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青山：李銳打出改良主義旗幡究竟為哪樁？

岳青山：李銳打出改良主義旗幡究竟為哪樁？　　

 —評李銳非毛反毛(52)　　

李銳2009年9月在香港拋出的《李銳新政  何時憲政大開張》(以下簡稱《開張》)，是一本惡毒攻擊毛澤東、公開反黨、反馬克思主義、反社會主義的大黑書。　　

他在這里公開改良主義的旗幡，反對暴力革命，說什么：“關于社會(國家)制度，人類歷史發展過程，不外專制或民主、人治或法治(以及社會國體等)，期間的斗爭，不外革命和改良兩大類、兩大過程。革命的結果，則不外以暴易暴，尤其是農民戰爭的結局為新皇帝代替舊皇帝，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往往不僅難以創造且遭受破壞。改良(在西方同改革是一個詞)則是和平手段，暫進的理性結果。反觀歷史，人類進步基本靠改良，而不是靠戰爭和“運動”(階級斗爭)”(《開張》第24頁)　　

他攻擊馬克思主義的暴力革命是“破壞主義”，說什么：“過去我們的進步，靠暴力革命，這是馬克思所講的。而暴力革命實際上所起的作用是破壞主義，以暴易暴。打倒一個舊皇帝，打倒一個蔣介石，出了一個新皇帝，新皇帝更厲害。”（《開張》第134、11頁）　　

他還咬定：“馬克思的晚年，特別是恩格斯的晚年，思想情況已經有變化了。英國放棄暴力革命了，恩格斯贊成走議會道路，這是看到了資本主義自身在變化。”(第135頁)又說，“恩格斯晚年腦子非常清楚，贊成通過議會斗爭發展革命。”(第59頁)“暴力革命必然產生暴力統治。”(第11頁)　　

 究竟人類社會的進步、發展是不是“基本靠改良”，不靠革命？馬克思主義的暴力革命論究竟是不是真理？馬克思恩格斯“晚年”果真放棄了暴力革命？ 　　

這些大是大非的原則問題，不能不爭辯清楚。　　

一、暴力革命是無產階級革命的“一般規律”。　　

在馬克思主義看來，一切革命的根本問題的國家政權問題，無產階級革命的根本問題，就是暴力奪取政權，打碎資產階級國家機器，建立自己的階級專政，用無產階級國家取代資產階級專政。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常識。　　

馬克思恩格斯公開宣布暴力革命的必然性，指出，暴力革命是社會主義誕生的“產婆”，是用無產階級專政取代資產階級專政的必由之路，是無產階級革命的普遍規律。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共產黨宣言》中，就曾振聾發聵地提出：只要革命的條件成熟，“那時無產階級就用暴力推翻資產階級而建立自己的統治。”　　

其后，他們在總結法國1848—1851年的革命經驗時，進一步指出無產階級革命“摧毀”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迄今一切政變是使這個機器更加完備，而不是摧毀它。”1871年巴黎公社起義失敗后，馬恩總結經驗教訓，認為《共產黨宣言》必須做的唯一修改，就是“摧毀”舊的國家機器，這正是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決條件”。　　

直至1889年，恩格斯在《致特利爾》中還指出暴力革命通往社會主義的“唯一大門”。他說：“無產階級不通過暴力革命就不可能奪取自己的政治統治，即通往新社會的唯一大門。”（《馬恩選集》第4卷，第469頁）　　

毛澤東遵循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根據我國無產階級革命的經驗，早在1927年的“八七會議”上，就提出了“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的著名論斷。其后在《矛盾論》里指出：“在階級社會中，革命和革命戰爭是不可避免的，舍此不能完成社會發展的飛躍，不能推翻反動的統治階級，而使人民獲得政權。”（《毛選》第1卷，第334頁）他在《中國革命的戰爭和戰略問題》中又進一步指出：“革命的中心任務和最高形式是武裝奪取政權，戰爭解決問題。這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原則是普遍地對的，不論在中國在外國，一概都是對的。”（《毛選》第2卷，第541頁）那么，毛澤東是如何認知暴力革命是無產階級革命的“普遍規律”？　　

其主要論點有三：　　

第一、     從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來看　　

毛澤東之所以始終堅持暴力革命是普遍規律，其觀察的視角首先在于，要正確看待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這兩大社會階級和兩種社會制度之間的矛盾的性質。　　

毛澤東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確認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是建立在資本主義私有制基礎上的剝削與被剝削、壓迫與被壓迫的矛盾，是根本的、核心的階級利益對抗的矛盾；國家是階級統治的暴力機器，資產階級國家也是資產階級維護自身統治、鎮壓無產階級反抗的暴力機器；階級斗爭的規律表明，資產階決不會自愿退出統治舞臺，總是首先使用暴力，拼死維護自己的反動統治。因而，暴力革命乃“一般規律”。毛澤東在1945年8月13日《抗日戰爭勝利后的時局和方針》講得很好：“必須清醒地看到，內戰的危險，是十分嚴重的，因為蔣介石的方針已經定了。按照蔣介石的方針，是要打內戰的。按照我們的方針，是不要打內戰的。不要內戰的只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可惜不包括蔣介石和國民黨。一個不要打，一個不要打。所以內戰危險十分嚴重。”他接著說：“蔣介石對于人民是寸權必奪，我們呢？我們的方針是針鋒相對，寸土必爭。我們是按照蔣介石的辦法辦事的。蔣介石總是要強迫人民接受戰爭，他左手拿著刀，右手也拿著刀。我們就照他的辦法，也拿起刀來。這是經過調查研究以后才找到的辦法。這個調查很重要。看到人家手里拿著東西了，我們就要調查一下。他手里拿的是什么？是刀。刀有什么用處？可以殺人。他要殺誰？殺人民。調查了這幾件事，再調查一下：中國人民也有手，也可以拿刀，沒有刀可以打一把。中國人民經過長期的調查研究，發現了這個真理。”（《毛選》第4卷，第1125、1126頁）這就說明，暴力革命確是普遍規律，這不是無產階級喜歡暴力，而是階級敵人“左手拿著刀，右手也拿著刀”，自己不拿“刀”行嗎？當然像李銳那樣心甘其愿當資產階級的奴隸，不革命，不造反，自然不需要暴力，改良主義也就成了“法寶”。　　

第二、     從歷史的和現實的實踐經驗來看。　　

毛澤東反復指出：人的正確認識只能從社會實踐中來，檢驗人的認識的真理性的唯一標準，只能是社會實踐，此外再無別的標準。馬克思主義的暴力革命論，既是人類社會歷史經驗的科學總結，又經過社會實踐反復檢驗證實了的客觀真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全部歷史經驗，不容分辯地證實暴力革命乃“一般規律”，同時也宣判了所謂改良主義、“和平長入”、“和平過渡”這些機會主義理論的徹底破產。　　

忘記歷史就是背叛。1927年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正在高潮時，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瘋狂屠殺革命人民，僅半年多時間，共產黨和革命群眾被殺害的竟達31萬多人，其中共產黨人2萬6千多人。黨員人數從大革命高潮時的近6萬人銳減到1萬多人。這種血的教訓難道不是陳獨秀不屑軍事，放棄暴力，推行右傾機會主義、改良主義的惡果？中國人民在毛澤東的領導下28年武裝斗爭的歷史，難道不是雄辯地證實了“槍桿子出政權”，是無產階級革命的普遍規律？如果還像陳獨秀那樣無視“槍桿子”，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能夠自行倒塌嗎？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槍桿子打出來的。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也無不是這樣。蘇聯的十月革命、朝鮮的革命、越南革命、古巴革命，等等，全都證明暴力革命是無產階級革命的一般規律。自從馬克思主義誕生以來，幾百年的社會實踐證明，暴力革命是新生無產階級政權的“產婆”；“和平過渡”只能是不“過”不“渡”！　　

李銳熱衷于改良主義，“和平長入”。試問：歷史的根據何在？歷史的“先例”又在哪里何在？李銳拿不出歷史事實，卻胡謅什么“北歐一些資本主義國家不是‘和平過渡’到了‘民主社會主義’嗎？”然而，這是詭辯，“指鹿為馬”!你把這些國家美其名曰“民主社會主義”，可人家不一定認帳。北歐資本主義國家，“改良”確是不少，但終歸是在資本主義的制度內部的改良，萬變不離其衷。一言以蔽之，只是量變，決非質變。硬把“改良”過的、包裝好的資本主義，美其名為“民主社會主義”，那是“掛羊頭，賣狗肉!”　　

第三、從戰略和策略的關系來看　　

毛澤東歷來認為，無產階級的黨堅持暴力革命，俚也不是完全拒絕社會改良、“和平過渡”。在他看來無產階級革命應當是“兩手”，而不是“一手”。即在原則上、戰略上是暴力革命，武裝奪取政權；在策略上提出“和平過渡”，要求和平轉變。但重點應當放在蓄積革命力量，準備“戰爭解決問題”之上。這樣，方可立于不敗之地。　　

1957年10月9日，他在八屆三中全會上的講話中批評赫魯曉夫的“和平過渡”時說得好：“還有和平過渡的問題，我們同赫魯曉夫他們有不同的意見。我們認為，無論是哪個國家的無產階級政黨，要有兩條：第一條，和平；第二條，戰爭。第一條，共產黨向統治階級要求和平轉變，學列寧在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之間那個時候提出的口號。我們也向蔣介石提過和平談判問題。這個口號，在資產階級面前，在敵人面前，是防御的口號，表示我們要和平，不要戰爭，便于我們爭取群眾。這是個主動的口號，是個策略性質的口號。但是，資產階級決不會自動交出政權，它要使用暴力。那么，第二條，你打了第一槍，我只好打。武裝奪取政權，這是戰略口號。你說一定是和平過渡，那就跟社會黨沒有差別。日本社會黨就是這樣，它只有一條，就是永遠不搞暴力。全世界的社會黨都是這樣。無產階級政黨一般地還是要有兩條：君子動口不動手，第一條；第二條，小人動手，老子也動手。這樣的提法，就沒有弊病，都管到了。不然，就不行。現在有些國家，比如英國共產黨，就是只提和平過渡的口號。我們跟英國黨的領導人談，老是談不通。他們當然驕傲了，他說和平過渡怎么是你赫魯曉夫提的？我早已經提了。”（《毛選》第5卷，第477—478頁）　　

毛澤東說得如此好！再解讀已是多余。　　

李銳雖然在共產黨里混了幾十年，但其實他只是毛澤東這里批評到的“社會黨”的忠實信徒，公然把社會黨無恥地吹為“馬克思主義的正統”，因之，公開打出改良主義的旗幡，拼命反對馬克思主義暴力革命論，也就不足為怪了。　　

總上可見，毛澤東是基于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指導，概括社會發展的歷史經驗，以及以對戰略與策略的辯證關系的考量，提出暴力革命是普遍規律的。這是科學真理，誰也否定不了。　　

二、駁所謂馬克思恩格斯晚年“放棄暴力革命論”　　

李銳打出改良主義的旗幡，又怕“忽悠”不了中國共產黨人，竟敢歪曲馬克思、恩格斯“晚年思想已經有了變化”，主張議會道路，反對暴力革命。他満以為這樣一來，改良主義也就有了理論依據。他是這么說的：“馬克思的晚年，特別是恩格斯的晚年，思想情況已經有變化了。英國放棄暴力革命了，恩格斯贊成走議會道路，這是看到了資本主義自身在變化。”(第135頁)又說，“恩格斯晚年腦子非常清楚，贊成通過議會斗爭發展革命。一些的社會黨繼承了馬克思主義里好的東西，尤其是西歐、北歐，他們的社會主義把資本主義帶到好的地方去。”(第59頁)“暴力革命必然產生暴力統治。”(第11頁)　　

然而，謊言掩蓋沒不了歷史的真實。　　

先從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的科學體系來看，暴力革命乃邏輯的必然。　　

馬克思恩格斯關于唯物史觀和剩余價值的發現，是他們畢生最大的科學成就。它們揭明了歷史發展的規律，“正好象達爾文發現有機界的規律一樣”，是顛撲不破的客觀真理。他們為無產階級的解放事業奮斗了終生，總是旗幟鮮明，堅持真理，從不拿原則交易，極端鄙視“朝三暮四”、“暮四朝三”的機會主義之徒。這就是他們的偉大風范。　　

在他們的科學理論體系中，暴力革命乃邏輯的必然。　　

既然生產資料占有資本主義的私人性，同生產力的社會性的之間的矛盾，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既然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是剝削與被剝削、壓迫與被壓迫的對抗性矛盾，既然資本主義的“民主”國家，同樣是階級的暴力機器，那么，無產階級要翻身解放，用社會主義公有制取代資本主義私有制，暴力革命也就是成無產階級革命的一般規律。　　

當然，這不是說無產階級不愿意和平取得政權。但問題的癥結在于，全部歷史經驗證明，反動階級從來不會自動讓出政權，他們總是首先使用暴力，發動內戰，鎮壓革命。　　

可見，馬克思恩格斯堅持自己的理論體系，同堅持暴力革命論是統一的、密不可分的。所謂馬克思恩格斯后來“思想已經變化了”，放棄了暴力革命，顯然是惡意的誹謗、污蔑!　　

再從具體的歷史史實來看，所謂馬克思晚年思想起了變化，“放棄了暴力革命”，乃是造謠。　　

李銳一口咬定，馬克思“后來思想起了變化”，放棄了暴力革命。但根據何在,又諱莫如深。真是做賊難免心虛，模糊便于“忽悠”。　　

 無庸諱言，馬克思在十九世紀七十年《海牙代表會閉幕后在阿姆斯特丹群眾大會上的演說》確曾說過：像美國、英國這樣的國家，“工人階級可以采取和平的方法達到自己的目的”。但“即使如此，我們也應當承認，在大陸大多數國家中，暴力應當是革命的杠桿。”他還說：“英國資產階級在它還壟斷表決權時，總是表示接受多數的決議。但是，請您相信，一旦他在自己認為是生命攸關的重大問題上處于少數時，我們就會在這里遇到新的奴隸主的戰爭。”(《馬恩全集》第19卷，第686頁)　　

馬克思在這里說得清清楚楚，在提出英國、美國工人階級“可以采取和平的方法達到自己的目的”的同時，就強調這是一種例外，“大陸大多數國家中，暴力應當是革命的杠桿。”此其一。其二、英國、美國這些看似民主的國家，資產階級能夠“接受多數的決議”，也有一個基本前提，那就是“資產階級在它還壟斷表決權。”其三、一旦“議會民主”到資產階級的“攸關生命”之時，就毫不猶豫發動鎮壓無產階級的“戰爭”。　　

李銳如果由此得出結論，馬克思放棄了暴力革命，那是渾水摸魚，“攻其一點，不及其余”。 　　

更有甚者，馬克思在此前后，那么多鮮明的、堅定的暴力革命的主張，李銳統統置于不顧，真是卑劣到了極點!　　

再看，所謂“恩格斯晚年腦子非常清楚，贊成通過議會斗爭發展革命”，同樣是騙人的謠言和詭辯。當然掩蓋不了歷史的真實。　　

恩格斯晚年，確實“腦子非常清楚”。只是他決不是“清楚”到所謂贊成通過議會斗爭，奪取政權，而是相反，“清楚”到反復地闡明暴力奪取政權是無產階級革命的一般規律，并同鼓吹“和平長入”、“和平過渡”的機會主義進行堅決的不屈不撓的斗爭。　　

這是誰也無法抹殺的歷史真實。請看：　　

 第一個事實：1884年2、3月，恩格斯在《馬克思和萊因報》中痛斥各種“議會迷”是“愚不及的自我欺騙”。　　

他說：“我們揭露了各種所謂國民議會的議會迷(用馬克思的說法)。這些先生們放過一切權力手段，把它們重新交還給——部分是自愿地交還給——政府。在柏林和法蘭克福，在重新鞏固起來的政府旁邊存在著無權的議會，但這種議會卻以自己的決議能扭轉乾坤。這種愚不及的自我欺騙，支配了直到極左派為止的所有的人。我們告誡他們：你們在議會中的勝利，同時也將是你們實際上的失敗。”(《馬恩全集》第21卷，第23頁)　　

在這里，恩格斯卻是“頭腦非常清醒”，痛斥工人運動中熱衷于“放棄暴力革命”的“各種議會迷”，天真地以為議會的決議“能扭轉乾坤”，實在是“愚不及的自我欺騙”，并告誡“你們在議會中的勝利”之時，“同時也將是你們實際上的失敗”之日。李銳怎能無視歷史史實，主觀臆斷誣謂恩格斯晚年“放棄暴力革命”？　　

第二個事實，1891年初，恩格斯不顧德國黨的領袖們的阻撓和反對，迫使考茨基在《新時代》雜志上發表了曾被埋沒15年之久的馬克思的《哥達綱領批判》。　　

自從德國議會廢除“反社會主義非常法”后，黨內的改良主義甚囂塵上，鼓吹“和平地”實現社會主義，連黨內公認的領袖李卜克內也常談“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的可能。為此，恩格斯不顧德國黨的領袖們的阻撓和反對，果斷地了公開發表曾被埋沒15年之久的馬克思的《哥達綱領批判》。　　

原來，早在1875年2月，德國黨內的兩派行將實行統一前，由李卜克內西負責起草了統一黨的綱領草案。這是一個改良主義的綱領，馬克思和恩格斯看后十分氣憤，專門寫了《對德國工人黨綱領的幾點意見》(通稱《哥達綱領批判》。而德國黨的領袖雖然承認馬克思恩格斯“在理論上反對這種草案的話，是一字一句正確的”，但是又借口黨的“統一”的利益，拒不接受馬克思恩格斯的意見，拿原則作交易，《哥達綱領批判》被埋藏15年之久。1891年1月，為了反對黨內正在滋長的機會主義，恩格斯果斷地公開發表《哥達綱領批判》。　　

原來，《哥達綱領》承襲了拉薩爾的改良主義，鼓吹不必通過革命打碎舊的國家機器，可以依靠資產階級國家的幫助，“和平”地長入社會主義，把建立所謂“自由國家”作為黨的奮斗目標。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尖銳指出：“這真不愧為拉薩爾的幻想：靠國家貸款能夠建設一個新社會，就像建設一條鐵路一樣!”這些“陳舊的、人所共知的民主主義的廢話”，實質上否定了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馬克思恩格斯指出：不但普魯士專制國家不可能和平地變成“自由國家”，而且無產階級用革命手段打碎舊的國家機器而建立起來的國家也不可能是“自由國家”。他們寫道：“在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之間，有一個前者變的后者的革命轉變時期，同這個時期相應的也有一個政治上的過渡時，這個時期的國家只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　　

在這里，恩格斯確實“頭腦非常清醒”，果斷地公開發表曾被埋沒15年之久的馬克思的《哥達綱領批判》，明明是對改良主義、“和平長入社會主義”的有力回擊。李銳怎能無視歷史史實，顛倒黑白誣謂恩格斯晚年“放棄暴力革命”呢？　　

第三個事實，1891年6月18日，恩格斯同樣是鑒于德國議會廢除“非常法”后，黨內機會主義思潮泛濫，新版了馬克思總結巴黎公社經驗的名著《法蘭西內戰》，并寫了長篇導言。　　

恩格斯在“導言”中指出：“人們以為，如果他們不再迷信君主世襲制而擁護民主共和制，那就已經非常大膽地向前邁進了一步。實際上，國家無非是一個階級鎮壓另一個階級的機器，這一點即使在民主共和制下也絲毫不比君主制差。”恩格斯前后三次指明，“掌握國家大權的資產者的第一個信條就是解除工人的武裝。”他高度贊揚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第三章總結巴黎公社經驗，強調無產階級必須“炸毀”舊的國家機器的科學論斷。指出：“公社一開始就得承認，工人階級在獲得統治時，不能繼續運用舊的國家機器來進行管理；工人階級為了不致失去剛剛爭得來的統治，一方面應當鏟除全部舊的、一直被利用來反對它的壓迫機器，另一方面……”。他最后還尖銳指出：“社會民主黨的庸人不是一聽無產階級專政就嚇得大救命。先生們，你們想知道無產階級專政是什么樣子嗎？請看巴黎公社吧。這就是無產階級專政。”(《馬恩全集》第22卷，第228、221、227、229頁)　　

在這里，恩格斯確實“腦子非常清醒”，指明資產階級的國家也無非是資產階級鎮壓無產階級的的機器，“資產者的第一個信條就是解除工人的武裝”，無產階級革命“應當鏟除全部舊的、一直被利用來反對它的壓迫機器”，痛斥“社會民主黨的庸人又是一聽無產階級專政就嚇得大救命”。李銳怎能不顧歷史史實，隨心所欲誣謂恩格斯晚年“放棄暴力革命”嗎？　　

第四個事實，1892年2月7日，恩格斯氣憤地回答了他主張“議會道路”的無端指責。　　

事情是這樣的，卓萬尼·愽維奧在文章中指責恩格斯主張“議會道路”， 說什么“恩格斯竟然用數字來計算出社會黨在國會取得多數的那個不遠的年份”，然后“它將取得政權。”恩格斯在《答可尊敬的卓萬尼·愽維奧》中，氣憤地慎重聲明：“首先，我根本沒有說過什么‘社會黨將取得多數，然后將奪取政權’。相反，我強調過，十之八九我們的統治者早在這個時候到來以前，就會使用暴力對付我們了；而這將使我們從議會斗爭的舞臺轉到革命的舞臺。”這種“革命的舞臺”就是非和平的暴力革命。恩格斯還說：“馬克思和我將近四十來反復不斷說過，在我們看來，民主共和國是唯一的這樣的政治形式，在這種政治形式下，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斗爭能夠先具有普遍的性質，然后以無產階級的決定性勝利告終。”(《馬恩全集》第22卷，么327頁)這種“決定性勝利”，就是無產階級通過暴力革命奪取政權。　　

在這里，恩格斯確實“腦子非常清醒”，十分氣憤地聲明，他根本沒有說過通過議會多數，然后奪取政權蠢話，倒是相反，“我強調過，我們的統治者早在這個時候到來以前，就會使用暴力，迫使我們從議會斗爭的舞臺轉到武裝斗爭的舞臺。”李銳怎能無視歷史史實，信口開河恩格斯“晚年放棄暴力革命”呢？　　

第五個事實，恩格斯1891年6月對德國社會民主黨黨綱草案的批判。　　

1891年10月14日，德國社會民主黨愛爾福特代表大會前公布了由倍倍爾和李卜克內西起草的新的黨綱草案。這個草案雖然比《哥達綱領》前進了一步，但仍帶有一些根本的理論原則錯誤，對恩格斯在《“法蘭西內戰”導言》中所提出理論原則未予置理，竟然包含著“關于舊的污穢的東西活潑、溫順、愉快而自由地‘長入’‘社會主義’的論調”。恩格斯深感氣憤，寫了著名的《1891年社會民主黨綱領草案的批判》。恩格斯尖銳指出：“現在有人因害怕反社會黨人法重新恢復，或者回想起在這項法律下發表幾篇過早的聲明，就忽然想要黨承認在德國現行秩序下，可以通過和平的方式實現黨的一切要求。他們力圖要黨相信，‘現代的社會正在長入社會主義’。他們不問一下自己，是否這些一來，這個社會就不像蝦要掙破自己的舊殼那樣必然要從它的舊社會制度中長出來，就會無須用暴力來炸毀為個舊殼”，“這樣的政策歸根到底只能把黨引入迷途。”“這除了使黨突然在決定性時刻束手無策”之外，還能有什么結果？(《馬恩全集》第22卷，第273-274頁)　　

在這里，恩格斯確實“腦子非常清清醒”，尖銳批駁了德國黨綱領草案中和平“長入社會主義”的改良主義錯誤，責問他們是否這些一來，“這個社會就不像蝦要掙破自己的舊殼那樣必然要從它的舊社會制度中長出來”？是否“無須用暴力來炸毀為個舊殼”？并指出“這樣的政策歸根到底只能把黨引入迷途”，“使黨突然在決定性時刻束手無策”。李銳怎能無視歷史真實，誣謂恩格斯晚年“放棄暴力革命”呢？　　

第六個事實，1895年春季，恩格斯嚴厲批評德國黨“絕對放棄暴力”的錯誤。　　

當時，德國統治階級企圖在國會中通過一個稱為“防止政變法”的聲名狼藉的新的反社會黨人法案。面對這種嚴峻形勢，恩格斯雖然答應德國黨的執行委員會的堅決要求，在《“法蘭西內戰”導言》公開發表時把某些措詞改得婉轉一點，但恩格斯認為決不能放棄基本原則。他以警告的口氣告誡德國的黨說：“假如你們打算誠心誠意地服從絕對的合法性，在任何情況下的合法性，甚至這個法律已被制定法律的人破壞了，而你們還要服從這個法律的合法性，總之是服從這樣的政策，那就是誰打了你的右頰，就把左頰也送上去給他打。我可不能容忍你們這樣做。……我認為，如果你們鼓吹絕對放棄暴力斗爭，那是沒有任何好處的。沒有人聽這個，沒有哪個國家的哪個黨竟會把拿起武器來抵抗非法行為的權利放棄掉？”(《馬恩全集》第39卷，第401頁)　　

在這里，恩格斯雖然絕癥緾身，離去世僅只幾個月時間，仍然是“頭腦非常清醒”，嚴詞斥責德國黨內那種主張“絕對放棄暴力”的人，“這就是誰打了你的右頰，就把左頰也送上去給他打。我可不能容忍你們這樣做。” 李銳怎能無視歷史史實，“指鹿為馬”，誣謂恩格斯晚年“放棄暴力革命”呢？　　

總上可知，馬克思恩格斯自從創立馬克思主義以來，始終如一地堅持暴力革命是普遍規律，李銳所謂他們“晚年放棄暴力革命”，主張“和平長入社會主義”，完全無視歷史真實，純系惡意造謠、誹謗、污蔑!　　

三、必須劃清馬克思主義與改良主義的界限　　

李銳反對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理論，反對暴力革命論，打出改良主義旗幡，招搖過市，“忽悠”百姓。 值得注意的是，他竟然把這種改良主義的打扮成“馬克思主義的正統”，自欺欺人!　　

然而，馬克思主義與改良主義是根本對立的。它們之間的原則界限有三：　　

其一、如何看待資本主義的私有制同生產力的社會化要求的矛盾？　　

唯物史觀揭明，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矛盾，是人類社會的基本矛盾。在資本主義取代封建主義以后的一段歷史時期，資本私有制適合和促進生產力的發展。正如《共產黨宣言》所指出的：“資產階級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紀所依靠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但是，隨著生產力的迅速發展，資本主義的私有制就從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了生產力發展的“桎梏”。這就是《宣言》所指出的：“現在我們眼前又進行著類似的運動。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資產階級的所有制關系，這個曾經仿佛用法術創造出如此龐大生產資料的交換手段的現代資產階級社會，現在象一個巫師那樣不能再支配自己用符咒呼喚出來的魔鬼了。”（《馬恩選集》第1卷，第256頁）資本主義歷史上周期性的經濟危機，2008年美國開始發生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它們所謂金融危機)，就是最好的證。　　

正如恩格斯在《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指出的：“社會化生產和資本主義占有的不相容性，也就愈加鮮明地表現出來。”此種“社會化生產和資本主義占有之間的矛盾表現為個別工廠中的生產的組織性的整個生產的無政府狀態之間的對立”，“ 社會化生產和資本主義占有之間的矛盾表現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對立。”（《馬恩選集》第3卷,428、429、430頁）　　

這種資本主義的這種基本矛盾，即社會生產力的社會性和生產資料占有制的私人性之間的矛盾，能不能在保存資本主義私有制前提下，作點點滴的“改良”，而無須經過“社會革命”，就能解決？　　

馬克思主義認為，不能。生產力的社會性和生產資料占有制的私人性之間的矛盾，只能通過消滅所有制，用社會主義的公有制來取代資本主義的私有制，才能解決。所以，《宣言》把共產主義歸結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就是這個道理。　　

而無產階級要用社會主義的公有制取代資本主義私有制，“剝奪剝奪者”，觸犯了資產階級的根本利益，破壞了資本主義的基本制度，勢必引起資產階級的瘋狂反抗，因而無產階級只有經過暴力革命，奪取政權才能實現。這就是馬克思在《資本論》第1卷，科學揭示了資本增值的奧秘，即資產階級無償占有無產階級的剩余價值之后，得出結論：“生產資料的集中和勞動的社會化，達到了同它們的資本主義外殼不能相容的地步。這個外殼就要被炸毀了。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喪鐘就要響了。剝奪者就要被剝奪了。”(《馬恩全集》第23卷，第831-832頁)這就是歷史的辯證法！ 　　

與此相反，李銳鼓吹的改良主義卻認為，資產階級的私有制絕對、永遠適合生產力的發展，資本主義社會成了人類社會發展的“終極社會”。他說：“資本家代表先進生產力和先進文化，是不能消滅的。消滅了不得請回來。這是20世紀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失敗留給后世的根本教訓。”（第105頁）這樣一來，社會再也不會有質變，資本主義永葆青春，長生不老！革命從此告別，暴力更不需要。　　

無奈此種“終極社會”，只不過是黑格爾的“絕對精神”和空想社會主義的“理性王國”的翻版而已！　　

其二、要不要砸碎無產階級身上的“鎖鏈”？　　

資本主義取代封建主義，是人類歷史的巨大進步。但資本主義同樣不是“人間天堂”。在資本主義的私有制之下，資產階級壟斷了生產資料，又掌握著國家機器，而無產階級一無所有，只有靠出賣勞動力為生。資產階級無償占有無產階級的剩余價值，就成了資本財富增殖、積累的源泉。這就“一方面是不可計量的社會財富和購賣者無法對付的產品過剩，另一方面社會上絕大多數人口的無產階級化，變成雇傭工人，因而無力獲利這些過剩的產品。社會分裂為人數不多而過分富有的階級和人數眾多的無產的雇傭工人階級。社會的這種狀況一天比一天顯得愈加荒謬和愈加不需要了。”（《馬恩選集》第1卷，第348頁）　　

可見，資本主義的私有制及在此基礎上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的剩余價值的榨取，資本主義國家對無產階級的政治壓迫，是套在無產階級身上的兩大“鎖鏈”。　　

 馬克思恩格斯作為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思想家、理論家和科學家，第一次揭明了社會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揭明的資本主義剝削的奧秘，揭明了無產階級的“痛苦”源于資本主義制度，忠實地代表無產階級的利益和愿望，率領無產階級“使自己從剝削它壓迫它的那個階級(資產階級)下解放出來”（《馬恩選集》第1卷，第232頁）。資產階級套在無產階級身上的經濟剝削和政治壓迫這兩大“鎖鏈”必須砸碎！　　

《共產黨宣言》最后莊嚴宣告：“共產黨人不屑于隱瞞自己的觀點和意圖。他們公開宣布宣布：他們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才能達到。讓統治階級在共產主義革命面前發抖吧。無產者在這個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鎖鏈。他們獲得的將是整個世界。”（《馬恩選集》第1卷，第285—286頁）與此相反李銳的改良主義卻認為，在資本主義社會的無產階級，不僅身上無所謂“鎖鏈”，而且是生活在“樂極的天堂”里頭，不是無產階級養活資產階級，而是資產階級養活無產階級。請看他對資本主義的繪聲繪色的描述吧!他說：自己以前沒有去過美國，改革開放以來，我去過美國三次，“我到了美國之后，很多問題就更清楚一點了。用馬克思的話講，美國的社會主義因素在長嘛，馬克思不是講甚么城鄉差別、體腦差別、工農差別嘛，西方這三大差別差不多，沒有甚么了。(《開張》第136頁)原來，在這位常常自稱“老共產黨人”的眼里，資本主義社會，不僅沒有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階級對立，沒有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的經濟剝削和政治壓迫這，而且連“三大差別”也消滅了。在此西方的“樂極世界”里，廣大工農勞動人民生活得如此美妙無比，不消說“革命”毫無必要，就連“改良”亦屬多余。好一幅共產黨的叛徒的丑惡咀臉呀!　　

其三、資本主義國家要不要“炸毀”？　　

馬克思主義的暴力革命論也是對國家本質的科學認知的必然結果。　　

馬克思主義認為，國家按其實質來說，決不是什么超階級的、為大眾的服務機器，而是階級統治的工具，是統治階級鎮壓被統治階級的暴力機器。資產階級國家盡管有其“民主”的華麗包裝，但仍然是維護自身統治、鎮壓無產階級反抗的暴力機器。　　

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　　

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說：“現代國家政權不過是管理整個資產階級的共同事務的委員會罷了。”(《馬恩選集》第1卷，第253頁)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說：“由于國家是從控制階級對立的需要中產生的，同時又是在這些階級的沖突中產生的，所以它照例是最強大的、在經濟上占統治地位的階級的國家，這個階級借助于國家而在政治上也成為占統治地位的階級，因而獲得了鎮壓和剝削被壓迫階級的新手段，因此，古代的國家首先是奴隸主用來鎮壓奴隸的國家，封建國家是貴族用來鎮壓農奴和附屬奴的機關，現代的代議制的國家是資本剝削雇傭工人的工具”(《馬恩選集》第4卷，第168頁)　　

毛澤東說：“軍隊、警察、法庭等項國家機器，是階級壓迫的工具。對于敵對的階級，它是壓迫的工具，它是暴力，并不是什么仁慈的東西。”（《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476頁）　　

在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上，任何一個處在壓迫、剝削地位的治階級，由于自身的階級本性，注定不會自動退出統治舞臺，拱手讓出政權。相反，它們要憑借手中國家機器，軍隊、警察和法庭，瘋狂鎮壓被統治的階級反抗。這注定無產階級的翻身解放不能不經過暴力革命。這是歷史的真實。　　

李銳說什么，改革開放以來去過三次美國，就把美國認識清楚了。試問：人像不是不是也“調查了一下”，美國的資產階級“手里是不是空的拿”？“拿的是什么”？誰人不知，那不光是“刀”，而是“高科技的全幅武裝”。據張召忠教授披露：2009年，盡管美國雖然深陷經濟危機的嚴重困境，國家財政赤字高達1.42萬億美元，是2008財年的3.1倍，赤字率也從2008財年的3.2%猛增至10.0%，創下二戰后最高水平，美國聯邦政府的債務增至6.71萬億.然而，美國軍費預算，竟高達7千億元，在全世界軍費1.4萬億總數中，美國占65%；比02美國軍費預算的3千億，增加了80%。美國資產階級不顧自身債臺高筑，手里抓這么大的軍事機器究竟是干什么的呢？難道不是對內維護自身的階級統治，對外實行帝國主義的擴張嗎？難道不是雄辯地證實美國這個“民主國家”早已十足地軍國主義化了階級統治的暴力機器嗎？　　

因之，無產階級要擺脫壓迫、剝削，求得自身解放，打碎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乃天經地義!　　

與此相反，李銳鼓吹改良主義，也是同他的國家觀分不開的。他一方面詛罵我們的人民民主專政國家是“封建專制”、“暴力統治”，“個人獨裁”；一方面卻無恥美化美英資本主義國家是民主的天堂，“人民領導總統”，兩黨輪流執政，“西方國家的憲政，由全民監督政府的制度，已成了社會習慣，因此張三、李四都可以當總統，出現不了強人政治，也不需要語錄當家，輿論一律；政黨可以輪流執政，互相指責，分歧通過議會解決。”（第12頁）這樣的好端端的國家，當然只須一點一滴的改良，“錦上添花”就行。如果通過“暴力革命”，把它打碎，那還了得!　　

總之，馬克思主義同改良主義是根本對立的。這就是要不要“消滅私有制”，以適應生產力的社會性發展要求，要不要砸碎無產階級身上的“鎖鏈”(剩余價值的剝削、政治壓迫)，使無產階級得以“翻身解放”，要不要打打碎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使無產階級“上升成為統治階級”。　　

當然，馬克思主義并不一概拒絕任何“改良”。問題只是取決于時間、地點和條件。如同一切事物的發展都有一個從量變到質變的發展過程一樣，資本主義社會也有一個從量變到質變的發展過程。當著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尚處在量變的、上升的發展階段時，社會的進步只能“靠改良”；相反，當著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已經從量變的積累到須要質變之時，無產階級就只能用暴力砸碎資本主義國家，“舍此不能完成社會的飛躍”。　　

中國漢代，那個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朮”的董仲舒，叫喊“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變，道亦不變。”說的是封建社會的“天不變，道亦不變。”李銳此時祭起改良主義的旗幡，則是鼓吹資本主義的“天不能變，道亦不能變”! 　　

四、改良主義者“是工人階級的最兇惡的敵人，披著著羊皮的狼”　　

改良主義原是工人運動中以不觸動資本主義制度基礎的點滴社會改良，來代替無產階級革命的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思潮。它機會主義的表現形式之一。早在19世紀中葉，伯恩施坦就公開打出過改良主義的旗幡。　　

歷史在驚人的相似。　　

這里回顧一下19世紀70后代馬克思和恩格斯伯恩施坦等“蘇黎三人團”改良主義的尖銳斗爭，是很有意義的。　　

1878年10月德國議會通過反社會主義非常法令，在實施的十二年期間，大約有1300種社會主義出版物被禁止，332個工人組織被解散，900人被放逐，1500人被判處監禁和勞役。在這種資本主義國家機器的白色恐怖下，德國的無產階級革命處于低潮，黨內形成伯恩施坦等“蘇黎世三人團”，公開打出改良主義的旗幡。他們鼓吹和平“長入社會主義”，宣揚合法的議會道路，反對暴力革命，反對打碎舊的國家機器，反對無產階級專政。說什么：正是在現在，“黨表明它不打算走暴力流血的革命道路，而決定……走合法的改良的道路。”而李卜克內西和倍倍爾等黨的核心搖擺不定，李卜克內西也公開宣布：德國社會民主黨是主張改良的黨。　　

馬克思、恩格斯為此深感氣憤，寫了《給奧·倍倍爾等人的通告信》，尖銳批判了“三人團”改良主義，幫助德國的社會民主黨回到馬克思主義的正道。　　

馬克思、恩格斯指出：蘇黎世三人團雖然表面上贊成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但他們認為這是遙不可及的事情。“現在不是采取堅決的政治上的反對立場，而是全面地和解；不是對政府和資產階級作斗爭，而是企圖爭取他們，說服他們；不是猛烈地反抗從上面來的迫害，而是逆來順受，并且承認懲罰是罪有應得。一切歷史地必然發生的沖突都被解釋為誤會。”“資本主義制度的滅亡對后者來說也是遙遠將來的事情，對當前政治實踐是絕對沒有意義的；因此可以盡情地和解、妥協和大談其愽愛。社會民主黨不應當是工人黨，它不應當招致資產階級和其他人的怨悢……。它最好是用全部力量和精力來實現這樣一些小資產階級的補補綴綴的改良”。馬克思和恩格斯還指出：這些改良會鞏固舊制度，使工人運動無可挽救地走上毀滅的道路。他們最后宣告：“至于我們，那么根據我們的全部經歷，擺在我們面前的只有一條路。將近四十年來，我們非常重視階級斗爭，認為它是歷史的直接動力，特別重視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階級斗爭，認為它是現代社會變革的巨大杠桿；所我們決不能和那些想把這個階級斗爭從我們的運動中勾銷的人們一道走。”他們還說：“黨怎么能夠再容忍這篇文章的作者留在自己的隊伍中，那就是說黨簡直是受了閹割，再沒有無產階級的銳氣了。”(《馬恩選集》第3卷，第372、374頁)　　

李銳鼓吹的改良主義，同伯恩斯坦等人機會主義，何其相似乃爾!　　

那么，李銳現今打出這種改良主義的旗幡究竟為哪樁？ 　　

這就是此人公然叫嚷的：“只有民主的人道的社會主義才能夠救中國”。恩格斯正在其“晚年”的《“英國工人階級的狀況”美國版附錄》中，痛斥鼓吹“民主的人道的社會主義”的人是“披著羊皮的狠。”他說：“現在也還有這樣一些人，他們從不偏不倚的‘高高在上的觀點’向工人鼓吹一種凌駕于工人階級的階級利益和階級斗爭之上、企圖兩個互相斗爭的階級的利益調和于更高的人道之中的社會主義，這些人如果不是還需要多多學習的新手，就是工人的最兇惡的敵人，披著羊皮的狠。”(《馬恩全集》第22卷，第297頁)　　

李銳當然“不是還需要多多學習的新手”，而是“工人的最兇惡的敵人，披著羊皮的狠。”　　

李銳這只“披著羊皮的狠”打出改良主義的旗幡意欲何為？想守護什么？要吃掉哪個？　　

意在用改良主義對抗和取代馬克思主義!　　

想守護住資本主義的“天不變，道亦不變”!　　

要吃掉毛澤東領導下，幾千萬革命先烈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中國社會主義!　　

這就是李銳夢寐以求的“憲政大開張”!這就是所謂的“李銳新政”!　　

早在1957年3月20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曾經尖銳指出：“對于我們的國家抱著敵對情緒的知識分子，是極少數。這種人不喜歡我們這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他們留戀舊社會，一遇機會，他們就會興風作浪，想要推翻共產黨，恢復舊中國。”(《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265頁)李銳就是這樣一個一心“想要推翻共產黨，恢復舊中國”的“工人的最兇惡的敵人”!　　

我真不知，我們的黨為何同李銳這一個“想把這個階級斗爭從我們的運動中勾銷的人們一道走”？　　

我也不懂，我們“黨怎么能夠再容忍這篇文章的作者留在自己的隊伍中”？　　

我更不解，李銳這樣一個鐵心“想要推翻共產黨，恢復舊中國”的人，我們黨為何竟然連續幾次作為“特邀代表”，出席全國黨代表大會？“特邀”原因是他“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有功？　　

我也不懂，我們“黨怎么能夠再容忍這篇文章的作者留在自己的隊伍中”？　　

2010年6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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