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以言獲罪”
前段時候，一個姓袁的小子在講壇上辱罵中國歷史、辱罵開國領袖、罵被轟炸犧牲的先烈是“掛爐烤鴨”。再有過去我還蠻敬仰的茅于軾近日大放昏話，又是一通辱罵毛澤東。我倒沒有多少憤怒。君不見，三十年來非毛從開始還可以接受的批評其路線方針，發展到毛的存款通脹，詩詞剽竊，身高不夠，都可以肆意貶損，說明那些人已拿不出有事實、有歷史、有分析、有分量的東西了——還能忽悠出什么？
有人為袁、茅之類辯護，說那是個人探索、解讀，是個人觀點的真實表達，是真的就要允許；而對其抨擊、處罰就是搞“因言獲罪”等等。以觀點而言，只要是真實就可以隨意表達嗎？有網民學阿Q口吻回復說：袁某，我很真切地想和你妹子睡。話糙理不糙呀。就闡述事實而言， 茅老先生污辱毛澤東生活作風問題，有事實依據嗎？都不需要有！從基本的生活常識出發，我倒是很想送茅老先生一把偉哥，以其七十高齡，借偉哥之力，上菜似地送上女人，看他能玩出什么花樣！——罪過，我這話很不尊重女性。但人老了不自尊，也不顧學者應有的考證功夫，玩起七十歲挺身滿口潑糞，只能說明自己日子不多了。于是先過把癮再死。
這類事情后面的貓膩就是，一班精英所主張的言論自由、講真話，不許搞“因言獲罪”，還上升到普世規則，其實是忽悠大眾，處心積慮為自己減輕社會責任的把戲。且看：精英們的社會職業活動就是出書、寫文章、講授、發議論，你說是“言”還是“行”？都歸為“言”似乎也很有道理。于是乎，口說、發文章都可以編造事實、恣意辱罵，報刊、論壇上專選自幫人馬言論，不上對方觀點，鼓吹片面的政策主張，出了問題從不認錯檢討，等等。哪有半點公眾人物、公器報刊的求實、均衡、責任的擔當？反正都是“言”，也永遠都是“言”，因此都是允許的，永遠不能說有錯、有罪的，否則便是不普世。
還有，編輯報刊也是一種言論組織工作，自然也屬“言”的范圍，也是可以信馬由韁的。于是在1月上期的《文史參考》（人民日報主編）中，看到有關于毛澤東與張聞天關系的幾篇文章。讀起來，得出印象是，張聞天在黨內地位的下降是毛使了手段或毛對張的態度不對。我沒有這方面的史料，但總想：張可以是好人，但以張對中國革命、對黨和軍隊的貢獻，以其對黨和革命發展的理論和實踐能力，以其在黨和軍隊中的資歷、威望，是否黨的領袖非其莫屬？其地位的下降全然是毛的緣故？更古怪的是，在這幾篇文章后，出現了一篇《五四運動中，毛澤東的伯樂蓄意縱火》（金滿樓文），文章講了在五四火燒趙家樓的經過，并說是一個叫匡互生的人點火燒樓。整篇文章涉及毛澤東的僅有三行字：匡某在五四后畢業次年，任湖南一師教務主任，打破師范學校教員必須有大學文憑的限制，對小學教員的毛澤東破格錄用。于是就有標題“毛澤東的伯樂蓄意縱火”！——如此把毛澤東與“蓄意縱火者”株連，編輯技巧乎？寫作手法乎？影射文學乎？
關鍵在于治人者和治于人者在規則制定中的地位不同。治人者的社會職業往往是以“言”活動的，于是主張不得“以言獲罪”，相當于自己給自己授予“永不獲罪”免罪牌。而普通百姓對這類文人免責理論看得很清楚。我曾在一所大學的宿舍，聽到幾位學子討論文壇人和事。其中一位高人發表見解說：對文人的評價應當始終以其作品的文學價值來評價，除此之外不能亂扣帽子、批判。此話一出，多位學子正想表示贊同，卻有同宿舍一位來自農村的學生，懷疑并帶有木訥地說：好像不是吧！我叔叔是農村多面手，田地里農活樣樣都干得來，養豬、木工也拿得起放得下，農事的作品樣樣好，如果他在其他方面犯罪，你們說應該怎樣評價他？一時宿舍里無聲。
2011-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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