駁斥法學界吹向重慶唱紅打黑的歪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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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的唱紅打黑在本質上是社會主義矯正市場經濟一場整風運動,是對黨風、官風、世風和民風的激濁揚清,是正義對邪惡、東風對西風發起的一場文化戰,是對這個物欲橫流的社會而發起的一次凈化和洗滌。
不管什么樣的人以什么樣的理由來指責、否定甚至攻擊重慶,都不能抹殺重慶向全國噴薄而出的正義之氣,任何一個心懷良知和正義感的人都應該為重慶這種敢為天下先、獨立潮頭、傲立西風的身影而拍手稱快。
重慶的這一抹紅色為21世紀轉型期的中國增添了亮色,它讓全國的老百姓都看到了新時期的共產黨人直面問題并敢于解決問題的胸懷和膽略,它讓那些唯利是圖和利己主義的自由化思潮心驚膽戰。
在這個物欲橫流的全球市場經濟時代,只有中國共產黨向著21世紀的天空噴薄著那一股從未泯滅的正義之氣;只有中華民族能夠在歷史長河中席卷起那上下五千年的圣賢之氣。
2
中國的法學界,之所以出現一股否定重慶唱紅打黑的思潮,是因為他們僅僅是出于法治的立場,僅僅是法律工作者和法學專家們從法治的視角觀察社會而得到的管窺之見,他們看待社會只會拿著自己在法治方面的已知去猜度未知,就像一群摸象的瞎子紛紛拿著扇子、柱子和繩子的觀念去認識大象一樣。
他們自以為掌握了豐富的法律知識,但卻不知道最大的知識是發現自己的無知,以至于他們傾向于用法治的思維去審視一切,用法治管理一切,陷入了“唯法治論”,于是我們看到,他們只主張法治,卻不談政治;他們只主張依法治國,卻忘記了以德治國。
法的觀念是基于人性本惡論,而德治的思想則是基于人性本善說。由于西方社會普遍信奉人性本惡,所以,法治成為西方社會主流的治國思維;而中國傳統文化,則是通過儒家和法家形成了一方主張性善而另一方主張性惡的矛盾。
矛盾不要緊,只要將儒家和法家的矛盾視為對立統一體,正是馬克思主義的人性觀,即人性是善和惡的對立統一體,由此而產生的治國思維則是懲惡和揚善的相互補充,是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的相互為用和相輔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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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是人的社會,人是社會的人,不同的人性觀就會導致截然不同的社會觀。
信奉人性本惡論,就會滑向社會達爾文主義,進而將人類社會看成一個弱肉強食的動物世界,而將個人主義和利己主義視為天經地義,這種觀念將使整個地球永無寧日;
而主張人性向善,則可以通過構建善有善報、德必有得、義能取利的社會機制實現個人利益和社會整體利益的和諧,通過以德治國進而實現地球各個民族和國家的和睦相處,進而實現全人類的永久太平。
西方社會的主流思維之所以陷入了“人性本惡論”,是因為擁有幾百年歷史的資本主義的物質生產方式就是以“利”為核心驅動力的,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這種生產方式必然在人類的思想認識上打下根深蒂固的利己主義和個人主義的烙印。
但在全球一體化的信息時代,由于物質生產方式正在轉變為精神生產方式,而精神生產則是以“義”為最終目標的,它追求賺人心而勝過賺錢,賺人心則得美名,而名可以再轉化為利。
如果是物質生產是唯利是圖見利忘義的話,而精神生產則是以義成名,再以名取利。這樣,全人類的思想認識可以發生根本的改變,那就是將追求“利”轉變為追求“義”,用以義取利來取代唯利是圖,將每個人心中的思想、智慧、道德、正義視為精神生產力加以對待,從而以善有善報的形式讓人自覺向善。
如果人類一直將自己等同于動物而將“惡”進行到底的話,地球將永無寧日,而只有自覺棄惡從善,人才能真正解放為人,才是人類在全球化時代的唯一出路。因此,中國社會必須將德治放在比法治更重要的位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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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政治問題上,這些睜著大眼的法學家們則又紛紛變成了瞎子,他們看不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向著全球擴張的歷史規律,看不到殖民主義和民族主義的矛盾,看不到階級斗爭在全世界范圍內的發展狀態。
中國之所以堅定不移地堅持馬克思主義、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就是因為階級斗爭并沒有徹底消滅,就是因為共產主義還沒有實現,就是因為人類還沒有實現萬世太平。
所有這些偉大的社會理想,都需要馬克思主義的政黨不斷去實踐和探索,都需要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去完成。說白了,我們之所以要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就是因為還要實現共產主義的偉大理想!
而說到共產主義,這些法學家們則又必然會像摸象的瞎子們一樣陷入迷茫——哪有什么共產主義?共產主義不過是一種宗教!這種說法已經成為不懂馬克思主義的普遍認識,以至于它們在內心深處早已對資本主義頂禮膜拜去了。
事實上,共產主義的本質就在這個“產”字上,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思考和分析所得出的最終結論就是“消滅私有制”,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了共產主義的設想,但由于時代的局限,馬克思并沒有為全人類指明共產主義到底是怎樣的生產方式。
但在全球一體化的信息時代,在互聯網普及并覆蓋全球的今天,在這個腦力勞動代替體力勞動的市場經濟時代,我們則可以發現一種全新的偉大的精神生產方式——信息和知識等共有共享的精神資源成為人類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生產資料,而人人都有的大腦則是每個人都有的勞動器官,只要從事精神生產而產生有價值的精神產品,每個人都可以獲得知識產權,并以出名的形式形成品牌價值,形成自己的無形資產,而再將無形資產轉變為有形資產,這難道不是共產主義的生產方式嗎?
5
精神生產方式在本質上就是共產主義,它在本質上是精神的共產主義,在這種生產方式中,如奴隸主、地主、資本家那些曾經在物質生產中占有生產資料的剝削階級將完全消滅了。
這樣,曾經對人類造成殘忍奴役的生產資料私有制就被精神生產方式本身徹底消滅了,而無產階級也將以腦力勞動的形式轉身成為無形資產者——他們的體力勞動曾經在物質生產中淪為被剝削和奴役的勞動力,但今天,他們卻可以通過腦力勞動而直接創造屬于自己的資產了!看看為汶川地震捐款而成名的義丐徐超,誰還認為他是一個無產者?
這正是勞動的資本化,當腦力勞動為自己創造出無形資本的時候,這種無形資產也就必然質變為智本,而資本與勞動的矛盾也就質變為資本和智本的矛盾,曾經是資本剝削勞動的生產關系也必將被智本反控資本的生產關系所代替!
而資本運營也將被智本運營所取代,當勞動紛紛能夠以智本創業的時候,那種以就業為特征的雇傭勞動制度也將開始走向解體。
只有認識到精神生產方式,我們才能看清楚整個世界的大格局,才能認識到智本的崛起和資本的沒落,才能發現金融危機的病根——那就是由于精神生產方式是智本主導而非資本主導(就像我創作《智本論》不需要資本就能進行一樣),這使得資本在精神生產中喪失了統治地位,而由于無法組織精神生產,只一味追求“錢生錢”的資本也便在金融市場滑向了投機泥潭淪為投機資本,與之相應,整個資本主義也便走過帝國主義階段而淪為投機資本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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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機資本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滅亡階段,是滅亡了的資本主義,是資本主義的喪葬期,那些貶值的貨幣和鈔票,則是資本主義為自己準備的紙錢和冥幣,而全球市場經濟,正是資本主義為自己織就的喪衣。
資本主義的滅亡不是某個資本主義國家的滅亡,而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滅亡,是資本統治地位的喪失,是雇傭勞動制度的滅亡,它的滅亡不同于碾死一只螞蟻,而是一個漸進的歷史過程。
在這個過程中,人類必須自覺發展精神生產方式,逐步將貧富矛盾轉變為共同富裕,從而徹底消滅階級和階級斗爭,最終實現全人類的共同解放。否則,貧富矛盾則可能還倒退為階級斗爭,從而在一些國家產生內亂并演變成全球軍事沖突,甚至爆發世界大戰。
因此,在新的歷史時期,在物質生產向精神生產轉移、工業文明向智慧文明過度的21世紀初葉,在全球迎來共產主義前夜的偉大時代,中國共產黨必須牢牢把握住這個來之不易的社會主義政權,因為共產黨還要實現全球共產主義、還要為萬世開太平、還要為全人類謀幸福!
政權是實現政治理想的保證,而社會主義政權則更是實現共產主義這一偉大政治理想的基本前提和重要保證,讓那些嘴上叫囂所謂民主而實則內心喪失社會理想的人去指責我們獨裁吧!我們就是要為全人類“獨裁”出一個天下大同的共產主義社會!
《智本論》作者相曉冬 2011年6月21日 于重慶萬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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