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建設的思考

中國文化建設的思考　　

中國的文化領域業已呈現多種文化取向并存的狀況。時下有唱紅歌的，有講《論語》的，有號召學習外國的，有弘揚傳統文化的。各種文化流派之間，既有融合也有碰撞。比較引人注目的，當屬馬克思主義和自由主義這兩大理論體系的交鋒。自改革開放以來，二者之間的交鋒從未停止。　　

客觀地說，馬克思主義和自由主義在歷史上都曾為推動社會發展起到積極的作用。就它們對中國的具體影響而言，馬克思主義帶來了革命和社會財產重分配，它使中國擺脫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形態、打下了工業化的基礎；自由主義的影響則主要體現在改革開放以后，它主張效率優先，鼓勵競爭和對利益的追求，客觀上推動了中國向市場經濟的轉型。今天要在這里探討的是，這兩種思想體系對文化建設的指導意義。　　

對理論體系的科學認識　　

論證哪一種理論體系更好、更合理，應當采取客觀的分析方法，而不應當戴著有色眼睛去論證預設的結論。以科學的認識論來看，判斷一種理論體系價值的標準，可以大致分為兩個方面：　　

1.         這種理論體系是否能夠很好地解釋客觀存在的社會現象和社會發展規律。　　

2.         這種理論體系對于具體的社會建設能起到什么樣的指導作用。　　

科學認識論的特點是，將一種理論體系加以適當的歸納和總結，然后從客觀事實來論證它是否成立、在什么條件下才能成立。任何一種理論都包含一些“基本假設”。這些基本假設是理論的原點，它們本身不能在理論體系內部被證明。理論體系中其他的結論由這些基本假設推導而得出，這就避免了“循環論證”——如：吃得多是因為長得胖，長得胖是因為吃得多。　　

以歐式幾何的理論體系為例，它基于五條公理(基本假設)：　　

1.         任意兩個點可以通過一條直線連接。　　

2.         任意線段能無限延伸成一條直線。　　

3.         給定任意線段，可以以其一個端點作為圓心，該線段作為半徑作一個圓。　　

4.         所有直角都全等。　　

5.         若兩條直線都與第三條直線相交，并且在同一邊的內角之和小于兩個直角，則這兩條直線在這一邊必定相交。（平行公理）　　

如果基本假設發生變化，推導出來的結論便會不同。如果去掉第五條“平行公理”，得到的便不再是歐氏幾何，而是適用范圍更廣泛的絕對幾何。如果一種理論的基本假設存在問題，或者根本不能成立，那么由它推導出來的結論是缺乏可信度的。例如，牛頓力學的基本假設是絕對時空觀，時間和空間之間不發生聯系。當客觀事實證明絕對時空觀并不成立的時候，牛頓力學的體系就動搖了——它解釋不了的東西，需要用相對論力學和量子力學來解釋。　　

中國需要什么樣的言論自由？　　

這種“基本假設化 + 實踐驗證”的科學分析方法，同樣可以應用于政治思想體系。而且，這是一種直觀而犀利的分析方法，能夠拋開一切不必要的繁瑣邏輯，直接抓住要害、發掘出思想體系中的不完善之處。自由主義有一套較完整的關于文化理念的闡述，其主要內容是“觀點的自由市場”。這一概念最早由英國文學家彌爾頓提出， 后由自由主義思想家約翰.密爾理論化，大致內容可以理解為：　　

必須允許各種思想、言論、價值觀在社會上自由的流行，如同一個自由市場一樣，才能讓人們在比較和鑒別中認識真理。　　

這種文化理念衍生出了基于自由主義的傳播學。　　

對于“觀點的自由市場”這種文化理念，應當一分為二地來看。從正面來看，它認為言論自由有助于人們發現真理——這一點是非常可信的。比方說，科學的進步就是一個不斷提出新理論的過程，如果不允許發表新的見解、新的理論，科學就無法發展了。從歷史上看，在程序上剝奪多數人言論自由的做法（根本不讓多數人說話），影響幾乎都是惡劣的。典型的例子是羅馬教廷對歐洲文化的控制，這嚴重阻礙了社會的進步；直到近代歐洲實現了政教分離，文化才真正繁榮起來，社會的發展大為加速。　　

從負面來看，“觀點的自由市場”的問題在于將社會看得過于簡單和模式化。它的基本假設是：民眾總能夠很容易地分辨出真理，淘汰錯誤的思想。然而，做到這些需要無限的、絕對的理性，這并不符合客觀實際。理性不是人先天具備的，而是通過教育和學習的過程獲得的。沒有人生下來就懂得哲學和科學，否則還要教育機構干什么？知識水平和個人閱歷對個人行為的理性程度產生決定性影響，正因為如此，列寧明確指出：“文盲是站在政治之外的。民眾的認知能力客觀上受到歷史時代和社會環境的局限，因此在任何情況下，民眾的理性都是有限的、而不是無限的。一時流行的觀點，很可能是迎合了民眾短期的想法、哪怕是非理性的想法，而與真理相差甚遠。　　

一個典型的例子是魏瑪共和國的自由民主實踐。一戰之后、魏瑪共和國時期的德國，制訂了一部基于自由主義政治理念的憲法，也是當時最激進的資產階級憲法。秉承自由主義價值觀的著名思想家馬克斯.韋伯參與了起草這部憲法，將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結社自由明文寫入其中。而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在言論自由的氛圍中勝出的思想竟然是法西斯主義。在1932年的選舉中，德國民眾用手中的選票使納粹黨成為議會第一大黨。如果民眾的理性是無限的，為什么會在沒有外部干涉的選舉中把納粹黨推上前臺呢？如果將長達6年的反法西斯戰爭看作“在比較和鑒別中認識真理”的過程，犧牲幾千萬人的代價是不是過于高昂了？　　

另一個例子是二戰以后的南斯拉夫。作為一個民族成分復雜的多民族國家，南斯拉夫一向對民族問題非常敏感。鐵托在世的時候，作為執政黨的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一直采取壓制民族主義、提倡民族團結和融合的立場。執政黨長期堅持“我是南斯拉夫人”的宣傳，淡化民族背景和差異，當時有近1/3的公民生活在民族通婚的家庭中。而到了20世紀80年代后期，各加盟共和國領導人為了增加個人的政治籌碼，紛紛鼓吹本民族利益至上的觀念，執政黨和聯邦政府沒能及時遏制這種危險的做法。在這些政客的煽動下，各民族之間的隔閡升級為沖突和仇恨，最后引起了轟轟烈烈的內戰，導致國家分裂、數十萬人在種族仇殺中喪生，把一個中等發達國家打回了第三世界。浩劫過后，前南斯拉夫地區的人民終于意識到，鐵托時代的生活是最有尊嚴和安全感的，跟著民族主義政客沒什么好果子吃。然而他們沒地方買后悔藥，南斯拉夫這個曾讓他們自豪的國家已經不存在了。　　

從客觀情況來看，應當以定量而非定性的方法來認識民眾的理性，而不應該簡單籠統地將民眾視為理性或非理性的群體。最符合客觀實際的描述還是“有限理性”。民眾的“有限理性”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　　

1.         在涉及切身利益的基本問題上，老百姓并不糊涂，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壞。舉個簡單的例子，抗戰結束之后，國民黨和共產黨的軍隊進入東北的時間差不多。經歷了偽滿時期的長期信息封鎖，東北老百姓并不了解政治，對國民黨和共產黨的軍隊沒有特殊的偏好。但短短一年之后，共產黨就在東北廣大農村獲得了支持，而國民黨勢力難以滲入農村。原因倒不復雜：共產黨的軍隊有嚴格的紀律，不打人罵人、不拿東西，幫房東挑水、為窮人說話；而國民黨軍隊對待老百姓并不客氣，想拿什么就拿什么，沒有給老百姓帶來任何實際好處。老百姓支持誰、反對誰，完全是從自己的切身感受出發的。放到現在也是一樣：老百姓對所謂的“醫療產業化”、“教育產業化”深惡痛絕，恰恰是因為切身利益受到了嚴重損害。任憑崇拜新自由主義的“精英”們把“產業化”說得天花亂墜，老百姓照樣嗤之以鼻。　　

2.         在復雜的、可能帶來長遠影響的社會事務上，民眾因為認識水平有限，確實有可能做出非理性的選擇。德國人民選納粹黨上臺這個例子就很有代表性。那種從根本上否認民眾中可能存在非理性傾向、認為民主具有天然公義的觀點，其實就是民粹主義，也可以叫做“民主教”——一種宗教化的、非理性的對民主程序的膜拜。但應當指出的是，民眾中存在的非理性傾向，是可以通過教育和輿論引導逐漸消除的。例如，1999年取締“法O大法”的時候，一開始有不少信徒用上訪的方式來“護法”。但是經過政府的教育，他們認識到了這個非法組織的本來面目，與其劃清了界限，使得事件迅速平息下去。　　

民眾的理性不是無限的，“觀點的自由市場”基于無限理性的基本假設也是不成立的。正因為如此，“觀點的自由市場”這種理念并非放之四海而皆準。如果在一個“自由市場”中不存在任何秩序和約束，那么市場的運作就絕不是“優勝劣汰”這么簡單的事情了，奸商和黑社會勢力同樣有得勢的機會——錯誤的思想完全有可能誤導民眾，對社會造成實質性的危害，魏瑪共和國的政治實踐充分證明了這一點。對言論自由的認識，同樣應當采取定量而非定性的方法。“應該有”或“不應該有”，這種過于簡單化的討論沒什么意義——捂著蓋子不讓人們說話，或者縱容顛倒是非、血口噴人，都是極端化的做法，對社會發展沒什么好處。值得認真論證的是，應該如何定義言論自由的邊界。　　

從社會實踐來看，言論自由不應該越過以下這些底線：　　

1.         不得歪曲事實、捏造謊言。言論自由的前提是要對言論負完全的責任。歪曲事實、顛倒黑白的做法，違反基本的誠信。西方國家在承認言論自由的同時，也設有誹謗罪，而且對誹謗罪的懲罰非常嚴厲。像茅于軾這種信口雌黃、血口噴人的老漢奸，其人格放在西方社會也是值得鄙視的。　　

2.         不得宣揚仇視社會和人民的言論。如鼓吹炸政府、炸公安局、炸菜市場、劫獄等等。這樣的言論放在西方國家，肯定會被歸為“恐怖主義”。　　

3.         不得宣揚煽動民族仇恨、挑起民族沖突的言論。前南斯拉夫的歷史已經給我們上了最好的一課。　　

4.         不得宣揚危害國家主權、顛覆社會主義制度的言論。無論言論自由如何充分，都不應該縱容漢奸們公開賣國，汪精衛之流永遠都應該是被鎮壓的對象。漢奸們惟恐天下不亂，中國要是真亂起來，他們是要彈冠相慶的。　　

只有在不越過上述底線的前提下，言論自由才有利于社會的穩定與發展。而唯有有利于社會穩定與發展的言論自由才是值得提倡的。應該特別指出的是：即使在西方國家，言論自由也是有邊界的。例如，導演拉斯·馮·提爾在2011年的戛納電影節上發表同情希特勒的言論，電影節管理委員會立刻宣布他為不被電影節歡迎的人，要求他立刻離開戛納。言論自由是社會寬容的體現，但這種寬容是有限度的、而不可能是無限度的。頹廢、落后、變態、反動的思想理應被歷史埋葬，根本不值得寬容。寬容的底線，是不妨礙社會的正常秩序和社會的進步。一個寬容無度的社會，必然是藏污納垢、男盜女娼、道德觀混亂、是非觀混淆的社會——寬容無度導致它根本不具備自我清潔的能力，這樣的骯臟局面顯然不是廣大人民群眾希望看到的。一個健康發展的社會，有自由，有寬容；但是自由有邊，寬容有度。　　

中國需要什么樣的媒體？　　

自由主義傳播學反對由政府經營媒體，反對政府開展宣傳工作，認為唯有政府之外的“獨立媒體”才是值得信賴的。而馬克思主義傳播學的理念則針鋒相對，主張“要政治家辦報”，將媒體作為教育群眾、傳播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工具。政府在文化建設中的定位，向來是自由主義傳播學與馬克思主義傳播學沖突最劇烈的地方。兩種理論體系在這個問題上產生沖突的根源，是不同的權力觀，以及對政府地位的不同定位。　　

自由主義認為政府是“必要的惡”：政府的天性是對人民生命、自由和財產的潛在威脅，只是因為整個社會客觀上需要維持一定的秩序，所以政府不得不存在。按照這種邏輯，如果政府是“必要的惡”，那么政府主導的宣傳工作自然成了“惡的延伸”，這便是自由主義傳播學一向推崇“獨立媒體”的原因。自由主義對政府地位的界定大體上是消極的，可以稱之為“消極政府觀”，其基本假設是：政府權力和民眾權利之間是零和關系、對立關系。政府權力增加必然導致民眾權利減少，公平正義以及推動社會發展的力量只存在于民間。　　

馬克思主義對政府職能的定位則非常不同。馬克思主義認為，無產階級革命勝利之后，無產階級政黨和它領導下的政府代表的是廣大勞動人民的利益，黨和政府的重要職能就是推動社會變革、建設新型社會。如果黨和政府是主導社會建設的積極力量，那么通過廣泛的宣傳、將人民群眾團結在它們周圍就是順理成章的事情。馬克思主義對政府地位的界定是比較積極的，可以稱之為“積極政府觀”。“積極政府觀”存在的前提是——政府必須忠實代表勞動人民的利益。　　

不僅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傳統文化同樣不認同“消極政府觀”，而認為政府應當成為引領社會建設的積極力量。中國古代的士大夫階層一直對社會治理抱著積極的態度，而且以出任官職、為社會繁榮做出貢獻為榮。“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皇路當清夷，含和吐明庭”，古人的這些思想都表現出了強烈的社會責任感。西門豹在鄴城治水，曹操廣興屯田，蘇軾在杭州修蘇堤，體現出的都是積極推動社會發展的理念。中國民眾也并不認為政府必然與民眾對立、必然是惡的化身，否則，狄仁杰、姚崇、包拯和海瑞這些政府官員的故事不可能流傳多個世紀。時至今日，“政府是必要的惡”這種觀念，在中國仍沒有得到廣泛認同。從實際情況來看，國內傾向于“消極政府觀”的人，基本屬于崇拜西方世界、思想西化最為徹底的那部分人。　　

客觀事實沒有證明自由主義的“消極政府觀”必然優于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積極政府觀”。值得說明的是，“積極政府觀”承認政府管理中可能存在消極因素，列寧和毛主席都發表過大量反對官僚主義的文章，中國古代士大夫也認同“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的理念。而自由主義的“消極政府觀”對政府總是抱著懷疑和不信任的態度，不愿承認政府在社會建設中的積極作用。而事實證明，現代社會中的政府往往在社會發展的進程中起到關鍵的領導作用。如果沒有政府的大力推動，蘇聯和中國都不可能在很短時間內完成工業化進程，韓國和新加坡的經濟起飛亦然。沒有政府的大力推動，就不會有上海的浦東新區，也不會有臺灣的新竹科技園。由此可見，“消極政府觀”并非放之四海而皆準。　　

對政府地位的準確定位，是確立政府在文化建設中的角色的前提條件。從馬克思主義的“積極政府觀”出發，政府掌握主流媒體沒有什么不妥，而并不是像自由主義傳播學所聲稱的——只有“獨立媒體”才算媒體。而且，“獨立媒體”的“獨立”只不過是個相對概念，它們獨立于政府之外，卻從未獨立于財團和階級之外。美國的主流媒體不受政府直接掌控，但這些所謂的“獨立媒體”都在大財團掌控之下，從根本上代表壟斷資產階級的利益。如果把這種性質的“獨立媒體”克隆到中國，對勞動人民而言沒有任何實際好處——它們不但不會為勞動人民說話，反而有可能成為外部勢力向中國滲透的工具。自由主義傳播學在當代中國，扮演的其實是一種干擾力量。　　

在馬克思主義“積極政府觀”的理論框架下，政府領導下的媒體必然是“政治掛帥”，而經濟利益必須而且只能是附屬品。公共媒體是宣傳意識形態和價值觀的陣地，要承擔起教育人民、培養人民政治覺悟的社會職責。這一點絕不可以動搖——蘇聯解體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蘇共將媒體的控制權拱手讓給西方勢力的代言人，造成了社會思想的巨大混亂。自由主義者們認為，共產黨領導下的媒體宣傳社會主義價值觀，是一種“精神污染”。如果把宣傳一種文化簡單地定義為“精神污染”的話，他們自己不遺余力地鼓吹個人利益至上、否定社會責任感的價值觀，是不是更應該算作“精神污染”？而且這種價值觀使得社會道德滑坡、產生了許多惟利是圖的小人，是不折不扣的精神污染、精神垃圾！　　

需要注意的是，馬克思主義的“積極政府觀”并不是無條件成立的，它成立的前提是——政府必須忠實代表勞動人民的利益。如果這個前提得不到滿足，公共媒體宣傳的性質就會產生根本性的變化，就會變成歌功頌德、粉飾太平。承認政府推動社會發展的積極作用，并不意味著政府可以不受媒體和社會輿論的監督。在接受監督這一方面，中國各級政府都有太多的地方需要改進。而且，除了政府掌握的主流媒體之外，社會上應該存在其他的能夠讓公民表達意見的發聲渠道。從實際情況來看，中國的互聯網和部分平面媒體已經承擔起了這種職能。主流媒體之外的發聲渠道雖然起到的是補充作用，但它的存在非常重要：它一方面提供了釋放不滿情緒的渠道，避免了民眾因為完全沒有發聲渠道而產生積怨（齊奧塞斯庫的悲劇就說明了這個問題）；另一方面承擔了對政府的監督職能，避免了為尊者諱、諱疾忌醫的情況。近年來，中國的“網上問責”使很多問題官員被處理，鐵道部被催促采取實名購票制，是這種監督力量的初步體現。隨著時代的發展，這種監督力量理應越來越強，促進政府行為向更好的方向轉變。　　

中國需要什么樣的文化格局？　　

從實際情況來看，最適合中國國情、最為合理的文化格局應當是：“一元主導，多元并存”。“一元主導”是指馬克思主義應該當仁不讓地占據主導意識形態的地位，團結多數群眾，指引社會發展的宏觀方向；“多元并存”則是指應當允許多種其他文化的存在，作為文化體系的補充。　　

“一元主導”的意義在于為國家建設提供明確的指導思想——沒有整體規劃的藍圖，就建設不出像樣的大廈。如果今天你在這里信手添幾塊磚，明天他在那里隨意抹點水泥，最后必然是亂七八糟、不像樣子，正如“1955年體制”瓦解之后的日本。而且，“一元主導”還是社會凝聚力的保證，如果沒有一種能夠團結多數群眾的主流意識形態，社會就不可能穩定。冷戰末期，出現在蘇聯和南斯拉夫的社會動蕩就是典型的例子。社會動蕩，人民遭殃。這兩個國家經歷的經濟衰退和內戰已經給我們上了很好的一課——數典忘祖是要倒血霉的。　　

“多元并存”則體現了社會的包容性。包容就意味著不要出現“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排斥，這對于社會的整體和諧而言有著重要的意義。“一元主導，多元并存”的格局，其實已經在中國的社會實踐中得到了實現。舉個例子來說，馬克思主義是主張無神論的，而各種宗教都主張有神論。但是建國以來，馬克思主義文化和各種宗教在社會發展中早已實現長期和諧的共存。中國13億人口中，各種宗教信眾接近2億人，這不就是“多元并存”的范例嗎？　　

“一元主導”與“多元并存”是辯證矛盾的對立面，二者之間是相輔相成的關系。如果不承認“多元并存”的必要性，主導文化就必然與其他所有文化產生正面沖突，對社會穩定產生負面影響。歷史上，許多國家內戰的導火索，就是奉行“國教”的統治集團拒絕實施宗教寬容政策。如果片面強調“多元并存”，而不承認“一元主導”的重要性，就沒有哪一種意識形態能夠團結多數人，整個社會將傾向于分裂潰散，無法形成推動社會發展的合力——這當然不是一種理想的狀況。　　

放眼世界，不僅是中國，其他能夠在穩定格局下發展的國家，也大都具備“一元主導，多元并存”的文化格局。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也不例外，它們同樣有主導意識形態。以美國為例，雖然民主黨、共和黨輪流執政，但兩黨的差異主要體現在一些具體政策上，而在意識形態上仍有很多交集。例如：對內維護現行的資本主義制度，保障資產階級在社會分配中處于優勢地位；對外維持美國對世界政治的影響力，對戰略資源的控制，以及在經濟、貿易中的優勢地位。因此，美國的政黨輪替并不會導致主流意識形態的改變或根本動搖，而且目前美國國內的其他文化都沒有能力撼動這種主導意識形態。美國的主導意識形態同樣講究“政治正確”，例如：那些生活在社會制度與美國不同、或戰略利益上與美國嚴重沖突的國家中的異議人士，無論其個人品行如何，都被視為“政治上正確”；而一切觸動私有制、涉及社會財產重分配的政治觀點，都被視為“政治上不正確”。一言以蔽之：美國的主導意識形態具有鮮明的傾向性和排他性。　　

國內賀衛方、茅于軾等無恥的知識分子業已淪為西方勢力的走狗，終日鼓吹“去意識形態化”。這些人所謂的“去意識形態化”，并不是真的不要任何意識形態，而是讓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主動退出思想的陣地，讓他們奉行的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來占領——這樣他們就可以膜拜在美國祖宗面前了。這些漢奸知識分子看不得中國走出一條適合本國國情的發展道路，一心要推翻中國現有的社會制度，讓中國成為西方的附庸。他們所謂的“獨立人格”，說白了就是顛倒黑白、血口噴人、認賊作父的漢奸賣國賊人格。敵人支持的，我們就要反對。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支持。中國社會的發展離不開國家的獨立自主和穩定，因此，堅持“一元主導，多元并存”的格局最符合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而賀衛方、茅于軾等唯恐天下不亂的社會渣滓，必將被牢牢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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