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用主義”非議
——讀威廉·詹姆士《實用主義》
為了紀念黨的生日，寫了幾篇短文，其中說到最近30年來理論研究的“失誤”，說到“實用主義”等等。想了想，覺得有展開的必要。
實用主義，19世紀后期在美國形成了系統的理論。首倡者是皮爾士，影響最大的是詹姆士和杜威。實用主義登上講壇之后，很快成為美國的主流意識，并流傳到許多國家。“五四”時期，杜威把它帶到中國，他的門徒胡適成為實用主義在中國的代表。最近30年來，實用主義在我國大肆泛濫，應該說，“真理標準的大討論”，為其提供了相當大的助推力。歸國人員（海歸等）和入境外商，也是宣揚、傳播實用主義思想方法的一個重要方面。
列寧引用過一個格言：“幾何公理要是觸犯了人們的利益，也會遭到反對。”同樣道理：謬論如果適合了人們的需要，也會被擁為真理。“人們”，指的就是信奉實用主義的人。
1978年5月，在我國出現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具有實用主義意義的命題，立即得到了黨內一些高層領導的認可和推崇，引發了一場大論戰。《人民日報》拿出整版整版革命領袖關于實踐對于認識的重要性的論述，來證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由于沒有弄清楚辯證唯物主義與實用主義的本質區別，掩蓋著的傾向是：實用主義的登堂入室；由于“在中國，真懂馬列的不很多”，許許多多的共產黨人糊糊涂涂地打了敗仗，被實用主義俘獲了。
實用主義如此猖獗，必然有其內在的原因。主要的，有兩條：一是實用主義認為，實踐對于認識具有決定的意義；二是實用主義認為，人是認識的主體。
看到這里，網友們就會啞然失笑：朋友，你搞錯了吧，難道辯證唯物主義不也是這樣認為的嗎？
是的，這就是實用主義往往能夠冒充辯證唯物主義的原因，也是批判、克服實用主義需要特別費力的原因。而我們之所以要批判實用主義，則是因為它與辯證唯物主義有著本質的區別，因為它的泛濫，會給無產階級的革命事業造成巨大的危害。
手頭有本《實用主義》（陳羽綸、孫瑞禾譯，商務印書館1979年版），就從它說起。
人是認識的主體，這是沒有疑義的。但人是社會的動物，在社會中生活，就不能不受社會的影響，人性就不能不帶社會性。在階級社會里，人性，人的社會性，表現為人的階級性。這是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毛主席說：“在階級社會中，每一個人都在一定的階級地位中生活，各種思想無不打上階級的烙印。”不同階級的人們，取得生活資料的方式不同，生活的環境不同，人們的感受、好惡、欲望、能力等等，都不相同。
“弱不禁風的小姐，出的是香汗，蠢笨如牛的工人出的是臭汗”，“窮人決無開交易所折本的懊惱，煤油大王那會知道北京檢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饑區的災民，大約總不去種蘭花，像闊人家的老太爺一樣，賈府上的焦大，也不愛林妹妹的”（魯迅）。對于不幸的窮苦人，處境相同或相近的人們給予的，是真誠的同情，但是也有人認為：“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
不同社會處境的人們，對于事物的認識多不相同：認識的主體不同，認識也不一樣。
社會的人們劃分為階級，是在實用主義者的視野之外的。實用主義者所看到所思考的，是“人”、“人類”，是“男人、女人或孩子”。他們和以往的哲學家一樣，認為人就是人，與非人動物的區別，是有著高度發達的思維能力；他們所說的“人”，是生物學、生理學意義上的人。他們認為人們認識不同的原因只是因為人的“氣質的差別”，詹姆士說：“用……氣質來表示人們世界觀的差別是非常方便的”（p8）。但是他們不管“氣質”是怎樣形成的，不講“社會性”、“階級性”。
所以，實用主義與辯證唯物主義的區別，不是在什么是認識的主體上，而是在對于認識主體的認識上。“氣質”說，是與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學說相對立的。
辯證唯物主義認為：世界是由物質構成的；“主體”以外的一切，都是“客觀實在”；“主體”對于別的“主體”而言，也是客觀實在。實用主義認為：“物質就是能夠感覺到的東西的真實名稱”（p48），“宇宙空間與宇宙時間……明明是人為的構造”（p92）；“實在的東西就是人們所相信的東西。不是因為對象是實在的，人們才對它有信仰；而是因為人們對它有信仰，它才成為實在。實在性決定于人的主觀信仰”（劉放桐：《現代西方哲學》p263）。詹姆士說：“實在是我們理智發明的累積”（p194），“從實用主義者說來，所謂它們是‘實在’，只是說，我們必須服從它們、考慮它們，不管我們愿與不愿；但是對我們本身經驗以外的一切經驗，都永遠是必須這樣的。我們的目前經驗所必須與之充分符合的整個實在，可能就和這目前經驗相連續。這樣的實在——作為目前經驗以外的一切旁的經驗來解釋的實在——既可能是過去遺留下來的經驗，也可能是未來將遇到的經驗。不論是哪一種情況，它的‘確定的存在’，對我們來說，只是我們的判斷行為所給以配上的一些形容詞而已，它們基本上都是人的產物”（p196），“在我們的經驗本身之內，都有一種強制人的力量、逼迫人的力量；對于它們，一般來說，我們是無能為力的。我們只能聽它們驅使，驅使的方向就是我們信念的歸宿。至于經驗的這種趨勢本身，歸根結蒂是由某種獨立于一切經驗的存在所控制的說法，也許是真的，也許是不真的”（p196-197）。“如果說人的思維以外還有任何‘獨立’的實在，這種實在是很難找到的”（p127）。可見，實用主義是唯心主義的、不可知論的，盡管它自稱是“超越了”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著重號是筆者加的，凡只注頁碼的引文，均引自《實用主義》）
雖然實用主義者說，“真理”“意味著觀念和實在的‘符合’”（p101），但是由于他們對“實在”的理解與辯證唯物主義根本不同，對于“真理”的理解也就不一樣。辯證唯物主義認為：真理是事物的本質、客觀規律在人們頭腦中的反映，是客觀和主觀相互作用的結果；實用主義認為，“真理是”“觀念的一種性質”（p101），“真理是信念的作用”（p115）。辯證唯物主義認為：真理是客觀的，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實用主義認為：“真理是不存在于經驗以前的”（p113），“各種具體的真理只有在被認為是方便的時候才需要承認”（p119），“即使是最‘真’的公式，也只是人的發明，而不是什么先存原型的絕對摹本”（p191）。
實用主義的真理觀認為：有用的就是真理。詹姆士這樣解釋真理：“它是有用的，因為它是真的；或者說，它是真的，因為它是有用的”（p104）。說“真理必須具有實際的效果”（p188），似無大錯，如果真理無用，追求、探索真理就沒有意義。然而，真理的存在，并非為了對“人”“有用”：可燃的物質，并不是為了給人以溫度，才有在一定溫度燃燒的性質；水也不是為了給人發電才從高處往低處流；蘋果從樹上掉下來，不是為了讓牛頓發現引力定律；燒水時壺蓋顫動，有什么用？瓦特卻悟出了道理，發明了蒸汽機。
實用主義者把真理的存在與人類探索、掌握、利用規律的行為混為一談，把認識的“真理性”叫做真理。
所謂“有用的就是真理”，更不該是“人”的觀念。生物界的生存競爭，激烈而殘酷。非人動物，尤其是猛禽猛獸的尋求食物，是“有用即真理”典型例子：只要能夠果腹，盡可以吃下去；不僅獵殺異類，同類也不免自相殘殺——通行的是“弱肉強食”。人類脫離動物界之后，隨著理智的增長，社會中就有了“道德”，漸漸地“文明”了，“弱肉強食”越來越受到人們的撻伐。人相食，雖然愈來愈極其少見，也不能不被認為是獸性復歸。實用主義推崇“叢林法則”，就與獸性的殘余不無關系。
實用主義者的“實踐”，與辯證唯物主義的“實踐”，也不是同一回事：后者是指變革世界現實的活動；前者是指“謀利”的行為。
辯證唯物論認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批判了形而上學的“玄想”和不可知論者的惶惑；批判了教條主義者的“理論至上”的虛妄，與這些謬誤劃清了界限。因為人的思維，可以這樣想，也可以那樣想；人們對事物的觀察，往往有角度、側面的差異；理論的指導作用，要通過一再實踐；由于認識主體的差別，對同一事物、同一事實、同一理論，也會產生不同的認識、作出不同的解釋、得出不同的結論。究竟孰是孰非，只能通過實踐來鑒別。
辯證唯物論認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并不排斥理論對于實踐的指導作用，而是十分肯定理論的這種革命作用。列寧說：“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因為理論是實踐經驗的總結、結晶，是對客觀規律的正確反映。而一旦認識了、把握了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就能夠指出發展的方向，引導革命到勝利。實用主義則相反。他們排斥、否認理論的作用。
詹姆士說：“除了實踐的意義以外，并無別的意義可言”（p27），“有了人類的獨斷，科學的邏輯就沒有神圣的必然性了”（p32），“所有違背舊看法的過激的解釋，絕不會當作新經驗的真正解釋”（p34）。不過反過來說，實用主義者的“真理”，和辯證唯物主義者所說的真理是不一樣的，他們的所謂“真理”，也確實不能保證都能夠起到指導的作用。他們的輕視、排斥、否認理論的作用，也就不奇怪了。
所以列寧批判實用主義說：“它宣揚經驗而且僅僅宣揚經驗；認為實踐是唯一的標準”（《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列寧選集》第二卷 p349）。
可以這樣說：雖然“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是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論的基礎，但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卻是一個實用主義的命題。回想“真理標準”大討論的情形：用大篇革命領袖的語錄來證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是不是很滑稽？
辯證唯物論者堅守馬克思主義的哲學立場，對非馬克思主義的諸如唯心主義、形而上學、機械論、不可知論等等哲學流派的主張、思潮，不懈地分析、批判，進行不妥協、不調和的理論斗爭。實用主義卻非常“寬容”，不論什么哲學觀點，不論什么哲學主張，都能“兼收并蓄”，“同爐共熔”。詹姆士說：“我提出這個名稱古怪的實用主義作為可以滿足兩種要求的哲學。它既能像理性主義一樣，含有宗教性，但同時又像經驗主義一樣，能保持和事實最密切的關系”（p20），“我認為把物理學當成是質量、分子和以太的科學，即使研究者明白了，也是最有害的觀念；但是，認為物理學是掌握物體并把它向前推動的科學，即使研究者不完全明白，也還是最有益的觀念”（p28），“實用主義使我們所有的理論都變活了，使它們柔和起來并使每一種理論起作用。它在本質上沒有什么新的東西，和許多古代的哲學傾向是協調的。比如在注重特殊事實方面，實用主義和唯名主義是一致的；在著重實踐方面，它和功利主義是一致的；在鄙棄一切字面的解決，無用的問題和形而上學的抽象方面，它與實證主義是一致的”（p30），“實用主義……用已被觀察到的東西來解釋沒有被觀察到的東西。它把舊的和新的協調地結合在一起。它把我們的心和實在之間靜止態的‘符合’關系這種絕對的空洞概念變成為我們的個別思想與其他種種經驗的偉大宇宙之間的豐富多彩、積極活動的交往”（p38），“實用主義愿意承認任何東西，愿意遵循邏輯或感覺，并且愿意考慮最卑微的純粹是個人的經驗。只要有實際的后果，實用主義還愿意考慮神秘的經驗”（p44），“我們如能相信上帝，就會因為有他而感到快樂”（p58），“只要關于上帝的假設在最廣泛的意義上能令人滿意地起作用，那這假設就是真的”（p152）。可見，實用主義是各種哲學觀念的折中、調和、雜拌。
為什么一定要堅持辯證唯物主義，而必須批判、抵制、拋棄實用主義呢？詹姆士說：“遇到爭論很激烈的時候，我們一定要能指出這一邊或那一邊對了以后的實際差別”（p26）。我們就借用詹姆士的方法，看能不能找出、能找出什么樣的差別來。
正像網友們所指出的，前30年的社會空氣，與現實的社會空氣相比，實在是大相徑庭。那個時候指導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是毛澤東思想，也就是辯證唯物主義。是通過中國工人階級領導廣大勞動人民，進行艱苦奮斗，來建設沒有剝削、沒有壓迫、每個人都能得到發展的社會。它要求階級的團結，人民的團結，中華民族的大團結；提倡互幫互助，公而忘私的集體主義精神；崇尚愛祖國、愛人民、愛護公共財物的優良品質；號召勤儉節約、艱苦奮斗、自力更生……，一句話，為著遠大的理想和光明的前途，團結、奮進。涌現出許許多多的英雄模范，創造出難以數計的先進事跡：王進喜、陳永貴、雷鋒、焦裕祿……
現時代，不客氣地說，是實用主義占了上風：提倡個人奮斗，主張個人利益，鼓吹發家致富，信奉金錢至上，自私自利、損人利己、損公肥私、貪污腐敗、賄賂公行……奉養的是敢按“紅手印”的英雄，……
CCTV剛剛播映了《永遠的忠誠》，令人看得心痛、看得心碎、看得迷茫……
敢于按“紅手印”，確實“英雄”，與打石頭的陳永貴、買稻種的梁生寶比一比，會怎么樣？
《永遠的忠誠》里的沈浩是可敬的，和《焦裕祿》中的焦裕祿比一比，又會怎么樣？在遙遠的地方還站著一個《武訓傳》里的武訓……
朋友，你不認為值得深思么？
朋友，你不感到擔憂么？
實用主義，實在是中國的社會主義事業的大敵，實在是中國人民的大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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