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世清：中國主流經濟學批判（12）
——評林毅夫“比較優勢論”
林毅夫認為，“當一個國家勞動資源相對豐裕”，該國的比較優勢就在于勞動密集型產業。如果這個國家遵循比較優勢“發展勞動密集型為主的產業”，其產品相對來說成本就比較低，可以作為資本積累的剩余量也就較大；“遵循比較優勢發展戰略并不會導致中國永遠落后”， 相反會使我國資本快速積累。隨著資源稟賦的變動，可以不斷從國外引進現成而較先進的技術來達到技術和產業結構的升級。林毅夫教授“比較優勢論”是我國要教育產業化政策不要國民創新體系的理論基礎。
要素稟賦不是靜態的純客體的，而是動態的、主客體共同決定的。在知識經濟時代，要素稟賦、先天優勢能否轉變為比較優勢與后發優勢，取決于人的主體性的發揮程度。
先天優勢轉變為比較優勢要靠提升要素稟賦。提升要素稟賦使先天優勢轉變為比較優勢是人的主體性發揮的微觀體現。
一個國家的資源是一個系統；在這個系統中，各個要素不是分離的，它們之間的關系不是并列的。低層次的要素固然是高層次的要素的基礎，但低層次要素的質和量由高層次要素的質和量決定。一個國家的制度和組織程度、國民素質，可以決定低層次資源的開發和使用程度。這就是為什么總體上資本密集型國家會出口勞動密集型產品，而總體上勞動密集型國家，會出口資本密集型產品的根本原因。資源稟賦是劣勢還是優勢，不僅著眼于某個資源本身，而且要著眼于整個社會發展水平；是資本密集還是勞動密集，不是著眼于單個產品，還要著眼于社會組織化程度。國際貿易的基礎固然是優勢互補，但作為互補的優勢不是靜態的而是動態的；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制約的。在資源稟賦觀與國際貿易觀上可以看出西方經濟學線性思維方式的局限性。
要素稟賦、比較優勢不是靜態的純客體的，而是動態的、主客體共同決定的。在這里，隨著社會的發展，主體性的地位越來越高、作用越來越大。在知識經濟時代，要素稟賦和比較優勢將由主體來定義與定位。因此，離開經濟發展的歷史背景和人的主體性發展的不同階段，靜態地、消極地看待要素稟賦與比較優勢，實際阻斷了象我國這樣目前來看資源貧乏國家、特別是貧窮國家的發展道路，使之消極地淪為“世界工廠”的地位，靠出賣廉價勞動力來糊口。所以，要把國際貿易、國際分工同建設我國國民創新體系結合起來。如果僅僅從工業經濟的眼光消極地、靜態地、純客體的角度去理解要素稟賦與比較優勢問題，只能使窮的越窮、富的越富，使富國與窮國的兩極分化現象更嚴重，使我國同發達國家的差距繼續拉大。
社會的發展，先天的比較優勢會越來越弱化，而后天比較優勢則會越來越強化。在知識經濟和經濟全球化時代，比較優勢取決于知識、制度與新科技產業中的核心技術。而恰恰是后者，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壟斷，“你方唱罷我登場”是規律性的普遍現象。西方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赫克歇爾、俄林、薩謬爾森等人的建立在“生產要素比例——生產要素密度原理”基礎上的比較優勢原理，只適合于工業經濟時期。在人類創業的不同歷史時期、不同的經濟增長方式中，同一個地方、同一種要素稟賦、同一種文化有不同的比較優勢，在國際經濟體系中也就有不同的地位。以牛頓力學為代表的近代科學的發展，可能要以西方“天人相分”為前提；而以相對論、量子為學為代表的現代自然科學的發展，則恰恰需要以中華民族“天人合一”的思維方式為框架。在工業經濟時代，也許東部平原地帶更適合車水馬龍；在生態創業時期，也許人們更需要西部山區的郁郁蔥蔥。我國勞動力密集的優勢并非只能通過出口產品價格低廉來體現；植樹造林、開發荒地也許更能產生生態生產力。“競爭力”這個時髦概念出現于自由競爭時期；然而就人類社會經濟發展的深層結構而言，“生產力”是個更重要的概念。以競爭力為核心，價格舉足輕重；以生產力為窠臼，人的數量與質量更根本。不同的范式、不同的增長方式，決定不同的比較優勢。在這里，是主體決定客體而非相反。
先天優勢轉變為后發優勢要靠模式轉軌。模式轉軌使先天優勢轉變為后發優勢是人的主體性發揮的宏觀展開。
在16、17世紀以前的一、二千年間，中華文明曾經作為人類當時最鼎盛的文明，中華文明都占有主導地位。只是到了近代，中國逐漸衰弱，人類文明才由資本主義高度發展的西方世界獨占鰲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應該成為比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更高級的經濟形態。經濟全球化時期，全球經濟是一個巨型系統，一個民族如果沒有主體性，或有主體性而不參與全球化，都不能使自己處于同全球經濟系統中其他要素的對稱關系中，從而實現能量、信息、物質的交流與再生。而中國改革開放中的主體性，使之在經濟全球化中，使自己處于同經濟全球化中其他要素的對稱關系中，在全球經濟重新洗牌中盡得天時、地利、人和之利，從而實現跳躍式且可持續發展。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應該自覺地順應歷史潮流，建立以主體為中心同客體統一、相對主體為中心同相對客體統一的經濟發展模式。以生產資料共有制為主導的經濟制度、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民主政治制度，應該成為建立以主體為中心同客體統一、相對主體為中心同相對客體統一的經濟發展模式的制度優勢；中華民族固有的集體觀念和協作精神優勢，應該成為建立以主體為中心同客體統一、相對主體為中心同相對客體統一的經濟發展模式的精神優勢。只有這樣，中華文明才會發揮自己的“先天優勢”和“后發優勢”，使自己重放光彩，成為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由盛而衰、又由衰而盛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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