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朋友書：革命者不可沾染遺民氣
作者 蘇 杜
時間 2011-07-01
【本文大意】一面是心懷故國的浩嘆，一面是“待后王起”的期盼。一面是疾惡如仇，一面是隱忍茍且。一面喝斥眾人皆醉，一面崇尚智者避世。不同而和，諧于一體，遂成遺民的一團“和”氣。革命者要不沾染此種遺民“氣”，只能走與工農大眾相結合的道路，走出小圈子，放眼于農民當前的討薪斗爭與保地運動。
【正 文】
魯迅在《病后雜談》（《且介亭雜文》1934年）中提到中國近代著名的私家藏書樓嘉業堂，略述他在這兒賣到明的一種禁書《安龍逸史》的幾經周折。接著，魯迅就提到了嘉業堂主人劉承干先生，說，他對明季的遺老很有同情，但奇怪的是他自己的文章卻滿是前清遺老的口風。書是民國刻的，但“儀”（儀的繁體）字還缺著末筆，表示著對廢帝溥儀的無限忠心。魯迅說，以明遺老之仇的滿清的遺老自居，卻又引明遺老為同調，他“為遺老而遺老”，與“為藝術而藝術”者，成為一副絕好的對子了。
但是，劉承干先生并非是“食古不化”，也不是自相矛盾。中國的儒學，歷來就以柔見長，充滿了圓機活法。中國的士大夫，食古不化的有之，但該化的時候就堅決地化，則大大地不乏其人，劉先生不過只是其中的一匹罷了。一面是心懷故國的浩嘆，一面是“待后王起”的期盼。一面是疾惡如仇，一面是隱忍茍且。一面喝斥眾人皆醉，一面崇尚智者避世。以清遺老自居又引明遺老為同調，不同而和，諧于一體，這是深得儒術的精義的。引明遺老為同調，以寄沒世不忘之恩；以清遺老自居，以見太平之業所由始。考他的嘉業堂，雖建于“民國九年”的1920年，其名頭，卻是來自溥儀所贈的“欽若嘉業”九龍金匾，不折不扣的御筆親題。“儀”字缺著末筆，正是避圣諱而忠君，處盛世而守道。大明是完了，希望卻全在大清，雖然上海的書鋪里，堅拒書客于門外的，早已經是“中國巡捕”和“白俄鏢師”了。
但這也并非是說此等遺民有“貳”的嫌疑，不是的，他們的感“沒世不忘之恩”與歌“太平之業所由始”，都是真誠的。然而，他們的感前恩與歌后王，和而諧于一身，一團“和”氣，也并不是眼睛總盯著圣上，說到底，他們的眼睛，其實總盯著自己的，所以才覺得“萬物皆備于我”，前王后王都是王，沒有柳暗，只有花明，左右逢源，真避世智者也。顧炎武氏，明末清初的大儒、名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便出自此人之口。顧老前輩曾十謁明陵，累拒仕清，然而，他囑咐起子輩來，還是滿口的“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桃花扇》主角侯方域，明末才子，素與魏閹斗。崇貞死，為復社要人，繼與魏閹余孽斗。福王立，侯從史可法抗清。兵敗，侯與血濺定情扇的李香君出家“入道”，歸隱山林。然而，這結局是劇作家孔尚任的編排，史上的侯方域，其實還是于順治八年，應了大清的科舉，“以道事君”去了。是時，離清軍入關的1644年，過了才不過七個年頭。看來，富不過三代，“一”也難過三代的。
革命者要不沾染這種一團“和”氣，落得個要么“入道歸隱”，要么“以道事君”，辦法也實在簡單得不肖多說。一句話，不要將眼睛總盯著自己就行了。毛澤東總結“五四”運動的精神，概括為與工農大眾的徹底結合，實在是點著了中國士子的死穴，指明了中國知識分子的正道。如果將眼光從小圈子里移開些，多看看“農民工”的討薪斗爭，農民的保地運動，想想他們與《共產黨宣言》的天然聯系，比起聞“紅歌”浩嘆，踏圣地濺淚，一會兒論血統高貴，一會兒證王者天才，于事于理，當要明白得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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