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葛亮評議辨析
——還是應多下功夫慎下結論
陜西 李甲才
2011年6月30日
“出師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淚滿襟”,杜甫的《蜀相》詩句蘊涵了深厚的惋惜之情,從東漢末年到唐朝統一前300多年的民族災難,又身處“安史之亂”中怎不緬懷?一代民族英雄岳飛草書的兩《出師表》,把對賢哲的敬仰表達在龍飛鳳舞的泣書中,這才是中華民族優秀的文化遺產。“鞠躬盡瘁,死而后已”成為千古流傳的佳句。毛主席一貫主張“古為今用”,意在汲取精華,把前人的高尚品德、情操和高超的政治軍事本領用在為社會主義事業的貢獻上,拿來為今之用。
訓詁、批注、點評有正確的,有錯誤的,也有片面性的,表現了今人的認識。現在仍然是階級社會,很多歷史“遺產”經過歲月的磨礪,已具有中性特征,有“鞠躬盡瘁、死而后已”干社會主義的,也有不干社會主義而干別的,干私有化的政府老板不是反復講自己要按這8個字做事嗎!
以前、近期幾篇網文和其它文章,借毛主席對曹操一分為二的看法突破了歷史上已成的“白臉形象”,卻隨意貶評諸葛亮,主要是未采納魏延直出子午谷進攻長安的建議;“事無巨細,自必親躬”,不發揮集體的智慧;用人不當,痛失街亭,始終未能在“六出岐山”中前進一步,“北伐無果而終”。
這是“改開搞”多年來丑化歷史和英雄人物,美化漢奸、買辦、賣國賊潮流滾動下的衍生物。此論只注意了表面現象,可能受廣泛的《三國演義》的“演義”影響,沒有進行深入細致的分析探討。其所以能出現這種情況,主要是目前的左右勢力內部還處于思想和實踐的提升階段,沒有涌現一批成熟的革命和反革命派,搞些、說些無風險的隨意言論,表現自己與眾不同,為獵取名聲的投機心理所致。
孔明先生所處的歷史環境是一個承前(漢朝)啟后(晉朝)的時代。東漢末年,從公元147年漢桓帝劉志“建和元年”到196年的漢獻帝“建安元年”,先后50年。恒、靈二帝政治上毫無作為,十分平庸無能,“親小人、遠賢臣”,外戚宦官專權,賣官鬻爵,民不聊生,父子相食。朝庭內“十常待非親不用,非仇不誅”;外戚掌權無惡不作,真正的社會管理秩序由混亂走向崩潰,最終爆發了黃巾起義。各地軍閥在鎮壓農民(黃巾)起義中乘機招兵買馬,軍閥割據形成。董卓肆虐、更換皇帝,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到漢獻帝時東漢政權名存實亡。
長期戰亂使三國時期全國人口,從公元157年漢桓帝永壽三年的5648萬,到220年降至767萬,相當于現在西安市的長駐人口。63年人口減少了4880萬,連諸葛亮那樣有本事的人也是“茍全性命于亂世”,至此就可知曉“寧愿父母雙亡,不愿改朝換代”的原因。 “三足鼎立”形成后,大致的勢力范圍是曹據一半弱點,蜀吳各占多一半的一半左右。公元263年,魏國人口443萬,吳220萬左右,蜀94萬,百年戰亂的慘狀可想而知。司馬家族得勢建立晉朝,“時勢也”!非“勵精圖治”所為。得來未費大力也就不太珍惜。
“西晉”從公元265年到316年僅51年,便潰入“東晉、十六國”,終止于公元420年,期間104年是動亂不止、小朝庭林立。此后南北朝從420年到公元589年,又戰亂了169年。先后共(104+169)273年,人民怎樣在極度煎熬、恐懼中年復一年,中華民族的命運多么悲慘!民心渴盼平安,以后的不知道,只有向往以前的漢朝,而漢終止于曹家之手,諸葛先生繼承劉備的意志興復漢室,這下理解了為什么捧劉貶曹神化諸葛亮了吧?著名的李密《陳情表》,自述父母雙亡,由婆婆養大,婆逝棄官守靈的理由,可窺其時難有健全家庭、人民生計辛酸之一斑。
赤壁之戰后劉備進入西川,據控漢中,基本的地域是漢中加川云貴,偏據一隅。關羽大意失荊州,喪失水路通道,在戰略上丟掉了從荊州、襄樊進軍,出宛洛以圖中原的優勢途徑,也就只能從“難于上青天”的蜀道進軍北伐。至今劍閣猶存當年進軍、保證供給所筑便道兩旁的參天柏樹,崎嶇險陡。劉備彝陵之敗,多年的軍事積累幾乎耗光,元氣大傷。到諸葛亮主持全盤工作時已成強弩之末,先生知其不可為而為之。“蜀中無大將,廖化為先鋒”是當時的寫照。總體的“大政方針”是蜀吳聯盟則兩存,分裂則兩亡,關羽、劉備取得一點成績,驕傲自滿,違盟作戰,釀下大敗之禍根。這就是當時大致的時代背景狀況。
不采納魏延的進軍路線和作戰方案,主要是諸葛亮不搞軍事冒險,其次才是對魏的忠誠信任度不足以支持其所謀。同是降將的姜維,諸葛亮委以重任,并非是網友批評的專愛用聽話的人,不用有不同意見的能人。蜀軍力量薄弱,萬一魏延失敗咋辦?“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從”,如果被以官職相誘,叛變投敵如吳三桂式的引狼入室將致舉國皆失如何防堵?
即是好計,先生焉能不識?不信任魏還可以遣姜維去,自己親去有何不可?一時不明,長時間也想不開?“諸葛一生唯謹慎”,當然不能允許,自己也不干。當時的國力只能是能勝則勝,不勝則必須自保無虞。顯然魏延的計劃風險過大,不確定因素過多,還是穩妥些好。“兵者,詭道也!”不光是諸葛一人知道。
當時魏國已建成完備,鞏固統一了北方幾十年,和劉邦出漢中奪取天下;劉備率軍進四川的局勢已大不相同。劉邦出漢中面對的是諸侯割據、諸國群現;劉備進川所對應的是無雄才大略的劉璋。就整體局勢而言,當時蜀主劉禪與魏主曹家系列無可比性。諸葛亮領軍打仗堪稱一絕,智慧超群,但國力弱小。魏雖無此優勢,兵多將廣,國力相比強大。況又有江南吳國的牽制。“生子當如孫仲謀”,吳也時刻覬覦魏蜀以求一統。否決了魏延的建議理由是充足的。作為領軍主帥,總得有些“防人之心不可無”的憂患意識,又不能直告一些只能由領導個人掌握的充足理由。
三國時期是一個分化組合的時代,人員從這方到那方司空見慣,那里勢力大就到那里的很多。關羽水淹七軍,威振華夏,曹操動議遷都。走麥城失敗,多處叛降,轉瞬間便身首異處。
古今中外,從沒有在相同條件下同時實施兩種社會制度,和平自然的優勝劣汏。同理,也不可能讓魏出子午谷,諸葛亮率兵出歧山試驗一次,萬一失敗或生變,陳倉距成都是千里之遙的羊腸小道,先生怎能從陳倉(寶雞)快速接到消息,速回成都平息突發事件。況且魏延還當過漢中太守,軍事冒險主義不可取。
“金無足赤,人無完人”先生當然不能幸免,任用馬謖失街亭,損兵折將無功而返,美中不足。此事眾說紛紜,同不取魏延之謀對其垢語頗多,屬簡單的一廂情愿性說法。馬謖曾謀劃的少數民族策略被先生貫徹,相互多年平安無事。作為人用人的標準衡量,先生一生超凡入圣,是智慧的化身,其品德,廉政、勤勉、敬業可為師表,是卓越的歷史人物。用永遠不能犯任何錯誤的神的標準評價,確有失誤、不足。和同時代的人相比,他的失誤是最少的,其時誰可與之相比?專挑美中不足是不可取的畸形思維。
實際上這是當年反毛手法的無意識延伸使用。同當年蘇聯戈爾巴喬夫時期否定蘇聯歷史,丑化蘇共是有相同的性質。有個“欲滅其國,必先滅其史”的論點是很有水平的,也點出了要害。說毛主席是人不是神,是人就有錯誤,有錯誤就要評判功過是非,別的人LSQ,D等為什么就不許評判功過是非。所謂的正確評價功過是非就是一種高明的反毛的方法!這種評論等于反對、否定。DHZJ能公平公開進行功過是非的評論?拔出蘿卜帶出泥。
多處文章講先生事必躬親,影射不“松綁放權”,大小權力包攬,獨裁不民主,實際上是脫離當時實際,用現在的人口眾多的情況比照過去。借古諷今,詆毀毛主席搞文革沒有民主。YWY的文章批判《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由此批判《燕山夜話》,45年的時間檢驗,絕對是打中了當時人們未理解的要害處,現在看是不是那回事?
諸葛亮主政時蜀國人口100萬左右,10%就是10萬軍隊,15%是15萬,國家管理官員有多少?先生所統之兵沒有現在一個軍區司令員的多。必須精打細算,以一當十。不是有個細節決定成敗嗎?勤懇干事無可非議。先生病逝時54歲,相當于1947年的毛主席,正是年富力強時。“不放心人”是歪曲的說法。戎馬一生,常年在外征戰,其它的事誰管?籌糧之事有李嚴父子;坐鎮成都有費祎、蔣琬、郭攸之等。何來一人包辦一切之事?其它方面還有州縣管理,龐統任知縣日判多案之事廣為流傳,說明各有各的職責范圍。
先生南撫少數民族,出將入相,治亂世用重典,處事公平合理,從不詢私枉法,受到內外的稱贊和擁戴,客觀上符合人民結束戰亂,爭取平安生活的要求。
魯迅先生有“狀諸葛之智多妖”的說法,批評“三國演義”的作者說神弄鬼搞迷信,反而有損先生的聲譽。毛主席正確評價曹操父子,并無以此否定先生的意識。用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認可曹操屯田養兵,開一代簡樸的文風,詩詞也大放異彩,氣勢磅礴。曹植的“七步詩”空前絕后,《洛神賦》華章蓋世,文采飛揚,成為以后習作的典范。
中國的歷史文化積淀厚重,精華和糟粕混在一起。文革中毛主席開始清理文化遺產,批儒評法,取其精華,剔除其糟粕,達到“古為今用”,使歷史文化遺產為人民服務。后被否定,唯心主義的,形爾上學的,迷信的泛濫成災,出現些錯謬的評論、認識和點評之類也是有來由的。
有些人并不是不知情,而是以權定理、跟風講話。
有權搞私有化的人還要強詞奪理說成社會主義,難道他們真的不知走真正社會主義道路的內涵?誹議優秀文化,褻瀆英雄、妖魔革命、美化反動派,都是為開倒車制造相適應的思想、輿論。商鞅、諸葛亮、王安石當然不能幸免。曾國藩、李鴻章、蔣介石自然被大贊大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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