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爾文：關于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起源及幾個焦點問題——對“人民網”一篇文章的簡單剖析

      黃爾文：關于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起源及幾個焦點問題　　

     ——對“人民網”一篇文章的簡單剖析　　

七月一日，“人民網”刊登了一篇名為《胡喬木撰寫黨的第二個歷史決議始末》的文章（下稱《始末》，見文后附錄），其它網站也有轉載。由于七月一日是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紀念日，在這一天，胡錦濤發表了長篇講話，談到“理論上的與時俱進”、“理論創新”以及作為“一大理論成果”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而《始末》從起源上敘述了這一“理論成果”的產生，講到了“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與“中共中央一支筆”胡喬木在一些觀點上的互動，并在理論上概括出幾個要點。登發這篇文章，判斷其是詮釋、注解，還是遙相呼應，或者曲意引導、立意反對，頗費猜詳。但在特殊日期特別網站發出的文字多有特殊含義，應無疑問。所以不應簡單地把這篇文章僅僅看成是一篇歷史性回顧文章。　　

該文共分為五節，其標題如下：　　

對“文化大革命”的評價　　

關于對毛澤東思想內涵的科學闡釋　　

關于路線和路線斗爭　　

關于毛澤東對馬列著作的誤解和教條化　　

關于新中國成立32年來基本經驗教訓的總結　　

從以上標題可以看出，所涉及的內容正是目前亟待解決的理論焦點問題。下面采用原標題按照原順序分節進行簡單剖析。　　

     對“文化大革命”的評價　　

《始末》說：“胡喬木認為，“文化大革命”不能在任何意義上成為一個革命。但也不是反革命。……，他把“文化大革命”的性質定為“內亂”。”　　

否定文化大革命，是產生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大前提。如何判定文化大革命的性質，始終存在兩種對立的觀點。　　

下面，我們先從文化這個概念開始，討論一下什么是文化革命，然后簡要回顧1966年發生文化革命之前中國的一段歷史，再來討論這次文化革命的性質。　　

文化這個概念外延非常寬泛：從政治、法律、哲學意識到人們的習慣與傳統，從文學、藝術到社會的道德規范，從宗教信仰到人文理論，總之，凡是涉及到社會意識形態領域，與人思想、精神相關的東西，全都屬于社會文化的范疇。此外，只要涉及到社會文化，就必然涉及文化的載體——書、報、影視、廣播、戲曲、藝術這些媒介，又必然涉及到文化的傳播者——教育系統、文藝系統、其他相關系統以及相關管理人員——教授、學者、法律工作者、演員、宗教界人士以及政府機構的管理人員；當然還會涉及文化的承受者——廣大的人民群眾。　　

中國在1949年的建國，只不過是奪取并建立起了一個紅色政權，初步建立了無產階級專政。如果說革命，這只能算是一場漫長、浩大的政治革命，并不是社會經濟基礎的革命。直到1956年，經過農村建立起以隊為基礎三級核算的集體所有制性質的人民公社，城市初步完成了對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建立起全民所有制性質的工廠、企業，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才算初步建立起來，這才是真正的、經濟意義上的社會主義革命。　　

但此時，中國建立在這個基礎之上的上層建筑，包括整個文化系統，除了國體政體上有了很大創新，基本上還是以前民主革命時期傳統模式的延續。許多領域，沿襲的是更早時期——半殖民地半封建時期的文化傳統。例如，舞臺上幾乎全都是帝王將相才子佳人，講臺上是專家、權威唱獨角戲，文化即意識形態領域的狀態基本上不能適應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　　

按照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某一種社會思想和理論，某種文化，當它賴以存在的物質條件根本改變之后，還會存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并對社會的發展起著一定的阻礙作用。這種意識滯后于存在的現象，是社會意識相對獨立性的一個表現。　　

中國在經濟基礎發生了社會主義革命之后，上層建筑的文化領域并沒有也不可能自發地、同步地發生革命，而滯后于經濟基礎。特別是，中國對城市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廣泛采用的是贖買方式，被改造的對象沒有從肉體上被消滅。他們加入勞動者的隊伍，廣布于全社會。這些過去的剝削階級所習慣和推崇的生活方式、思維方式，不可能隨著他們企業的改造而被自動拋棄。這些東西對整個工人階級隊伍，都產生著各種不良影響。對過去剝削者的思想改造任務非常艱巨。受外國帝國主義文化宣傳的影響，新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也在不斷產生；以資產階級法權為依托，小資產階級思想意識大量地、自發地產生；修正主義的思潮在黨員干部隊伍當中廣泛地存在。　　

這是在中國發生文化大革命之前的歷史背景。　　

按照馬克思主義革命原則和策略，對于一次完整的無產階級革命，我們可以簡略地將它一個周期的全過程歸納成以下5個步驟：　　

1.建立無產階級先鋒隊和人民軍隊——2.武裝奪取政權——3.建立無產階級專政——4.進行經濟基礎的社會主義革命——5.進行上層建筑領域包括文化領域的社會主義革命　　

    其中的第5步，是從社會意識形態的變革往往滯后于經濟基礎的變革這一原理中引申出來的。在毛主席之前的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著作中，有高度概括，但缺少集中的和專門的論述。因此，在中國之外的社會主義革命運動中，多被忽視。但很明顯，如果缺少這一步驟或環節，整個社會主義革命運動就是不完全的——5個環節，缺一不可。　　

對于這5個環節，中國完成情況如何？從1921年到1949年，中國完成了其中的1到3步。到1956年，中國完成了第4步，所缺的就是第5步。蘇聯由于缺少這一步驟，變成了修正主義。中國怎么辦？　　

在毛主席倡導下，從1956年到1966年，用了10年時間、進行了多次運動，其核心就是圍繞社會主義制度的完善與鞏固，對人民群眾進行社會主義教育。但是與社會主義公有制相適應的意識形態仍然沒有在全社會完全建立起來。這是由于“一線領導”——劉少奇、鄧小平等人思想路線上的右傾保守，政策上的搖擺不定，忽而“極左”忽而“極右”，依靠人民群眾的教育往往變成對人民群眾的壓迫和鎮壓，并借機形成一種官僚主義體系，推行右傾機會主義路線，使廣大人民群眾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受到反復的打擊和極大的壓制，這就使文化革命前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出現了極大的偏差，未能達到效果，終于引發了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　　

由此可以看出，1966年的革命，無非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始于1921年的革命事業的繼續，是社會主義革命一個不可缺少的步驟，是其中一個必不可少的重要環節和組成部分。　　

看一下文化大革命的結果，也可以得出這是一場偉大革命的結論。　　

毫無疑問，封資修的東西在全社會范圍內受到了極大的沖擊，腐朽文化、封建迷信在全社會基本上銷聲匿跡；全國各地工廠企業成立了大量馬列主義自學小組，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得到極大的普及；同時，共產主義道德風尚在全社會得到推崇，也大范圍地得到普及。　　

最重要的是，文革期間大民主的建立與運行，使黨內外形成了廣泛的民主監督機制，資本主義路線受到批判、官僚主義受到壓制，特權階層受到沖擊，社會風氣非常好，干群關系非常好，中國的人民群眾有史以來第一次真正做到揚眉吐氣。這樣一種精神面貌和民主氛圍，顯然符合已經建立的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因此極大地解放了生產力。群眾的生產干勁十分充沛。群眾性的技術革新、技術革命更是層出不窮。由于人民群眾的社會主義積極性被充分調動起來，經濟上成果巨大。　　

至于文化大革命前期有些亂，——群眾完全發動起來了，有些黨員、干部、教授、學術權威以及一些演藝人員、宗教界人士受到了沖擊，和尚、尼姑、道士還俗當社員參加生產勞動，作為傳統文化的傳播者，這在當時是不可避免的。這就好比一列巨大的火車轟鳴著向前跑，目標既定，誰也擋不住它的前進，它也不可能特別照顧到擋在前面的某一個個人。　　

這段時間確實有人自殺，但他們所受的沖擊，比起湘江戰役、雪山草地，比起西路軍在河西走廊所受的磨難，實在算不了啥。無非幾頂高帽子、幾塊紙牌子、幾架土飛機，誰讓他們在此之前大搞官僚主義、大搞一平二調三收款的共產風，大搞封建迷信，大肆宣揚資產階級腐朽的生活方式，欺壓老百姓，愚弄老百姓，誘惑老百姓，還餓死了一些老百姓。老百姓有氣，總會發泄出來。因此而受不了，自尋死路，這只能怪死者意志薄弱。說起來，當時自殺的人數比起現在社會上自殺的人群，說不定還要少很多。　　

當然，走資派要負隅頑抗，一些當權派習慣性地一搞運動就想運動群眾，企圖改變運動的方向，把運動引入歧途，挑動群眾斗群眾，也造成了一些損失，這是前期有些亂的根本原因。要秋后算賬，本應找這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才對。　　

有革命就有反革命，這二者永遠是共生共存的。如果主流是革命的，那它的性質就是革命。法國大革命如此血腥，除了封建貴族，還有許多工人農民被送上了斷頭臺，成了枉死鬼，仍然被稱作是革命——只不過是一次資產階級大革命。中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全國各大城市的廣場上并沒有架起斷頭臺，不過是動員億萬群眾對全社會幾千年私有制下形成的幾乎是根深蒂固的傳統文化和積淀進行了一次極大的震蕩和清洗，蕩滌之中泥沙俱下、魚龍混雜。從這個意義上說，文化革命是一次和平的、非暴力的革命。　　

作為傳統文化的直接傳播者，在精神上受到一些沖擊、受到一些磨難，當然是不可避免的。參加運動的每一個人的“靈魂”都受到了沖擊和震蕩，只不過角度不同而已。但傳統文化的傳播者在社會總人口當中畢竟只占很小一部分。以這一小部分人的個人感受與好惡來評價文化大革命，顯然不符合歷史唯物主義。只要看一下文化大革命所取得的巨大成果，就可以確定，有上億群眾作為基本力量參與其中的文化大革命主流無疑是好的，其性質是革命的。　　

由于這是中國社會主義建立以來的第一次，也是全人類文化史上的第一次，沒有成熟的經驗可資借鑒，沒有完善的理論可作指導，出現一些錯誤、出現一些不講政策的現象，在所難免。教育系統、文藝系統以及相關管理人員和干部受到沖擊相對大一些，他們怨氣大一些是正常的，可以理解。毛主席對文化革命七分成績三分錯誤的評價也是恰如其分的。　　

由此還可看出，《始末》同一節中披露的：胡喬木否定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其理由是將之歸結為“即在無產階級既已掌握政權的情況下，再談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革命，”……是“自己推翻自己的荒謬行為”，——也是完全站不住腳的。　　

先看一下革命這個概念的含義。簡單說，革命是社會矛盾激化的產物，是被壓迫階級推翻統治階級的政治行動，是促使社會經濟、政治和文化發生深刻變革的社會行為。因此，其外延不僅包括了政治行動，也包括了社會經濟和文化的變革。　　

胡喬木用“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革命”（有循環論證的嫌疑）對“革命”一語加以限定，僅僅將革命理解成奪取政權，并以此來導出“自己推翻自己”的結論，定義過于狹窄。但是革命并不僅僅局限于奪取政權。正如前面歸納的5個步驟，一次完整的革命還包括經濟革命和思想革命。奪取政權是為了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并且利用無產階級專政來建立一種全新的公有制的經濟關系以及與此相適應的思想體系，以此來消滅資本主義的剝削和壓迫，這才是對過去剝削階級的“推翻”，否則，奪取政權就僅僅是朝代的更替，沒有更實際的意義。　　

《共產黨宣言》早就告訴過我們，在建立公有制經濟關系的過程中，必然會有“剝奪剝奪者”發生。如果“剝奪者”敢于反抗，使用暴力是基本選擇。無產階級專政的作用就在于此。在經濟領域進行的這個過程，當然也是革命。　　

中國對城市工商業者實行的“贖買”政策，不過是在沒收了大的官僚資本、掌握了國家經濟命脈以后的一種特例，這一特例使中國上百萬老的資產階級分子和更多的新生的資產階級分子免于像蘇聯當年那樣被槍斃或流放，他們應當感謝毛主席領導下的這一“特例”給了他們一條新的生命，但對他們思想改造的任務變得更加艱巨。　　

這種改造，也包括對全社會范圍內在思想文化領域、在意識形態領域進行大規模的改造，以期建立起一種能夠適應社會主義公有制基礎的新的思想文化，是前期政治和經濟革命的繼續，當然也是革命，而且是更加復雜、更加艱巨、更加困難、時間更長、形式更加多樣的革命。　　

這種改造之所以可以進行并有可能取得成功，無產階級專政的存在同樣是根本條件。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這樣一種性質的上層建筑領域的革命，即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繼續革命。這種性質的革命會發生多次，只有這樣，才能確保無產階級專政的存在，才能確保社會主義的公有制不會被復辟為資本主義的私有制。　　

因此，胡喬木否定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的依據非常片面，他的“自己推翻自己”的說法才是真正的荒謬。　　

經過第一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國的無產階級專政并沒有被推翻，反而得到了極大的加強，因為真正建立起了有億萬群眾參與的人民民主專政，這種專政因為匯聚了億萬群眾的力量，幾乎得到了無窮無盡的力量，因此根本不存在一絲一毫被推翻的可能性。被推翻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他們執行的修正主義路線，是少數走資派對大多數人民群眾的專政，是意識形態領域帝王將相才子佳人和封資修文化對勞動人民的專政。　　

倒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三十年，少數走資派對大多數人民群眾的專政又被重新建立起來，人民群眾大民主的武器被剝奪、主人地位被剝奪、重新成了資本的雇傭奴隸，以至于社會兩極分化到了極其嚴重的地步，社會矛盾不斷激化，甚至發生了多起聞所未聞的政府辦公樓自殺式爆炸事件；出于被人民推翻的恐懼，把“維穩”當成首要任務，在“維穩”上的花費超過了軍費，讓人不禁想問：這還是一個人民的政府嗎？人民的政府何以會如此害怕人民？　　

     關于對毛澤東思想內涵的科學闡釋　　

這一節的要點有三：　　

其一是提出把“毛澤東思想和毛澤東的思想區分開來，把毛澤東思想和毛澤東的晚年錯誤區分開來”并以此為依據，提出對毛澤東思想的分界，即 “毛澤東的思想應以中共八大為分界，分為前期和晚期。1956年八大以前，毛澤東的“社會主義思想是符合馬克思主義的，后期則偏離了馬克思主義。” 　　

這里，把“毛澤東思想和毛澤東的思想”區分開來的提法及用意非常拙劣，無非是想把毛主席思想中他們認為可用的東西以“集體智慧”的名義攫為己有，以便打著毛主席的旗號，利用毛主席在全黨全軍全國人民中的崇高威信為他們的修正主義路線服務，而把毛主席思想當中針對修正主義和資本主義路線的、有關階級斗爭和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思想剔除出去，以免妨礙他們大搞資本主義復辟。　　

這一節里，還有胡喬木指責毛主席1957年以后 “基本傾向是背離八大路線的，并且錯誤愈來愈嚴重”的說法。　　

這就有必要簡單說明什么是八大路線。　　

1956年八大第一次全會召開時，有人在大會閉幕前40分鐘讓毛主席審查長達萬字、被加入了“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后的生產力的矛盾”這種本身需要較長時間思考、推敲、琢磨的文字的《關于政治報告的決議》（40分鐘時間還需要打字）。這實際上是一種用會議議程逼迫毛主席認可的非常惡劣的做法。但毛主席不久以后就發現并進行了糾正。從八屆二中全會到八屆十中全會，毛主席的觀點已經取得了全會的認同，其中也包括劉少奇和鄧小平。因此，八大路線應當是指糾正了關于主要矛盾的錯誤提法并得到全黨統一認識后的路線。　　

胡喬木也算是研究黨史的專家，對這一段“公案”應當十分清楚。指責毛主席“背離八大路線”，完全是強詞奪理，無非是想強行推出一條新的不同于過去的路線。這條新的路線不是八大路線，只能叫做“xxx路線”。　　　　

其二，提出毛澤東的錯誤：“他在社會主義社會階級斗爭的理論和實踐上的錯誤發展越來越嚴重，他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論點，他對當時我國階級斗爭形勢、黨和國家政治狀況的估計，都是錯誤的。”　　

這里，他們的目標是不要階級斗爭，不提階級斗爭，以此掩蓋事實上廣泛存在的階級斗爭。究竟是誰發生了錯誤？三十年的實踐已經告訴了我們結果：由于放棄階級斗爭，造成了中國大面積的資本主義復辟，造成被外國資本大面積的殖民化，造成中國大批勞動人民重新變成資本的雇傭奴隸，這些全都說明，這條路線已經走上了死路、絕路，走上了一條不歸路。至于從理論上闡述社會主義條件下是否會出現新的資產階級，我們在后面再做分析。　　

其三，“把毛澤東思想的精神實質概括為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獨立自主、自力更生三個方面。”　　

里面恰好漏掉了毛主席關于階級斗爭的學說，也沒有涉及無產階級專政。這種概括就像漏掉民主集中制概括出的四項基本原則一樣，存在著極大的片面性，是十分有害的。　　

可以說，毛主席革命生涯大多數時間都在搞階級斗爭，即使在1956年之前，貫穿毛主席思想的一條主線，也是階級斗爭。《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都是講階級斗爭的。《論持久戰》、《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這些與戰爭有關的軍事著作同樣講的是階級斗爭——戰爭無非是階級斗爭最激烈的形式之一。毛主席的著名哲學著作《矛盾論》不僅講了階級斗爭，還講了階級斗爭與黨內斗爭的關系：“黨內不同思想的對立和斗爭是經常發生的，這是社會的階級矛盾和新舊事物的矛盾在黨內的反映。黨內如果沒有矛盾和解決矛盾的思想斗爭，黨的生命也就停止了。”階級斗爭思想正是毛澤東思想的精髓之一，是毛主席從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那里繼承和發展了的核心思想。把階級斗爭思想從毛澤東思想當中排除出去，而將其僅僅歸納為“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獨立自主、自力更生三個方面”，是一種典型的修正主義手法。　　

從對以上要點的簡略分析可以看出，胡喬木對毛澤東思想內涵的解釋和歸納完全談不上“科學闡釋”，而是一種完全背離了實事求是精神的、反科學的、別有用心的“修正”。　　

關于路線和路線斗爭　　

胡喬木“認為“路線斗爭”一詞不能任意濫用。”這和他取消階級斗爭的提法如出一轍。 　　

由于開了這個先例，三十年時間中國共產黨的正式文件基本上取消了“路線斗爭”一詞，并因此在政治實踐和黨內生活中放棄了路線斗爭。　　

路線斗爭是階級斗爭在共產黨內的反映。在社會主義時期，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這兩條道路的斗爭始終都存在，并不因為一個詞語用或不用而有所改變。　　

三十年不用“路線斗爭”這個詞，三十年資本主義在中國大面積復辟——“不用一個詞”掩護了黨內資產階級反攻倒算所使出的各種手段，掩護了社會上資本主義瘋狂復辟的殘酷事實， “取消一個詞”等于取消了共產黨強有力的思想武器，這本身就是路線斗爭十分尖銳的表現。貽害竟能達三十年之久！　　

什么是路線？為完成綱領與目標所確定的思想上、政治上必須遵循的根本準則和方針、策略就是路線。　　

對于中國共產黨，堅持辯證唯物主義，反對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堅持馬克思主義，反對修正主義，這是最基本的思想路線。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堅持社會主義，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反對資本主義復辟，這是最基本的政治路線。　　

毛主席說，“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非常精辟地說明了思想路線、政治路線對于中國共產黨的極端重要性。也告訴了全黨一個非常重要的思想方法和武器。　　

有路線就有路線之爭、方向之爭，就有方針、策略之爭，這就是路線斗爭——這種黨內斗爭對于共產黨是必不可少的，是保持其先進性、戰斗性，保持其蓬勃發展的根本動力。　　

但是鄧小平說，“原則上不再用路線斗爭的提法。”實際上，就此以后黨內不再講路線斗爭，不再講思想斗爭，不再講批評與自我批評，不再講開門整風。從此，中國共產黨變得死氣沉沉，變成了一個“生產黨”、“建設黨”，變成了一個圍繞GDP的“金錢黨”。——這種說法或許有些夸張，但這種傾向——或者說“路線”，是實實在在地存在的，是寫在三十年來共產黨代表大會的決議上的，只不過文字被加了某種“修飾”而已！試問：一個取消了思想斗爭的黨，一個不提路線斗爭的黨，有可能保持活力嗎？　　

源頭就在胡喬木提出的取消“路線斗爭”，其實質是企圖掩蓋之后政治上的修正主義路線和經濟上的資本主義路線，避免被黨內真正的共產黨人指出其方向路線的錯誤而受到抵制。　　

胡喬木這個“杰出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是真懂馬克思主義還是根本不懂？　　

     關于毛澤東對馬列著作的誤解和教條化　　

胡喬木認為，毛主席“犯錯誤的原因之一，就是“把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中的某些設想和論點加以誤解或教條化”，并把它作為“理論根據”。……，認為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之后小生產還會每日每時地大批地產生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因而形成一系列‘左’傾的城鄉經濟政策和城鄉階級斗爭政策。”　　

同一節還引用了鄧小平批評毛主席的一段話：“這里要批判的是另一個問題，就是對列寧關于小生產每日每時地大批地產生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這一段話的誤解或教條化，搬錯了。”　　

這一節理論分析的關鍵是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之后是否還會產生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　　

只要在理論和實踐上上回答了這個問題，就很容易理解究竟是不是毛主席“把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中的某些設想和論點加以誤解或教條化”。　　

下面，我們從理論上較為詳細地分析在純粹的社會主義環境下，從群眾當中、從黨員干部當中，是否有可能產生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　　

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歷來把生產資料所有制看得非常重，因為生產資料所有制不僅決定了社會的分配制度，還決定了勞動群眾的階級地位，決定了社會性質。因此，要啟發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煥發其斗志，首要的，就是認識自己所在的階級和所有制的關系——沒有生產資料的人，屬于無產階級；只有占有生產資料，使整個無產階級上升為統治階級，才能改變自己被壓迫被剝削的雇傭奴隸地位。　　

問題是，在社會主義時期，無產階級已經成為統治階級，階級關系已經發生了一定變化，是否還存在啟發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煥發其斗志的需要？　　

回答是肯定的。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為了防止被剝奪了生產資料的資產階級奪回失去的生產資料，出現資本主義復辟，仍然需要保持無產階級的戰斗精神。只不過，啟發階級意識變得異常艱苦和困難。　　

在社會主義時期，生產資料的公有制已經建立，同時還實行消費資料的個人所有制。由于社會產品尚未達到極大豐富、不能充分滿足全體社會成員的需要，只能實行按勞分配的分配制度，即根據每個勞動者為社會提供的勞動的數量按照平等的交換關系確定歸個人所有的消費資料的數量、品種和份額。　　

雖然生產資料的公有制決定社會的性質，也決定勞動者是國家主人的階級地位，代表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長遠利益，但是，由于分配制度以及與之相關聯的交換關系直接決定人民群眾獲得生活資料的多寡，直接關系到人民群眾的衣食住行，所以更容易受到人民群眾的關注。　　

對生產資料的公有制的認識，對它的決定作用，反倒很容易被忽略。　　　　

于是，這里就出現了一個矛盾——出現了一個認識上的巨大差異：最重要的東西反而被忽略了。　　　

在以無產階級為主體的人民群眾奪取政權之前，這一矛盾——即認識上的差異，是不存在的。那時，奪取生產資料就等同于奪取了生活資料。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是直接聯系在一起、不可分割的。例如，組織起來的農民，奪取了土地，也就等于奪取了生活資料的控制權，等于直接獲得了生活資料。而在人民群眾奪取政權、對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之后，生產資料與生活資料緊密相關的內在聯系被隱蔽起來了，人們只注意到個人的工資、收入、食品、住房，很難看到生產資料——土地、工廠、礦山對他們個人生活的影響，——認識上的差異首次產生了。　　　　

對建立了社會主義生產關系那一代人來說，這種認識上的差異并不太大，因為他們親手建立了這樣一種制度。但在他們身后，從第二代開始，到第三代第四代人，越往后，認識上的差異就越大。　　　　

這首先是因為，公有制天生就是一種排斥個人隨意處置公共財產的制度，否則就不能稱之為公有制；對共同占有的生產資料——土地、工廠等，每個個人也都沒有直接的處置權，只有受委托的人——例如管理者，在代表多數人意志的前提下，才能對生產資料加以處置——這是公有制本身具有的特點。此外，單純從經濟上考察，由于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很容易推動產生社會化的大生產，對社會化大生產的管理要求，又必然引起管理權的高度集中，使之集中到少數管理者的手中、集中到國家的手中。　　　　

但這么一來，占社會人口絕大多數的人民群眾，也包括一些黨員、干部，他們中的每一個個人，都會感受到雙重的排斥：一方面受到公有制本身的排斥，另一方面受到因專業分工引起的管理權的排斥。于是，他們中的每一個個人，從自己的切身體會中無法直接感受到自己在管理中的存在，也無法直接感受到生產資料的公有制與自己利益密切相關，以及這二者之間所包含的內在聯系。他們最直接的感受，是圍繞自己生存所必需的油、鹽、醬、醋、柴，是他們的衣、食、住、行，醫藥、衛生，家庭、教育，等等和生活直接相關的東西。　　

而到后來，隨著生產的持續發展，生產規模的日益擴大，人民群眾幾乎完全用不著在意代表自己根本利益的生產資料公有制是否存在，也很難直接感受到社會上的生產資料，工廠、礦山、土地、鐵路、各種資源——總之，用于社會生產的除人力之外的各種物質要素，也包含有自己的一份，自然而然地會將全部目光集中到個人的生活資料占有方面。　　　　

國家的主人地位、對生產資料的占有，逐漸變成了一個“抽象的概念”——盡管這個“抽象”是一個“科學的抽象”，但抽象的概念不能被直接感知。　　　　

這樣，人民群眾的大多數，包括其中最先進、最革命的力量——工人階級，以及一些基層的黨員、干部，他們所能直接感知到的，是自己處于一種類似于過去社會小私有者的生活環境。　　　

可以肯定地說，在這種類似于小私有者的環境下，自發產生出來的，主要地，不是公有意識，而是一種小私有者的意識。　　

持有這種小私有者意識或者如列寧所說的小生產者的意識的人，很難突破個人狹隘的私有眼光，不管他是普通群眾還是黨員、干部，在一定條件下，都極易發酵成資產階級意識，成為資本主義的擁護者。　　

這是一種什么條件呢？　　

最主要的是外部文化氛圍：傳統的私有制觀念、帝國主義的文化入侵，腐朽生活方式的影響，拜金主義和個人主義的泛濫，等等。這些都會促使一些人去努力通過各種手段為自己或自己的家庭、親友攫取利益，一些人甚至不惜貪污、行賄，或者利用手中的權力為自己謀取利益。他們更相信并且向往資本主義的影響，也很容易接受這種影響。　　

這樣，資本主義不僅已經出現且極容易泛濫、形成思潮；逐漸地，一些握有權力的人，包括一些有決策權的黨員、干部，也受到影響，并影響了國家基本政策：使國家放棄了對生產資料的限制與管制，類似于資本主義的自由市場經濟出現了，隨后，資產階級也就大批地出現了。　　

到此，我們詳細分析了在純粹社會主義條件下產生資產階級的基本過程：先是自發地產生一種小私有者的意識，然后膨脹、發展，成為資產階級意識，緊接著影響到黨員干部，影響并改變了國家的基本政策、路線，最后大批地產生資產階級并形成資本主義經濟。　　

由此，也可以看出，在完成了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革命之后，繼續進行思想即意識形態領域的革命有多么重要，毛主席所發動的文化大革命有多么必要！　　

這就是我們從理論上分析的結果：即使在純粹社會主義的條件下，如果不加限制，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產生也是必然的。　　

這里需要限制的是什么？當然是資產階級法權，以及強行依附在資產階級法權上的私有觀念。對此，毛主席有高度的警覺，不僅敏銳地發現社會主義不得不保留的資產階級法權——消費資料的個人所有制、交換關系和分配制度會成為產生小私有者意識即小生產意識的溫床，由此還會大批地產生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意識，這種意識會集中地反映到執政的共產黨內，影響到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因此不僅提出了限制資產階級法權，提出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思想，發動文化大革命，還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高度概括地提出了“斗私批修”這個戰斗綱領，是完全符合中國實際的正確策略，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重要發展和重大實踐。　　

我們看到，胡喬木這位“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竟然批評馬克思反對工人運動中機會主義最經典的著作《哥達綱領批判》，認為馬克思的“《哥達綱領批判》有它的負面影響。”其理由是馬克思特別“提出了一個資產階級法權。而所謂資產階級權利（或法權）“并非真的資產階級的權利，只是勞動者平等互換勞動的權利的形式（馬克思說是原則）與資產階級等價交換商品的權利有某種類似罷了，更說不上政治上的等級制等等……而且資產階級權利即平等交換權利正是與等級制完全相反的”。”　　

實際上，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之中所說的資產階級法權并非僅僅指分配方式，也包括了消費資料的個人所有制。社會主義的法律體系不得不保護這種個人所有制和以平等為原則的交換關系、分配關系。這是社會主義條件下存在“資產階級法權”的真實含義。　　

毛主席提及按勞分配，無非是指資產階級法權還存在，由于資產階級法權的存在，會產生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因此資本主義復辟很容易。　　

至于毛主席所說到的八級工資制，原本是指工廠中的一種分配形式，對于技術上的差別用工資等級來區分，對完成的工作量用工時定額來考核，這樣就能照顧到工人在技術上的差異，更接近按勞分配，與“平等交換權利”是一致的；而胡喬木說的“資產階級權利即平等交換權利正是與等級制完全相反的”，說明他沒搞清楚八級工資制的真實含義，再和政治上的等級制聯系到一起，無非是想從毛主席的話語中挑毛病，制造一個邏輯矛盾出來，以此來證明毛主席發生了理論錯誤，結果反而證明了他自己的無知，將他對馬克思的膚淺理解、企圖修正馬克思的用意暴露無遺。　　

綜合以上分析，可以得出：毛主席對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指出的社會主義社會還存在資產階級法權認識非常深刻，引用列寧關于小生產的話也非常準確，完全符合中國的實際；毛主席關于“資產階級就在黨內”的論斷從政治和全局高度，高度概括地闡明了在共產黨作為唯一執政黨的社會主義條件下，資產階級只能也必然要在共產黨內尋找政治上的代理人，在黨內形成一個名為共產黨實為“資本黨”、推行資本主義路線、進行資本主義的復辟的政治集團這一重要的、必然的歷史規律，是對馬克思主義階級斗爭學說的重大發展。毛主席所確定的“一系列城鄉經濟政策和城鄉階級斗爭政策”是完全正確的。毛主席作出發動文化大革命這一重大戰略決策也是完全從客觀實際出發的。　　

因此，毛主席并沒有對馬列著作出現誤解和教條化，犯“左”的錯誤。　　

     關于新中國成立32年來基本經驗教訓的總結　　

這一節要分析的不多，因為《始末》盡管講了“十個主要點提出的基本論斷，”……“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內涵的第一次系統概括”。但原文未展開討論，這里也就不去額外涉及。　　

僅需指出，這一節強調了否定文化大革命是建立特色理論的前提。而胡喬木對建立這種理論起到了不可忽視的“奠基”作用。　　

      *       *      *        *       *　　

以上是本人的粗略分析。胡喬木去世就要20年了。本人撰寫此文并無對死者的不敬。由于胡喬木在世時名氣很大，他在理論上的錯誤影響也很大。鄧小平的理論素養不算很高，從《始末》一文所披露的部分內容，可以推斷出，鄧小平在理論上受到了胡喬木的重大影響，這也是鄧小平出現諸多理論錯誤的源頭之一，不可不做出剖析。《始末》涉及內容很多，皆為極端重要的理論焦點問題。如能作為一個提綱索引，在十八大之前系統解決，應當具有十分積極的作用。本人的分析過于粗糙，難免有所疏漏，期望能夠拋磚引玉。　　

附：             胡喬木撰寫黨的第二個歷史決議始末　　

·http://www.huanqiu.com　　

2011-07-01 13:44　　

人民網　　

在建黨90周年之際，又恰逢《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通過30周年。30年前，為了清除“文化大革命”的影響，為了使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路線方針政策得到很好的貫徹落實，中共中央毅然決定對新中國成立30年來歷史上的大事進行實事求是的分析并做出客觀公正的評價，即要做一個歷史決議。通過這個決議，“總結經驗，統一思想，團結一致向前看”。歷史決議的起草工作，是在中央政治局、書記處領導下，由鄧小平主持進行的。胡喬木作為決議起草的負責人，在貫徹落實鄧小平、黨中央的指示，在對重大歷史問題特別是決議中的重點、難點、熱點問題的分析評價及解決方案的提出上都做出了獨特的貢獻。　　

　　對“文化大革命”的評價
　　如何評價“文化大革命”，是起草第二個歷史決議的重點和難點之一。整個“文化大革命”部分由胡喬木親自起草。他對“文化大革命”發生原因的剖析，對“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特定內涵的闡釋，對“文化大革命”性質的界定，都被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歷史決議所采納和認可。
　　關于“文化大革命”發生的原因。這是起草歷史決議的兩個難題之一。在這個問題上，黨內外意見很不一致。有人把“文革”發生的原因歸結為毛澤東個人，也有人延續1945年的歷史決議的分析方法，從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和階級根源上找原因。胡喬木認為：“個人的品質，個人的性格……不是說沒有影響”，但是，“講這些東西不能教育人民，不能教育群眾”。另外，他不主張沿用1945年的歷史決議。同時，他也不同意沿襲過去簡單地從階級根源找原因的傳統方法。他說：“這不單單是一個階級根源問題。”他認為，“文化大革命”的發生，最根本是毛澤東對階級斗爭的認識和估計犯了錯誤。認為抓階級斗爭是黨的最重要的工作，并把政治的作用估計到不適當的程度，說政治統帥一切，繼而變成階級斗爭統帥一切；中國革命勝利，使毛澤東的威信越來越高，驕傲情緒的增長，個人專斷的發展，黨內民主和法制遭到破壞，從而導致不幸的后果；國家本身政治、經濟、文化上的落后，革命成功后沒來得及把落后的東西統統鏟除掉，也是一個重要的因素；在文化、教育、知識分子等方面長期以來的偏向，對“文化大革命”的準備，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國封建專制主義遺毒的影響，使我們黨執政后缺乏成熟的理論和有效的監督；把反修防修不適當地擴大到國內、黨內；追求空想社會主義目標，是毛澤東發動“文革”的一個更為深層次的原因。
　　1981年4月1日，胡喬木提出修改決議的新設想時，對“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又重新做了歸納。主要是兩條：一條是社會主義歷史很短，沒有經驗，不成熟，社會主義應怎么建設，怎么繼續發展，本來不清楚，加上蘇聯擴張的影響；一個是社會主義在東方國家首先勝利，使得社會主義運動帶上了舊的殘余影響，中國封建主義社會的歷史長，封建專制的遺毒對黨內的影響比較大，使毛主席個人專斷得以滋長。胡喬木的這些意見，得到了鄧小平的肯定。
　　對“文化大革命”性質的界定。在給“文化大革命”定性問題上，當時黨內外存在著很大的分歧和對立。有人稱之為反革命，有人說十年動亂，也有人認為是一場政變，還有的說是一場深刻的革命。
　　胡喬木認為，“文化大革命”不能在任何意義上成為一個革命。但也不是反革命。也不能稱為動亂。因為“動亂沒有政治含義”。他也不贊成政變說。經過反復分析和推敲，最終，他把“文化大革命”的性質定為“內亂”。
　　鄧小平也贊成“內亂”這個提法。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歷史決議，維持了胡喬木的提法，即“‘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這個準確的定性，為我黨在新時期實現撥亂反正奠定了理論的支撐。
　　對“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特定含義的闡釋。“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在“文化大革命”中曾被反復宣傳，并作為當時黨的指導思想寫入中共九大、十大通過的政治報告和黨章，寫入四屆人大通過的憲法。
　　十一屆三中全會剛剛結束后不久的1979年1月7日，在中共中央宣傳部碰頭會上，胡喬木就提出：“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這個口號，“值得重新研究”。
　　在起草黨的第二個歷史決議時，針對有的同志擔心否定“繼續革命”的理論，會不會導致否定馬克思的不斷革命理論的疑惑，胡喬木指出：“革命本有兩個完全不同的意義：l、政治革命，即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革命。這是革命的原義……2、繼續用革命精神為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目的而進行革命斗爭。這是……革命的轉義”。胡喬木認為：“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口號之所以是錯誤的，就在于它有特定的內涵，即在無產階級既已掌握政權的情況下，再談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革命，這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已證明是完全錯誤和十分危險的，是自己推翻自己的荒謬行為。至于繼續用革命精神為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目的而進行革命斗爭，這當然是絕對不能動搖的。他說：我們現在主要是在革命的轉義上來使用“革命”這個概念的。“今后的革命，主要不表現在階級斗爭上。不能搞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革命，或生產關系的猛烈的變化。”為此，他主張這個口號“不但不宜再用，而且必須加以批判，以便統一黨內外思想，使想再利用這一口號造反的人們陷入孤立”。　　

　　關于對毛澤東思想內涵的科學闡釋
　　鄧小平從起草歷史決議一開始就旗幟鮮明地指出：“確立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這是最核心的一條。”也是當時“最重要、最根本、最關鍵的”問題。為落實鄧小平的指示，胡喬木對堅持毛澤東思想究竟堅持什么，毛澤東思想的精神實質是什么作了深入的探討。　　

胡喬木認為，毛澤東思想有其特定的內涵，要把毛澤東思想和毛澤東的思想區分開來，把毛澤東思想和毛澤東的晚年錯誤區分開來。他說：“所謂毛澤東思想，就是毛澤東的學說……它是有邏輯性的。”不能把毛澤東思想等同為毛澤東的思想，理解為毛澤東的每一句話。
　　把毛澤東思想和毛澤東的晚年錯誤加以區別，毛澤東的思想應以中共八大為分界，分為前期和晚期。1956年八大以前，毛澤東的“社會主義思想是符合馬克思主義的，后期則偏離了馬克思主義。”他在社會主義社會階級斗爭的理論和實踐上的錯誤發展越來越嚴重，他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論點，他對當時我國階級斗爭形勢、黨和國家政治狀況的估計，都是錯誤的。盡管毛澤東“一九五七年以后直至一九七五——一九七六年仍有不少好的見解，但基本傾向是背離八大路線的，并且錯誤愈來愈嚴重”。“我們現在要……對毛澤東思想加以肯定，對毛主席晚年的錯誤的理論和實踐加以批判。”
　　胡喬木還把毛澤東思想的精神實質概括為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獨立自主、自力更生三個方面。他認為，所有這些，都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重要的新發展、新貢獻。而這些原則是我們在任何時候都必須堅持的。歷史決議從第三稿開始，直到六中全會通過，胡喬木概括的毛澤東思想活的靈魂的三個方面，一直為大家所肯定，并在決議中占相當的篇幅（約2300字）。
　　胡喬木提出的兩個區分和對毛澤東思想精髓的高度概括，解決了毛澤東思想是什么，堅持毛澤東思想究竟堅持什么的問題。正是這個問題的解決，使中國的改革開放大業順利進行。　　

　　關于路線和路線斗爭
　　長期以來，黨史上在對待黨內斗爭、黨的歷史問題上，存在著一個固定的模式，即黨內斗爭就是路線斗爭，黨的歷史就是路線斗爭史。誰犯了路線錯誤，誰就等于宣判了政治上的死刑。這也是導致黨在階級斗爭問題上犯錯誤從而最終爆發“文化大革命”這場災難的原因之一。在負責起草歷史決議過程中，胡喬木堅決主張否定這一不符合實際且給黨的政治生活帶來嚴重危害的思維模式。
　　他認為“路線斗爭”一詞不能任意濫用，而黨的歷史也“決不能簡單化為路線斗爭史”，但對“文化大革命”，決議起草之初他認為，不提“路線錯誤”有點麻煩。后來，胡喬木經過深入思考，并取得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一致同意，從第七稿（1981年5月16日）開始，對“文化大革命”也不再使用路線、路線斗爭的提法。六中全會通過的歷史決議對“文化大革命”的評價是“全局性的、長期的左傾嚴重錯誤”。
　　鄧小平完全贊成胡喬木的主張，他說“黨內斗爭是什么性質就說是什么性質，犯了什么錯誤就說是什么錯誤，講它的內容，原則上不再用路線斗爭的提法。”并認為，“這是改變我們的黨風的問題。”
　　胡喬木對路線、路線斗爭的主張，今天已成為人們的共識，但在路線斗爭滿天飛的年代，確實有振聾發聵的作用。通過這種改變，確立了對歷史是非問題進行實事求是的具體分析的科學方法。　　

關于毛澤東對馬列著作的誤解和教條化
　　歷史決議的第24節著重分析了毛澤東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問題上犯錯誤的原因。其中指出，他犯錯誤的原因之一，就是“把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中的某些設想和論點加以誤解或教條化”，并把它作為“理論根據”。“例如：認為社會主義社會在消費資料分配中通行的等量勞動相交換的平等權利，即馬克思所說的‘資產階級權利’應該加以限制和批判，因而按勞分配原則和物質利益原則就應該限制和批判；認為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之后小生產還會每日每時地大批地產生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因而形成一系列‘左’傾的城鄉經濟政策和城鄉階級斗爭政策。”
　　決議中的上述這段話，是根據胡喬木的意見寫的。鄧小平完全贊成。鄧小平在1981年6月22日十一屆六中全會預備會上說：“這里要批判的是另一個問題，就是對列寧關于小生產每日每時地大批地產生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這一段話的誤解或教條化，搬錯了。”
　　列寧說:“小生產是經常地、每日每時地、自發地和大批地產生著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這段話在“文革”中曾被當作抓階級斗爭的重要理論根據之一，經常被引用和宣傳。胡喬木認為：“列寧所說的小生產……在合作化多年后的中國農村基本上已不存在。現在開始有一些小生產，在嚴格管理的條件下也不會大量地產生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
　　他還認為，《哥達綱領批判》有它的負面影響。特別是提出了一個資產階級法權。而所謂資產階級權利（或法權）“并非真的資產階級的權利，只是勞動者平等互換勞動的權利的形式（馬克思說是原則）與資產階級等價交換商品的權利有某種類似罷了，更說不上政治上的等級制等等……而且資產階級權利即平等交換權利正是與等級制完全相反的”。但在“資產階級權利”和小生產問題上，“毛澤東同志和很多其他同志確是把這兩句話誤解了”。結果導致我們破除或限制了社會主義某些方面的關系，損害了廣大職工的積極性，嚴重阻礙了社會主義生產力的發展。“今天我們無論如何再不能教條地對待了”。　　

　　關于新中國成立32年來基本經驗教訓的總結
　　胡喬木在負責起草歷史決議時，非常重視決議的最后一部分——基本經驗教訓的總結。他認為，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黨已經逐步確立了一條適合我國國情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正確道路。這條道路盡管還將在實踐中不斷充實和發展，但它的主要點，已經可以從建國以來正反兩方面的經驗，特別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訓中得到基本的總結。所以，胡喬木竭力主張要在總結30多年經驗教訓、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經驗的基礎上，對“一條適合我國情況和特點的實現現代化的道路”作出概括。
　　1980年8月13日，胡喬木到玉泉山五號樓同歷史決議起草小組成員談社會主義事業的基本經驗，他就社會主義必須大力發展生產力，不斷完善和發展生產關系，必須有高度民主和法制，關于發展文化、教育、科學事業，培養人的高尚情操，黨的建設等六個問題作了深刻的闡述。根據胡喬木的談話精神，起草小組把一條適合我國情況和特點的實現現代化的道路的科學內涵概括為十條。
　　關于要不要概括這十條，在歷史決議起草小組內部以及中央高層領導人中，是有不同意見的。有人不贊成寫這十條。但胡喬木堅決主張寫上。他說，“這部分很重要。”這十條，實際上是對30多年特別是對“文化大革命”的經驗教訓總結。這個文件后面不總結幾條，就沒有落腳點，就沒有意義，無法統一全黨的思想。胡喬木的堅持最終得到了鄧小平的認可。1980年5月15日，鄧小平在住地同胡耀邦、胡喬木等就歷史決議修改稿問題談話時，采納了胡喬木的意見。鄧小平說：“十條基本經驗很重要，可以給人以信心。當然，文字上可以寫得扼要一些”。
　　這十個主要點提出的基本論斷，可以說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內涵的第一次系統概括，盡管當時還未提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科學命題。有專家指出，“隨著實踐的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不斷豐富和發展，但歷史決議的十個要點依然是以后歷次概括的藍本，表明它具有奠基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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