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世清：四論中國主流經濟學誤導了中國改革
——評中國主流經濟學主導下的教育產業化政策
我不知道中國“主流經濟學家”頭腦里裝的是哪一種型號的CPU，反正他們的頭腦與眾不同，他們思考問題的角度、得出的結論與老百姓的常識格格不入。
什么是教育產業化政策？
教育產業化政策就是在把教育推向市場、把教育由原來的公共品轉變為私人品的同時，通過各種干部人事制度、人才評價體系強制推行學習學歷化、學術學歷化、學術學制化、人才學制化、知識課程化、文化文憑化、智力貨幣化的學歷產業化、學位產業化政策。智力貨幣化是社會貨幣化的典型和極端表現，教育產業化是GDP增長方式的組成部分，而GDP增長方式的理論基礎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主流經濟學的基礎理論價格經濟學、市場原教旨主義、新自由主義、比較優勢理論；從理論基礎、理論指導、制度設計到實際操作，我國目前的教育產業化政策都是中國主流經濟學主導下的“杰作”。
教育產業化政策通過學術行政化、學習行政化來形成和極力延長教育產業鏈、對中國人民的智力資源進行高度壟斷經營，這種教育產業鏈和壟斷經營在使政府利潤最大化、GDP規模最大化的同時，在全社會形成實際能力不如虛假學歷的扭曲的價值導向，這種價值導向徹底扼殺了中國人民的獨立創新精神和獨立創造能力，剝奪了中國人民的自由發展權、弱勢群體的發展權，同時為官學勾結、商學勾結搭建平臺、開方便之門；通過官學勾結、商學勾結使地方和部門的公款、老板和管理人員的私款轉變為教育管理部門某些人的灰色收入。學帽產業化和官帽產業化相輔相成，為干部人事制度的制度腐敗披上合法的外衣，破壞了公平競爭并促成逆向淘汰的機制，使教育水平與國民素質大大降低，是對學術傳統、科學精神的異化。按照產業化、程序化、流水線培養出來的只能是有學歷無學術、有英語無思想、有數學無哲學、有學銜無學力的呆頭呆腦、只知照搬照套西方教科書的書呆子。我國推行教育產業化、學位產業化政策造成的直接經濟后果，是通過上述智力貨幣化政策從中國人民身上賺到的可憐的血汗錢，全部加起來還不到中國每年僅僅進口芯片一項所花美元的零頭。實踐證明：中國主流經濟學通過教育產業化、學位產業化政策推行的智力貨幣化政策即使僅僅從產業的角度，無論是按照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生產目的的標準，還是按照新自由主義的價格經濟學、利潤最大化的標準，都是失敗的，只有對于GDP經濟學是成功的。全世界所有發達國家、包括最講產業化的資本主義國家都沒有像目前中國這樣把教育產業化推向極致，即使以國際通行體制為標準，可以說中國主流經濟學主導推行的教育產業化政策也是對國際慣例的背離、社會文明的反動和對改革正確方向的倒行逆施。
中國主流經濟學通過教育產業化、學位產業化政策推行的智力貨幣化政策與建立國民創新體系的要求在本質上是對立的。建立國民創新體系是市場核心機制的轉換——教育產業化以價格為市場的核心機制，國民創新體系以價值為市場的核心機制。這就是為什么在中國推行教育產業化政策以來不再提建立國民創新體系口號的深層原因。要建立創新型的學術體制與教育體制，就必須走出體制看體制，以整個社會政治經濟體制為參照，考察學術與教育體制。如果說，改革開放以前僵化—異化的學術體制與教育體制源于僵化—異化的計劃體制，那么目前僵化—異化的學術體制與教育體制則源于僵化—異化的價格機制——教育、學術也要向錢看的教育“產業化”、學術“產業化”政策導向與市場體制。目前這種教育“產業化”、學術“產業化”的社會后果，是文憑泡沫化、論文泡沫化，文憑泡沫化、論文泡沫化的結果是學習學歷化、知識工具化、文憑空心化、人才庸俗化，是劣幣驅逐良幣、國民創新能力下降，教育科研教益遞減。實踐已經充分證明，目前這種教育、學術“產業化”遵循的是邊際效率遞增、邊際效益遞減的規律。教育、學術成為GDP數據增長源、教師收入大幅提高的同時，是教授成叫獸，老師成老板；“大師”靠自封，“大家”靠評獎。教育產業化、學術產業化的政策導向與教育學術界的行為方式根源于以價格機制為核心機制的市場理論與市場體制。這說明以價格機制為核心機制的市場經濟同知識經濟、同國民創新體系不兼容；建立國民創新體系要求以價值機制取代價格機制成為市場經濟——知識市場經濟的核心機制，并在此基礎上重建社會價值體系、重新定位所謂的教育、學術“產業化”。只有以價值機制為核心，避免“一切向錢看”，才能真正形成主體性的教育學術體制，使主體性的教育學術體制和主體性的經濟發展模式接軌，使學術教育領域的“哥白尼革命”與經濟領域的“哥白尼革命”吻合。
要建立國民創新體系就必須從根本上改變目前的教育產業化、學位產業化政策。如果說，國民創新體系的源頭是原創思想，那么原創思想的源頭是創新型的教育體制、學術體制與智力開發體制。原創思想重要，但原創思想中最重要的，是原創基礎理論。原創基礎理論是原創思想的母體；只有原創基礎理論，才會使原創思想源源不斷，信守拈來。要產生原創基礎理論，就要建立創新型的教育體制、學術體制與智力開發體制，而不是現有的教育產業化政策，或對教育產業化政策作局部的修補。要在教育、學術與智力開發界進行康德式的“哥白尼革命”——使教育、學術與智力開發的主客體中心地位轉移。要用主體性的“六經注我”式創新型教育代替客體性的產業化、程序化的“我注六經”式教育，用主動型、能力型、智慧型、互動型、素質型、綜合型、創新型、創業型教育代替被動型、應試型、知識型、單向型、要素型、偏科型、繼承型、就業型教育。0乘以一百個0還是0；把最先進的知識復制一萬遍，也不會增加任何新知識，學習型人才無論如何也不等于創造型人才；通過教育產業化的大學擴招使學習型人才成倍增加也并不必然帶來創造型人才的同比增長。培養創造型人才只能根本改變目前的為教育產業化政策服務的信息型智力開發模式，重建創新型智力開發平臺。
目前全國性的形式主義的外語考試制度也是教育產業化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全國性的形式主義的外語考試制度可以形成巨大的產業鏈，可以為教育GDP提供可觀的數據源。但，由于外語的非母語性質，外語學習所要求的思維方式同創造力所要求的思維方式之間的不兼容性，使目前的全民“外語熱”極大程度地壓抑了中國人民的創造力，造成大量的創造性人才被埋沒，是中國思想家斷層的根源之一。語言只是一種思維形式與工具；就創造力本身而言，漢語足以供國人進行任何專業、任何領域、任何層次的創造性思維。學習外語的目的，主要不在創造力層面，而在信息層面——溝通與交流層面。而現代信息工具與手段，已經可以輕易地代替屬于信息層面的外語功能。全民強制學習那些對于大多數人也許一輩子都用不到、用不好的外語雖然創造了可觀的GDP，然而造成了國人巨大的智力資源、特別是創造力資源的浪費。目前全國性形式主義的外語考試制度及與之相關的人事制度同建設國民創新體系的要求格格不入，必須盡快予以廢止；并舉一反三根本改變目前為教育產業化政策服務的干部人事制度中虛假學歷優于實際能力、形式文憑高于實際水平的重信息輕知識、重信息性知識輕創新性成果的信息型智力開發體制，代之以創新型智力開發體制，才能解放中國人民壓抑已久的創造力，使大師級人才輩出。
教育產業化政策衍生出公費買文憑升官的行政化的教育體制與公款買書號版面學歷評職稱的行政化的學術體制，是學術腐敗的根源之一。教育產業化政策衍生出來的學術行政化、教育行政化使國內難以出現重大突破性的原創成果?！皞慰茖W”這個概念本身可以成立，但絕大多數的偽科學都是現有的體制造成的，或者說是被體制逼出來的。教育產業化政策使學術評價機制充滿貓膩，充斥著仕而優“文憑”、版面費“論文”、書號費“專著”、潛規則“評獎”、行政化“職稱”、炒作性“頭銜”，形成重形式輕內容、重手段輕目標、重過程輕結果、重信息輕知識、重繼承輕發展、重按部就班輕超常規發展、重范式內發展輕范式外突破、重注釋式成果輕原創性成果、重體制內成果輕體制外成果、用行政評價代替學術評價、用身份貴賤折算身價貴賤、用頭銜大小換算權威大小、用知名度高低變現“著名”度高低、貢獻索取不對稱、投入產出不對稱的異化的學術評價體制與異化的人才體制。當體制內人才評價體系的誠信度墮落到只有外語統考成績才是衡量一個人是否“真人才”的唯一可信的公認的標準、只有達到英美小學水平的一口流利的英語才能使人相信他的確是一個真正的人才時，宣告了體制內創新體系的徹底破產。要有效開發中國人民的創造力資源，需要對中國人的創造力資源開發作正確導向。對中國人創造力開發的正確的政策、制度、體制導向典型體現了政府宏觀調控對“先進的生產力”——再生生產力的關鍵作用。這就必須從根本上改變目前的教育產業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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