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違了，《國際歌》

久違了，《國際歌》　　

中國社會大眾以一種期待的心情關注著中國政治的演變，這種期待是一類希望，當然不是絕望。于是國慶60周年紀念，我們看到了毛澤東思想方陣；于是建黨90周年大會，我們聽到了《國際歌》。

久違了，《國際歌》。

有過一段時間，據說它的歌唱令一些人猶豫，當它再次響起的時候不能不說這是信念的回歸。

是回歸，現代中國的改革開放是毛澤東和周恩來等老一輩革命家奠定的，它的最雄渾的奏響發生在那一場驚心動魄的大革命的閉幕式：

很難想象，循著《國際歌》的歌聲，自發走向“丙辰清明”的百萬民眾構成了怎樣一種激昂的氛圍；

　　很難想象，頂著暴政、冒著把牢底坐穿的風險、“要為真理而斗爭！”的人們是怎樣的一種亢奮。

　　“從來就沒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創造人類的幸福，全靠我們自己！我們要奪回勞動果實，讓思想沖破牢籠！”

　　――我似乎總能聽到那種激情的歌唱。

　　是的，要“讓思想沖破牢籠！”無產者的解放是全人類的解放，無產者的解放重要的是思想的解放。

　　思想的解放如同“垂天之翼”的鯤鵬一樣的奔放浩蕩；思想的解放如同精衛填海一樣的一往無前；思想的解放如同“鷹擊長空，魚翔淺底。”一樣的“萬類霜天競自由。”

　　走向刑場的瞿秋白神色自若，他在一處草坪上坐下，說了一句：“此地就很好”，然后唱起了自己翻譯的《國際歌》

　　――據說，是瞿秋白在1923年第一個把《國際歌》正式譯成漢語的。著名的作家蔣光慈向筆名“維它”的瞿秋白贈的新詩一首

　　——給“取經人”瞿秋白的詩：

　　維它啊！中土陰沉，我們負了取經的使命，將來東方普照的紅光，能不能成為取經人的心影？

　　我們不要中輟啊！努力罷！

　　——那是我們的榮幸。

　　我們應當堅信啊！勇進罷！

　　——前路有自由美麗之神。

　　維它！維它！

　　你愿這“西來意”化成意現的曇花，還是宇宙波流中的推輪？

是要唱《國際歌》的，我們不能不唱《國際歌》，中國的工人和農民，我們有權力也有能力去尋求一個公正、公平的社會制度。天之道，損有余而補不足。追求人性的解放，尋求公正、公平的社會制度，是天之道，也是個人、群體或任何特定的勢力都無法改變的規律，因為這是社會的自然屬性。關于社會的自然屬性，《國際歌》是一個啟示，馬克思主義也只是在闡述。　

人類自我解放的新一個里程是這樣開始的：

18世紀法國啟蒙思想家們豎起理性的旗幟，將科學奉為理性原則的最高象征。這種科學主義信念，使得科學取代宗教上升到文化的霸主地位，并在知識領域中表現為以科學模式作為一切知識模式的范例，將科學方法作為權威方法模仿推廣的運動。

孔德的實證哲學和社會學設想就是在這種文化土壤中萌生出來的。而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政治經濟學則是這一片茂密的大樹林中長出的豐碩的果實。

馬克思主義是工農的主張－－當所有的人都處于一個平等的社會地位，馬克思主義也就成為全人類的主張。于是我們讀《資本論》，理解最后一個不平等的社會－－資本主義制度－－它的產生和消亡：

馬克思主義的核心著作是《資本論》，《資本論》是工人階級解放和社會主義事業的最根本的理論根據，它的科學價值、思想價值和文化價值為世人所認同。

1、《資本論》的主題是什么？　　

馬克思把資本主義社會作為一個有機整體和歷史發展中的產物來研究，《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指出，“本書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

根據這一理論，我們知道從資本主義社會的土壤中長出的社會主義社會是社會演變的自然產物，也就是說社會主義社會必然取代資本主義社會。

把這一理論驗證于我們的社會實踐，我們知道驕橫跋扈的資本主義只是一個過程中的現象，那些把“下崗”和“欠薪”作為自己的“豐功偉績”的人們，他們或者在人間向社會大眾懺悔，或者到上帝那里接受末日的審判；事有因果，理有必然，富士通的13連跳不會是白跳，它的每一跳都撞響資本主義的喪鐘。　　

2、“純經濟”論是資本家及其走狗惑世的謬論：　　

恩格斯在１８０５年給朗格關于《資本論》研究的信中批駁了“純經濟”的觀念，他說：

“對于現代資產階級的發展來說，最可恥的是它還沒有超出動物界的經濟形式。在我們看來，所謂‘經濟規律’并不是永恒的自然規律，而是既會產生又會消失的歷史性的規律。”

恩格斯一針見血地指出：

“現代政治經濟學大全，只要是由經濟學家正確地客觀地編纂出來的，對我們來說不過是現代資產階級社會賴以存在的規律和條件的總匯。一句話，是這個社會的生產條件和交換條件的抽象的描述和概括。”

那些所謂科學的、真理的其實只是資產階級的外衣，恩格斯剝落了它們的永恒：

“在我們看來，任何一個只要是表現純粹資產階級關系的規律都不是先于現代資產階級社會而存在的；那些或多或少地對過去的全部歷史起過作用的規律則僅僅表現了以階級統治和階級剝削為基礎的一切社會所共有的關系。”

現代中國批判所謂的經濟學者茅于軾，茅于軾的經濟學理論說到底是脫胎于無恥的英國經濟學者馬爾薩斯的理論。馬爾薩斯和李嘉圖是同時代的英國人，進入晚年的經濟學界的泰斗李嘉圖，發現了自己理論中間存在著矛盾，即價值規律和利潤的矛盾及價值規律與平均利潤矛盾，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訴了馬爾薩斯。馬爾薩斯用化名把這個矛盾揭穿，李嘉圖一氣之下死了。

馬爾薩斯又站出來承認那篇文章是他寫的，馬爾薩斯成名了。李嘉圖的學生在整理他的資料時，發現了李嘉圖的日記正好記了他找到馬爾薩斯的事情，馬爾薩斯人品之卑下昭然于世。

馬克思批評馬爾薩斯是個“小人”。馬爾薩斯的理論主要是針對李嘉圖理論上的矛盾，從而否定了勞動價值規律。　　

3、商品關系的本質是人與人的社會關系：　　

《資本論》所研究的物的關系，商品關系、生產關系實質上是人與人的關系，是人的社會關系的反映。

“商品形式在人們面前把人們本身勞動的社會性質反映成勞動產品本身的物的性質，反映這些物的天然的社會屬性，從而把生產者同總勞動的社會關系反映成存在于生產者之外的物與物之間的社會關系。”（《資本論》第一卷）

列寧認為：

“私人勞動在事實上證實為社會總勞動的一部分，只有由于交換使勞動產品之間，使生產者之間發生了關系。”（《哲學筆記》）

當我們明白這樣的一個道理，我們事實也明白了，我們這個社會貧富的差距為什么如此巨大，正是商品經濟徹底改變了我們社會的關系。而《資本論》揭示了商品關系中的社會，它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人的解放和發展的規律。

4、資本主義的消亡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　　

馬克思指出：

“問題本身并不在于資本主義生產的自然規律所引起的社會對抗的發展程度的高低。問題在于這些規律本身，在于這些以鐵的必然性發生作用并且正在實現的趨勢。”（列寧《哲學筆記》）

馬克思是通過發現剩余價值規律，揭示了資本主義必然被社會主義代替的社會發展的歷史總趨勢。《資本論》開篇就指出：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占統治地位的社會的財富，表現為‘龐大的商品堆積’，單個的商品表現為這種財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們的研究就從分析商品開始。”

列寧在分析《資本論》的邏輯起點時說：

“開始是最簡單的、普通的、常見的、直接的‘存在’：個別的商品（政治經濟學中的‘存在’）。把它當做社會關系來加以分析。”（《哲學筆記》）

個別商品這種政治經濟學中的“存在”，也是社會學中的“存在”；它是社會關系的代名詞。

當一些所謂精英歌唱資本主義－－無聊的普世價值和殘酷的血汗工廠，在我們看來那不過是舊世界的葬歌。

5、無產階級領導地位的生成是商品關系發展的必然：　　

“正常工作日的規定，是幾個世紀以來，資本家和工人之間斗爭的結果。……我們看到，這些按照軍隊方式一律用鐘聲來指揮勞動的期間，界限和休息的詳盡的規定，決不是議會設想出來的。它們是作為現代生產方式的自然規律從現存的關系中逐漸發展起來的。它們的制定、被正式承認以及由國家予以公布，是長期階級斗爭的結果。”（《資本論》，第１卷）

“德國社會特殊的歷史發展，排除了“資產階級”經濟學在德國取得任何獨創的成就的可能性，便是沒有排除對它進行批判的可能性。就這種批判代表一個階級而論，它能代表的只是這樣一個階級，這個階級的歷史使命是推翻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最后消滅階級。這個階級就是無產階級。”（《資本論》，第１卷）

事情本來就是如此，無產階級是資本主義制度的產物，正是資本主義制度的衰亡論證了無產階級領導地位確立的合理性。這一點在現實國際政治中也明白地出現了，一個先知的政治家看到了這一點：

基辛格談到，1947年，處于沒落時期的英國的外交大臣歐內斯特－貝文對美國國務卿說：“作為最大的債權國，美國現在必須在建立新秩序方面承擔領導責任。”在20世紀余下的歲月里，美國進入蒸蒸日上的軌道。

當代中國現在相當于1947年的美國，處于下一個世界秩序建立的起點。基辛格說，盡管這種從一種體制到另一種體制的轉變可能需要30年，但是中國的作用只會擴大，因為從自身利益考慮，在改變全球體制的問題上，它責無旁貸。

這位令人尊敬的政治家看到，中國進入領導角色的步伐將加快，因為西方當下停滯不前。

6、關于發展與代價的關系：　　

當我們的經濟政策出現偏差，我們知道調整是必須的，為了調整而付出代價也是合理的，但是調整并不意味著放棄根本的立場，甚至因此走到相反的道路上。

馬克思是這樣看的：

“個性的比較高度的發展，只有以犧牲個人的歷史性為代價。……因為在人類，也像在動植物界一樣，種族的利益總是要靠犧牲個體的利益為自己開辟道路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６卷）。

恩格斯則認為文明的發展是以原始平等的喪失和純樸道德的失落為代價的。但是他們也尖銳地批評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物質財富的增長是以犧牲人的全面發展為代價的。有時候，國家工業化過程是以犧牲農民利益為代價的，所謂廣東模式就是一個典型的例證。

這些都是事實，是我們人人都可以明白的事實，盡管有一些官僚政客認為中國工人“下崗”是合理，盡管有一些經濟學精英認為中國的農民工仍然必須在這種血汗工廠再呆上一百年，但是我們可以很冷靜地對他們說：滾開吧，你們這些吸血蟲。

馬克思正是這樣說的，馬克思批評黑格爾：

“只看到勞動的積極方面，而沒有看到它的消極方面”（ 馬克思：《１８４４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勞動的消極方面就是勞動異化，從異化角度來探討發展與代價問題是有積極意義的。

結束語：　　

既然我們明白了社會不公的原因，那么，我們也就獲得了尋求公平的正義性。今天我們高唱《國際歌》，看著重慶模式冉冉升起，我們知道，這是社會大眾的意志，也是執政黨的意志，當全國人民一條心，社會主義也就充滿了生命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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