！人家死了幾千年，還批評他嘛！現在孔子又好了一點。斯大林也是死后批評的嘛！活人也能批評，死人也能批評，這個不分官職大小、老稚長短。是不是你越老可以越享福、避免批評呢？犯了錯誤以后，總是要批評的。憑老資格吃飯可以不可以，你老資格可以，這一方面承認。因為他老，活了那么大，他也不死。于是他有點資格，有點作用，還可起跑龍套的作用，搖旗吶喊，拍拍巴掌幫助人家。我看梅蘭芳就跑過龍套，跟人家合作，拿個刀站在那里，今天在座的有沒有梅蘭芳？我看你到了八十歲還可以起作用，至少跑龍套還可以跑。我這個人的作用，只能起一點跑龍套的作用，至于唱主角我是不唱了，那是我們周總理這些人物了（笑）。你們各位唱。“西廂記”是唱那個“紅娘”，我是不能唱了（笑），“西廂記”里頭那個老夫人，她出來唱上那么幾句，轉那么幾下就進去了，你如果盡唱，唱的多了，人家會趕你走的（笑）而且老資格不管你怎么老，你事做的要對，要正確，你活到九十九歲是正確的，到一百歲那一天，你做了一件大混蛋的事，那你也是不行的。拉科西曾經作過什么好事，我也不知道，假若拉科西他沒有作什么壞事，但在最后做了一件大壞事，你就不能因為是老資格而不受批評。新干部當然也是一樣，也要受批評。列寧講過上帝原諒他，青年人因為他們年輕，上帝還可以原諒他們。老資格的人就應該嚴格。老干部是這樣。青年干部也應該嚴格，也要幫助他們。如果對青年干部嚴格，老太爺就特別舒服，我看那不見得好。要做長期耐心的教育。我們許多干部中間，實際不贊成中央的方針——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這個方針。實際上是不贊成的。是不是我的話講過了？我說高級干部中十個有九個不贊成或者半贊成，或者不甚通。真正通的，真正認為這個方針是正確的是少數，所以很需要做工作，做說服工作。應該對于辨證唯物主義的對立的方面，比如講唯心論應該給予批評，不批評是不對的。而教條主義的批評，不能解決問題，而是助長這些不好的東西。這是人們內部教育自己和發展自己事業的一個方針。正確的東西是跟錯誤的東西作斗爭發展起來的，馬克思主義就是這樣。世界上無論什么新的東西，無論什么有生命的東西，都是跟舊事物、舊的東西作斗爭發展起來的，馬克思主義就是跟資產階級思想作斗爭發展起來的，我們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要在我們中國的土地上生長起來，那些跟馬克思主義不符合的，有些不符合的少，有些不符合的多，有些甚至是敵對的。這些統統都長起來的香花或毒草，它長起來有什么可怕？沒有什么可怕的，我覺得沒有什么可怕的，年年長草，中國已經長了幾十萬年，現在不過是繼續長嘛！如果你下一個命令，禁止什么花不準開，什么草不能長。其中可能在不好的花里有好花。如歷史上的進化論，伽利略、哥白尼，這樣一些花草。戴著馬克思主義帽子的花草，有時不見得是真馬克思主義者，斯大林就是七分是馬克思主義者，三分不是馬克思主義者。有三分資產階級，七分馬克思主義。這些基本的道理。馬克思主義的生命，我們現在繼續生長。是跟不同的事物作斗爭。在一塊互相批評，在批評斗爭中才能發展。現在我們的同志把這些觀點聯系不起來，不曉得講了多少次、多少年。統一戰線，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懲前毖后，治病救人、反對形而上學、反對教條主義這一套一等到寫文章、演說、開會作議論的時侯統統忘記了，沒有治病救人的意思，沒有幫助別人的意思，一棍子打倒，我們不說這方面，從這個問題我想到種牛痘的問題，為什么種牛痘？你們出過沒有？我是出過的，出的不是牛痘，是類似天花的一種，病菌使它在人體里生病，人體跟這種病菌作斗爭，作斗爭的結果是產生免疫，不跟疾病作斗爭就不能免疫。所以一輩子不害病的人是很危險的，經常害病那是好事，可以產生免疫。
第九、如何處理罷工、罷課、游行示威、請愿這些問題。
大概同志們的文件中有幾個是關于這類問題的，昆明航空學校為什么沒有鬧事，（這里缺乏一個鬧事的材料，最好找一個鬧事典型材料印一下）這是沒有官僚主義的，如果辦學校的人，都照這個辦法辦，那就好咯！這是馬克思主義的辦學校的方法，認識當前青年的思想狀況。青年團中央曾供了一個材料。去年二十八個城市里頭，大學、中學，聽說二十幾個學校有七千多學生鬧事，這個材料分析相當好，無非主要是官僚主義跟學生幼稚，青年、工人、學生不知天高地厚，不知道艱苦奮斗。同時，學校當局、辦事人，各種的欺騙他們，又不跟他們同甘共苦。還有一個是工人罷工、請愿、總工會的報告中，部分的統計，有五十幾起罷工，其中幾個人的，幾十個人的多，最大的一次是一千多人罷工。人民內部的矛盾如何處理？我說人民內部矛盾，經常不斷地發生矛盾，罷工、罷課、農民打扁擔，去年有，今年還會有，以前幾年就有，不能都歸咎于匈牙利。說匈牙利以來，中國的事情就不好辦了，你看有幾千個學生罷課，有分部工人罷工，游行示威怎么辦？這個問題我搞了幾條，提出四條看對不對。
第一條、努力克服官僚主義，那么人家就不罷了嘛！努力地克服官僚主義，恰當地處理矛盾，那人家就不罷工了，就不鬧了。
第二條、官僚主義沒有克服，他要鬧怎么辦？讓鬧不讓鬧？有兩個方針，一個是不讓鬧，凡鬧事者就說是反革命，就說是要造反。我巳經先講了，反革命是有的，但是很少了，這些鬧事不能說主要是反革命，而主要是我們工作中的缺點，我們不會教育，我們不會領導。讓鬧還是不讓鬧，我說還是讓他鬧。罷工他要罷，農民他要鬧，學生要罷課，農民要打扁擔嘛！
第三條、鬧起來草率收兵好不好，又有兩種方針。剛剛鬧過兩三天，鬧事的人還沒過癮，當局就急于想結束，這就發生矛盾，這怎么解決？我說讓他鬧夠。施復亮先生就鬧過事（好象在浙江），我也鬧過事（在學校里），因為問題不得解決嘛！并且要鬧讓他鬧夠，一星期不夠，二星期；二星期不夠，三星期；三星期不夠，四星期，總而言之，鬧夠了就不鬧了。把鬧事的過程，當成一個教育的過程，作政治課的過程，我們的政治工作做得不夠，思想工作沒有做好，官僚主義應該看做一個罷工、罷課、農民打扁擔，看作是我們改善工作，教育工人、學生一個過程。
鬧事的頭子、領導人物要不要開除？我看不應該開除，除了個別的以外，如他拿刀子殺人，那他就得到公安局坐班房。因為他殺人、行兇。如果你又不打人、不殺人，沒有那么嚴重，就不要開除。開除罷工、罷課的領袖人物，這種辦法是資產階級的辦法，一般的不應開除。領袖人物，正確的應該留下。錯誤地也應該留下。錯誤地留下干什么？留下當“教員”。因為犯錯誤，有些個別的清除出了特務分子，是不是讓他離開學校？我看讓他學習，只要他不是現行犯。一個學校里有幾個特務分子有什么不好？一定要搞得那么干干凈凈你就舒服了。所以清華大學那位學生要殺幾千萬人，現在留下，他就是“教員”，因為他發表了這樣一個有名的宣言，這是難得請到的。
我講的這四條，第一條努力克服官僚主義使之不鬧；第二，要鬧就讓他鬧；第三，鬧得不夠，讓他鬧夠；第四，不要開除，開除是國民黨的辦法，我們要以一反國民黨之道而行之，我看將來問題還多，人心不齊，人民幾億人口，中間許多人會跟我們想法不同的，這是—方面。第二方面，就是我們的工作人員、學校負責人、工廠的負責人、合作社的負責人、機關里頭的負責人，乃是來自五湖四海，許多人文化不高，就是文化高的人，就是知識分子也不得不犯錯誤，有時知識分子比那些文化低的人還大，那些知識分子犯起錯誤來可厲害。我們黨“左”傾和右傾都犯過，知識分子多，陳獨秀－－知識分子，李立三－－知識分子；王明－－知識分子；張國燾－－知識分子，高崗不算，饒漱石－－知識分子。
第十、鬧事出亂子是好事還是壞事。
講這個問題，罷工、罷課、游行、請愿、這許多示威，我看又好又不好，有兩重性嘛！商品有兩重性嘛，罷工、罷課這種事情也是兩重性。匈牙利兩重性。你們說匈牙利這個事情好不好？我說又好又不好。當然不好，因為他鬧事，但匈牙利做了一件很好的事，反革命幫了我們的大忙，匈牙利這個事件停下來，比過去鞏固，現在的匈牙利比過去不鬧事的匈牙利要好，社會主義陣營都取得了教訓，所以匈牙利鬧事有兩重性，又好又不好。反蘇反共的風潮全世界來了，第一次發生特別是最近的一次全世界范圍的，我們怎么看？我看當然不好。第二條，好，這是好事。因為帝國主義反蘇反共、鍛煉了共產黨。法國共產黨把機關報打爛，瑞士共產黨搞的非常不好，總書記躲在山上，躲在我們大使館里不敢見面，不敢出去見面就打，大批黨員脫黨，荷蘭、比利時很多脫黨的，英國知識分子，知識越高越要脫黨，所以知識分子有兩種，越是大知識分子越不贊成共產黨，混了幾年、幾十年的老黨員也要脫黨。脫黨好不好？又好又不好，主要的還是好。你脫出去了為什么不好呢？我們中國有胡適這位先生，現在他大作文章。我們提倡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他說，他提倡過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笑）批評斯大林這件事情怎么看法？我看也是商品兩重性。批評斯大林是有兩方面的性質，一方面實在有好處，一方面是不好。揭破對斯大林的迷信，揭掉蓋子，使人家解放，這是一個解放運動；但是他揭的辦法不對，沒有做過好好分析，一棍子打死，這么一方面引起全世界去年這幾個月的下半年的幾次大風潮，后來又引起匈牙利、波蘭事件。所以他有錯誤的方面，我們在公開的文章上雖然沒有指出二十次代表大會，但實際上講了。我們與蘇聯同志當面講了。講什么呢？對斯大林事件處理不當，講他們的大國沙文主義。這個美國不承認我們，我看也有兩方面，不承認我們當然不好，聯合國我們不能進去，他說世界上沒有這樣一個國家。我們應當被承認而他不承認，這當然不好。但是有個極大的好處，美國不承認我們，我很舒服。我與許多朋友交換過意見，總而言之，我沒有說服他們就是了。我覺得美國現在不承認，最好過六年，第二個五年計劃完成，至少過六年后承認，這樣比較好。最好過十一年，第三個五年計劃完成，這個使他在中國取得合法地位，對我們利益不大，沒有他，我們也能建設，等我們建設的差不多了，請他們來看一看。（笑）他們就是悔之晚矣（笑）！還是美國把尾巴一翹，硬起來說不承認，很高興。美國差不多要承認，我有點發愁。但是美國的事情。美國的參謀長是美國人，不是我們這里的聶榮臻，或者那一個跟他打主意，但是也有準備，如果承認的快怎么辦？這是接受一定要承認，我說不行。但是有個臺灣問題，臺灣必須歸我們，這個東西，有文章可作，不歸還臺灣，你承認我不算，英國是承認了我們，但我不跟你建立外交關系，建立半外交關系，不派正式代表，只派代辦。因為在聯合國他投蔣介石票。我們有文章可出幾篇錯誤文章。剛才我不是批評了幾位同志嗎？同時要感謝他們，錯誤文章也辦了一件好事，因為給我們根據，使我們批評有了對象。有教條主義文章。這文章出了九篇，還要多出現一點，他的性質不但不好，不單是錯誤，另外有個作用，另有一種給我們反批評的可能。沒有大作品，沒有好影片怎么辦？我說這是壞事，因為沒有嗎？長期沒有終究就要來了的，物極必反，壞事做的越多，好處就要來了。這個辨證法不是馬列主義才發明，在我們中國的老子，那個老子天下第一的老子（笑）早就曾這樣說過，他說凡是壞的里面，要看成有好的，好的里面，看成有壞的，禍就有福，福就有禍；塞翁失馬，焉知非福，慶賀他說：馬失的好。從前有人燒了房子還去賀喜的。日本人打倒中國，日本人叫勝利，大半個中國占去了，中國就叫失敗。但是中國這個失敗包含一個勝利，日本人的勝利包含著失敗。占領大半個中國，還有菲律賓、印尼、東南亞許多國家，勝利包含失敗，結果果然勝利轉化為失敗，而被占領國家，象中國的失敗轉化為勝利，難道不是這樣嗎？希特勒兵臨城下，列寧格勒、莫斯科、斯大林格勒，整個歐洲占領了，就要勝利，但是包含著失敗，而被占領的歐洲，蘇聯大半個國家卻包含了一個要勝利。
現在要不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戰？
你們看，這個等會兒再講。我們中國有兩條，一條窮，二叫蠢，說中國人聰明，但中國人不識字。一個生活水平不高，一個文化水平不高，生活水平很低，文化水平很低。這件事情也要看作兩重性。我們革命就靠這兩條，一個窮，一個文化水平不高。如果說中國人富起來，象西方世界那樣的生活水平就不要革命。西方世界富有他的缺點，其缺點就是不革命。生活水平那么高，其缺點是不革命，還不如我們文盲，我看還是文盲好（笑）。當然文盲還要消滅。我這里不是來提倡繼續保存文盲。我們社會主義改造這么快，這個東西就是因為中國太窮了，如果打三次世界大戰怎么樣？馬上就打，比如講，我們散會后聽廣播，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怎么辦？你們想不想？有沒有神精準備？我看要作準備，要打就打，象學生鬧事那樣，要鬧就鬧，那是人民內部矛盾，這是敵我矛盾。要打就打，有什么辦法？全世界再打一場，第三次世界大戰，把人類消滅一半，有人說，要統統消滅干凈，我就不相信這個道理，尼赫魯和我辯論過，巴基斯坦總理也和我辯論過。我說打第三次世界大戰，我們第一條是不歡迎，第二條也可以（笑）。我說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出現了一個蘇聯兩億人口，二次世界大戰后，出現許多國家，九億人口，三次世界大戰，大概至少十五億二十億，剩下就不多了。所以戰爭有兩面性。有破壞的方面，同時也能調動人民的積極性，使人民精神狀態緊張起來，使人民覺悟起來，使革命爆發。打第三次世界大戰你們怎么主張？你們怎么處理，又學日本占領中國一樣，又把北京、天津、鄭州、武漢、廣東占去了怎么樣？大家就是嚎啕大哭，我們那種情況來了，我們只是一個哭臉，連蔣委員長還不及，蔣委員長并不哭臉，我們大家都經過的，沒有哭臉。三次世界大戰要打就打，你有多少原子彈？我們是一個也沒有，小米加步槍，但是打的結果歸根到底，你是要打敗仗的，因為你是反動的落后的，雖然經濟先進，文化先進，可是政治是落后的，你是違反人民志愿。全世界只有兩個國家滅不了，一個蘇聯，一個中國。地勢蘇聯靠北冰洋，我們靠昆侖山（笑聲），滅不了。所以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戰，我看也有兩重性。日本人跟我談話，說很對不起，侵略了你們。我說朋友，你們做了好事。他給我搞糊涂了。我說，你們不打進來，不占領這么多地方，中國人民就教育不過來。我說你們當教員，調動了全中國人民，來反對你們，這就是你們的功勞。國際間的事情互相影響，互相滲透。從前寫過詩的，二個菩薩，一齊打爛，用水調和，再捏成兩個菩薩。資本主義的泥菩薩里頭有我們，社會主義泥菩薩里頭有他們。于是你這個里頭就有我，我這個里頭就有你的。現在世界也是這樣，世界是兩個泥菩薩。那個匈牙利就多了。聽他們的話就多了，東歐各國聽他們的廣播，蘇聯也喜歡聽美國之音，歐州電臺的。我們中國人也有這樣的人，受他影響。還有特務，那是天天計算我們來了。有些地主把地契、田契保存起來，有些國民黨員把黨證保留，等到那一天他們來了，證明。我們有黨證嘛！向壞處去想，打大仗，一個打，一個不打，第一條準備他打，他要發瘋嘛！當然最后我們取得勝利。現在我們已有九億人口，加一倍就是十八億人口。第二條我看一個長時期打不起來，可能給我們十幾年時間，或者更多一點。先說打敗仗，不完全是壞事。甚至是好事。建設怎么辦？建設停止。專門打仗。但是現在情況這個帝國主義他對我們搞什么？對社會主義陣營搞互相滲透，他們希望波蘭、匈牙利事件發生。現在世界上主要的矛盾是什么？是帝國主義爭殖民地，爭亞非。美國與歐洲帝國主義，英、法之類，這是他們主要矛盾。三種力量，一種叫社會主義力量，一種叫民族獨立運動力量，一種叫帝國主義力量，這三種力量斗爭。而這第二種力量，民族獨立運動力量，納賽爾等可以和我們合作，在某些問題上，在和平問題上，在反帝國主義問題上，程度不同，可以跟我們合作的。打仗對帝國主義利益不大，打仗結果對他們好處不大。不打仗呢？用搶地方的辦法，美國人與英國人爭亞洲，與法國人爭非洲。我看采取這個辦法。煤油大王洛克菲勒給艾森豪威爾的信，他的方針就是我們的估計，好象我們叫他怎么辦他就怎么辦。他的主要目標不是進攻我們，而是整英法。有三類國家，一種是巴基斯坦親美的，還有一個是中立國，象印度這類，還一種是殖民地，完全沒有獨立，如摩洛哥、阿爾及利亞，這些國家。洛克菲勒這封信是去年一月份寫的，今年不知什么地方找出來在德國（東德）報上登了，我們現在公布發表了，很值得看一看。
第十一個問題，少數民族同大漢族主義同題，西藏問題。
少數民族中國有幾千萬，少數民族居住的地方很廣大，占百分之五十至六十，人口占百分之六。所以我那個十大關系里頭有一條講漢族與少數民族關系一定要搞好，這個問題主要解決大漢主義問題，解決了沒有？還是沒有解決好。共產黨準備今年開一次會，開一次中央全會，來專門討論統一戰線同少數民族問題。一定要改變這個大漢族主義作風，思想情緒，包辦代替，不尊重少數民族。西藏有一派他們想搞獨立王國，現在這個當局有些動搖，這回印度請求我們采取讓他們回去，現在已經回到西藏。美國就作工作。印度有個地方叫哥倫堡，那個地方就是專門對西藏搞破壞工作。尼赫魯自己跟總理談，那個地方是間諜中心，主要是美國、英國。要是西藏獨立我們是這樣，你搞獨立就搞，你要獨立我是不讓獨立的，我們有協定十七條。我們勸達賴你還是回來好，你若在印度，后到美國，不見得有利。總理跟他談了幾次話。又跟其他搞獨立運動的人，有這么一堆人住在哥倫堡的，也跟他們談了話，還是回來。至于改革，十七條規定是要改的，但是改要得到你們同意，你們不改就不改，你們最近幾年不改就不改。我們現在這樣說了。第二個五年計劃不改，第三個五年計劃看你們的意思，如果你說改就改，如果你說不改還可以不改。為什么要那么急呢？
最后一條，第十二條，中國可能在三、四個五年計劃之內，逐步改變面貌。
工業化的道路蘇聯有一個，我們現在走的路不是完全跟蘇聯相同。我想有些不同。在十大關系里頭，有幾條，幾大關系都講到這個問題，重、輕、農的比例。重工業、輕工業、農業的投資比例應該采取比較過去有相當的一點改變。蘇聯是九比一，百分之九十比百分之十，就是說百分之九十是重工業，百分之十的輕工業同農業。對于農業有點刮的太多，當然刮來的錢是搞建設，不是進腰包咯。這里有個問題，就是農民的積極性不高，市場就不繁榮。重工業的市場在什么地方？重工業的市場在輕工業、農業。市場就是這幾億人，其中有五億是農民。我們第一個五年計劃是八比一，實行的結果是七比一，比蘇聯好，蘇聯不是九比一么？重工九，輕農一。我們是重工業八（周總理：沒有農業，就是重、輕），沒有農業，加上農業那這個比例要重新考慮一下，我看這個比例第二個五年計劃還要考慮一下。總而言之，輕工業、農業使他發展起來，輕工業，農業這兩個東西差不多是一個東西，沒有農業就沒有輕工業，沒有輕工業就沒有農業。一個是原料，一個是市場。農業供給原料，輕工業就以農村做為市場。重工業是不是優先發展，那么六比一還是優先，這邊占六，那邊只占一么，還優先。重工業還優先。但走新的道路，是否比蘇聯那樣工業化的速度反而快一些。看起來慢一些，反而快一些，現在希望寄托在那上頭，我看反而比他可能比他快一能。因為蘇聯在二十一年內，以鋼為例，老底子四百萬噸，我們九十萬噸，一九一三年戰爭的時候，蘇聯鋼是四百萬噸，一九一七年革命，一八、一九、二○這三年不算，打內戰。從一九二一年算起，一九二一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一九四一年），這個時間有二十一年半，二十一年半里頭由四百萬噸鋼增加了一千四百萬噸，合起來一千八百萬噸。我們老底子九十萬噸，不是講一九四九年，而是講最高年產量，主要是日本的，至于蔣介石那是很少，只有幾萬噸。我們從那年算起，從一九五○年算起，二十一年是那一年？假如帝國主義給我們二十一年時間，可不可能？我前面說到可能的。有兩種可能，一種不給，一種給，不給就打起來了，打個天翻地覆，天下大亂了。結果赤化全世界，即使不是全世界也是大半個世界，打了以后再建設，這也是一個辦法。他要打有什么辦法？更大的可能是他不打，很有可能給我們時間。二十一年照蘇聯那樣，一九五○年，二十一年么到一九七○年，第三個五年計劃到一九六七年。六八、六九、七○年還有三年。我們說工業化三個五年計劃或者還要多一點的時間，我看差不多，二十一年，鋼九十萬噸，可以斷定不止發展到一千八百萬噸，可能有兩千多萬噸，如果我們采取我們現在采取的這個方針，迂徊一點，在市場方面多做點工作，使農民吃飽，使農民有購買力，輕工業又有了原料，又有了市場，重工業也就有了市場，化學肥料有市場，卡車有市場，水利投資要用鋼，鋼材有市場，用于輕工業、農業的電力事業要發展起來。關于經濟問題，不準備多講了，也沒有時間。這個問題我們還缺乏經驗，才搞七年。革命比較有經驗，如何作革命斗爭，政治經驗，我們翻過筋斗，犯過錯誤。而搞經濟這個東西沒有多少經驗，我希望不要學革命斗爭翻那個大的筋斗，把南方根據地喪失干凈，來個萬里長征，剩下一個陜北根據地。軍隊損失了百分之九七，黨也損失了百分之九十，白區工作幾乎損失百分之百。一定要有那樣的教訓才把我們教育過來。那么在經濟上是不是可以縮短一點時間？相當縮短一點，不要那么長，犯錯誤所受的損失不要那么大，在革命中取得經驗，花那樣大的代價，要求這么一點。但是我們現在還缺少經驗，究竟怎樣恰當，有許多事情，還要積累經驗。
蘇聯要不要學習？蘇聯好不好？現在似乎不好了。我看還是好的國家。誰人給我們設計、裝備這么多工廠呢？美國給我們沒有？英國給我們沒有？日本給我們沒有？法國給我們沒有？都不給。誰人給我們設計軍事工廠、飛機、大炮、坦克？還是社會主義蘇聯。蘇聯有缺點這是一件事。社會主義國家，我們跟他們一類型國家。我們是社會主義他也是社會主義，只有這么一個國家援助我們，是不是？一切國家都要學，美國也要學，這一點是肯定了的，單學蘇聯不是這樣講的，一切國家都要學，英文也要學、法文也要學、德文也要學、日本文也要學。單學俄文不夠，但主要我們還是學蘇聯。因為只有他們給我們這東西，只有他們委派工程師給我們設計，教會我們的人能夠設計，只有他能夠給我們裝備，科學合作也是一樣，原子能除了蘇聯，那個國家能幫助我們來搞。所以蘇聯是學習重點，學習有兩種態度，一種一切什么都學，教條主義，壞經驗、不適用的經驗都搬來，好的壞的一起搬來，這是一種態度。這種態度不好。我們講的是學習蘇聯先進經驗，誰要你學習落后的經驗？我們并沒有提出口號要學習蘇聯落后的經驗，報紙上也沒有登過。但是有時候實際上有些經驗是落后經驗，標簽上寫了個先進經驗，實際上是落后經驗，不應學習而我們學來了，也不少，這一部分要避免。要跟蘇聯團結，跟一切社會主義國家團結，這是個基本的，因為我們就是這么一堆人比較可靠。第二才是亞非國家。至于帝國主義，那些人是沒有良心的，良心是疑問的，杜勒斯就那么多良心？我就不相信，你又不給幫助，不搞機器來，有什么良心，天天罵我們，霸占著臺灣不走、不放。同志們，談多了么。幾點鐘了？七點了。三點、四點、五點、六點、七點，不講了。
（根據文革期間群眾出版物；原出版物有以下附記：“本集所收毛主席文章系根據各大專院校油印稿翻印，因為校對的荒疏，更沒有經主席審閱，只能作為內部參考，不能公開引用。）
附：《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http://www.cctv.com/special/756/1/50062.html）
這是毛澤東同志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的講話。后來毛澤東根據原始記錄加以整理，作了若干補充，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九日在《人民日報》發表。
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這是一個總題目。為了敘述的方便，分為十二個小題目。在這里，也要說到敵我矛盾的問題，但是重點是討論人民內部的矛盾問題。
一 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
我們的國家現在是空前統一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以及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就，迅速地改變了舊中國的面貌。祖國的更加美好的將來，正擺在我們的面前。人民所厭惡的國家分裂和混亂的局面，已經一去不復返了。我國的六億人民正在工人階級和共產黨的領導下，團結一致地進行著偉大的社會主義建設。國家的統一，人民的團結，國內各民族的團結，這是我們的事業必定要勝利的基本保證。但是，這并不是說在我們的社會里已經沒有任何的矛盾了。沒有矛盾的想法是不符合客觀實際的天真的想法。在我們的面前有兩類社會矛盾，這就是敵我之間的矛盾和人民內部的矛盾。這是性質完全不同的兩類矛盾。
為了正確地認識敵我之間和人民內部這兩類不同的矛盾應該首先弄清楚什么是人民，什么是敵人。人民這個概念在不同的國家和各個國家的不同的歷史時期，有著不同的內容。拿我國的情況來說，在抗日戰爭時期，一切抗日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都屬于人民的范圍，日本帝國主義、漢奸、親日派都是人民的敵人。在解放戰爭時期，美帝國主義和它的走狗即官僚資產階級、地主階級以及代表這些階級的國民黨反動派，都是人民的敵人；一切反對這些敵人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都屬于人民的范圍。在現階段，在建設社會主義的時期，一切贊成、擁護和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都屬于人民的范圍；一切反抗社會主義革命和敵視、破壞社會主義建設的社會勢力和社會集團，都是人民的敵人。
敵我之間的矛盾是對抗性的矛盾。人民內部的矛盾，在勞動人民之間說來，是非對抗性的；在被剝削階級和剝削階級之間說來，除了對抗性的一面以外，還有非對抗性的一面。人民內部的矛盾不是現在才有的，但是在各個革命時期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有著不同的內容。在我國現在的條件下，所謂人民內部的矛盾，包括工人階級內部的矛盾，農民階級內部的矛盾，知識分子內部的矛盾，工農兩個階級之間的矛盾，工人、農民同知識分子之間的矛盾，工人階級和其他勞動人民同民族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民族資產階級內部的矛盾，等等。我們的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是為人民服務的政府，但是它同人民群眾之間也有一定的矛盾。這種矛盾包括國家利益、集體利益同個人利益之間的矛盾，民主同集中的矛盾，領導同被領導之間的矛盾，國家機關某些工作人員的官僚主義作風同群眾之間的矛盾。這種矛盾也是人民內部的一個矛盾。一般說來，人民內部的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礎上的矛盾。
在我們國家里，工人階級同民族資產階級的矛盾屬于人民內部的矛盾。工人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階級斗爭一般地屬于人民內部的階級斗爭，這是因為我國的民族資產階級有兩面性。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期，它有革命性的一面，又有妥協性的一面。在社會主義革命時期，它有剝削工人階級取得利潤的一面，又有擁護憲法、愿意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的一面。民族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地主階級、官僚資產階級不同。工人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之間存在著剝削和被剝削的矛盾，這本來是對抗性的矛盾。但是在我國的具體條件下，這兩個階級的對抗性的矛盾如果處理得當，可以轉變為非對抗性的矛盾，可以用和平的方法解決這個矛盾。如果我們處理不當，不是對民族資產階級采取團結、批評、教育的政策，或者民族資產階級不接受我們的這個政策，那末工人階級同民族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就會變成敵我之間的矛盾。
敵我之間和人民內部這兩類矛盾的性質不同，解決的方法也不同。簡單地說起來，前者是分清敵我的問題，后者是分清是非的問題。當然，敵我問題也是一種是非問題。比如我們同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這些內外反動派，究竟誰是誰非，也是是非問題，但是這是和人民內部問題性質不同的另一類是非問題。
我們的國家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這個專政是干什么的呢?專政的第一個作用，就是壓迫國家內部的反動階級、反動派和反抗社會主義革命的剝削者，壓迫那些對于社會主義建設的破壞者，就是為了解決國內敵我之間的矛盾。例如逮捕某些反革命分子并且將他們判罪，在一個時期內不給地主階級分子和官僚資產階級分子以選舉權，不給他們發表言論的自由權利，都是屬于專政的范圍。為了維護社會秩序和廣大人民的利益，對于那些盜竊犯、詐騙犯、殺人放火犯、流氓集團和各種嚴重破壞社會秩序的壞分子，也必須實行專政。專政還有第二個作用，就是防御國家外部敵人的顛覆活動和可能的侵略。在這種情況出現的時候，專政就擔負著對外解決敵我之間的矛盾的任務。專政的目的是為了保衛全體人民進行和平勞動，將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和現代科學文化的社會主義國家。誰來行使專政呢?當然是工人階級和在它領導下的人民。專政的制度不適用于人民內部。人民自己不能向自己專政，不能由一部分人民去壓迫另一部分人民。人民中間的犯法分子也要受到法律的制裁，但是，這和壓迫人民的敵人的專政是有原則區別的。在人民內部是實行民主集中制。我們的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游行、示威、宗教信仰等等自由。我們的憲法又規定:國家機關實行民主集中制，國家機關必須依靠人民群眾，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必須為人民服務。我們的這個社會主義的民主是任何資產階級國家所不可能有的最廣大的民主。我們的專政，叫做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這就表明，在人民內部實行民主制度，而由工人階級團結全體有公民權的人民，首先是農民，向著反動階級、反動派和反抗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分子實行專政。所謂有公民權，在政治方面，就是說有自由和民主的權利。
但是這個自由是有領導的自由，這個民主是集中指導下的民主，不是無政府狀態。無政府狀態不符合人民的利益和愿望。
匈牙利事件發生以后，我國有些人感到高興。他們希望在中國也出現一個那樣的事件，有成千上萬的人上街，去反對人民政府。他們的這種希望是同人民群眾的利益相違反的，是不可能得到人民群眾支持的。匈牙利的一部分群眾受了國內外反革命力量的欺騙，錯誤地用暴力行為來對付人民政府，結果使得國家和人民都吃了虧。幾個星期的騷亂，給予經濟方面的損失，需要長時間才能恢復。我國另有一些人在匈牙利問題上表現動搖，是因為他們不懂得世界上的具體情況。他們以為在我們的人民民主制度下自由太少了，不如西方的議會民主制度自由多。他們要求實行西方的兩黨制，這一黨在臺上，那一黨在臺下。但是這種所謂兩黨制不過是維護資產階級專政的一種方法，它絕不能保障勞動人民的自由權利。實際上，世界上只有具體的自由，具體的民主，沒有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在階級斗爭的社會里，有了剝削階級剝削勞動人民的自由，就沒有勞動人民不受剝削的自由。有了資產階級的民主，就沒有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民主。有些資本主義國家也容許共產黨合法存在，但是以不危害資產階級的根本利益為限度，超過這個限度就不容許了。要求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的人們認為民主是目的，而不承認民主是手段。民主這個東西，有時看來似乎是目的，實際上，只是一種手段。馬克思主義告訴我們，民主屬于上層建筑，屬于政治這個范疇。這就是說，歸根結蒂，它是為經濟基礎服務的。自由也是這樣。民主自由都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都是在歷史上發生和發展的。在人民內部，民主是對集中而言，自由是對紀律而言。這些都是一個統一體的兩個矛盾著的側面，它們是矛盾的，又是統一的，我們不應當片面地強調某一個側面而否定另一個側面。在人民內部，不可以沒有自由，也不可以沒有紀律；不可以沒有民主，也不可以沒有集中。這種民主和集中的統一，自由和紀律的統一，就是我們的民主集中制。在這個制度下，人民享受著廣泛的民主和自由；同時又必須用社會主義的紀律約束自己。這些道理，廣大人民群眾是懂得的。
我們主張有領導的自由，主張集中指導下的民主，這在任何意義上都不是說，人民內部的思想問題、是非的辨別問題，可以用強制的方法去解決。企圖用行政命令的方法，用強制的方法解決思想問題，是非問題，不但沒有效力，而且是有害的。我們不能用行政命令去消滅宗教，不能強制人們不信教。不能強制人們放棄唯心主義，也不能強制人們相信馬克思主義。凡屬于思想性質的問題，凡屬于人民內部的爭論問題，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決，只能用討論的方法、批評的方法、說服教育的方法去解決，而不能用強制的、壓服的方法去解決。人民為了有效地進行生產、進行學習和有秩序地過生活，要求自己的政府、生產的領導者、文化教育機關的領導者發布各種適當的帶強制性的行政命令。沒有這種行政命令，社會秩序就無法維持，這是人們的常識所了解的。這同用說服教育的方法去解決人民內部的矛盾，是相輔相成的兩個方面。為著維持社會秩序的目的而發布的行政命令，也要伴之以說服教育，單靠行政命令，在許多情況下就行不通。
在一九四二年，我們曾經把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這種民主的方法，具體化為一個公式，叫做“團結——批評——團結”。講詳細一點，就是從團結的愿望出發，經過批評或者斗爭使矛盾得到解決，從而在新的基礎上達到新的團結。按照我們的經驗，這是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一個正確的方法。一九四二年，我們采用了這個方法解決共產黨內部的矛盾，就是教條主義者和廣大黨員群眾之間的矛盾，教條主義思想和馬克思主義思想之間的矛盾。“左”傾教條主義者從前采用的黨內斗爭方法叫做“殘酷斗爭，無情打擊”。這是一個錯誤的方法。我們在批評“左”傾教條主義的時候，就沒有采取這個老方法，而采取了一個新方法，就是從團結的愿望出發，經過批評或者斗爭，分清是非，在新的基礎上達到新的團結。這個方法是在一九四二年整風的時候采用的。經過幾年之后，到一九四五年中國共產黨召開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時候，果然達到了全黨團結的目的，因此就取得了人民革命的偉大勝利。在這里，首先需要從團結的愿望出發。因為如果在主觀上沒有團結的愿望，一斗勢必把事情斗亂，不可收拾，那還不是“殘酷斗爭，無情打擊”?那還有什么黨的團結?從這個經驗里，我們找到了一個公式:團結——批評——團結。或者說，懲前毖后，治病救人。我們把這個方法推廣到了黨外。在各抗日根據地里，我們處理領導和群眾的關系，處理軍民關系、官兵關系、幾部分軍隊之間的關系、幾部分干部之間的關系，都采用了這個方法，并且得到了偉大的成功。這個問題，在我們黨的歷史上，還可以追溯到更遠。自從一九二七年我們在南方建立革命軍隊和革命根據地開始，關于處理黨群關系、軍民關系、官兵關系以及其他人民內部關系，就是采用這個方法的。不過到了抗日時期，我們就把這個方法建立在更加自覺的基礎之上了。全國解放以后，我們對民主黨派和工商界也采取了“團結——批評——團結”這個方法。我們現在的任務，就是要在整個人民內部繼續推廣和更好地運用這個方法，要求所有的工廠、合作社、商店、學校、機關、團體，總之，六億人口，都采用這個方法去解決他們內部的矛盾。
在一般情況下，人民內部的矛盾不是對抗性的。但是如果處理得不適當，或者失去警覺，麻痹大意，也可能發生對抗。這種情況，在社會主義國家通常只是局部的暫時的現象。這是因為社會主義國家消滅了人剝削人的制度，人民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匈牙利事件所表現的那種范圍相當寬廣的對抗行動，是因為有內外反革命因素在起作用的緣故。這是一種特殊的也是暫時的現象。社會主義國家內部的反動派同帝國主義者互相勾結，利用人民內部的矛盾，挑撥離間，興風作浪，企圖實現他們的陰謀。匈牙利事件的這種教訓，值得大家注意。
許多人覺得，提出采用民主方法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是一個新的問題。事實并不是這樣。馬克思主義者從來就認為無產階級的事業只能依靠人民群眾，共產黨人在勞動人民中間進行工作的時候必須采取民主的說服教育的方法，決不允許采取命令主義態度和強制手段。中國共產黨忠實地遵守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這個原則。我們歷來就主張，在人民民主專政下面，解決敵我之間的和人民內部的這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采用專政和民主這樣兩種不同的方法。這個意思，在我們黨的過去的許多文件里和黨的許多負責人的言論里，曾經說得很多。我在一九四九年所寫的《論人民民主專政》里曾經說過:“對人民內部的民主方面和對反動派的專政方面，互相結合起來，就是人民民主專政”，解決人民內部的問題，“使用的方法，是民主的即說服的方法，而不是強迫的方法”。我在一九五○年六月第二次政治協商會議上的講話里，又說過:“人民民主專政有兩個方法。對敵人說來是用專政的方法，就是說在必要的時期內，不讓他們參與政治活動，強迫他們服從人民政府的法律，強迫他們從事勞動并在勞動中改造他們成為新人。對人民說來則與此相反，不是用強迫的方法，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就是說必須讓他們參與政治活動，不是強迫他們做這樣做那樣，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向他們進行教育和說服的工作。這種教育工作是人民內部的自我教育工作，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就是自我教育的基本方法。”過去我們已經多次講過用民主方法解決人民內部矛盾這個問題，并且在工作中基本上就是這樣做的，很多干部和人民都在實際上懂得這個問題。為什么現在又有人覺得這是一個新問題呢?這是因為過去國內外的敵我斗爭很尖銳，人民內部矛盾還不像現在這樣被人們注意的緣故。
許多人對于敵我之間的和人民內部的這兩類性質不同的矛盾分辨不清，容易混淆在一起。應該承認，這兩類矛盾有時是容易混淆的。我們在過去工作中也曾經混淆過。在肅清反革命分子的工作中，錯誤地把好人當壞人，這種情形，從前有過，現在也還有。我們的錯誤沒有擴大化，是由于我們在政策中規定了必須分清敵我，錯了就要平反。
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認為，對立統一規律是宇宙的根本規律。這個規律，不論在自然界、人類社會和人們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矛盾著的對立面又統一，又斗爭，由此推動事物的運動和變化。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不過按事物的性質不同，矛盾的性質也就不同。對于任何一個具體的事物說來，對立的統一是有條件的、暫時的、過渡的，因而是相對的，對立的斗爭則是絕對的。這個規律，列寧講得很清楚。這個規律，在我國，懂得的人逐漸多起來了。但是，對于許多人說來，承認這個規律是一回事，應用這個規律去觀察問題和處理問題又是一回事。許多人不敢公開承認我國人民內部還存在著矛盾，正是這些矛盾推動著我們的社會向前發展。許多人不承認社會主義社會還有矛盾，因而使得他們在社會矛盾面前縮手縮腳，處于被動地位；不懂得在不斷地正確處理和解決矛盾的過程中，將會使社會主義社會內部的統一和團結日益鞏固。這樣，就有必要在我國人民中，首先是在干部中，進行解釋，引導人們認識社會主義社會中的矛盾，并且懂得采取正確的方法處理這種矛盾。
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同舊社會的矛盾，例如同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是根本不相同的。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表現為劇烈的對抗和沖突，表現為劇烈的階級斗爭，那種矛盾不可能由資本主義制度本身來解決，而只有社會主義革命才能夠加以解決。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是另一回事，恰恰相反，它不是對性的矛盾，它可以經過社會主義制度本身，不斷地得到解決。
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不過社會主義社會的這些矛盾，同舊社會的生產關系和生產力的矛盾、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質和情況罷了。我國現在的社會制度比較舊時代的社會制度要優勝得多。如果不優勝，舊制度就不會被推翻，新制度就不可能建立。所謂社會主義生產關系比較舊時代生產關系更能夠適合生產力發展的性質，就是指能夠容許生產力以舊社會所沒有的速度迅速發展，因而生產不斷擴大，因而使人民不斷增長的需要能夠逐步得到滿足的這樣一種情況。舊中國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統治下，生產力的發展一直是非常緩慢的。解放前五十多年間，全國除東北外，鋼的生產一直只有幾萬噸；加上東北，全國的最高年產量也不過是九十多萬噸。在一九四九年，全國鋼產量只有十幾萬噸。但是全國解放不過七年，鋼的生產便已達到四百幾十萬噸。舊中國幾乎沒有機器制造業，更沒有汽車制造業和飛機制造業，而這些現在都建立起來了。當人民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統治之后，中國要向哪里去?向資本主義，還是向社會主義?有許多人在這個問題上的思想是不清楚的。事實已經回答了這個問題: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社會主義制度促進了我國生產力的突飛猛進的發展，這一點，甚至連國外的敵人也不能不承認了。
但是，我國的社會主義制度還剛剛建立，還沒有完全建成，還不完全鞏固。在工商業的公私合營企業中，資本家還拿取定息，也就是還有剝削；就所有制這點上說，這類企業還不是完全的社會主義性質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和手工業生產合作社有一部分也還是半社會主義性質的；完全社會主義化的合作社在所有制的某些個別問題上，還需要繼續解決。在各經濟部門中的生產和交換的相互關系，還在按照社會主義的原則逐步建立，逐步找尋比較適當的形式。在全民所有制經濟和集體所有制經濟里面，在這兩種社會主義經濟形式之間，積累和消費的分配問題是一個復雜的問題，也不容易一下子解決得完全合理。總之，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已經建立起來，它是和生產力的發展相適應的；但是，它又還很不完善，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產力的發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產關系和生產力發展的這種又相適應又相矛盾的情況以外，還有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的又相適應又相矛盾的情況。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制度和法律，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這些上層建筑對于我國社會主義改造的勝利和社會主義勞動組織的建立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它是和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即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相適應的；但是，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存在，國家機構中某些官僚主義作風的存在，國家制度中某些環節上缺陷的存在，又是和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相矛盾的。我們今后必須按照具體的情況，繼續解決上述的各種矛盾。當然，在解決這些矛盾以后，又會出現新的問題，新的矛盾，又需要人們去解決。例如，在客觀上將會長期存在的社會生產和社會需要之間的矛盾，就需要人們時常經過國家計劃去調節。我國每年作一次經濟計劃，安排積累和消費的適當比例，求得生產和需要之間的平衡。所謂平衡，就是矛盾的暫時的相對的統一。過了一年，就整個說來，這種平衡就被矛盾的斗爭所打破了，這種統一就變化了，平衡成為不平衡，統一成為不統一，又需要作第二年的平衡和統一。這就是我們計劃經濟的優越性。事實上，每月每季都在局部地打破這種平衡和統一，需要作出局部的調整。有時因為主觀安排不符合客觀情況，發生矛盾，破壞平衡，這就叫做犯錯誤。矛盾不斷出現，又不斷解決，就是事物發展的辯證規律。
現在的情況是:革命時期的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斗爭基本結束，但是階級斗爭還沒有完全結束；廣大群眾一面歡迎新制度，一面又還感到還不大習慣；政府工作人員經驗也還不夠豐富，對一些具體政策的問題，應當繼續考察和探索。這就是說，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還需要有一個繼續建立和鞏固的過程，人民群眾對于這個新制度還需要有一個習慣的過程，國家工作人員也需要一個學習和取得經驗的過程。在這個時候，我們提出劃分敵我和人民內部兩類矛盾的界限，提出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以便團結全國各族人民進行一場新的戰爭——向自然界開戰，發展我們的經濟，發展我們的文化，使全體人民比較順利地走過目前的過渡時期，鞏固我們的新制度，建設我們的新國家，就是十分必要的了。
二 肅反問題
肅清反革命分子的問題是敵我矛盾的斗爭問題。在人民內部，有些人對于肅反問題的看法，也有一些不同。有兩種人的意見，和我們的意見不相同。有右傾思想的人不分敵我，認敵為我。廣大群眾認為是敵人的人，他們卻認為是朋友。有“左”傾思想的人則把敵我矛盾擴大化，以至把某些人民內部的矛盾也看作敵我矛盾，把某些本來不是反革命的人也看作反革命。這兩種看法都是錯誤的，都不能正確地處理肅反問題，也不能正確地估計我們的肅反工作。
為了正確地估計我國的肅反工作，我們不妨看一看匈牙利事件對于我們國家的影響。匈牙利事件發生以后，在我國一部分知識分子中有些動蕩，但是沒有引起什么風浪。這是什么原因呢?應該說，原因之一，就是我們相當徹底地肅清了反革命。
當然，我們國家的鞏固，首先不是由于肅反。我們國家的鞏固，首先是由于我們有經過幾十年革命斗爭鍛煉的共產黨和解放軍，有經過幾十年革命斗爭鍛煉的勞動人民。我們的黨和軍隊是在群眾中生了根的，是在長期革命火焰中鍛煉出來的是有戰斗力的。我們的人民共和國是經過革命根據地逐步發展起來的，不是突然建立起來的。有些民主人士也受過不同程度的鍛煉，同我們共過患難。有些知識分子經歷過反對帝國主義和反動勢力的斗爭的鍛煉，許多人經歷過解放以后的以分清敵我界限為目標的思想改造。此外，我們國家的鞏固，還由于我們的經濟措施根本上是正確的；人民生活是穩定的，并且逐步有所改善；我們對于民族資產階級和其他階級的政策，也是正確的，等等。但是，我們在肅清反革命方面的成功，無疑是我們國家鞏固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這一切，我們的大學生雖然還有許多人是非勞動人民家庭出身的子女，但是除了少數例外，都是愛國的，都是擁護社會主義的，他們在匈牙利事件時期沒有發生波動。民族資產階級也是這樣。更不要說工農基本群眾了。
解放以后，我們肅清了一批反革命分子。一些有嚴重罪行的反革命分子被處了死刑。這是完全必要的，這是廣大群眾的要求，這是為了解放長期被反革命分子和各種惡霸分子壓迫的廣大群眾，也就是為了解放生產力。我們如果不這樣做，人民群眾就會抬不起頭來。從一九五六年以來，情況就根本改變了。就全國說來，反革命分子的主要力量已經肅清。我們的根本任務已經由解放生產力變為在新的生產關系下面保護和發展生產力。有些人不了解我們今天的政策適合于今天的情況，過去的政策適合于過去的情況，想利用今天的政策去翻過去的案，想否定過去肅反工作的巨大成績，這是完全錯誤的，這是人民群眾所不允許的。
我們的肅反工作，成績是主要的，但是也有錯誤。過火的，漏掉的，都有。我們的方針是:“有反必肅，有錯必糾”。我們在肅反工作中的路線是群眾肅反的路線。采取了群眾路線，工作中當然也會發生毛病，但是毛病會比較少一些，錯誤會比較容易糾正些。群眾在斗爭中得到了經驗。做得正確，得了做得正確的經驗。犯了錯誤，也得了犯錯誤的經驗。
在肅反工作中，凡是已經發現了的錯誤，我們都已經采取了或者正在采取糾正的步驟。沒有發現的，一經發現，我們就準備糾正。原來在什么范圍內弄錯的，也應該在什么范圍內宣布平反。我提議今年或者明年對于肅反工作全面檢查一次，總結經驗，發揚正氣，打擊歪風。中央由人大常委會和政協常委會主持，地方由省市人民委員會和政協委員會主持。在檢查工作的時候，我們對廣大干部和積極分子不要潑冷水，而要幫助他們。向廣大干部和積極分子潑冷水是不對的。但是發現了錯誤，一定要改正。無論公安部門、檢察部門、司法部門、監獄、勞動改造的管理機關，都應該采取這個態度。我們希望人大常務委員、政協委員、人民代表，凡是有可能的，都參加這樣的檢查。這對于健全我們的法制，對于正確處理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會有幫助的。
目前關于反革命分子的情況，可以用這樣兩句話來說明:還有反革命，但是不多了。首先是還有反革命。有人說，已經沒有了，天下太平了，可以把枕頭塞得高高地睡覺了。這是不合事實的。事實是還有(當然不是說每一個地方每一個單位都有)，還必須繼續和他們作斗爭。必須懂得，沒有肅清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是不會死心的，他們必定要乘機搗亂。美帝國主義者和蔣介石集團經常還在派遣特務到我們這里來進行破壞活動。原有的反革命分子肅清了，還可能出現一些新的反革命分子。如果我們喪失警惕性，那就會上大當，吃大虧。不管什么地方出現反革命分子搗亂，就應當堅決消滅他。但是就全國來說，反革命分子確實不多了。如果說現在全國還有很多反革命分子，這個意見也是錯誤的。如果接受這種估計，結果也會搞亂。
三 農業合作化問題
我國有五億多農業人口，農民的情況如何，對于我國經濟的發展和政權的鞏固，關系極大。我認為，情況根本上是好的。合作化完成了，這就解決了我國社會主義工業化同個體農業經濟之間的大矛盾。合作化迅速完成，有些人擔心會不會出毛病。幸好，毛病有一些，不大，基本上是健全的。農民生產很起勁，雖然去年的水旱風災比過去幾年中哪一年都大，但是全國的糧食仍然增產。現在有一些人卻在說合作化不行，合作化沒有優越性，吹來了一股小臺風。合作化究竟有沒有優越性呢?今天會場上發的文件里面，有一個關于河北省遵化縣王國藩合作社的材料，大家可以看一看。這個合作社所在的地方是一個山地，歷來很窮，年年靠人民政府運糧去救濟。一九五三年開始辦社的時候，人們把它叫做“窮棒子社”。經過了四年艱苦奮斗，一年一年好起來，絕大多數的社員成了余糧戶。王國藩合作社能做到的，別的合作社，在正常情況下也應該能做到，或者時間長一點也應該能做到。由此可見，那些說合作化不好了的議論是沒有根據的。
由此也可看出，合作社一定要在艱苦奮斗中建立起來。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長都是要經過艱難曲折的。在社會主義事業中，要想不經過艱難曲折，不付出極大努力，總是一帆風順，容易得到成功，這種想法，只是幻想。
積極擁護合作社的是些什么人呢?是絕大多數貧農和下中農，他們占農村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其余的人，大多數也對合作社寄予希望。真正不滿意的只占極少數。許多人沒有分析這種情況，沒有對合作社的成績和缺點以及缺點產生的根源作全面的考察，把局部和片面當成了全體，這就在一些人中間刮起了一陣所謂合作社沒有優越性的小臺風。
要多少時間合作社才能鞏固，認為合作社沒有優越性的議論才會收場呢?根據許多合作社發展的經驗來看，大概需要五年，或者還要多一點時間。現在，全國大多數的合作社還只有一年多的歷史，我們就要求它們那么好，這是不合理的。依我看，第一個五年計劃期內建成合作社，第二個五年計劃期內合作社能得到鞏固，那就很好了。
合作社正在經歷一個逐步鞏固的過程。它還存在著一些需要解決的矛盾。例如，在國家同合作社之間，在合作社內部，在合作社同合作社相互之間，都有一些矛盾需要解決。
我們必須經常注意從生產問題和分配問題上處理上述矛盾。在生產問題上，一方面，合作社經濟要服從國家統一經濟計劃的領導，同時在不違背國家的統一計劃和政策法令下保持自己一定的靈活性和獨立性；另一方面，參加合作社的各個家庭，除了自留地和其他一部分個體經營的經濟可以由自己作出適當的計劃以外，都要服從合作社或者生產隊的總計劃。在分配問題上，我們必須兼顧國家利益、集體利益和個人利益。對于國家的稅收、合作社的積累、農民的個人收入這三方面的關系，必須處理適當，經常注意調節其中的矛盾。國家要積累，合作社也要積累，但是都不能過多。我們要盡可能使農民能夠在正常年景下，從增加生產中逐年增加個人收入。
許多人說農民苦，這種意見對不對呢?就一方面說來是對的。這就是說，由于我國被帝國主義者和他們的代理人壓迫剝削了一百多年，變成一個很窮的國家，不但農民的生活水平低，工人和知識分子的生活水平也都還低。要有幾十年時間，經過艱苦的努力，才能將全體人民的生活水平逐步提高起來。這樣說“苦”就恰當了。就另一方面說來是不對的。這就是說，解放七年以來，農民生活沒有改善，單單改善了工人的生活。其實，工人農民的生活，除極少數人以外，都已經有了一些改善。解放以來，農民免除了地主的剝削，生產逐年發展。以糧食為例，一九四九年全國產糧只有二千一百幾十億斤，到一九五六年產糧達到三千六百幾十億斤，增加了將近一千五百億斤。國家征收的農業稅并不算重，每年只有三百多億斤。每年以正常價格從農民那里購糧也只有五百多億斤。兩項共八百幾十億斤。這些糧食銷售在農村和農村附近的集鎮的，占了一半以上。由此看來，不能說農民生活沒有改善。我們準備在幾年內，把征糧和購糧的數量大體上穩定在八百幾十億斤的水平上，使農業得到發展，使合作社得到鞏固，使現在還存在的農村中一小部分缺糧戶不再缺糧，除了專門經營經濟作物的某些農戶以外，統統變為余糧戶或者自給戶，使農村中沒有了貧農，使全體農民達到中農和中農以上的生活水平。至于簡單地拿農民每人每年平均所得和工人每人每年平均所得相比較，說一個低了，一個高了，這是不適當的。工人的勞動生產率比農民高得多，而農民的生活費用比城市工人又省得多，所以不能說工人特別得到國家的優待。有少部分工人的工資以及有些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工資是高了一些，農民看了不滿意是有理由的，斟酌情況作一些適當的調整，是必要的。
四 工商業者問題
我國社會制度的改革，除了農業合作化和手工業合作化以外，私營工商業改變為公私合營企業，也在一九五六年完成了。這件事所以做得這樣迅速和順利，是跟我們把工人階級同民族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當做人民內部矛盾來處理，密切相關的。這個階級矛盾是否完全解決了呢?還沒有。還要經過相當的時間才能夠完全解決。但是現在有些人說:資本家已經改造得和工人差不多了，用不著再改造了。甚至有人說，資本家比工人還要高明一點。也有人說，如果要改造，為什么工人階級不改造?這些議論對不對呢?當然不對。
在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過程中，人人需要改造，剝削者要改造，勞動者也要改造，誰說工人階級不要改造?當然，剝削者的改造和勞動者的改造是兩種不同性質的改造，不能混為一談。工人階級要在階級斗爭中和向自然界的斗爭中改造整個社會，同時也就改造自己。工人階級必須在工作中不斷學習，逐步克服自己的缺點，永遠也不能停止。拿我們這些人來說，很多人每年都有一些進步，也就是說，每年都在改造。我這個人從前就有過各種非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馬克思主義是后來才接受的。我在書本上學了一點馬克思主義，初步地改造了自己的思想，但是主要的還是在長期階級斗爭中改造過來的。而且今后還要繼續學習，才能再有一些進步，否則就要落后了。難道資本家就那么高明，反而再不需要改造了嗎?
有人說，中國資產階級現在已經沒有兩面性了，只有一面性。這是不是事實呢?不是事實。一方面，資產階級分子已經成為公私合營企業中的管理人員，正處在由剝削者變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的轉變過程中；另一方面，他們現在還在公私合營的企業中拿定息，這就是說，他們的剝削根子還沒有脫離。他們同工人階級的思想感情、生活習慣還有一個不小的距離。怎么能說已經沒有了兩面性呢?就是不拿定息，摘掉了資產階級的帽子，也還需要一個相當的時間繼續進行思想改造。如果認為資產階級已經沒有了兩面性，那末資本家的改造和學習的任務也就沒有了。
應該說，這種意見不僅不符合工商業者的實際情況，也不符合工商業者大多數人的愿望。在過去幾年中，大多數工商業者都是愿意學習的，并且有了顯著的進步。工商業者的徹底改造必須是在工作中間，他們應當在企業內同職工一起勞動，把企業作為自我改造的基地。但是經過學習改變自己的某些舊觀點，也是重要的。工商業者的學習，應當以自愿為基礎。許多工商業者在講習班里學習了幾十天，回到工廠，同工人群眾和公方代表有了更多的共同的語言，改善了共同工作的條件。他們從親身的經驗懂得，繼續學習，繼續改造自已，對于他們是有益的。剛才所說的那種認為不需要學習，不需要改造的意見，并不能代表工商業者中大多數人的意見，只是少數人的意見。
五 知識分子問題
我國人民內部的矛盾，在知識分子中間也表現出來了。過去為舊社會服務的幾百萬知識分子，現在轉到為新社會服務，這里就存在著他們如何適應新社會需要和我們如何幫助他們適應新社會需要的問題。這也是人民內部的一個矛盾。
我國知識分子的大多數，在過去七年中已經有了顯著的進步。他們表示贊成社會主義制度。他們中間有許多人正在用功學習馬克思主義，有一部分人已經成為共產主義者。這部分人目前雖然還是少數，但是正在逐漸增多。當然，知識分子中間有一些人現在仍然懷疑或者不同意社會主義，這部分人只占少數。
我國的艱巨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需要盡可能多的知識分子為它服務。凡是真正愿意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的知識分子，我們都應當給予信任，從根本上改善同他們的關系，幫助他們解決各種必須解決的問題，使他們得以積極地發揮他們的才能。我們有許多同志不善于團結知識分子，用生硬的態度對待他們，不尊重他們的勞動，在科學文化工作中不適當地干預那些不應當干預的事務。所有這些缺點必須加以克服。
廣大的知識分子雖然已經有了進步，但是不應當因此自滿。為了充分適應新社會的需要，為了同工人農民團結一致，知識分子必須繼續改造自己，逐步地拋棄資產階級的世界觀而樹立無產階級的、共產主義的世界觀。世界觀的轉變是一個根本的轉變，現在多數知識分子還不能說已經完成了這個轉變。我們希望我國的知識分子繼續前進，在自己的工作和學習的過程中，逐步地樹立共產主義的世界觀，逐步地學好馬克思列寧主義，逐步地同工人農民打成一片，而不要中途停頓，更不要向后倒退，倒退是沒有出路的。由于我國的社會制度已經起了變化，資產階級思想的經濟基礎已經基本上消滅了，這就使大量知識分子的世界觀不但有了改變的必要，而且有了改變的可能。但是世界觀的徹底改變需要一個很長的時間，我們應當耐心地做工作，不能急躁。事實上必定會有一些人在思想上始終不愿意接受馬克思列寧主義，不愿意接受共產主義，對于這一部分人不要苛求；只要他們服從國家的要求，從事正常的勞動，我們就應當給他們以適當工作的機會。
在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中間，最近一個時期，思想政治工作減弱了，出現了一些偏向。在一些人的眼中，好像什么政治，什么祖國的前途、人類的理想，都沒有關心的必要。好像馬克思主義行時了一陣，現在就不那么行時了。針對著這種情況，現在需要加強思想政治工作。不論是知識分子，還是青年學生，都應該努力學習。除了學習專業之外，在思想上要有所進步，政治上也要有所進步，這就需要學習馬克思主義，學習時事政治。沒有正確的政治觀點，就等于沒有靈魂。過去的思想改造是必要的，收到了積極的效果。但是在做法上有些粗糙，傷了一些人，這是不好的。這個缺點，今后必須避免。思想政治工作，各個部門都要負責任。共產黨應該管，青年團應該管，政府主管部門應該管，學校的校長教師更應該管。我們的教育方針，應該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體育幾方面都得到發展，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要提倡勤儉建國。要使全體青年們懂得，我們的國家現在還是一個很窮的國家，并且不可能在短時間內根本改變這種狀態，全靠青年和全體人民在幾十年時間內，團結奮斗，用自己的雙手創造出一個富強的國家。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給我們開辟了一條到達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境界的實現還要靠我們的辛勤勞動。有些青年人以為到了社會主義社會就應當什么都好了，就可以不費氣力享受現成的幸福生活了，這是一種不實際的想法。
六 少數民族問題
我國少數民族有三千多萬人，雖然只占全國總人口的百分之六，但是居住地區廣大，約占全國總面積的百分之五十至六十。所以漢族和少數民族的關系一定要搞好。這個問題的關鍵是克服大漢族主義。在存在有地方民族主義的少數民族中間，則應當同時克服地方民族主義。無論是大漢族主義或者地方民族主義，都不利于各族人民的團結，這是應當克服的一種人民內部的矛盾。在這一方面，我們已經做了一些工作，在大多數少數民族地區民族關系比較從前大有改進，但是仍然存在著一些尚待解決的問題。在一部分地區，大漢族主義和地方民族主義都還嚴重地存在，必須給以足夠的注意。經過各族人民幾年來的努力，我國少數民族地區絕大部分都已經基本上完成了民主改革和社會主義改造。西藏由于條件還不成熟，還沒有進行民主改革。按照中央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十七條協議，社會制度的改革必須實行，但是何時實行，要待西藏大多數人民群眾和領袖人物認為可行的時候，才能作出決定，不能性急。現在已決定在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不進行改革。在第三個五年計劃期內是否進行改革，要到那時看情況才能決定。
七 統籌兼顧、適當安排
這里所說的統籌兼顧，是指對于六億人口的統籌兼顧。我們作計劃、辦事、想問題，都要從我國有六億人口這一點出發，千萬不要忘記這一點。為什么要提出這樣一個問題，難道還有人不知道我國有六億人口嗎?知道是知道的，不過辦起事來有些人就忘記了，似乎人越少越好，圈子緊縮得越小越好。抱有這種小圈子主義的人們，對于這樣一種思想是抵觸的: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團結一切可能團結的人，并且盡可能地將消極因素轉變為積極因素，為建設社會主義社會這個偉大的事業服務。我希望這些人擴大眼界，真正承認我國有六億人口，承認這是一個客觀存在，這是我們的本錢。我國人多，是好事，當然也有困難。我們各方面的建設事業都在蓬勃地發展著，成績很大，但是，在目前社會大變動的過渡時期，困難問題還是很多的。又發展又困難，這就是矛盾。任何矛盾不但應當解決，也是完全可以解決的。我們的方針是統籌兼顧、適當安排。無論糧食問題，災荒問題，就業問題，教育問題，知識分子問題，各種愛國力量的統一戰線問題，少數民族問題，以及其他各項問題，都要從對全體人民的統籌兼顧這個觀點出發，就當時當地的實際可能條件，同各方面的人協商，作出各種適當的安排。決不可以嫌人多，嫌人落后，嫌事情麻煩難辦，推出門外了事。我這樣說，是不是要把一切人一切事都由政府包下來呢?當然不是。許多人，許多事，可以由社會團體想辦法，可以由群眾直接想辦法，他們是能夠想出很多好的辦法來的。而這也就包括在統籌兼顧、適當安排的方針之內，我們應當指導社會團體和各地群眾這樣做。
八 關于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長期共存、互相監督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長期共存，互相監督，這幾個口號是怎樣提出來的呢?它是根據中國的具體情況提出來的，是在承認社會主義社會仍然存在著各種矛盾的基礎上提出來的，是在國家需要迅速發展經濟和文化的迫切要求上提出來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是促進藝術發展和科學進步的方針，是促進我國的社會主義文化繁榮的方針。藝術上不同的形式和風格可以自由發展，科學上不同的學派可以自由爭論。利用行政力量，強制推行一種風格，一種學派，禁止另一種風格，另一種學派，我們認為會有害于藝術和科學的發展。藝術和科學中的是非問題，應當通過藝術界科學界的自由討論去解決，通過藝術和科學的實踐去解決，而不應當采取簡單的方法去解決。為了判斷正確的東西和錯誤的東西，常常需要有考驗的時間。歷史上新的正確的東西，在開始的時候常常得不到多數人承認，只能在斗爭中曲折地發展。正確的東西，好的東西，人們一開始常常不承認它們是香花，反而把它們看作毒草。哥白尼關于太陽系的學說，達爾文的進化論，都曾經被看作是錯誤的東西，都曾經經歷艱苦的斗爭。我國歷史上也有許多這樣的事例。同舊社會比較起來，在社會主義社會中，新生事物的成長條件，和過去根本不同了，好得多了。但是壓抑新生力量，壓抑合理的意見，仍然是常有的事。不是由于有意壓抑，只是由于鑒別不清，也會妨礙新生事物的成長。因此，對于科學上、藝術上的是非，應當保持慎重的態度，提倡自由討論，不要輕率地作結論。我們認為，采取這種態度可以幫助科學和藝術得到比較順利的發展。
馬克思主義也是在斗爭中發展起來的。馬克思主義在開始的時候受過種種打擊，被認為是毒草。現在它在世界上的許多地方還在繼續受打擊，還被認為是毒草。在社會主義國家里，馬克思主義的地位不同了。但是就是在社會主義國家，還是有非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存在，也有反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存在。在我國，雖然社會主義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說來，已經基本完成，革命時期的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斗爭已經基本結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買辦階級的殘余還是存在，資產階級還是存在，小資產階級剛剛在改造。階級斗爭并沒有結束。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斗爭，各派政治力量之間的階級斗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的階級斗爭，還是長時期的，曲折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無產階級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資產階級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在這一方面，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沒有真正解決。無論在全人口中間，或者在知識分子中間，馬克思主義者仍然是少數。因此，馬克思主義仍然必須在斗爭中發展。馬克思主義必須在斗爭中才能發展，不但過去是這樣，現在是這樣，將來也必然還是這樣。正確的東西總是在同錯誤的東西作斗爭的過程中發展起來的。真的、善的、美的東西總是在同假的、惡的、丑的東西相比較而存在，相斗爭而發展的。當著某一種錯誤的東西被人類普遍地拋棄，某一種真理被人類普遍地接受的時候，更加新的真理又在同新的錯誤意見作斗爭。這種斗爭永遠不會完結。這是真理發展的規律，當然也是馬克思主義發展的規律。
我國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的誰勝誰負的斗爭，還需要一個相當長的時間才能解決。這是因為資產階級和從舊社會來的知識分子的影響還要在我國長期存在，作為階級的意識形態，還要在我國長期存在。如果對于這種形勢認識不足，或者根本不認識，那就要犯絕大的錯誤，就會忽視必要的思想斗爭。思想斗爭同其他的斗爭不同，它不能采取粗暴的強制的方法，只能用細致的講理的方法。現在社會主義在意識形態的斗爭中，具有優勝的條件。政權的基本力量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下的勞動人民手里。共產黨有強大的力量和很高的威信。在我們的工作中盡管有缺點，有錯誤，但是每一個公正的人都可以看到，我們對人民是忠誠的，我們有決心有能力同人民在一起把祖國建設好，我們已經得到巨大的成就，并且將繼續得到更巨大的成就。資產階級分子和從舊社會來的知識分子的絕大多數都是愛國的，他們愿意為蒸蒸日上的社會主義祖國服務，并且懂得如果離開社會主義事業，離開共產黨所領導的勞動人民，他們就會無所依靠，而不可能有任何光明的前途。
人們問:在我們國家里，馬克思主義已經被大多數人承認為指導思想，那末，能不能對它加以批評呢?當然可以批評。馬克思主義是一種科學真理，它是不怕批評的。如果馬克思主義害怕批評，如果可以批評倒，那末馬克思主義就沒有用了。事實上，唯心主義者不是每天都在用各種形式批評馬克思主義嗎?抱著資產階級思想、小資產階級思想而不愿意改變的人們，不是也在用各種形式批評馬克思主義嗎?馬克思主義者不應該害怕任何人批評。相反，馬克思主義者就是要在人們的批評中間，就是要在斗爭的風雨中間，鍛煉自己，發展自己，擴大自己的陣地。同錯誤思想作斗爭，好比種牛痘，經過了牛痘疫苗的作用，人身上就增強免疫力。在溫室里培養出來的東西，不會有強大的生命力。實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并不會削弱馬克思主義在思想界的領導地位，相反地正是會加強它的這種地位。
對于非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應該采取什么方針呢?對于明顯的反革命分子，破壞社會主義事業的分子，事情好辦，剝奪他們的言論自由就行了。對于人民內部的錯誤思想，情形就不相同。禁止這些思想，不允許這些思想有任何發表的機會，行不行呢?當然不行。對待人民內部的思想問題，對待精神世界的問題，用簡單的方法去處理，不但不會收效，而且非常有害。不讓發表錯誤意見，結果錯誤意見還是存在著。而正確的意見如果是在溫室里培養出來的，如果沒有見過風雨，沒有取得免疫力，遇到錯誤意見就不能打勝仗。因此，只有采取討論的方法，批評的方法，說理的方法，才能真正發展正確的意見，克服錯誤的意見，才能真正解決問題。
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他們的思想意識是一定要反映出來的。一定要在政治問題和思想問題上，用各種辦法頑強地表現他們自己。要他們不反映不表現，是不可能的。我們不應當用壓制的辦法不讓他們表現，而應當讓他們表現，同時在他們表現的時候，和他們辯論，進行適當的批評。毫無疑問，我們應當批評各種各樣的錯誤思想。不加批評，看著錯誤思想到處泛濫，任憑它們去占領市場，當然不行。有錯誤就得批判，有毒草就得進行斗爭。但是這種批評不應當是教條主義的，不應當用形而上學方法，應當力求用辯證方法。要有科學的分析，要有充分的說服力。教條主義的批評不能解決問題。我們是反對一切毒草的，但是我們必須謹慎地辨別什么是真的毒草，什么是真的香花。我們要同群眾一起來學會謹慎地辨別香花和毒草，并且一起來用正確的方法同毒草作斗爭。
我們在批判教條主義的時候，必須同時注意對修正主義的批判。修正主義，或者右傾機會主義，是一種資產階級思潮，它比教條主義有更大的危險性。修正主義者，右傾機會主義者，口頭上也掛著馬克思主義，他們也在那里攻擊“教條主義”。但是他們所攻擊的正是馬克思主義的最根本的東西。他們反對或者歪曲唯物論和辯證法，反對或者企圖削弱人民民主專政和共產黨的領導，反對或者企圖削弱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在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取得基本勝利以后，社會上還有一部分人夢想恢復資本主義制度，他們要從各個方面向工人階級進行斗爭，包括思想方面的斗爭。而在這個斗爭中，修正主義者就是他們最好的助手。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兩個口號，就字面看，是沒有階級性的，無產階級可以利用它們，資產階級也可以利用它們，其他的人們也可以利用它們。所謂香花和毒草，各個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也有各自的看法。那末，從廣大人民群眾的觀點看來，究竟什么是我們今天辨別香花和毒草的標準呢?在我國人民的政治生活中，應當怎樣來判斷我們的言論和行動的是非呢?我們以為，根據我國的憲法的原則，根據我國最大多數人民的意志和我國各黨派歷次宣布的共同的政治主張，這種標準可以大致規定如下:(一)有利于團結全國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而不是不利于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三)有利于鞏固人民民主專政，而不是破壞或者削弱這個專政；(四)有利于鞏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壞或者削弱這個制度；(五)有利于鞏固共產黨的領導，而不是擺脫或者削弱這種領導；(六)有利于社會主義的國際團結和全世界愛好和平人民的國際團結，而不是有損于這些團結。這六條標準中，最重要的是社會主義道路和黨的領導兩條。提出這些標準，是為了幫助人民發展對于各種問題的自由討論，而不是為了妨礙這種討論。不贊成這些標準的人們仍然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見來辯論。但是大多數人有了明確的標準，就可以使批評和自我批評沿著正確的軌道前進，就可以用這些標準去鑒別人們的言論行動是否正確，究竟是香花還是毒草。這是一些政治標準。為了鑒別科學論點的正確或者錯誤，藝術作品的藝術水準如何，當然還需要一些各自的標準。但是這六條政治標準對于任何科學藝術的活動也都是適用的。在我國這樣的社會主義國家里，難道有什么有益的科學藝術活動會違反這幾條政治標準的嗎?
以上所說的觀點，都是從我國的具體的歷史條件出發的。各個社會主義國家和各國共產黨的情況各不相同。因此，我們并不認為，它們必須或者應當采取中國的做法。
“長期共存、互相監督”這個口號，也是我國具體的歷史條件的產物。這個口號并不是突然提出來的，它已經經過了好幾年的醞釀。長期共存的思想已經存在很久了。到去年，社會主義制度已基本建立，這些口號就明確地提出來了。為什么要讓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民主黨派同工人階級政黨長期共存呢?這是因為凡屬一切確實致力于團結人民從事社會主義事業的、得到人民信任的黨派，我們沒有理由不對它們采取長期共存的方針。我在一九五○年六月第二次政治協商會議上，就已經這樣說過:“只要誰肯真正為人民效力，在人民還有困難的時期內確實幫了忙，做了好事，并且是一貫地做下去，并不半途而廢，那末，人民和人民的政府是沒有理由不要他的，是沒有理由不給他以生活的機會和效力的機會的。”這里所說的，也就是各黨派可以長期共存的政治基礎。共產黨同各民主黨派長期共存，這是我們的愿望，也是我們的方針。至于各民主黨派是否能夠長期存在下去，不是單由共產黨一方面的愿望作決定，還要看各民主黨派自己的表現，要看它們是否取得人民的信任。各黨派互相監督的事實，也早已存在，就是各黨派互相提意見，作批評。所謂互相監督，當然不是單方面的，共產黨可以監督民主黨派，民主黨派也可以監督共產黨。為什么要讓民主黨派監督共產黨呢?這是因為一個黨同一個人一樣，耳邊很需要聽到不同的聲音。大家知道，主要監督共產黨的是勞動人民和黨員群眾。但是有了民主黨派，對我們更為有益。當然，各民主黨派和共產黨相互之間所提的意見，所作的批評，也只有在合乎我們在前面所說的六條政治標準的情況下，才能夠發揮互相監督的積極作用。因此，我們希望各民主黨派都能注意思想改造，爭取和共產黨一道長期共存，互相監督，以適應新社會的需要。
九 關于少數人鬧事問題
一九五六年，在個別地方發生了少數工人學生罷工罷課的事件。這些人鬧事的直接的原因，是有一些物質上的要求沒有得到滿足；而這些要求，有些是應當和可能解決的，有些是不適當的和要求過高、一時還不能解決的。但是發生鬧事的更重要的因素，還是領導上的官僚主義。這種官僚主義的錯誤，有一些是要由上級機關負責，不能全怪下面。鬧事的另一個原因是對于工人、學生缺乏思想政治教育。一九五六年，還有少數合作社社員鬧社的事件，主要原因也是領導上的官僚主義和對于群眾缺乏教育。
應該承認:有些群眾往往容易注意當前的、局部的、個人的利益，而不了解或者不很了解長遠的、全國性的、集體的利益。不少青年人由于缺少政治經驗和社會生活經驗，不善于把舊中國和新中國加以比較，不容易深切了解我國人民曾經怎樣經歷千辛萬苦的斗爭才擺脫了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的壓迫，而建立一個美好的社會主義社會要經過怎樣的長時間的艱苦勞動。因此，需要在群眾中間經常進行生動的、切實的政治教育，并且應當經常把發生的困難向他們作真實的說明，和他們一起研究如何解決困難的辦法。
我們是不贊成鬧事的，因為人民內部的矛盾可以用“團結——批評——‘團結”的方法去解決，而鬧事總會要造成一些損失，不利于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我們相信，我國廣大的人民群眾是擁護社會主義的，他們很守紀律，很講道理，決不無故鬧事。但是這并不是說，在我國已經沒有了發生群眾鬧事的可能性。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應當注意的是:(一)為了從根本上消滅發生鬧事的原因，必須堅決地克服官僚主義，很好地加強思想政治教育，恰當地處理各種矛盾。只要做到這一條，一般地就不會發生鬧事的問題。(二)如果由于我們的工作做得不好，鬧了事，那就應當把鬧事的群眾引向正確的道路，利用鬧事來作為改善工作、教育干部和群眾的一種特殊手段，解決平日所沒有解決的問題。應當在處理鬧事的過程中，進行細致的工作，不要用簡單的方法去處理，不要“草率收兵”。對于鬧事的帶頭人物，除了那些違犯刑法的分子和現行反革命分子應當法辦以外，不應當輕易開除。在我們這樣大的國家里，有少數人鬧事，并不值得大驚小怪，倒是足以幫助我們克服官僚主義。
在我們社會里，也有少數不顧公共利益、蠻不講理、行兇犯法的人。他們可能利用和歪曲我們的方針，故意提出無理的要求來煽動群眾，或者故意造謠生事，破壞社會的正常秩序。對于這種人，我們并不贊成放縱他們。相反，必須給予必要的法律的制裁。懲治這種人是社會廣大群眾的要求，不予懲治則是違反群眾意愿的。
十 壞事能否變成好事?
如像我在上面講過的，在我們的社會中，群眾鬧事是壞事，是我們所不贊成的。但是這種事件發生以后，又可以促使我們接受教訓，克服官僚主義，教育干部和群眾。從這一點上說來，壞事也可以轉變成為好事。亂子有二重性。我們可以用這個觀點去看待一切亂子。
匈牙利事件不是好事，這是大家清楚的。但是它也有二重性。由于匈牙利的同志們在事件的發展過程中間處理得正確，結果匈牙利事件由壞事轉變成了一件好事。匈牙利現在比過去鞏固了，社會主義陣營各國也都得了教訓。
同樣，一九五六年下半年發生的反共反人民的世界性的風潮，當然是壞事。但是它教育了和鍛煉了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階級，這就變成好事。在許多國家里，有一批人在這個風潮里退出了黨。一部分黨員退黨，黨的人數減少了，當然是壞事。但是也有一方面的好處。那些動搖分子不愿意繼續干下去了，退走了，大多數堅定的黨員更好團結奮斗，為什么不好呢?
總之，我們必須學會全面地看問題，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在一定的條件下，壞的東西可以引出好的結果，好的東西也可以引出壞的結果。老子在二千多年以前就說過:“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日本打到中國，日本人叫勝利。中國大片土地被侵占，中國人叫失敗。但是在中國的失敗里面包含著勝利，在日本的勝利里面包含著失敗。歷史難道不是這樣證明了嗎?
現在世界各國的人們都在談論著會不會打第三次世界大戰。對于這個問題，我們也要有精神準備，也要有分析。我們是堅持和平反對戰爭的。但是，如果帝國主義一定要發動戰爭，我們也不要害怕。我們對待這個問題的態度，同對待一切“亂子”的態度一樣，第一條，反對；第二條，不怕。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后，出了一個蘇聯，兩億人口。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出了一個社會主義陣營，一共九億人口。如果帝國主義者一定要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可以斷定，其結果必定又要有多少億人口轉到社會主義方面，帝國主義剩下的地盤就不多了，也有可能整個帝國主義制度全部崩潰。
矛盾著的對立的雙方互相斗爭的結果，無不在一定條件下互相轉化。在這里，條件是重要的。沒有一定的條件，斗爭著的雙方都不會轉化。世界上最愿意改變自己地位的是無產階級，其次是半無產階級，因為一則全無所有，一則有也不多。現在美國操縱聯合國的多數票和控制世界很多地方的局面只是暫時的，這個局面總有一天要起變化。中國的窮國地位和在國際上無權的地位也會起變化，窮國將變為富國，無權將變為有權——向相反的方向轉化。在這里，決定的條件就是社會主義制度和人民團結一致的奮斗。
十一 關于節約
我想在這里談一下節約的問題。我們要進行大規模的建設，但是我國還是一個很窮的國家，這是一個矛盾。全面地持久地厲行節約，就是解決這個矛盾的一個方法。
在一九五二年“三反”運動中，我們反對過貪污、浪費和官僚主義，而著重在反對貪污。一九五五年提倡過節約，重點是在非生產性的基本建設中反對了過高的標準，在工業生產中節約原料，成績很大。那時，節約的方針還沒有在國民經濟各部門中認真地推行，也沒有在一般機關、部隊、學校、人民團體中認真地推行。今年要求在全國各方面提倡節約，反對浪費。我們對建設工作還缺乏經驗。在過去幾年有很大的成績，同時也有浪費。我們必須逐步地建設一批規模大的現代化的企業以為骨干，沒有這個骨干就不能使我國在幾十年內變為現代化的工業強國。但是多數企業不應當這樣做，應當更多地建立中小型企業，并且應當充分利用舊社會遺留下來的工業基礎，力求節省，用較少的錢辦較多的事。在去年十一月中共二中全會更著重地提出了厲行節約反對浪費的方針以后，幾個月來已經開始發生效果。這一次節約運動必須徹底地持久地進行。反對浪費，同批判其他缺點錯誤一樣，好比洗臉。人不是每天都要洗臉嗎?中國共產黨、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知識分子、工商業者、工人、農民、手工業者，總之，我們六億人口都要實行增產節約，反對鋪張浪費。這不但在經濟上有重大意義，在政治上也有重大意義。在我們的許多工作人員中間，現在滋長著一種不愿意和群眾同甘苦，喜歡計較個人名利的危險傾向，這是很不好的。我們在增產節約運動中要求精簡機關，下放干部，使相當大的一批干部回到生產中去，就是克服這種危險傾向的一個方法。要使全體干部和全體人民經常想到我國是一個社會主義的大國，但又是一個經濟落后的窮國，這是一個很大的矛盾。要使我國富強起來，需要幾十年艱苦奮斗的時間，其中包括執行厲行節約、反對浪費這樣一個勤儉建國的方針。
十二 中國工業化的道路
這里所講的工業化道路的問題，主要是指重工業、輕工業和農業的發展關系問題。我國的經濟建設是以重工業為中心，這一點必須肯定。但是同時必須充分注意發展農業和輕工業。
我國是一個大農業國，農村人口占全國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發展工業必須和發展農業同時并舉，工業才有原料和市場，才有可能為建立強大的重工業積累較多的資金。大家知道，輕工業和農業有極密切的關系。沒有農業，就沒有輕工業。重工業要以農業為重要市場這一點，目前還沒有使人們看得很清楚。但是隨著農業的技術改革逐步發展，農業的日益現代化，為農業服務的機械、肥料、水利建設、電力建設、運輸建設、民用燃料、民用建筑材料等等將日益增多，重工業以農業為重要市場的情況，將會易于為人們所理解。在第二個五年計劃和第三個五年計劃期間，如果我們的農業能夠有更大的發展，使輕工業相應地有更多的發展，這對于整個國民經濟會有好處。農業和輕工業發展了，重工業有了市場，有了資金，它就會更快地發展。這樣，看起來工業化的速度似乎慢一些，但是實際上不會慢，或者反而可能快一些。經過三個五年計劃，或者再多一些時間，我國的鋼產量仍然可能由解放前最高年產量，即一九四三年的九十多萬噸，發展到二千萬噸，或者更多一點。這樣，城鄉人民都會感到高興。
關于經濟問題今天不準備多講。經濟建設我們還缺乏經驗，因為才進行七年，還需要積累經驗。對于革命我們開始也沒有經驗，翻過斤斗，取得了經驗，然后才有全國的勝利。我們要求在取得經濟建設方面的經驗，比較取得革命經驗的時間要縮短一些，同時不要花費那么高的代價。代價總是需要的，就是希望不要有革命時期所付的代價那么高。必須懂得，在這個問題上是存在著矛盾的，即社會主義社會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和我們主觀認識之間的矛盾，這需要在實踐中去解決。這個矛盾，也將表現為人同人之間的矛盾，即比較正確地反映客觀規律的一些人同比較不正確地反映客觀規律的一些人之間的矛盾，因此也是人民內部的矛盾。一切矛盾都是客觀存在的，我們的任務在于盡可能正確地反映它和解決它。
為了使我國變為工業國，我們必須認真學習蘇聯的先進經驗。蘇聯建設社會主義已經有四十年了，它的經驗對于我們是十分寶貴的。大家看吧，誰給我們設計和裝備了這么多的重要工廠呢?美國給我們沒有?英國給我們沒有?他們都不給。只有蘇聯肯這樣做，因為它是社會主義國家，是我們的同盟國家。除了蘇聯以外，東歐一些兄弟國家也給了我們一些幫助。完全不錯，一切國家的好經驗我們都要學，不管是社會主義國家的，還是資本主義國家的，這一點是肯定的。但是主要的還是要學蘇聯。學習有兩種態度。一種是教條主義的態度，不管我國情況，適用的和不適用的，一起搬來。這種態度不好。另一種態度，學習的時候用腦筋想一下，學那些和我國情況相適合的東西，即吸取對我們有益的經驗，我們需要的是這樣一種態度。
鞏固同蘇聯的團結，鞏固同一切社會主義國家的團結，這是我們的基本方針，基本利益所在。再就是亞非國家以及一切愛好和平的國家和人民，我們應當鞏固和發展同他們的團結。有了這兩種力量的團結，我們就不孤立了。至于帝國主義國家，我們也要團結那里的人民，并且爭取同那些國家和平共處，做些生意，制止可能發生的戰爭，但是決不可以對他們懷抱一些不切實際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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