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擔憂誰會成“漢獻帝”？
1957年9月，毛主席來到武漢，住在東湖甲舍。一天他與時任湖北省委秘書長的梅白談起領導干部子女的教育問題時，問梅白：“你記得曹操評價漢獻帝的話嗎？”梅白答道：記得。有這樣兩句：“生于深宮之中，長于婦人之手。”毛澤東稱贊說：不錯，你讀書不少。現在有些高級干部子女也是“漢獻帝”，生于深宮之中，長于婦人之手，嬌生慣養，吃不得苦，是溫室里的花朵，有些是“阿斗”呀。中央、省級機關的托兒所、幼稚園、部隊的八一小學，孩子們相互之間比坐的是什么汽車來的，爸爸干什么，看誰的官大。這樣不是從小培養一批貴族少爺嘛？這使得我很擔心啊！毛主席還說，現在有些高級干部對自己的子女要求不嚴格。根本問題是要自己帶頭，要嚴以律己。他問梅白，你的孩子要坐你的車嗎？梅白說，我不給坐。毛澤東又問，你是怎么辦的？梅白說，三個姑娘老實些，不敢上，兩個男孩子上來，我就把他們從車上推下去。毛主席說，這樣好，應當推廣你的經驗。并且指出，有的領導干部讓自己的子女跟著去北京、上海開會，這樣很不好。他特別指出，高級干部的子女不管好，總有一天要犯罪的。
毛主席的這種擔憂，不是空穴來風，更不是杞人憂天。高干子弟是一個特定的群體。他們不是黨的干部，不處于執政地位，但是由于所處的特定的高干家庭生活地位，即被賦予特定的作用。而這種作用，是一切非干部家庭的子女所不擁有的。干部子女教育得好，對社會和黨的形象產生積極的影響，反之則會起到十分消極的作用，給人民生活造成危害，損壞干部的形象和黨的地位。
毛主席很早就警覺到這個問題，并屢屢向全黨發出警告。他多次指出：“我們做官的有幾百萬，加上軍隊的有一千幾百萬，究竟有多少官也搞不清楚。干部子弟有幾千萬，近水樓臺容易做官，官做久了容易脫離實際，脫離群眾。人家勞動，做官的不勞動怎么行？我們與勞動者在一起，是有好處的，我們的感情會起變化，會影響幾千萬干部子弟。”
為了不使自己的子女成為“漢獻帝”，毛主席雖然十分疼愛自己的孩子，但他對孩子的要求，卻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完全可以用“苛刻”這兩個字來概括。
毛岸英，5歲離開毛主席，一別就是19年。他隨著母親楊開慧入獄，看見自己的母親犧牲。在上海的街頭，與弟弟岸青撿過破爛，討過飯，拉過板車，做過苦力，過著“三毛流浪記”一樣的生活。之后又遠走他鄉，去了蘇聯學習。在蘇聯期間，他勤奮學習，刻苦鉆研，掌握了俄、英、德三國外語，并任蘇聯紅軍坦克連指導員，參加過二戰大反攻。19年后父子重逢，毛澤東只允許他在自己身邊吃了兩天飯，之后就把兒子趕到食堂去吃大灶。不久，毛澤東又把岸英介紹給延安著名的勞動模范吳滿有，讓他到吳家學種地，上“勞動大學”。幾個月與陜北鄉親們同吃同睡同勞動。解放初期，毛主席不同意安排毛岸英進政務院，而是讓他直接去北京機器總廠擔任黨委副書記。這個所謂的黨委副書記，可不是我們今日看到的那些國企老爺們。他在車間給機器澆冷卻油，幫鑄工抬砂箱、裝砂子，粗活重活，他都搶著干。工人們只知道這位身穿軍裝、腰扎大皮帶的“進城干部”姓毛，沒有人知道他是最高領袖的兒子。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后，毛主席送他去朝鮮參戰。面對許多同志的勸阻，他回絕道：“誰叫他是毛澤東的兒子，他不去誰還去！” 1950年11月25日，毛岸英不幸犧牲在朝鮮戰場。毛主席得知此噩耗時，只說了一句話：“誰叫他是我毛澤東的兒子！”
李敏和李訥，是毛主席的兩個愛女，他同樣給予二人一絲一毫的溺愛，總是讓她們在各種艱苦的環境中鍛煉，過普通人的生活，從不允許搞特殊化。1960年，正是國家經濟最困難的時候，毛主席的女兒李訥很少回家。一次衛士尹荊山去看望李訥，小尹看李訥臉色不好，便關切地問是否病了？李納不好意思地小聲說：“尹叔叔、我確實很餓……”衛士長聽了小尹的匯報后，心中很難過，他搞了一包餅干送給李訥。李訥怕讓別人看見，匆匆填了兩塊在嘴里，把其余的包好，準備慢慢享用。衛士長看著不忍，說：“吃吧，我還給你送。”毛澤東知道后，又聲色俱厲：“三令五申，為什么還要搞特殊化？”“別的家長也給孩子送東西……”衛士長小聲解釋。“別人可以送，我的孩子一塊餅干也不許送！”毛澤東拍著桌子，大聲說道：“誰叫她是毛澤東的女兒！”1969年知識分子下放，李敏與普通年輕人一樣，接受上山下鄉再教育，只是接受教育的地點似乎比常人更加殘酷，毛主席特別挑選了內蒙古阿拉善左旗，作為李敏受教育的地方，在那里與農民們“同吃同住同勞動”。1970年，毛主席將李訥打發到設在江西井岡山下的中央辦公廳“五七干校”勞動。李訥在這里干了3年農活，包括挑糞、養豬、種菜等眾所周知的勞動。身為毛主席的女兒，用李訥的話說，“艱苦奮斗是我們的本色。”李敏也曾經說到：“毛澤東的兒女們都過著平民百姓的生活，他們沒有特權。”事實上現在的李訥，就是一個靠著一份退休工資生活的普普通通的人。
毛主席就是這樣對待和要求自己子女的。難怪人民會如此熱烈地歌頌毛主席，如此長久地懷念毛主席！僅憑這一點，毛主席的品行就足以感天動地，鬼哭神泣！
毛主席逝世后，他的擔憂不幸成為殘酷的社會現實。
上個世紀80年代初期，中國進入了如火如荼的改革開放年代。原中共上海市委思想工作小組副組長陳其五之子陳小蒙、胡曉陽和時任上海市委第二書記胡立教之子胡曉陽等紈绔子弟，倚仗著父親是老革命，又是在位的高級領導干部，他們拉大旗作虎皮，把自己凌駕于法律之上，目無法紀，目中無人，行為放蕩，生活糜爛。他們經常聚到一起，花天酒地，利用在鬧市區深幽處的住所，以組織舞會為名，將一個個稍有點姿色的女人連哄帶騙，拉到住所，上演了一出出極為無恥的現代春宮圖，一個個年輕婦女被他們摧殘，其中，有位女青年竟被這伙公子哥兒們殘無人道地輪奸了。多行不義必自斃。高干子弟如此的有恃無恐，令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怒不可遏，大筆一繪：“罪大惡極，不殺不足以平民憤。”1986年1月17日，鄧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就這樣說：“高級干部及其子女絕大多數是好的。但是現在確有個別干部子弟泄露經濟情報，卷入了情報網，出賣消息，出賣文件。越是高級干部子弟，越是高級干部，越是名人，他們的違法事件越要抓緊查處，因為這些人影響大，犯罪危害大。抓住典型，處理了，效果也大，表明我們下決心克服一切阻力抓法制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那些小蘿卜頭漏掉一點關系不大，當然不是說就可以放松。我看，真正抓緊大有希望，不抓緊就沒有希望。高級干部在對待家屬、子女違法犯罪的問題上必須有堅決、明確、毫不含糊的態度，堅決支持查辦部門。不管牽涉到誰，都要按照黨紀、國法查處。要真正抓緊實干，不能手軟。”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漢獻帝”現象，并沒有得到有效遏止，反而越發嚴重。我們且不說有多少高官子弟利用家庭背景權力下的非法所得和合法下的非法所得率先走進富豪行列，也不說有多少官員子弟以“符合程序”的名義走向官場，更不說什么“量身定制”的“蘿卜招聘”，僅以時下屢屢曝出“官二代”的驕橫跋扈來說，就已經發展到了令人無法容忍的地步！“我爸是李剛”，就是“官二代”現象的充分演繹；“藥家鑫殺人案”，更是將“官二代”語境發揮到了極致。這樣的“官二代”，難道不是典型的“漢獻帝”嗎？
“漢獻帝”之屢屢出現，是一個相當危險的信號，正在成為這個社會快速走向它的反面的助推器。這難道還不能引起人們的反思、反省和警惕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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