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仰：死亡、國債與民主

    當人們說“文明的差異”，人們的確可以在不同文明之間找出很多相同或不同的地方。在我看來，對于死亡的看法，是不同文明本質性的差異之一。就一個文明來說，如果它沒有對死亡的認識和理解，幾乎不能算做文明，它就如動物一樣，死就死了，沒有解釋。每一個文明都會形成自己對于死亡的認識，它是這一文明的哲學根本，是這一文明的世界觀、人生觀的體現。一個文明對于死亡的理解，不僅僅只是一個單獨的哲學問題，它會涉及到這個文明的很多行為方式。
    各個文明的對于死亡看法，這里不做系統分析，只簡單比較一下西方文明與中國傳統。按照西方宗教理論，人死了以后，或者上天堂，或者下地獄，也就是說，徹底離開人世，到另一個地方去了。死了以后，就同現實世界沒關系了。西方還有一個很強大的宗教情結，叫做末日審判，意思是說，在世界末日到來之前，上帝和耶穌會審判每一個人，凡信仰上帝和耶穌并行善的，可以上天堂，其他都要下地獄受懲罰。西方宗教觀念下的死亡觀有一點很明確：死了以后，與現實世界再無關系，天堂或地獄，一錘定音。現實世界今后如何，哪怕毀滅，與死去的人無關。
    中國傳統的死亡觀從祖先崇拜最能體現。活著的人要祭祀祖先、尊敬祖先；同理，未來的后代也會尊敬、祭祀現在還活著的人。因此，中國人的死亡觀在過去、現在和未來之間，在冥界與現實之間，有一種割不斷的連接。它與印度的輪回還不同。西方的天堂、地獄，完全是想象，科學根本無法證實。輪回同樣是一個無法用理性證實的假說。比較而言，中國人的死亡觀最接近真實，甚至可以被科學佐證。因為，祖先的生物基因總是留給一代又一代的后代，如果說永恒，基因永續，可以看成是相對的永恒。遺傳基因的相對永恒，中國傳統有意無意地切中了要害。換句話說，中國人的祖先崇拜在被當今科學證實的基礎上非常正確地顯示：一個人的生與死，同現實世界都有真實的連接。它既不像西方宗教認為的那樣，死亡之后與現實毫無關系，也不像輪回那樣幾乎人格化地重復，而是在繼承與變化之中。因而我們可以說，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每個人都是過去的結果，也是未來的起點，對祖先負責，就是對后代負責，就是對自己負責。反過來也一樣。
    這兩種關于死亡的不同觀念，對于死亡之外的事物會有什么影響？舉個例子。國債這個東西很多人都知道。在西方國家，國債已經越來越多，而且難以看到被控制的趨勢。對于民主國家來說，國債不是總統個人的事情，而是每個人的事情。一個國家借錢越多，每個國民的欠債負擔就越重。而且，西方國家的國債還有一個趨勢，就是欠債已經超出了現在活著的人們的范圍，延伸到未來出生的人。以美國來說，就算現在的國債不再增加，多少年能還完，也不太好說。勢必有一些美國未來的嬰兒，一出生就背了債。更為明顯的是，美國前不久有人提議，要發行長期國債，這一長期的年限，將達到50-100年。很顯然，一旦此種長期國債發行，享受的是當今活著的美國人，還債的是未來的美國人。當然，在這里討論這個問題，我已經排除了西方過去經常使用的手段，即搶劫他人。我們假設，西方已經變得文明一點了，不再用武力搶劫他人了。
    與中國人不主張借款相比較，兩者的區別很明顯。中國在毛澤東時代曾經做到既無內債、又無外債。等于是說，當今活著的人，不會給后代造成壓力。于是，我們回到前面說的不同文明的死亡觀，再來看。西方文明由于人死了之后與現實世界再無關系，因此，現在的人借了錢，活著的時候大把消費了，死了以后，關我何事？讓后代去還唄，反正與我無關。18世紀時，法國有位國王路易十五說過一句非常著名的話：“在我死后，哪管它洪水滔天”，就是這一死亡觀的集中體現，因為他死后去天堂了，還管人世間干嘛？這是中國古代皇帝不敢說的話，因為，中國古代的皇帝要考慮后代的江山。西方人把債務留給后代，在中國古代文化中，也有類似的觀念，即“父債子還”。但中國人“父債子還”的觀念，與西方人把債務毫無商量地扔給后代是不同的。首先，中國“父債子還”的觀念與孝道有一定關聯，后代為前輩還債，某種程度上也是盡孝，而非被迫。其次，中國古代的“父債子還”一般也就在二代之間，不會跨越三代。第三，中國人的“父債子還”還有一個條件，即：兒子如果繼承了父親的遺產，那么就要承擔父親的債務，否則，“父債子還”也可以不發生作用。換句話說，既然有繼承，它與債務之間就有孰大孰小的關系，如果父親的債務大于遺產，兒子也沒什么可以繼承。換一個角度看，正是由于有“父債子還”的觀念，加上祖先崇拜連接祖先與后代，中國古人一般不主張借錢欠債，這也使得“父債子還”只是少數現象。
    對于西方民主國家來說，國債也有繼承和承擔的關系。即：如果把整個國家的山川湖海都視為國家財產，那么，這個國家的后代人一般來說都是自動繼承了這筆財產，除非某些人放棄國籍。因此，“父債子還”在這里也變成既繼承遺產、又承擔債務的關系。但這只是一個類比，很難有實際操作性。因為，在普通百姓的“父債子還”中，繼承的財產是可以變賣以支付債務的，但是，在民主國家的“父債子還”中，基本上不可能“變賣”國家財產，否則，那是非常嚴重的“割讓”，是傷害主權。當然，最近希臘債務危機嚴重，也有賣海島的舉動，但這個舉動的可推廣性不強，如果它可以普遍推廣，一個國家的不動產都賣光，國家就不存在了。雖然現在也有“國家破產”一說，但“國家破產”更多是指賴賬、違約，而非國家像公司一樣把家底賣光，從此解散。
    因此，由于東西方死亡觀念在死亡與現實世界、前輩與后代關系上的認識不同，西方人不太在乎把債務留給后代，某種程度上也是每個人自私的體現。這種現象在中國古代文化中很少出現，或者說是中國傳統盡力避免的。作為一個普通人來說，中國的父母總想給孩子留下點真正的財富，而非債務。中國人把家放大為國，道理也一樣。西方國家把負債留給后代的做法使得國債越來越龐大，現代人為了自己的排場，根本不管后代的死活。最近有些西方國家要削減開支，也就是要減少負債，減輕后代的壓力，結果，現在活著的、正在享受的人紛紛上街游行抗議。
    這里就要說到民主問題。西方國家活著的人們反對政府削減開支、上街抗議，是他們的民主權利。然而，這里有一個嚴重的問題：所有的民主，都是活著的人、甚至是活著的人中一部分人的權利，（低于18歲的、某些犯人沒有），但是，這些活著的人的民主，他們所要求的結果，居然是讓后代承擔負債。如果讓后代也參與投票，后代會答應嗎？所以，建立在自私自利基礎上的民主，我稱之為“小人民主”，它經常會傷害別人的利益。在這個例子中，它甚至不惜傷害自己后代的利益。選票政治大多以向選民承諾而換得選票，后代的選票不會在今天發揮作用，但今天的選票民主卻在決定后代的命運，這種民主非常怪異。從一個民族和國家的歷史整體來看，我實在看不出這種民主有什么好，說它是短視的，一點沒錯。要糾正它的短視，糾正它不惜傷害后代的缺陷，靠個別人的覺悟是沒用的，只有像中國傳統文化那樣，通過孝道、通過祖先崇拜，讓每一個活著的人，都自覺地把自己變成過去和未來的一部分。這才是一個民族和國家的整體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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